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山东姑娘远嫁一夫多妻的伊朗，丈夫给1斤黄金彩礼，如今后悔

第二章 异域的牢笼

我叫阿香，今年二十八岁，出生在山东一个靠海的小村庄。十八岁那年离开家乡去青岛打工，在流水线上度过了三年青春。后来回到县城，经人介绍嫁给了现在的丈夫，一个来自伊朗的商人，他给我家一斤的黄金作为彩礼，村里人都震惊了。如今回想起六年前那个远嫁异国的决定，我只剩下满腹的苦涩和无法言说的悔恨。

2018年的秋天，我坐上了飞往德黑兰的飞机。

窗外是层层叠叠的云海，阳光透过舷窗洒进来，照在身上暖洋洋的。阿里握着我的手，轻声说着什么，我听得半懂不懂，只是点头微笑。心里头既紧张又期待，像揣了只小兔子，扑通扑通跳个不停。

十多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霍梅尼国际机场。走出机舱的那一刻，一股陌生的气息扑面而来。空气中混杂着香料和说不清的味道，广播里是听不懂的语言，来来往往的人穿着打扮完全不同。女人们裹着头巾，穿着长袍，只露出脸和手。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头，头发露在外面，和她们格格不入。

阿里察觉到我的不安，轻轻揽了揽我的肩膀：“别担心，慢慢就习惯了。”

他的家人来机场接我们。婆婆是个六十来岁的妇人，穿着黑色的长袍，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她上前握住我的手，说了几句波斯语，阿里翻译说：“妈妈欢迎你，说希望你在这里过得开心。”

我微微欠身，学着伊朗人的礼节说了句刚刚学会的波斯语：“萨拉姆。”婆婆的笑容更深了，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

走出机场，坐上车。德黑兰的街道宽阔而拥挤，车流穿梭不息。我好奇地看向窗外，试图把这座陌生的城市印在脑海里。沿街的店铺招牌上写满了看不懂的文字，偶尔能见到英文标注。女人们三三两两走在街上，长袍的颜色各异，黑色最多，也有深蓝和深棕。男人们大多穿着普通的长裤衬衫，有些人留着浓密的胡子。

“看，那是自由塔。”阿里指着远处一座白色的建筑，“德黑兰的地标。”

我点点头，努力记住这个名字。

车子在城里穿行，最后停在一栋普通的居民楼前。阿里说：“到了，这就是我们的家。”

我跟着他上楼，楼道里光线有些暗，墙上贴着瓷砖，干净整洁。到了三楼，阿里掏出钥匙打开门，一股暖意扑面而来。屋子不大，但布置得温馨。客厅铺着波斯地毯，墙上挂着手工地毯，茶几上摆着水果和点心。

“累了吧？先休息。”阿里把我的行李放好。

我坐在沙发上，打量着这个即将成为我家的地方。阳光透过落地窗照进来，把屋子照得亮堂堂的。窗外能看到远处的雪山，在蓝天下泛着耀眼的白光。

婆婆端来一杯茶，热气腾腾，里面飘着几片薄荷叶。我尝了一口，清甜中带着一丝苦涩，味道很特别。

那天晚上，我躺在陌生的床上，久久无法入睡。阿里在身边发出均匀的呼吸声，窗外偶尔传来诵经的声音，悠远而神秘。这就是我以后的生活了，我在心里默默地说。虽然一切都那么陌生，但有阿里在，应该会慢慢好起来的吧。

第二天醒来时，阳光已经照进房间。阿里出门上班去了，婆婆在厨房里忙碌。我起身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冷冽的空气扑面而来。楼下的街道上，小贩已经开始摆摊，卖馕饼的推车冒着热气，穿着长袍的男人匆匆走过。

“早上好。”婆婆端着早餐出来，用生硬的英语说。

早餐是馕饼、奶酪、果酱和红茶。馕饼烤得外脆里软，蘸着果酱吃很香。婆婆坐在旁边看着我吃，眼神里满是慈爱。我有些不自在，但还是努力把早餐吃完。

接下来的日子，阿里带着我在德黑兰转了转。去了古列斯坦宫，去了大巴扎，去了自由塔。街上偶尔有人好奇地看我，但大多只是匆匆一瞥。阿里说德黑兰有几百万人口，外国人不少，大家已经习惯了。

