曾叱咤上海滩的三大亨如今后代境遇如何？两位家族已断后，另一家子孙遍布各地

1940年夏天的上海法租界，夜色刚降下来，霞飞路的霓虹灯一点点亮起，舞厅里依旧是纸醉金迷的热闹。就在离这片灯红酒绿不远的弄堂深处，一个枪声划破夜空，上海滩“青帮三大亨”之一的张啸林倒在自家门口，结束了自己六十一年的生命。

有意思的是，就在同一时期，远在香港的杜月笙，已经悄然脱下了昔日上海滩大亨的外衣，穿着一身普通长衫，和家人在窄小的客厅里商量子女的学业去向。再往前推几十年，年迈的黄金荣则已经从“黄老板”“黄督察”跌落谷底，晚年在上海扫大街，以微薄工钱维持残年的体面。

风云人物的命运跌宕起伏，往往被人津津乐道。可等尘埃落定，真正让人好奇的，反倒是另一个问题：这三位在旧上海叱咤风云的大亨，身后的香火究竟如何？是后代兴盛，还是子孙凋零？三人之间，结果截然不同。

有两家人丁断绝，只剩一门子孙繁衍，散落在海内外，这里面既有时代的巨变，也有个人选择的冷暖起伏。

一、乱世上海滩：三大亨如何登场

要说上海滩的故事，还得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那时的上海，不过是江苏沿海一隅的小县城，因为开埠通商，被划出各国租界，骤然成了列强云集、货轮穿梭的大都会。旧式乡绅、洋行买办、江湖帮会、军阀政客，统统在这里混成一锅粥。

在这种龙蛇混杂的环境里，出身往往不重要，谁能把握机会、结交到合适的人，谁就能出头。上海滩三大亨的出身，其实都不算显赫，甚至带着点悲苦的底色。

年纪最大的黄金荣，1868年出生在苏州一个贫困人家，父亲当过捕快，母亲出身农家。童年时得过天花，虽然捡回一条命，却留下满脸麻点，这让他从小就被人取笑。六岁那年，全家搬到上海，他从小当学徒干杂活，父亲早亡之后，更是尝遍人间冷暖。

生活无路，他便混迹街头，做过小流氓。转机出现在他二十出头的时候——法租界招募华人捕快。黄金荣身板结实，又熟悉地面情况，被选中进了巡捕房。对很多底层混混来说，能穿上制服，就是一层护身皮，地位立刻不同了。

黄金荣在巡捕房里逐渐上位，靠的不是规规矩矩办案，而是“自己人演戏自己破案”的那一套。他带着旧时伙伴搞些“案子”，再配合破获，立功加薪，很快就成了法租界里地位最高的华人督察。这样一来，黑白两道都要给他几分面子。

与此同时，另两位后来名震上海的角色，这时还是江湖小人物。

杜月笙1888年生于江苏川沙，一个普通家庭，幼年连亲娘都没记住几面，四岁丧母，六岁丧父，靠外祖家勉强拉扯长大。因为偷舅舅的钱去赌博被赶出家门，十四岁一人从川沙跑到上海闯荡，先做药店学徒，再在码头、杂货铺间辗转。说句实在话，这种出身，在当时的上海滩街头满地都是。

张啸林比杜月笙年长十余岁，同样是小混混出身，靠给青帮里的人跑腿打杂挣口饭。他虽不显山不露水，却善于揣摩人心，算计细致，是典型的“细作”型人物。

三个人原本不过是租界边缘的小角色，真正把他们捆在一起的，是青帮，是租界权力，也是女人。

二、色、权与利：三大亨的起落拐点

黄金荣之所以能在上海滩站稳脚跟，除了有巡捕房这层官面身份，更关键的是他拜入了青帮“大”字辈前辈张仁奎门下，成了“通”字辈弟子，又得到青帮女中豪杰林桂生的看重。

林桂生这一位，值得一提。她出身帮会世家，家里开妓院烟花场，耳濡目染之下，对江湖门道极其熟悉。后来自己也在上海经营妓院生意，聚拢起一大帮青帮兄弟。黄金荣正是娶了林桂生，既得了钱，又得了人脉，才有机会从“黄巡捕”变成坐拥黄公馆的大老板。

偏偏风云难测，改变他命运轨迹的，却是一个小妾。

露兰春，本是黄金荣门下歌伎的养女，年纪不过十几岁，长得清丽动人。她进黄公馆找养父，被五十多岁的黄金荣一眼看中，随后被纳为小妾。黄金荣迷恋不已，不但扶持她出场唱戏，还亲自站在楼上看她演出。

一场场演出下来，露兰春名气渐长，招惹了不少追逐的青年。其中一个偏偏来头不小——卢筱嘉，民国“四大公子”之一，其父卢永祥是皖系军阀中的大人物。卢筱嘉在戏台下送花送首饰，闹得台上台下皆知。

黄金荣怒火中烧，指使手下人痛打卢筱嘉，对方差点丢命。这一下，不是街头斗殴，而是碰上了军阀家的宝贝儿子。卢筱嘉回去一哭诉，卢永祥旧部、时任淞沪护军使的何丰林便出面，人手一到，竟直接把正在看戏的黄金荣抓走，关进地牢，还扬言要挖眼丢进黄浦江。

