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制片黄金三年，国门开放之先声

原题

老电影：70年代末的

译制片繁荣期

作者：袁 健

1977至1979年是中国电影市场的黄金三年，新拍的国产片、新出炉的译制片、香港片、文革前的老国产片、老译制片，各路电影蜂拥而至，令观众应接不暇，谁也没有那么大的胃口把这些电影一一看完，销路最好的是新出炉的译制片。说是新出炉，其实大部分早就译制好了，在内部供有关人士和家属批判参考，老百姓看不到而已。世局变化后，外交局势也在变，有关方面终于开恩，把以前深藏不露的外国电影拿出来给一般民众娱乐，几乎每一部都受到观众的追捧，封闭十年的中国观众太需要了解朝阿罗越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因年代久远，以下提到的电影，有几部可能是1980年后上映的，也有可能是在电视播映的。）

1977年夏，铁托元帅来访，标志着中国和南斯拉夫的关系恢复正常，两部南斯拉夫影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桥》随之公映，一举成为当年的最热门电影。中国观众看惯了阿尔巴尼亚的“地下游击队”，蓦然发现，原来南斯拉夫的二战片的段位更高，与阿尔巴尼亚完全不是一个档次，故事更复杂，更惊险，更有想像力，甚至主人公的功夫也更厉害，更有英雄气派，怪不得阿尔巴尼亚仇恨南斯拉夫，原来因为样样不如人家，连电影也拍不过南斯拉夫。

在那个夏天，《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桥》席卷电影市场，声势之大，影响之深，当时的好莱坞商业大片也稍逊一筹。“上校冯.迪特里施已达到萨拉热窝”，“空气在颤抖，彷佛天空在燃烧” 取代了“打倒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啊朋友再见》风靡全国；在两部电影中扮演男主角的基沃金诺维奇被封为偶像，人们叫不出他的真名，都叫他“瓦尔特”；人们也记住了萨拉热窝这个传奇的城市，90年代初，南斯拉夫解体，萨拉热窝再度燃起硝烟，中国民众都会想起瓦尔特，免不了要为南斯拉夫的命运伤感。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桥》满足了观众对惊险片的期待，两部墨西哥影片《冷酷的心》和《叶赛尼亚》则满足了观众对言情片的渴望，这两类影片代表了观众接受心理的两极 —— 对冒险和浪漫的需求。无论是中国电影还是文革前的老译制片，很少见到这两部墨西哥影片的热闹，基于三角或四角情感纠葛的人物设置，性格极端的男女主人公，坎坷不平的情感之路，家族血缘的爱恨情仇，神秘的海盗和吉普赛人，最后来一个大团圆结局，这类如今习以为常的老套技巧在当年还是颇为新鲜的，两位女主人公阿伊媚和叶赛尼亚成为热门的封面女郎，一个文静，一个奔放，都受到中国观众的喜爱。

1978年初，中国读者迎来了世界名著的解禁，引发了名著热潮，改编自名著的电影自然赢得了观众的青睐，《巴黎圣母院》让观众见识了雨果作品的恢弘，并记住了美艳不可方物的意大利女星吉娜.劳罗布丽吉达。《简爱》则征服了那个年代的文学少年和文学青年，邱岳峰和李梓的配音珠联璧合，让《简爱》的台词充满了神奇的魅力，一直到今天，这些台词仍然让人心动。这里就抄录几段，以纪念那个已经远去的配音时代：“有个年轻人，他从小就被宠爱坏了，他犯下个极大的错误，不是罪恶，是错误。它的后果是可怕的。唯一的逃避是逍遥在外，寻欢作乐。后来，他遇见个女人，一个二十年里他从没见过的高尚女人，他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机会。可是世故人情阻碍了他。那个女人能无视这些吗？”“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我也会的。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要使你难于离开我，就像现在我难于离开你。上帝没有这样。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就如同你跟我经过坟墓将同样地站在上帝面前。”“人活着就是为了含辛茹苦。你会在我忘了你之前，先忘了我。”

