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面来风】近代以来的三个黄金时代；美国还是自由民主国家吗？

近代以来的三个黄金时代

截至目前，我们至少经历过三个 “黄金时代”：19 世纪中叶的维多利亚繁荣期（1851-1873）、20 世纪初的 “美好年代” 或进步时代（1898-1913），以及二战后的黄金时代（1945-1974）。尽管时代背景各不相同，但这些黄金时代在本质上高度相似。

在我看来，黄金时代之所以被称为 “黄金”，并不只是因为经济增长，更体现在三种同时出现的进步：

社会进步：大量人口进入中产阶级，生活持续改善，人们普遍感到 “生活在向上走”，从而带来社会稳定与和平；

经济增长：新技术所依托的核心产业，能够形成持续、可靠且不断扩张的需求，并由此在上下游持续创造新的商业机会 —— 这正是我所说的 “创造性建设（Creative Construction）”；

社会正义：更多人享有基本权利，社会对制度公平性的信任增强，人们普遍对未来持乐观态度。正如法国人形容战后繁荣期时所说的，那是 “光辉三十年”（Les Trente Glorieuses）。

每一次黄金时代的实现路径都不尽相同，因为它们必须遵循和回应各自所处的历史条件、安装期遗留下来的问题，以及当时技术范式的具体特征（ 罗汉堂 《 技术经济史学家 Carlota Perez：革命性技术并不等于技术革命 》）。

美国还是自由民主国家吗？

“美国已不再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这是位于瑞典哥德堡大学的民主多样性研究所（Varieties of Democracy Institute）最新研究报告的结论。

这家研究所的英文简称是V-Dem Institute，被称为是全球最权威的民主国家健康状况监测机构之一。该研究所在今年3月17日发表的《2026年民主报告》指出：美国的民主目前正处于比现代任何其他民主国家都快得多的恶化进程中。仅在一年之内，美国在V-Dem自由民主指数（Liberal Democracy index）中的得分就下降了24%，其世界排名在179个国家中从第20位跌至第51位。

撰写该报告的研究人员指出，美国在短短一年内排名如此迅速下滑实属罕见，这意味着美国不再符合自由民主国家的标准。自由民主国家通常是指那些不仅有定期选举，而且拥有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并且公民权利受到尊重的国家。

报告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执政方式，是导致美国排名下滑的原因。

其实，包括美国学者在内的许多研究人员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去年12月11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专门研究民主问题的卢坎·A·韦（Lucan A. Way）教授，与美国哈佛大学的两位政治学教授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和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共同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美国威权主义的代价》的文章，他们在文中指出，特朗普在重返白宫后的第一年里迅速巩固权力，已将美国推向威权主义，具体来说，是竞争性威权主义，在这种体制下，选举依然存在，但执政党操纵制度以延续自身统治。

但《2026年民主报告》对美国政治制度的诊断更为悲观。报告认为，美国半个多世纪以来首次失去了作为“自由民主国家”的长期地位，目前，美国正在经历报告作者所称的“专制化（Autocratisation）”的快速进程（魏城《美国还是自由民主国家吗？》）。

对日本经济“消失三十年”的另一种解释

谈起日本经济的“消失的三十年”，主流解释几乎已经形成固定模板：房地产泡沫破裂、资产负债表衰退、央行加息过早、货币政策失误……这些分析并非错误，但大多停留在金融表层，并没有触及真正决定长期国运的那一层: 制造业竞争的结构性变化。

在笔者看来，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末之后进入长期停滞，核心原因其实很简单：2000年之后，日本制造业在高端、中端和低端，几乎同时被一批真正的“儒教 / 科举制文明型国家和地区”分流和取代。

制造业是个很多经济学家聊的，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美国制造业搞不过东亚。

很多人都没仔细思考过一个问题：制造业真正拼的是什么？很多人误以为，制造业拼的是“聪明”“技术”“工程师水平”。

但真正进入过产业链的人都知道，制造业拼的不是聪明，而是三件事：1.长期重复的耐力2.大规模协作下的纪律3.对一致性、标准化和服从系统的极端适应能力。这恰恰是科举制文明最擅长的事情。

从历史上看，科举制度并不只是考试制度，它本质上是一套：用标准化规则筛选人口，用长期训练驯化执行力，用组织纪律压过个体差异的社会机器。当制造业进入“极端规模化 + 长期内卷”的阶段，这套文明结构会展现出惊人的竞争力。这也是为什么至今无论是芯片代工，还是普通的电子产品代工，基本上东亚国家和地区都能做到世界第一的原因。

回看日本的“黄金三十年”，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是，当时欧美制造业在日本制造面前，确实执行力低下、成本高企、工会掣肘严重；那时候中国大陆尚未全面融入全球制造体系；韩国和台湾地区仍处在城镇化期，许多制造业产业还在初级阶段，产业链远未成熟。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日本当时几乎是亚洲唯一一个同时具备完整工业化能力、极强的组织纪律、顶级的工程执行力，以及可观人口规模的经济体。正因为如此，日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获得了远超自身人口体量的产业溢价，从而显得近乎不可战胜。

2000 年前后，日本真正遭遇的，其实是一种结构性的冲击。进入 21 世纪后，制造业竞争的规则悄然改变。决定胜负的，不再只是单点技术领先，而是谁能在长期、高强度、规模化的制造中维持纪律、一致性和系统执行力。日本在上世纪曾几乎同时独占制造业的高端、中端与低端市场，但当竞争环境发生变化，这种“全覆盖式优势”开始被分流和侵蚀。

在高端制造领域，日本率先被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分流。尤其是在半导体代工和关键电子制造环节，韩国完成了高度集中的“国家级产业押注”，台湾地区则走向了一条更极端的路径, 把工程密度、专业化分工和产业专注度推到全球顶点。结果并不是日本技术突然衰退，而是其原本几乎独占的高端制造优势，被逐步切走，日本也从系统性主导者，退回到关键零部件与材料供应者的位置。在中低端制造领域，中国的进入，则打破了日本最后的“全链条覆盖”。

中国制造的核心优势除了“低价”和“性价比”之外，还有超大规模人口所支撑的高度组织化工业体系，以及可以在单一行业中持续内卷十年、二十年的能力。这种能力，对日本制造形成的是长期、持续、不可逆的结构性冲击。流失的不是某一个细分行业，而是日本过去曾经几乎全部覆盖的中低端制造环节，沿着多条产业链同步外溢。

当制造业竞争进入“人口筛选 + 长期纪律 + 系统内卷”的阶段，日本制造业虽然仍然强于欧美平均水平，却难以再压制那些真正完成工业化内卷体系的儒教 / 科举制文明型经济体。经济并未消失，只是从高速扩张，转入了一个低增长、但高度成熟的稳态（ 卢尔辰 《日本经济“消失的三十年”：一个被严重低估的结构性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