那时候，青帮再有势力，终究只是帮会，面对手握兵权的军阀，只能低头。黄金荣命悬一线，黄公馆一片慌乱。关键时刻，站出来想办法救人的，是他的结发妻子林桂生，而不是那位宠若珍宝的小妾。

林桂生把目光落在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年轻人身上——黄公馆打杂的小人物杜月笙。这个年轻人平日做事机灵、口风紧，让她觉得可信。她一句话：“小杜，想想办法，总要把你黄老板救回来吧。”就把杜月笙推到了新的起点。

杜月笙拉上自己的结义兄弟张啸林，四处托关系，先请出青帮前辈张镜湖出面，再通过亲戚、旧交打通军警系统，可惜层层受阻。在那种局面下，光靠人情已难奏效，最后，还是杜月笙提着三百万大洋，外加美女、礼品，孤身去见何丰林，才把黄金荣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自此以后，黄金荣对这个比自己小二十岁的晚辈极为看重，二人关系密切。再加上张啸林在中间周旋，三人干脆结拜，成为上海滩鼎鼎大名的“三大亨”。从军火、赌博，到鸦片、舞厅，只要能赚钱的行当，他们都有份，势力遍布租界内外。

看起来风光无两，但三人性格、眼界完全不同，埋下了日后天差地别的结局。

黄金荣年纪渐长，心思却越来越飘。露兰春成名后，不甘心做小妾，提出要“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否则就分道扬镳。黄金荣沉迷美色，下定决心与林桂生离婚，只给前妻一笔钱打发，转身娶了露兰春。

在江湖上，这种“忘恩负义”的做法极伤人心。林桂生这些年出钱出力，帮他打点各方关系，才有“黄老板”的位置。如今被扫地出门，周围帮会兄弟都看在眼里。黄金荣名声一落千丈，青帮内部对他的敬重迅速下降。

更加讽刺的是，婚后不过几年，露兰春便卷走他的资金，跟染料商薛家二公子私奔。到头来，两个老婆都没给他留下子嗣，只有一个养子寄托晚年希望，却又早早过世。剩下的产业交给儿媳管理，不想儿媳也卷款逃走。

杜月笙曾在私下里说过一句话：“黄老板是有本事，可惜没个收拾局面的心。”这话并非虚言。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城市秩序重建，旧势力逐步被清理。已经年逾八旬的黄金荣，为了糊口，在上海做清洁工作，1951年病逝，终身无子嗣延续香火，连自家门牌都保不住。

张啸林的走向又完全不同，他不是死在情场，而是倒在政治选择的路口。

三、抗战风云下：谁顺势，谁逆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步步进逼，中国局势急转直下。上海作为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和国际通商口岸，自然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三大亨在这一时期的态度，差别巨大，也直接决定了他们和后代的命运。

年近七十的黄金荣，在抗战前后其实已经逐渐淡出江湖。对日本人，他心里也有一杆秤，不愿公开为敌人卖命。除了力所能及地在经济上做些暗中支持，他更多是闭门避世。说到底，他更像是在保命，而不是主动承担什么大义。

杜月笙的选择要坚决得多。从“九一八”之后，他就频繁周旋于政界、军界人物之间，参与成立“上海抗日救国会”，捐资购买飞机、枪支，支援正面战场和地方部队。在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十九路军坚守三十五天，背后就有杜月笙筹措物资、安置伤员的身影。他利用自己在码头、帮会、人脉上的优势，组织“抗敌后援会”，从粮食、药品，到救护车辆，不断输送到前线。

在军政高层眼中，这个出身青帮的“大流氓”，逐渐被视作“有用之人”。有人送他一副对联：“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把他比作战国时的春申君。虽然带着溢美，却也说明，他已不再是单纯的“黑道大佬”，而是介入国家事务的地方力量。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日军最终占领上海，租界成为孤岛。日方对杜月笙极力拉拢，一方面看他势力庞大，另一方面也想借他的名声稳住民心。杜月笙很清楚，一旦公开投靠日本人，前面所有的“抗日”形象都会毁于一旦，自身也会陷入政治泥淖。他做了一个选择——全家迁往香港，暂避锋芒。

这一步，表面看是“躲”，实际上却是主动抽身，避免被侵略者绑在一条船上。从此以后，杜月笙虽然在香港仍然保留一些旧时人脉，却不再是上海滩那种“呼风唤雨”的大亨，而是更多把精力投向家庭和子女教育。

和他的退守相比，张啸林的路，却是朝着相反方向狂奔。

上海沦陷后，张啸林心思活络。他对蒋介石长期不给自己高位心怀怨怼，又嫉妒杜月笙名声在外、广受倚重，便把目光投向了日本方面。他很快投靠日伪势力，积极配合日军设立各种“维持治安”的组织，后来甚至组建“新亚和平促进会”这类亲日机构，负责为日军搜罗粮食、煤炭、棉花、药品等大量物资。