英国片《尼罗河上的惨案》，这是我第一次看由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改编的电影，第一次看正宗的推理电影，第一次看神气活现的大侦探破案。因为都是第一次，所以感觉特别好，后来看阿加莎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阳光下的罪恶》，就不如《尼罗河上的惨案》那么刺激。1979年，在世界文学名著掀起热潮的同时，另一股通俗小说的热潮悄悄袭来，《译林》的创刊号赫然刊出《尼罗河上的惨案》全文，随后出了单行本，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其他作品也陆续出版，《福尔摩斯探案集》《希腊棺材之谜》等侦探小说越出越多，销量惊人，对通俗小说的流行，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颇有启蒙之功。法国和意大利合拍的《佐罗》是当年的热门影片，轻松、幽默又不失紧张，还可看到西洋的剑术，阿兰.德龙从此在中国成名，与高苍健两人可合称为外国男星双壁，迷倒了数不清的女性观众。

英国片《水晶鞋和玫瑰花》是一出歌舞爱情大片，也不知道这是第几次拍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拍得很美，场面很壮观。我记得这部电影，不是因为它多好看，而是因为一张剧照引发的一场大争论。1979年，《大众电影》第5期封底刊出了王子和灰姑娘的接吻剧照，今天来看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当时可不然，有一位新疆建设兵团的干部致信《大众电影》编辑部，以极度严厉的措辞提出强烈谴责。《大众电影》全文刊出了这封信，引起轩然大波，成为一个新闻事件。我还记得信中用了一连串的问句，气势逼人。我搜到这封信的原文，找到了这串问句，仍觉触目惊心。现抄录在此，以缅怀一下当年的那一场大热闹。“英国音乐童话故事片《水晶鞋和玫瑰花》，我还没有看过，无法评价它是香花还是毒草。但我想，这部影片既然能受到你们的如此鼓吹，一定有什么‘进步’意义。由此可以推断，这部影片一定会有许许多多的对九亿人民有教育意义的、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处的镜头。然而，你们没有选登，却偏偏以封底的显赫地位，选登了灰姑娘和王子拥抱接吻的镜头。这是为什么呢？”“毛主席生前多次教导我们‘洋为中用’。难道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拥抱和接吻吗？你们显赫地刊登这幅影照，是什么动机？是在宣扬什么呢？难道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任务，党的政治路线，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你们这样宣传吗？难道九亿人民大众在新长征途中需要你们给予这样的鼓舞吗？你们吃着人民公社社员、农场工人种的粮油，穿着工人织的布，住着工人盖的房子，我们的战士保卫着你们的安全，难道是他们需要你们给予这样的精神刺激吗？你们这样做，我看是居心不良，纯粹是为了毒害我们的青少年一代。你们准备把我国的青少年们引向何方呢？你们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吗？还有点中华民族的气味吗？同志们！不要以为洋大人放个屁都是香的！”