可我还是能感觉到那种说不清的疏离。语言不通，文化不同，连最基本的交流都成问题。阿里不在的时候，我只能一个人待在屋里，翻看从国内带来的书，或者对着窗户发呆。婆婆不太会说英语，我们之间的交流全靠手势和简单的单词。但她对我很好，每天变着花样做饭，虽然那些饭菜我大多吃不习惯。藏红花米饭、烤羊肉、各种炖菜，味道浓烈而陌生。我常常吃几口就放下，婆婆便露出担忧的神色，比划着让我多吃点。

有一天，婆婆带我去邻居家串门。那是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伊朗女人，叫玛利亚姆。她会说一些英语，我们勉强能交流。

“你喜欢伊朗吗？”玛利亚姆问我。

我犹豫了一下，点点头：“还好。”

玛利亚姆笑了：“刚开始都会不习惯，慢慢就好了。我刚结婚的时候，从娘家搬到这里，也适应了好久。”

她的丈夫是个商人，经常出差。家里有两个孩子，大的五岁，小的三岁，在屋里跑来跑去。玛利亚姆一边招呼孩子，一边和我聊天，忙得团团转。

“你们这里的女人，都要裹头巾吗？”我问。

玛利亚姆点点头：“这是规矩，出门必须戴。在家里可以不用，但如果丈夫的兄弟或者其他男性亲戚来了，也要戴。”

我心里暗暗记下这些规矩。

“你们男人可以娶几个老婆？”我又问。

玛利亚姆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法律上可以娶四个，但现在很少有人这么做了。城里人大多只娶一个，娶不起那么多。农村可能多一些。”

我松了口气。来之前在网上查过，知道伊朗允许一夫多妻，但以为现在很少见了。

回家的路上，婆婆拉着我的手，指着路边的店铺，说着什么。我听不懂，只能微笑着点头。路过一家金店时，她停下来，指着橱窗里的首饰，比划着问我喜不喜欢。我摇摇头，她有些失望，但还是拉着我继续往前走。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转眼间，我来伊朗已经一个多月了。波斯语学了一些，能听懂简单的对话，能说几个常用的句子。和婆婆的交流顺畅了些，偶尔还能帮她打打下手。阿里依旧每天早出晚归，但周末会带我出去转转，或者请朋友来家里做客。

他的朋友们对我很好奇，问东问西。通过阿里翻译，问题大多很普通——中国是什么样的？你们那里也戴头巾吗？你习惯伊朗的食物吗？我一一回答，他们便笑起来，说着我听不懂的话，大概是在议论我。

有一次，一个叫哈米德的男人问我：“你会习惯这里的生活吗？”

我想了想，说：“我在努力。”

哈米德点点头，对阿里说了几句话。阿里笑着回答，两人似乎达成了什么共识。后来阿里告诉我，哈米德说我是个坚强的女人。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份坚强有多脆弱。

随着天气转冷，我的日子变得更加难熬。德黑兰的冬天寒冷干燥，屋里虽然有暖气，但出门时那股冷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婆婆开始教我做饭，做伊朗的传统菜肴。我在厨房里笨手笨脚，不是把米饭煮糊了，就是放多了盐。婆婆从不生气，只是耐心地一遍遍教。

可我开始想家。想山东的煎饼卷大葱，想母亲包的饺子，想姐姐做的红烧肉。想村里那棵老槐树，想夏天在树下乘凉的日子。想春节时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热热闹闹吃年夜饭的场景。

有时候晚上睡不着，我会偷偷翻出手机里家人的照片，一遍遍地看。母亲又多了几根白发，姐姐家的孩子又长高了。可这些变化，我都只能隔着屏幕感受。

我给家里打电话，母亲在电话那头哽咽着问：“阿香，你过得咋样？习惯不习惯？”

“妈，我挺好的。”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轻松，“婆婆对我很好，阿里也疼我。您别担心。”

母亲叹着气：“那就好，那就好。有啥委屈一定要说，别憋着。”

挂了电话，我躲在卫生间里哭了很久。那些委屈，那些不适应，那些想家的情绪，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把我淹没。

可我告诉自己，路是自己选的，再难也要走下去。

2019年春天，婆婆提出要带我去伊斯法罕，那是阿里的家乡，也是伊朗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我们坐了几个小时的大巴，穿过荒漠和山脉，终于到达了这座传说中的城市。

伊斯法罕确实很美。有宏伟的伊玛目广场，有精美的谢赫洛特芙拉清真寺，有古老的三十三孔桥。黄昏时分，我们走在桥上，夕阳的余晖洒在水面上，泛起金色的波纹。远处的宣礼塔传来诵经声，悠远而庄严。