战时这些东西极其紧缺，中国军队得不到，就会减弱战斗力。杜月笙努力筹资筹物送往抗日阵线，张啸林却在另一边替侵略者“服务”，这两人的道路，可谓南辕北辙。不得不说，张啸林虽然精于算计，却只算到了眼前的权势和红利，没有意识到，时局一旦转向，他将无路可退。

到了1940年，面对他的种种行为，国民政府已经无法容忍。军统系统接到指令，秘密策划除掉他。最终，他们从身边下手，策反了张啸林的保镖林怀部。那年八月，上海一个寻常日子，林怀部在他家门口开枪，将这位昔日大亨就地击毙，结束其汉奸生涯。

张啸林死后，留下的产业庞大，却没有后继之人。他唯一的亲生儿子张法姚，从小享受荣华富贵，却无半点担当。只会挥霍，渐渐染上鸦片，沉迷烟枪。旧上海那种“吸食者众多”的氛围，本来就让人容易沉沦，他更是毫无自制。不久便因长期吸食鸦片，身体崩溃，死在一条弄堂里，身边连一个亲近的照看人都没有。

这种收场，说残酷也不为过。父亲在世时为一己私利不顾民族立场，死后独子堕落成瘾君子，钱散人亡，香火断绝，很难说不是命运的反噬。

四、子孙兴衰：谁绝后，谁满门迁徙

比较起来，黄金荣与张啸林，一位囿于情，一位迷于利，家门后来都不算顺遂。再看杜月笙，就会发现，同样是青帮出身，他在对待家庭和子女这件事上，确实有不同的考虑。

杜月笙成名之后，没有像许多旧时代的权贵那样沉溺酒色，整日泡在舞厅、赌场里。他喜欢穿一身深色长衫，显得规矩而内敛，见人握手客客气气，身边虽不缺红人相伴，可日常起居却保持一种近似旧式士绅的生活方式。在家里，他更强调规矩和长幼有序，和外面的“八面玲珑”截然不同。

他一共有八个儿子、三个女儿。表面看，这是旧时代典型的大户人家格局，但育儿方式却并非只靠家奴侍奉、任其胡闹。据当时熟悉的人回忆，杜月笙对儿女要求极严，特别重视受教育。他常说：“钱再多，总有花完的时候，会念书会做事才是自己带得走的。”这句话，在那个大亨满街走的年代，并不常见。

迁往香港之后，杜家昔日的权势优势荡然无存，很多关系也用不上了。环境逼着他们收敛锋芒。杜月笙把主要精力放在安排孩子上学、出国、学专业，以求谋一个长久立身之道，而不是继续靠“旧上海”的那一套过日子。

长女杜美如嫁给了一位飞行员。战后辗转海外，在异乡开餐馆，规规矩矩做生意，辛劳一生，晚年又回到上海安度余年。看似平凡，却难得安稳。

长子杜维藩、三子杜维屏、四子杜维新则多投身金融行业，在银行、证券等领域谋生。这一转变，从江湖到金融，说起来跨度挺大，但在当时的香港和海外华人社会，懂人情世故、会算账的人，很适合在金融业立足。

二子杜维垣学业成绩优异，后来进入联合国总部工作。这一点，多少带着一点时代的象征意义。父亲曾经是旧世界的江湖大佬，儿子却在新世界的国际组织里做事，两代人的轨迹，几乎走到了两个极端。

杜家十一个子女里，除了幼子杜维嵩在二十九岁时因病早逝外，其余大多生活稳定，没有沉迷赌博、鸦片，也没有再卷入那种刀头舔血的行当。有人说，这是因为他们从小就见过父亲周旋于黑白两道的艰难，知道那条路看似风光，其实处处是刀光剑影，自然而然远离。

要说三大亨后人的现状，大致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黄金荣无亲生子嗣，养子早亡，家业终归散尽；张啸林独子沉沦鸦片，死于弄堂，香火断绝；只有杜月笙一支，子孙分散在内地、香港以及海外，靠读书和正当职业立足，延续了家门。

这里面当然有时代潮流的影响。清末民初到抗战胜利，再到新中国成立，短短几十年，社会结构几乎被反复翻转。过去靠帮会、军阀、租界关系起家的路径，在新的政治格局之下失去意义。那些仍想抓住旧秩序不放的人，往往被时代抛下。

不过，观察三人的不同选择，还是能看出一点个人的担当与眼界差别。有人困在欲望里，家道难保；有人迷在权势中，一步走错，全盘皆输；也有人在乱世中勉强看清大势，懂得适时收手，以家庭为重。三条路，三种结局，对后人影响深远。

1951年，杜月笙病逝于香港，享年六十三岁。同一年，曾经的结拜兄长黄金荣在上海去世，相比之下，一个在外地、一门子孙多在海外与各地谋生活，一个在故土、孑然一身。张啸林早在1940年便被枪决，其后人也在烟雾里悄然消散。

三大亨的风云已成旧事，但他们留给后代的，不只是财富与名声，还有一个更冷静的现实：在激荡的大时代里，个人的选择，往往比出身更重，也比一时的权势更长久。子孙兴衰，也总绕不过这几步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