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阎连科带着117元退伍费回家，团长车站追上将他召回提干

1981年冬天，济南火车站的站台上很冷。一个背着大挎包的年轻士兵，手里攥着皱巴巴的117元退伍费，正等着开往河南方向的列车。远处一阵马达声响起，一辆军用吉普车急急停在站台外。车门打开，团长快步走下车，冲着他喊了一声：“阎连科，等等！”

很多人后来读到阎连科，是在书店里，是在《我与父辈》《年月日》那些沉甸甸的文字里，却很少有人把他和那个站在站台上犹豫不决的年轻兵联系起来。那年他23岁，还只是个刚刚退伍、手里只有117元的普通战士，离“作家”这两个字，还远得很。

有意思的是，改变他命运的，既不是某一部成名作，也不是哪一位文坛前辈，而正是这趟“没坐成”的火车——以及紧接着到来的那一次“临时提干”的决定。

一、被烧掉的三十万字，与1978年的那张入伍通知书

要说这趟火车为什么那么关键，还得往前倒一倒。

1970年代中后期，在河南嵩山脚下一户普通农家，十几岁的小伙子阎连科，悄悄写完了一部长达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纸是东拼西凑来的，墨水是省着用的，写作时间挤在农忙的空隙里。对一个农村青年来说，这已经是相当“奢侈”的一件事了。

遗憾的是，成稿的结局并不好。母亲看着家里窘迫的生活，再看那一摞摞稿纸，心里打鼓，最后一把火把这些稿子烧了。对她来说，这只是劈柴火的一次选择，对少年阎连科来说，却像是世界突然塌了一角。

三十万字，连同一个刚刚成形的文学梦，一起在那堆火里变成了灰。

日子还得过下去。农村生活的艰难，很多五六十岁的人都记忆犹新：地少，人多，工分又不高，家里孩子多一点，就更吃紧。阎家也一样。写作留不下口粮，父亲身体又不好，这个家要想翻个身，只能靠出路。

1978年，恢复高考没几年，村里的青年有的准备考试，有的东奔西走找营生。阎连科最终选择了另一条路——参军入伍。那一年，他拿到了入伍通知书，被分配到济南军区部队当新兵。

这一步，现在看起来很自然，在当时却带着一种“赌一把”的意味。对很多农村家庭来说，能进部队，就意味着吃穿有了保障，还有一点希望将来能提干、转业，改变家里窘迫的局面。

对阎连科本人来说，这等于把那堆被烧掉的稿纸埋进了心里，转身走向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

二、营房里的书、武汉的学习班与8元稿费

1978年底，新兵下连。阎连科分到济南军区某部。训练场上，他跟所有战士一样，队列、刺杀、奔袭一个都落不下；到了晚上，别人抽烟、聊天，他则经常抱着一本书窝在角落。

当时部队营房里的书，并不算多，但种类还挺杂。中国经典名著、鲁迅、老舍，外译的苏联文学、欧洲小说，有些翻得发黄。阎连科几乎是“逮着啥看啥”，不挑门类，只要有字就看。久而久之，连队里很多人都知道，有不懂的字，可以去问那个爱看书的河南兵。

训练上，他并不拖后腿。射击成绩在连里名列前茅，军事素质过关，这一点后来成了一道隐性的“加分项”。

1979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济南军区的部队主力并未在第一时间投入前线，即便如此，整个大军区还是紧张动员，人人绷紧了弦。战士们普遍有种“不上前线心里也不踏实”的复杂情绪。

就在这一年，军区里有一个与“枪炮声”完全不同的安排：选送部分有写作基础的战士，到武汉军区举办的小说创作学习班学习。阎连科因为在连队里写过几篇内部小稿，被政治处注意到，点名选上了。

学习班时间不长，只一个月，却极大开阔了他的眼界。那时全国的文学氛围正在慢慢复苏，各军区里也逐步恢复文化队、创作组。武汉那一个月，阎连科第一次系统地听人讲小说结构、人物塑造、叙事节奏，第一次知道自己并非“瞎写”，原来文字真的有门道可学。

学习班结束后回到部队，他顺手写了一篇三千字左右的短篇小说，鼓起勇气投给地方报纸。稿子寄出去后，他又投入训练和日常工作，几乎要把这事忘了。直到有一天，连队来信，里面夹着8块钱稿费。