“喜欢吗？”婆婆问我。

我点点头。那一刻，我是真的喜欢。古老的建筑，悠闲的氛围，友善的人们，一切都那么美好。

在伊斯法罕待了几天，我们又去了阿里的老家，一个离城市不远的小村庄。阿里的叔叔一家住在那里，有自己的果园和羊群。村子不大，土坯房子，简陋但整洁。孩子们光着脚在土路上跑来跑去，女人们聚在一起做手工活，男人们在地里忙碌。

这是我第一次见识真正的伊朗农村。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高楼大厦，只有无尽的黄土和顽强生长的果树。阿里叔叔家的院子里种着石榴树和无花果树，枝头挂满了果实。他摘了几个石榴递给我，用手比划着让我尝尝。石榴又大又红，剥开皮，里面的籽粒饱满晶莹，咬一口，酸甜的汁水在嘴里炸开。

婆婆和婶婶们坐在院子里聊天，偶尔看向我，眼神里带着善意的好奇。孩子们渐渐不怕生了，围过来看我，叽叽喳喳说着什么。我拿出手机给他们拍照，他们凑过来看屏幕，看到自己的样子，咯咯地笑。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也许伊朗也没那么可怕。虽然生活方式不同，但人心是一样的。有善良，有热情，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回到德黑兰后，我开始更加努力地融入这里的生活。认真学波斯语，认真学做饭，认真学这里的规矩。婆婆见我这样，脸上的笑容更多了。阿里也高兴，周末带我出去玩的次数更多了。

夏天的时候，阿里带我去里海度假。那是伊朗北部的天堂，碧蓝的海水，茂密的森林，湿润的空气，和德黑兰的干燥完全不同。我们在海边住了几天，每天在沙滩上散步，在水里游泳，在餐馆里吃新鲜的鱼子酱。

“阿香，你开心吗？”阿里问我。

我点点头：“开心。”

这是真心话。那些日子，确实是我在伊朗最快乐的时光。

可快乐总是短暂的。回到德黑兰后，生活又恢复了原来的节奏。阿里忙于工作，早出晚归。婆婆虽然对我好，但我们之间能交流的实在太少。我一个人待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长，孤独感也越来越强烈。

我开始留意到这个社会对女人的种种限制。出门必须裹头巾，穿长袍，不能露出手腕和脚踝。不能单独和陌生男人说话，不能单独去某些公共场所。公共汽车上有专门的女士车厢，公园里有专门的女士日，一切都分得清清楚楚。

有一次，我和婆婆去超市购物。结账时，前面排着一个男人，收银员正在和他说话。我习惯性地走上前，婆婆赶紧拉住我，示意我等那个男人走了再过去。我不解，后来才知道，在公共场合，女人不能和陌生男人靠得太近。

还有一次，我一个人在家，快递员来送包裹。我开门去接，婆婆从厨房冲出来，挡在我前面，接过包裹，快速关上门。然后她转身，严肃地说了几句什么，大概是在教训我不该单独和陌生男人接触。

那天晚上，阿里回来后，婆婆跟他嘀咕了很久。阿里过来安慰我，说这是这里的规矩，让我理解。我点点头，可心里憋屈得要命。在中国，收个快递算什么？怎么在这里就成了天大的事？

随着时间推移，更多的不适应开始浮现。

吃的方面，我始终无法真正习惯。伊朗菜系以烤制和炖煮为主，羊肉是主要的肉类，各种香料用得很多。刚开始还能勉强接受，时间久了，闻到羊肉味就想吐。婆婆做的菜，我吃得越来越少。有时候实在受不了，就偷偷煮点米饭，拌点酱油吃。可酱油在这里是稀罕物，舍不得多用。

气候方面，德黑兰的干燥让我吃尽苦头。嘴唇干裂，皮肤起皮，鼻子经常出血。每天拼命喝水，涂润肤霜，效果有限。冬天还好，夏天简直要命。四十多度的高温，还不能穿得太清凉，因为要遵守着装规定。每次出门回来，衣服都被汗湿透，人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最难以忍受的，是那种无处不在的压抑感。在这个社会里，女人似乎永远低人一等。不能单独外出，不能单独旅行，不能自己做主做任何事。出门要有人陪，做什么决定都要征求丈夫同意。我从小在山东农村长大，虽然传统，但女人该有的权利还是有的。可在这里，我就像一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想飞却飞不出去。

