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宪法根基遭撼动！特朗普一纸命令，谁还能是美国人？

今天我们来说说“谁是美国人”。

依据常识，拥有美国国籍的人即为美国人。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开启第二届总统任期。

上任首日，他便签发行政命令，宣布不再承认无证移民在美国境内所生育的子女为美国公民。

特朗普在签署该命令时再次重申，只要在美国出生就可获得美国公民权的规则十分荒谬。

这一观点他在2018年便已提出，如今则将其付诸行动，此举意味着他要挑战美国已执行超过百年的属地主义原则，此事影响重大。

当日签发的15项行政命令中，该项命令引发的争议最为激烈。

这项名为《保护美国公民身份的意义和价值》的第14160号行政命令，实质是对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公民权条款的挑战，此事关系重大。

该宪法条文意思是，只要一个人在美国领土上出生，或是后续依法取得美国国籍，且受美国法律管辖，便自动成为美国以及其居住州的公民。

这项宪法修正案确立了广为人知的“出生公民权”，该权利已执行一百余年已然成为美国的招牌。

如今现任总统试图挑战此项规定，总统虽无权直接推翻宪法，但可对相关条款提出新的解释。

人们可以注意到，上述规定中包含一项“但书”：且受美国法律管辖。

特朗普的行政命令核心意图便是对这一条件进行重新诠释。

要明晰这一但书的由来，还原该修正案通过时的历史情境即可清楚。

第十四修正案于1868年通过，彼时正值南北战争结束后的重建时期。

美国政府当时面临一项重大争议，即内战前被奴役者及其后裔能否直接被认定为美国公民。

以当下的标准衡量，这一问题不存在争议，相关人群理应获得公民身份，但一个半世纪前的美国社会可没这么进步。

我们梳理相关历史细节，1865年5月9日，美国内战正式结束，同年12月18日，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正式生效，美国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废除奴隶制。

随之而来的新问题是，获得解放的非洲裔美国人能否直接成为美国公民。

南方各州对此持明确反对态度。

北方战胜南方之后，南方各州仍持强硬态度，核心原因是八年前最高法院作出的一项争议性判决，即斯科特案。

当时最高法院裁定，即便为自由身份的非洲裔居民，也无法自动成为美国宪法定义范畴内的美国公民。

此后南方各州以此为依据，颁布了一系列“黑法典”。

这类做法在表面上承认奴隶获得自由，实则剥夺了非洲裔群体的基本公民权，如此一来，内战的成果将形同虚设。

为此，国会决定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这便是第十四修正案诞生的背景。

第十四修正案规定凡在美国出生或归化并受美国法律管辖者，均为美国及其所居住州的公民。

该条款推翻了斯科特案的判例，使所有在美国出生的非洲裔美国人自动获得公民身份。

至此可以明确，第十四修正案创设的核心初衷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确立联邦政府对公民身份的最终定义权，防范南方各州随意剥夺非洲裔居民的合法权利。

这一过程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南方各州当时对此表示强烈反对，拒绝批准该修正案。

为此，北方激进派在国会通过重建法案，直接解散南方十个州的政府，实施军事管制与戒严，并明确只有批准该修正案，相关州方可重新加入联邦。

在这样的强制压力下，南方各州才陆续完成批准程序。

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式生效，靠的不是讲道理，而是铁腕镇压，这是内战中数十万人牺牲换来的权利保障，来之不易。

正因其来之不易，修正案的制定过程极为审慎，这也引出了“但书”条款的由来。

宪法修正案的起草人员在参议院听证环节，对条文细节作出详细解释并记录在案。

针对“受美国法律管辖”这一条件，起草人员明确划定了三项例外情形：第一，敌军侵略美国领土期间所生育的子女，此类人群不具备自动获得美国公民权的资格；第二，外国外交人员派驻美国期间所生育的子女，外交人员享有外交豁免权，不属于受美国法律管辖的范畴，因此其子女无法成为美国公民；第三，当时生活在印第安保留地、不受美国法律直接管理的印第安部落原住民。