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中日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两国关系一下子热乎起来，持续了好几年，到1984年的三千青年访华达到高潮。在日本，邓小平实地目睹了日本的现代化社会、发达的经济和先进的科技，对比当时中国的窘境，一定深有感触，中国不变不行了。现在回头看，我以为，邓小平访日直接影响了中国前进的方向，和这30年的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所谓中日友好只是这个进程的一个插曲而已。中日友好这个插曲的副产品是久违的日本电影，1978～1979年，《生死恋》《追捕》《望乡》陆续上映，带给中国观众难以忘怀的电影记忆。按照时下电影网站的分类法，三部日本电影分属不同的类型，《生死恋》属于爱情片或文艺片，《追捕》属于悬疑片或警匪罪案片，《望乡》属于传记片或社会问题剧情片，看来，为了让中国观众了解当代日本，引进影片和批准上映的有关部门负责人还是花了一点心思的。《生死恋》是一部很一般的时装言情剧，原作者武者小路实笃的《友情》和《爱与死》写得细腻感性，但故事内核并不比同时代的张资平高明多少，这类程式化的三角爱情故事，中国老一代观众早在30年代就司空见惯，但对70年代末的中国电影观众来说，《生死恋》却带来完全新鲜的体验。1.已经很多年没看过如此集中描写外国都市青年爱情生活的电影，让大多数靠介绍人相亲搞对象的中国青年大感惊奇。2.栗原小卷饰演的女主角夏子是一位明媚的女性，不仅美貌，而且有知识、有智慧、有礼貌，追求爱情的果敢和执着，更是迷倒了中国男女青年，潜意识里不免把自己代入，想象成夏子或夏子的情人。3.《生死恋》展示了日本现代青年的生活方式，夏子、大宫、野岛，他们的衣食住行、言谈举止，工作和休闲活动，乃至家居布置，情书的语气等等，都传递了时尚的信息，让刚从贫瘠年代过来的中国青年神往不已。

《生死恋》的开头和结尾都是网球场，夏子在场上打球的画面前后呼应，串连起了剧情，70年代末的中国有网球场吗？或许只有北京的涉外区域才有吧。看过《生死恋》后，网球场成为一个图腾，现代生活方式的象征。1979年，《生死恋》的网球场以及日本都市的其他场景让国人对未来有了想象的空间，庆幸自己终于走向现代生活的路途。1996年，我在南方某城市的小区散步时，蓦然发现一个漂亮的网球场，一位少女在晨曦中打球，恍惚间好像看见了栗原小卷重现 —— 中国终于变了，变的不只是网球场而已。《追捕》，用现在的眼光看，《追捕》的剧情简直俗到家了，坏人害好人，女人救好人，警察抓好人，好人追坏人，好人爱女人……如此把一堆乱七八糟的元素糅合在一起，这么一部普普通通的商业警匪片，却在中国创造了不可思议的经典神话，没有哪一部电影让中国观众记住了这么多剧中人的名字和台词 —— 杜丘、真由美、矢村警长、横路敬二、横路加代、长冈、堂塔、朝仓……“朝仓不是跳下去了，堂塔也跳下去了，所以请你也跳下去，你倒是跳啊！”、“多么蓝的天啊，走过去，你可以溶化在那蓝天里，一直走，不要朝两边看……”“作为检察官犯下如此罪行，我追悔莫及，我，杜丘东仁，决定就此结束我的生命。”“我喜欢你！”“我是你的同谋！”……观众只对一个人物毫无印象，倍赏美惠子扮演的风尘女子照顾了逃亡中生病的杜丘，1979年的上译版本把这个人物和戏份全部删除，另外还剪掉了若干敏感的场面和镜头。

《追捕》让高仓健和中野良子一夜之间家喻户晓。在日本的艺人中，中野良子不算突出，甚至不算一线明星，她演的真由美却在中国深入人心。电影中的真由美敢爱敢恨，敢作敢为，强悍又有女人味，让人难以抗拒，更好玩的是，真由美那一头波浪型的披肩长发也让1979年的中国女青年神往不已，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搜搜老照片，看看当年青年女性的发型是什么样子，就会知道为什么真由美会在那时的中国受到不可思议的追捧。高仓健的神话就更离奇了，这位不苟言笑、表情冷漠、看起来酷酷的男星一举征服了中国观众，占据了“男子汉”“硬汉”的头把交椅，尤其得到女性观众的想象性青睐。多年后，当演过若干经典硬汉形象的超级明星亨佛莱.鲍嘉进入中国观众的视野时，尽管名气要大得多，却因为后来后到，只能在一个电影小圈子里出名，完全不能和高仓健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相提并论。与《生死恋》《追捕》这样的商业电影不同，《望乡》是一部严肃的电影，或者用我们熟悉的术语来说，《望乡》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电影，它的地位要高得多，在中国的争议也要大得多，甚至一度停映。究其原因，只是因为《望乡》描写了妓女，当时的中国社会处于洁白无瑕的时期，有人担心《望乡》这样的黄色电影进入中国，会散播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带坏了社会风气。这种说法听起来不无道理，只是他们没有悟到，社会风气的败坏另有原因，区区一部电影岂有如此神功？何况，所谓黄色也被七刀八剪修理成土黄色了，还剩下多大害处？