阿里对我很好，从不限制我的自由。可他的好，反而让我更加痛苦。因为我知道，如果他也像其他男人那样对我，我或许可以理直气壮地反抗。可他对我好，我就连反抗的理由都没有。

我开始变得沉默，变得不爱说话。白天婆婆在家，我就待在房间里看书。晚上阿里回来，我勉强打起精神应付几句。然后继续沉默，继续发呆，继续想念远方的家。

婆婆察觉到了我的变化。有一天，她端着一杯茶走进我的房间，坐在床边，用生硬的英语说：“阿香，你不开心。”

我摇摇头：“没有，我很好。”

婆婆叹了口气，把茶放在床头柜上，轻轻拍了拍我的手：“我知道，这里和你们中国不一样。但你要努力，努力适应。阿里是个好丈夫，他会对你好。”

我点点头，眼泪差点掉下来。婆婆是好人，可她不懂，问题的关键不在阿里对她好不好，而在于我自己快窒息了。

2019年秋天，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那一刻，心里五味杂陈。高兴吗？有一点。毕竟这是自己的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可更多的是恐惧和迷茫。在这个陌生的国家，在这个让我窒息的社会里，我能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阿里知道后，高兴得像个孩子。他抱着我转了好几圈，然后跑到客厅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所有认识的人。婆婆更是激动，跪在地上祷告了半天，感谢真主赐给我们孩子。

那之后，我成了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阿里不许我做任何家务，每天变着法子给我做好吃的。婆婆更是寸步不离地跟着我，生怕我有什么闪失。连出门散步，都要两个人陪着。

可这些关心，反而让我更加压抑。我像一个珍贵的瓷器，被小心翼翼地捧着，却失去了自由。每次想单独待一会儿，婆婆就会紧张地跟过来。每次想出去走走，阿里就要陪着。我没有自己的空间，没有自己的时间，一切都围绕着肚子里的孩子转。

孕期反应很严重，吃什么吐什么。闻到羊肉味就反胃，看到炖菜就想吐。我瘦了一圈，脸色蜡黄。阿里急得团团转，请医生来看，医生说正常，过段时间就好了。可那段日子，对我来说简直是煎熬。

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了，对阿里说：“我想吃中国的菜，想吃饺子，想吃红烧肉。”

阿里愣了一下，然后抱歉地说：“这里没有中国的食材，我让人从中国带些调料过来，行吗？”

我点点头，心里却更加难过。不是调料的问题，而是我想家，想得快要疯了。

调料很快寄到了，可我自己做出来的菜，怎么都不是那个味道。也许缺的不是调料，而是家乡的空气、水和人情味。

怀孕五个月的时候，婆婆带我去医院做产检。医生是个中年妇女，态度很和蔼。她用波斯语问了些什么，婆婆翻译说，问我想不想知道孩子的性别。我说想。医生说，是个女儿。

婆婆的脸色变了变，但很快恢复平静，笑着对医生说谢谢。回家的路上，她一直没说话。我心里隐隐明白，在这个重男轻女的社会里，生女儿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

阿里知道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着说：“女儿好，女儿贴心。”可他的笑容，怎么看都有点勉强。

那之后，婆婆对我的态度微妙地变了。照顾还是照顾，关心还是关心，但眼神里多了一丝说不清的东西。是失望？是怜悯？我说不清楚。可我能感觉到，那种感觉让我很不舒服。

我开始更频繁地给家里打电话。母亲在电话里叮嘱这叮嘱那，姐姐告诉我该准备些什么东西。听着她们的声音，我仿佛回到了家，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地方。可挂了电话，面对的依然是这个陌生的国度，这些陌生的面孔。

有一天晚上，阿里加班没回来，婆婆去邻居家串门了。我一个人待在屋里，看着窗外的夜色发呆。突然，外面传来一阵喧哗声，好像有人在吵架。我走到窗边往下看，楼下围了一群人，几个男人正在激烈地争吵。一个女人站在旁边，裹着黑袍，低着头，一动不动。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那个女人的姿态，像极了被困住的我。站在那里，无法反抗，无法逃脱，只能任由命运摆布。