起草人员在相关档案中着重强调，除上述三类人群外，其余所有群体均适用出生公民权。

需要补充的是，第三项针对印第安人的限制已于1924年彻底废除，当前该“但书”仅保留两项例外情形。

即便条文规定清晰明确，特朗普仍试图对其作出新的解读。

特朗普在行政命令中提出了全新的解释，其核心观点为，有两类人群不属于受美国法律管辖的范畴，因此这两类人群在美国所生育的子女，不受第十四修正案的公民权条款保障。

特朗普并未试图全面否定第十四修正案，此举难度极大，成功可能性微乎其微。

特朗普的核心目标是限制其认定的违规获取公民身份的群体，而他并非首位持有此类想法的美国政府领导人。

我们以合众国诉黄金德案为例进行说明。

该案发生于1895年，即甲午战争结束的同年。

黄金德出生于旧金山，其出生时间约为1871年，也就是第十四修正案通过约三年后。

他的父母均为大清国臣民，祖籍广东江门，二人移民至旧金山后生育了黄金德。

需要明确的是，黄金德的父母不属于非法移民，1875年《佩奇法案》出台前，美国尚未制定限制移民的相关法律，因此黄金德的父母虽非美国公民，却是合法居留的外国居民。

作为法治国家，美国保障其一家三口合法工作与生活的权利，数十年间并未出现相关争议。

黄金德在1890年有出入境记录，其曾返回大清国探亲，根据法庭档案记载，当年夏天他重新入境美国时未遭遇任何阻碍，彼时其美国公民身份并未受到质疑，相关争议直至1895年才出现。

同年8月，黄金德再次从大清国返回美国，此次美国海关以其不具备美国公民身份为由，拒绝其入境。

黄金德对此提出申辩，自己出生于旧金山唐人街，理应拥有美国公民身份。

相关官员给出的解释为，美国政府认定黄金德虽出生于美国境内，但其父母均为大清国臣民，属于修正案但书中所指的不受美国法律管辖的例外情形，因此判定其为大清国公民，而非美国公民，依据《排华法案》相关规定，其无权入境美国。

这一行为本质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而政治氛围的转变，与《排华法案》的推行密切相关。

《排华法案》是《佩奇法案》的升级版，提出者同为佩奇，此人连任五届众议员，是19世纪后期加州的重要政治人物。

其针对华裔移民推行限制政策，根源在于加州淘金热。

1848年1月24日，加州发现黄金的消息传播开来，此后数年间，三十万人涌入该地区寻求致富机会，其中包括远渡重洋的华裔移民，这类移民主要来自大清国的广东与福建两省。

初期，当地民众对移民持接纳态度，淘金热带来的经济繁荣，使移民成为重要的人力资源，而非社会负担。

加州人口在移民潮的推动下快速增长，并于1850年正式升格为州。

随着黄金资源逐渐枯竭，针对移民的敌对情绪开始蔓延，而华人彼时已成为加州规模最大的移民群体。

当地政府初期对华裔移民并无明显排斥态度，原因在于华裔移民多为健康的成年男性，不会过度占用医院、学校等公共资源，同时能够依法缴纳税费，对社区发展具有一定积极作用，黄金德一家便是华裔移民群体的典型代表。

随着当地民众认为华裔移民抢占就业岗位，针对华裔的排斥情绪逐步扩散，本土居民开始排挤这类“外来廉价劳动力”。

最终，民间的排华情绪推动《排华法案》出台，黄金德的个人遭遇，是当时华裔群体整体处境的缩影。

黄金德秉持典型的美国式维权理念，选择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他起诉美国政府，向联邦地区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以捍卫自身的美国公民身份。

三年后，法院作出判决，1898年3月28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2的票数裁定黄金德胜诉。

多数意见书中包含一段关键判决内容：任何在美国领土上出生，且不属于外交官或敌军相关人员、受美国法律拘束的人群，均为美国公民，即便其父母为外国公民，也不影响该权利的享有，此项权利不会因联邦国会颁布的法律而被剥夺。

这一判例具有深远影响，正式确立了美国国籍的属地主义原则。

此后一百余年里，只要在美国领土上出生，即可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无需考量父母的国籍归属。

该原则推动美国从“泛民族国家”向“理念型国家”转型，最终使其成为全球移民社会的典范。

如今特朗普试图挑战这一原则，其思想根源可从2004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找到答案。

该书名为《Who Are We? The Cha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通常将其译为《谁是美国人》。

作者为塞缪尔·亨廷顿，他在世纪之初便提出警示，指出美国的国家认同正面临两大危机：一是美国上层精英过度参与全球化进程，对国家的忠诚度逐渐弱化；二是拉美移民推动美国形成双语、双文化社会格局，将导致美国出现双重主流价值观。

亨廷顿在学界具有重要影响力，该书一经出版便引发广泛热议。

《纽约时报》当周的书评板块指出，书中相关理念将催生新的政治运动，这一预判与后续的特朗普主义形成呼应。

据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学生回忆，亨廷顿当时多次强调，边界、语言、文化是国家的三大支柱，这一理念与特朗普后续推行的政治主张高度契合。