《望乡》有很多精彩的片段，比如阿崎从南洋归来的一场戏，离乡多年，受尽屈辱，满心希望从哥哥那里得到慰藉，没想到好容易回家却受尽了哥哥一家的冷眼，吃她的喝她的，居然还鄙视她，无耻之尤莫此为甚。看着阿崎落寞的表情，观众不禁为之神伤，明白了什么叫“牺牲一代妇女，振兴祖国经济”。1979年，我们年轻，还没有阅历，只能从电影里了解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与残酷。田中绢代是《望乡》的最大亮点，她的表演极有层次感，一举一动，一招一式，一张一弛，每句话，每个表情，都拿捏得极有分寸，把情绪的欺负，内心的苦痛演绎得淋漓尽致，老辣之至。年轻靓丽的栗原小卷和又老又丑的田中绢代飙戏，在田中绢代的气场里无所适从，只能呆呆地仰望前辈做崇拜状，毫无发挥的余地。我们见识了田中绢代如此精湛的演技，越发神往她的早期作品，一直到DVD时代开始后，才陆续看到她在50年代与沟口、小津、成濑、木下等名导演合作的影片，凭心而论，没有哪一个角色比得上《望乡》，难怪鼎盛时期的代表作《雨夜物语》《西鹤一代女》一无所获，而晚年的《望乡》却荣登柏林电影节影后的宝座，田中绢代演阿崎婆，集毕生功力于一役，实至名归，无与伦比。

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两国关系彻底正常化。不久，第一部美国故事片《车队》上映，说的是一群貌似嬉皮士的卡车司机发动群体性事件的故事；稍后，另一部美国科幻片《未来世界》上映，说的是机器人冒充真人企图控制世界的故事。我们怀着巨大的期待去看美国电影，看的时候兴高采烈，看后回味一下才觉得不对劲 —— 什么乱七八糟的，太肤浅了吧？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电影？多年后才明白过来，好莱坞每年生产大量的影片，好电影极少，烂电影极多，年年如此，从无例外。当年引进这些烂片，倒不是主事者走了眼，而是这些电影的内容确有某种进步感，契合主流阶层对宣传的需求。记不得是不是从1979年开始，卓别林的老掉牙电影拿出来晒太阳 ——《城市之光》《淘金记》《摩登时代》《大独裁者》《舞台生涯》……老归老，魅力仍在，对从没看过卓别林电影的新中国观众来说，算是补了一堂必修课。我印象最深的是《大独裁者》，心想这家伙胆子好大啊，不怕希特勒派杀手报复？希特勒没把卓别林怎么样，倒是自由世界的美国秘密警察把他赶走了。

70年代后期，早几年风风光光的朝阿罗越译制片分道扬镳，越南电影早就失踪，阿尔巴尼亚电影也悄悄消失。朝鲜电影只看过一部大片《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味同嚼蜡，光彩不再。罗马尼亚电影依然受到欢迎，《沸腾的生活》《复仇》《橡树，十万火急》《侦察英雄》拥有忠实的中国观众，特别是《沸腾的生活》，因为一段优美迷人的主题音乐而让很多观众铭记至今。

作者简介

袁健，1960年生于江苏常州，1978年3月考入江苏师范学院物理系（现为苏州大学物理学院），毕业分配到江苏省武进师范学校任教。1984年考入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到江苏省地震局工作。1992年考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攻读固体力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从事力学教学和研究工作至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