那一刻，我突然泪流满面。

2019年冬天，离预产期还有一个月，婆婆带我去了伊斯法罕，说那边的医院更好，生产更安全。阿里因为工作走不开，说过几天就赶过去。

我们住在一个远房亲戚家里。那是一栋老式的房子，有一个不大的院子，院子里种着几棵柠檬树。亲戚家有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女儿，叫法蒂玛，会说一点英语，成了我在那边的伙伴。

法蒂玛还没结婚，在一家公司做会计。她性格开朗，喜欢笑，对我也很友善。闲暇时，她会带我在附近转转，给我讲伊斯法罕的历史和故事。

“阿香，你喜欢伊朗吗？”有一天，法蒂玛问我。

我犹豫了一下，实话实说：“有时候喜欢，有时候不喜欢。”

法蒂玛笑了：“我理解。我有个表姐嫁到土耳其，刚开始也不习惯。现在好多了，但还是想家。”

“你想过离开这里吗？”我问。

法蒂玛摇摇头：“没想过。这是我的家，我的亲人都在这。虽然这里有很多规矩，有很多不公平，可我还是爱这里。”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爱上这里。”

法蒂玛拍拍我的手：“慢慢来，别着急。”

在伊斯法罕的日子，比在德黑兰轻松一些。法蒂玛的陪伴让我不那么孤单，她的开朗也感染了我。我们一起逛巴扎，一起喝下午茶，一起看夕阳下的三十三孔桥。那些短暂的时光，让我暂时忘记了内心的苦闷。

可夜深人静时，那种孤独感还是会涌上来。法蒂玛有她的生活，有她的朋友和家人。而我，什么都没有。阿里偶尔打电话来，说几句关心的话，然后就匆匆挂断。婆婆对我好，可我们之间的交流始终有限。我就像一个漂浮在陌生海洋里的孤岛，四周都是水，却无法与任何一座岛屿相连。

2019年12月，女儿出生了。七斤二两，白白净净，哭声嘹亮。护士把她抱到我面前时，我看着她皱巴巴的小脸，眼泪止不住地流。

这是我的孩子，是我在异国他乡唯一的亲人，是我活下去的希望。

阿里第二天赶到了医院。他抱着女儿，眼里有泪光。他说：“阿香，谢谢你。谢谢你给我这么漂亮的女儿。”

婆婆也来了，抱着孙女，嘴里念叨着祝福的话。可她的眼神里，隐隐有一丝失落。我知道她在想什么——不是儿子，是个女儿。

出院后，我们回到德黑兰。坐月子的日子，比怀孕时更难熬。婆婆按照伊朗的传统，给我做各种补身体的饭菜，可那些饭菜我依然吃不惯。我想喝小米粥，想吃鸡蛋羹，可这里没有。我想让母亲在身边，可隔着千山万水，她来不了。

孩子日夜颠倒地哭闹，我整夜整夜睡不好。白天想补觉，可总有这样那样的事打扰。阿里要上班，帮不上什么忙。婆婆年纪大了，精力有限。我一个人抱着孩子，在屋里来回走，看着窗外陌生的天空，无数次默默流泪。

有一次，孩子哭得厉害，怎么哄都不行。我抱着她，也跟着一起哭。婆婆闻声进来，看到这一幕，叹了口气，从我怀里接过孩子，轻轻摇晃着。孩子慢慢安静下来，睡着了。婆婆把孩子放回床上，然后坐到我身边，轻轻揽着我的肩膀。

“阿香，我知道你苦。”她说，用生硬的英语，“但你要坚强。为了孩子，要坚强。”

我点点头，可心里想，我坚强有什么用？坚强就能让我适应这里的生活吗？坚强就能让我不想家吗？

2020年春天，新冠疫情爆发了。

刚开始，新闻里说中国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肺炎，我担心家里，天天打电话。母亲说村里封了，但还好，没什么事。姐姐说县城也封了，但生活还能维持。我稍微放心了些。

可很快，疫情就蔓延到了伊朗。每天新增病例的数字直线上升，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德黑兰的街上空空荡荡，店铺关门，学校停课，连清真寺的宣礼声都变得格外凄凉。