亨廷顿于2008年逝世，彼时特朗普尚未展现出明确的政治理念倾向，二人并无公开往来记录。

但在亨廷顿逝世数年后，特朗普的政治行动清晰体现出对亨廷顿理念的践行。

政治学者米尔斯海默在2017年明确指出，特朗普主义本质是亨廷顿文化焦虑的政治化表达。

我们进一步分析亨廷顿的核心焦虑。

他以学界主流论断为切入点，古代欧洲社会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国民身份认同，贵族之间进行领土赠与、交换与继承时，领土上的民众不会产生强烈抵触情绪，民众的生产生活状态不会因领主的变更发生本质改变。

16世纪中期开始，欧洲各国君主逐步推行国民认同构建，通过强化对外族群的敌对认知来凝聚国内共识。

这一模式在法国大革命后发展成熟，现代民族国家由此诞生。

此后，国家间的冲突从中世纪君主之间的战争，转变为民众层面的对立冲突。

该论述是当前欧美学界的主流认知，具备充分的学术合理性。

在此基础上，亨廷顿提出自身核心观点，即美国人的国家认同形成路径具有独特性。

在亨廷顿之前，主流观点认为，美国社会由全球各地移民在认同美国民主自由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形成统一的社会共同体。

这一观点具有广泛的社会认可度，1938年4月21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对美国革命女儿会的致辞中提出，美国民众均为移民与革命者的后代，这一表述被广泛引用，成为当代社会的主流共识。

亨廷顿对该观点持否定态度，他提出定居者与移民的核心差异，这一历史诠释观点存在较大争议。

在亨廷顿的认知体系中，早期定居者与后续移民存在本质区别，定居者指首批英国移民，他们抵达北美洲的核心目标，是在陌生地域按照自身意愿构建理想社会，并长期在此生活，这与后续单纯移居的移民群体存在明显差异。

亨廷顿最核心且争议最大的观点为，早期定居者所构建的生活方式，构成了美国文化的核心内核。

针对后续移民，亨廷顿提出，在美国社会体系成型后进入的人群属于移居者，其核心责任是融入既有的社会体系。

依据这一历史观，美国的建立历程可梳理为：1607年，詹姆斯敦建立，成为英属北美首个永久殖民地；1620年，五月花号搭载乘客抵达，建立普利茅斯殖民地，北美大陆首次感恩节在此举办，新英格兰地区的历史由此开启。

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成功建立，吸引上千名英国清教徒陆续抵达，促成马萨诸塞殖民地的建立，随后有“美国雅典”之称的波士顿逐步发展成型。

完成这一历史进程的移民群体被定义为定居者，美国的政体、官方语言、生产生活准则及诸多重要社会习俗，均由这批定居者及其后裔确立。

这类人群的自我认同为波士顿婆罗门，这一术语诞生于1860年代南北战争时期，用以指代美国早期核心族群。

这一历史观并非亨廷顿独创，美国首任首席大法官杰伊曾明确表述，美国人是拥有共同祖先、通用共同语言、信仰同一宗教、遵从相同治理原则、风俗习惯高度相近，且通过共同战斗赢得自由与独立的群体。

这一定义无法适配后续移民群体，基于此，亨廷顿提出新版美国国家认同定义。

他认为，美国的国家认同区别于其他国家，并非依托土地或种族，而是以文化为核心纽带，具体体现为统一的宗教信仰与治理原则。

此后十余年的美国选举结果显示，这一观点获得大量美国民众的认同。

美国具备浓厚的宗教属性，这是早期定居者留下的重要政治遗产。

我们简要阐释美国的清教徒精神，英国人开展北美殖民活动的时代背景，是席卷欧洲的宗教改革浪潮。

当时西欧基督教世界分裂为天主教与新教两大阵营，英国属于新教阵营，反对罗马教廷统治，但新教阵营内部存在派系分歧，英国国内新教分为国教派与清教徒。

国教派保留类似罗马教廷的等级体系，对此不满的清教徒选择离开英国。

这批清教徒先移居荷兰，因生活成本过高难以立足，随后迁往北美洲，最终促成美国的建立。

因此，美国建国的核心驱动力之一是宗教信仰，早期定居者旨在建立一座属于虔诚基督徒的山巅之城，这一精神信念构成美国文化的底层逻辑。

例如，清教徒主张民众直接阅读《圣经》，实现与神灵的直接精神沟通，无需教会作为中介，这一理念催生了美式个人主义；清教教堂以教区教友集体活动为主要形式，推动了反对等级制度、崇尚平等的美式理念形成。