阿里开始减少外出，尽量在家办公。婆婆更是紧张，不许任何人出门，所有采购都由她一个人负责，每次回来都要彻底消毒。可即便如此，恐惧还是像乌云一样笼罩着这个家。

2020年3月，伊朗的疫情达到了高峰。每天都有几千人感染，几百人死亡。医院人满为患，医疗物资短缺。新闻里播放着棺材排队的画面，看得人心惊肉跳。

阿里有个朋友，是一家医院的医生。他告诉我们，医院的防护服不够，口罩不够，连呼吸机都不够。很多医护人员被感染，有的甚至牺牲了。他说这话时，声音是颤抖的。

那段时间，我天天抱着女儿，不敢出门，不敢见人。偶尔从窗户往下看，街道上几乎看不到人影，只有偶尔驶过的救护车，鸣着刺耳的笛声。那种压抑和恐惧，比任何事都更难熬。

阿里开始想办法回国，想带我和孩子去中国避难。可机票贵得离谱，还一票难求。签证也成问题，因为疫情，各国都收紧了入境政策。忙活了一个多月，最终还是放弃了。

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光。疫情带来的恐惧，与日俱增的孤独感，对家乡的无尽思念，所有的情绪交织在一起，几乎要把我压垮。

有一次，女儿半夜发烧，我急得团团转。想去医院，可又怕感染。不去，又怕孩子出事。阿里也慌了，打电话给医生朋友咨询。朋友说可能是普通感冒，先在家观察，不要轻易去医院。

那一夜，我一分钟都没睡。抱着女儿，一遍遍给她物理降温，一遍遍量体温。天亮时，烧退了，我才松了口气。抱着熟睡的女儿，我哭了很久。

那一刻，我下定了决心。等疫情过去，我一定要回国。不管多难，都要回去。我不能让女儿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不能让她像我一样，在这个陌生而压抑的国度里挣扎。

可疫情什么时候才能过去？没有人知道。

2020年夏天，疫情稍微好转了一些。封锁放松了，人们可以有限度地出门。阿里开始恢复工作，早出晚归。婆婆也偶尔出门采购，顺便透透气。

有一天，婆婆带回来一个消息。隔壁楼里有个中国媳妇，和我一样，也是嫁到伊朗的。婆婆问我想不想认识她，我点了点头。

那个中国媳妇叫小月，比我大两岁，来自四川成都。她嫁到伊朗三年了，丈夫是做进出口贸易的，家境不错。我们约在她家见面，一进门，看到那张亚洲面孔，听到熟悉的乡音，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小月也很激动，拉着我的手，问这问那。我们在客厅坐下，用中文聊了整整一个下午。聊各自的家乡，聊嫁到伊朗的经历，聊那些不习惯的事，聊那些想家的夜晚。

“你也想回国吗？”我问。

小月点点头：“想，天天想。可回不去啊。孩子还小，丈夫也离不开。再说，回去能干啥？让家里人看到我这个样子？”

我沉默了。小月说的，也是我心里的纠结。

“刚开始那两年，我天天哭。”小月说，“后来慢慢习惯了。不习惯又能怎样？日子总得过下去。”

“你丈夫对你好吗？”我问。

小月想了想：“还行吧。伊朗男人就这样，大男子主义，但也不是坏人。就是规矩多，限制多，让人喘不过气。”

我们又聊了很久，聊到太阳落山，婆婆来接我。临走时，小月说：“阿香，有事就来找我。咱们都是中国人，在这边互相照应。”

从那以后，我隔三差五去找小月。两个孩子差不多大，在一起玩得很开心。我们俩就坐在旁边聊天，说些家长里短，说些心里话。那些日子，小月成了我在伊朗最大的精神支柱。

可即便有小月的陪伴，心里的苦闷还是无法消解。疫情还在持续，回国遥遥无期。日子一天天重复，做饭、带孩子、发呆、睡觉。每天睁开眼，面对的都是同样的生活，同样的压抑。

我开始失眠。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想着遥远的家乡。想母亲包的饺子，想父亲抽的旱烟，想姐姐爽朗的笑声。想村里那条小河，想河边的柳树，想夏天知了的叫声。越想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想。有时候天快亮了，才能迷迷糊糊睡一会儿。

阿里察觉到了我的变化。有一天晚上，他问我：“阿香，你是不是不开心？”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想家。”

阿里叹了口气：“我知道。等疫情过去，我陪你回去看看。”

我点点头，没再说话。可心里想，回去看看有什么用？看完还得回来，还得继续这样的日子。除非，永远不回来。

2021年春天，疫情依然没有结束的迹象。伊朗经历了多次疫情高峰，每一次都带来更多的死亡和痛苦。我们的生活，就在这样的恐惧和压抑中，一天天熬着。

有一天，小月突然来找我，脸色很难看。我问她怎么了，她犹豫了很久，才告诉我一件事。

她丈夫要再娶一个妻子。

我愣住了。虽然知道伊朗允许一夫多妻，但一直以为这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没想到，真的会发生在我认识的人身上。

“他怎么说？”我问。

小月苦笑了一下：“他说是家里的意思，想要个儿子。我生的是女儿，他父母不满意。”

“你同意？”

“我不同意有什么用？”小月的声音有些颤抖，“这是他们的规矩，我算什么东西？”

那天下午，小月哭了很久。我抱着她，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心里却在想，阿里会不会也这样？如果哪天他也说要再娶一个，我该怎么办？

那之后，我变得有些神经质。阿里回家晚了，我就胡思乱想。婆婆说话吞吞吐吐，我就疑神疑鬼。我知道这样不好，可控制不住自己。

有一天晚上，我终于忍不住问阿里：“你会再娶吗？”

阿里愣了一下，然后摇摇头：“不会。我有你就够了。”

我盯着他的眼睛，想看出他有没有撒谎。他的眼神很坦诚，没有闪烁。我稍微放心了些，可心里的不安，始终无法完全消除。

2021年夏天，疫情终于得到了控制。封锁完全解除，生活慢慢恢复正常。可我的心里，却始终无法恢复平静。

我开始认真考虑回国的事。查机票，查签证政策，查隔离要求。可每次算下来，都需要一大笔钱。我的钱不够，阿里的钱也不会轻易给我。毕竟他还要养家，还要照顾婆婆，还有其他的开销。

有一天，我去找小月，说了我的想法。小月沉默了很久，说：“我也想回去，可回不去。没钱，没证件，没勇气。阿香，你要是真想走，就要趁早。越拖，越走不了。”

我点点头，可心里清楚，走，谈何容易。

2021年秋天，女儿两岁了。她开始学说话，会叫妈妈，会叫爸爸。可她不会说中文，只会说波斯语。我每天教她，可她似乎更习惯波斯语。毕竟周围所有人都在说波斯语，只有我一个人说中文。

有一次，她问我：“妈妈，你为什么说话和我们不一样？”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难道告诉她，因为妈妈是外国人，妈妈不属于这里？

那天晚上，我抱着女儿，给她讲中国的故事。讲长城，讲黄河，讲大熊猫。她听得津津有味，不时问这问那。讲完后，她突然说：“妈妈，我想去中国。”

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我抱着她，轻声说：“会的，总有一天，妈妈带你回中国。”

那一刻，我下定了决心。不管多难，都要带女儿离开这里。

2022年初，机会终于来了。

阿里要去土耳其出差，至少半个月不回来。婆婆想去伊斯法罕看望亲戚，带着女儿一起去。我说要在家休息几天，婆婆同意了。

她们走后，我一个人待在屋里，开始做准备。联系了小月，问她有没有认识的人可以帮忙。小月说有个朋友在德黑兰做旅行社，可以帮忙买机票，办手续。我联系了那个人，他说可以，但要钱，很多钱。

我把这几年攒下的钱全部拿出来，加上小月借给我的，勉强凑够了。那个人帮我买了机票，办好了临时证件，告诉我几号几点去机场。

走的那天晚上，天很黑，没有月亮。我背着一个简单的包，打车去了机场。一路上，心跳得厉害，生怕被人发现。到了机场，顺利办完登机手续，过了安检，坐在候机大厅里，我才敢松一口气。

飞机起飞的那一刻，我从舷窗往下看，德黑兰的灯火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云层下面。我闭上眼睛，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四年了，我终于要回去了。可为什么，心里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松？

十多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我腿一软，差点跪下。眼泪止不住地流，哭得像个孩子。

哭够了，我擦干眼泪，去买回山东的车票。一路上，看着窗外熟悉的风景，心里五味杂陈。四年了，我终于回来了。可等待我的，会是什么？

大巴在县城停下，我走下车。县城的街道还是老样子，柳树依旧在风中摇曳，只是叶子已经黄了，秋天又到了。

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找了个小旅馆住下。我需要时间想想，怎么面对母亲，怎么解释这四年。说我受不了那边的生活，偷偷跑回来了？说我丢下女儿一个人跑了？等等，女儿呢？女儿还在伊朗！