几乎所有研究美国宪法的学者均认可，这些理念共同塑造了美国的立国精神。

历经两百余年发展，这些核心理念开始面临冲击。

百余年间美国社会发生三重核心变化，可通过三种理论予以阐释。

第一种为“熔炉理论”，该理论名称源自20世纪初一部同名戏剧，是美国传统主流价值观的体现。

该理论主张美国应将各族群文化融合为统一整体，要求新移民全面融入美式新教文化，黄金德的遭遇正是被这个熔炉给烫到了，以当下标准衡量已不合时宜。

二战后，“番茄汤理论”逐步兴起，其核心内涵为多元族群可共存，但社会核心价值需由主流文化主导，如同汤品的核心味道由番茄决定，所有群体均需接纳清教徒核心价值观。

这一比喻最早出现于1950年代末的教材，1960年代获得广泛传播。

该理论在20世纪末被亨廷顿重新倡导，用以对抗1970年代成为主流的“沙拉盘理论”。

沙拉盘理论是当前美国社会的主流认知，该理论认为美国由不同族裔聚合而成，反对熔炉理论与番茄汤理论强调的强制融合，主张美国社会应如同沙拉，各类族群保留自身文化特色，实现平等共存。

亨廷顿对这一主张持强烈担忧态度，他以苏联解体为历史教训，指出单靠政治意识形态无法构建稳固的国族认同，政治信仰的理性属性难以激发民众的深层情感共鸣，重塑美国认同需从文化层面入手，尤其要强化宗教纽带。

十余年过去，亨廷顿逝世后，特朗普承接其理念，扛起重塑美国认同的政治旗帜。

梳理特朗普的公开演讲内容可见，其诸多政治主张，均是将亨廷顿的警示转化为通俗化的政治口号，以此安抚支持者的社会焦虑。

明晰这一思想脉络，便可理解特朗普挑战出生公民权的核心动机。

当前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为“沙拉盘理论”，亨廷顿的相关观点本身存在较大争议。

同时，出生公民权受宪法明确保障，无法通过总统单一行政命令予以变更。

但特朗普的举措获得部分群体支持，特朗普支持者认为，第十四修正案的初衷是保障非洲裔美国人的公民权利，如今被无证移民利用漏洞，应当对相关条款进行完善。

从现实政治层面分析，即便获得总统支持，修改美国宪法的难度依旧极大。

在美国，修宪需获得国会参众两院至少三分之二议员的同意，同时获得至少四分之三州议会的批准。

这一政治程序的难度极高，美国建国以来，提交至国会的修宪提案超过一万件，仅27件获得通过，其中前十项为1791年一次性通过的《权利法案》，此后两百余年仅通过17项修正案。

最近一次成功修宪为第二十七修正案，该提案于1789年与《权利法案》同期提出，长期未获通过。

1982年，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一名大二学生在作业中发现该提案，经研究提出该修正案仍具备生效可能性，可由各州重新投票批准。

该学生的作业最初获得及格成绩的C，但其并未放弃，持续推动相关宣传活动，号召各州议会投票。

历经十年努力，该修正案于1992年5月7日获得第三十八个州批准后正式生效，距提案提出已过去202年7个月零10天。

该修正案核心内容为禁止国会议员自行加薪，无较大争议。

2017年，该学生的作业成绩被学校更正为A+，学校同时认可其对修宪进程的贡献。

由此可见，特朗普通过修宪实现目标的可能性极低。

美国媒体在过去半年多对相关议题进行诸多讨论，梳理出特朗普可能采取的后续策略。

第一种策略为修改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该法律是当前美国移民政策的核心依据，其废止了1924年《移民法》，取消按种族、国籍分配移民配额的制度，为移民归化入籍提供了制度保障。

该法律实施后，美国欧洲裔人口比例从1960年代的85%以上降至目前的不足60%，是构建美国多元族群社会的法律基础。

理论上，修改该法律仅需国会过半数支持即可，程序难度低于修宪，但实际推进仍存在巨大阻碍。

1965年《移民法》是1960年代民权运动的重要成果，与1964年《民权法案》、1965年《投票权法案》并称为美国现代史上三大核心改革法案，修改该法律将引发剧烈社会争议，国会难以达成统一意见。

在无法依托国会推进的情况下，特朗普可选择司法途径，第二种策略为尝试推翻黄金德案的判例。

特朗普任内提名三位大法官，当前美国最高法院形成保守派6比3的优势格局，这一司法环境对特朗普较为有利，但该路径仍存在核心障碍。

保守派大法官普遍秉持司法文本主义，强调严格依据法律条文字面含义作出判决，拒绝融入个人主观价值或立法意图，依据三权分立原则，修法职责应由国会承担，司法机关不应越权干预。

而倾向司法能动主义的自由派大法官，不会支持特朗普限缩移民权利的相关诉求，因此通过司法途径推翻判例的可行性较低。

至于修宪，结合当前美国社会分裂的民意现状，成功概率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