我突然意识到，我只顾着自己跑，把女儿忘了。那一刻，我像被雷劈了一样，愣在原地，脑子一片空白。

天啊，我做了什么？我把女儿丢在了伊朗，丢在了那个我拼命想逃离的地方。她才两岁，那么小，那么需要妈妈。我却把她丢下了。

我疯了一样给小月打电话，问她有没有办法把女儿带出来。小月说，很难，非常难。孩子有伊朗护照，有父亲那边的家人，除非阿里同意，否则根本带不出来。

我又给阿里打电话，电话通了，却没人接。发消息，也没回。我知道，他肯定发现我跑了，正在气头上。

那几天，我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茶饭不思，彻夜难眠，满脑子都是女儿。她哭了吗？她饿了吗？她找妈妈了吗？婆婆对她好不好？阿里会不会为难她？

终于，阿里的电话打了过来。他在电话那头咆哮，骂我骗他，骂我无情，骂我把孩子丢下。我哭着求他，让他把女儿还给我。他说，不可能，女儿是他的，必须留在伊朗。

我挂了电话，瘫坐在地上，泪流满面。

那一刻，我真想死。死了就不用受这种折磨，就不用日日夜夜想念女儿，就不用背负着抛弃孩子的罪孽活下去。

可母亲找到我了。她不知道从哪里听说我回来了，带着姐姐找到小旅馆。看到我的那一刻，母亲抱着我，哭得撕心裂肺。

“死丫头，你跑哪去了？四年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母亲一边哭一边捶我。

我抱着母亲，想说对不起，可话到嘴边，只剩下眼泪。

姐姐在旁边抹着眼泪，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可她们不知道，我回来了，却把女儿丢在了那边。

那天晚上，我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了母亲。包括我在伊朗的日子，那些不适应，那些压抑，那些想家的夜晚。也包括我偷跑回来，把女儿丢下的事。

母亲听完，沉默了许久，然后抱着我，轻声说：“傻孩子，你怎么不早说？你要是早说，妈想办法也把你接回来。现在……”

“妈，我想女儿。”我哭着说，“我想把她接回来。”

母亲叹了口气：“慢慢想办法，总会有办法的。”

可办法在哪里？我不知道。

接下来的日子，我住在家里，每天都在想女儿。给她打电话，阿里不接。发消息，阿里不回。托小月去打听，小月说婆婆把女儿照顾得很好，让我别担心。可怎么能不担心？那是我的女儿，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我瘦了一大圈，脸色蜡黄，精神恍惚。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托人打听，有没有办法把孩子从伊朗接回来。可得到的答复都是，很难，几乎不可能。

2022年冬天，阿里终于松口了。他发来消息，说如果我想见女儿，可以回伊朗，他不会为难我。但要把女儿带回中国，不可能。

我看着那条消息，哭了很久。回伊朗？那个让我窒息的地方，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可不回去，就见不到女儿。

最终，我还是决定回去。为了女儿，再难也得回去。

2023年春天，我再次坐上了飞往德黑兰的飞机。这一次，没有期待，只有恐惧。可再恐惧，也得去。

飞机降落后，阿里来接我。他看到我，什么都没说，只是点点头，然后带我回家。

婆婆看到我，表情复杂。有愤怒，有不解，也有一丝心疼。她把女儿抱出来，递给我。女儿看着我，有些陌生，往婆婆怀里躲。我的心像被刀割一样疼。

“宝贝，我是妈妈。”我轻声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女儿看了我一会儿，终于伸出手，让我抱。我抱着她，闻着她身上的味道，眼泪止不住地流。

那之后，我又在伊朗住了下来。不是为了阿里，不是为了这个家，只是为了女儿。每天陪着她，照顾她，教她说话，教她认字。可我心里清楚，这里终究不是我的家，我迟早还要走。

只是下一次走，一定要带着女儿一起。

日子又一天天过去。我继续在这片让我窒息的土地上，为了女儿，咬牙坚持着。可每当夜深人静，看着熟睡的女儿，我还是会想起遥远的山东，想起母亲做的饺子，想起姐姐爽朗的笑声。

那里才是我的家。可我的家，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和女儿一起回去？

窗外，德黑兰的夜色深沉。远处的雪山在月光下泛着清冷的光。我抱着女儿，轻轻哼着山东的童谣。她睡得很香，不知道妈妈的心里，藏着多少苦涩和无奈。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我不知道。可为了女儿，再久，我也得熬下去。

只希望有一天，能带着她，回到那个真正属于我们的地方。那里有黄河，有泰山，有煎饼卷大葱，有母亲包的饺子。那里，才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