8块钱，在1979年，对一个普通战士来说，是相当可观的数字。那一刻，他突然发现：烧掉的三十万字，并没有让文字把他完全抛弃。

这篇小说的发表，让连队和上级机关彻底注意到这个爱读书的战士。营里很快把他调到营部，担任报道员，专门负责写新闻稿、宣传材料。这一调整，让他的日常生活发生了明显变化：操课少了，伏案时间多了，接触的人、事也广泛起来。

报道员的工作，其实很磨人。开会记录、写先进事迹、整理材料，一天写不了几句“文艺腔”，却要码出好多段“新闻体”。对写作者来说，这既是磨练，也容易消磨激情。不过对阎连科而言，这个岗位把他从纯粹的体力训练中“解放”出来，让他能持续接触文字，还能接触到更多连队、更多战士的真实生活。

更关键的是，他写得确实不错。几年下来，他凭借宣传报道，两次立下三等功，还光荣入党。这在八十年代初的部队，是挺扎眼的一份履历，为日后提干，悄悄打下了伏笔。

三、精兵简政的大背景：普通士兵提干有多难

时间来到1981年，形势开始微妙地变化。

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不久，国家层面对军队建设做了新的规划。邓小平明确提出，要精简军队机构，裁减员额，提高质量。从1981年前后开始，大规模的精兵简政陆续展开。

这意味着什么？简单说，部队人数要少，干部也要减。一大批军官、干部面临转业，地方安置压力也不小。在这种大环境下，从战士提干，自然变成了一件异常困难的事。各类军校毕业生源源不断进部队，文化程度高、专业对口，优先安排干部岗位；而普通士兵，就算表现再好，没有文化学历、没有专业背景，要想“越过”军校生提干，本身就不现实。

“文艺兵”在这种格局下，更容易被忽略。军队的主业毕竟是打仗，宣传文化工作重要归重要，一到“裁减编制”的关键时刻，很多人心里都有一杆秤：该保谁，该砍谁。

正是放在这个大背景下，1981年年底阎连科的那一番经历，才显得格外不易。

那一年，他也到了服役年限，该面临一个选择：要么提干留队，要么退伍回乡。当时，基层部队中有不少像他这样年龄、资历差不多的战士，都指望赶上提干的“末班车”。但现实并不乐观，名额有限，指标少得可怜。不少人职务能力都不错，也只能无奈卷铺盖卷。

阎连科自然也把希望寄托在提干上。他有三等功、有党龄、有写作特长，从常理看，算是比较“出众”的一位。可实际情况是，提干名额早就被各种渠道分割完了。各营各连都有人“排号”，上级机关还有一定比例名额要留给军校生或专业技术骨干。

到了1981年年底，提干花名册上没有他的名字。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办理退伍手续。

那天，他领到了退伍证，拿到那117元退伍费——这笔钱是根据服役年限和当时标准发放的，并不算多，但对一个出身贫困家庭的青年而言，已经是一笔能让家里缓口气的款子了。

对于部队，阎连科付出的是整个青春；对于命运，眼下得到的回报，就是那一张退伍证和117元。

四、济南火车站的“变数”：团长追车提干

退伍手续办完，就得尽快离队。那段时间，不少战士陆续登上开往各自家乡的列车，带着迷茫、带着不舍，也带着一点隐隐的轻松。

阎连科在济南火车站候车，心里并不算轻松。家里父亲身体不好，母亲操劳多年，弟兄几个都靠地里那点收成过日子。他心里清楚，回去之后，能指望的，就是写点稿子、找点活干。靠写作养家，在当时想想都觉得有点悬。

就在这时，那个意外的场景出现了。

一辆军用吉普车停在站台外，有人急匆匆往里冲。片刻后，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是他们团的团长。团长气喘吁吁，开口就说：“小阎，走，回部队去。”

阎连科有点愣：“团长，我已经退伍了啊。”

团长压低声音，把情况讲清楚：军区临时下达了文化兵提干的名额，其中就有他。团长说得很直接：“经上级研究，决定给你提干。你先回家看看也行，但意见要尽快定。”

站台上人来人往，广播里不时响起列车信息。气氛有些微妙。一边是已经办好的退伍手续和117元钱，一边是突然从天而降的“提干名额”。这样的抉择，对一个出身贫寒、刚尝过退伍滋味的青年兵来说，并不简单。

“团长，我会考虑清楚的。”阎连科给团长敬礼，话说得不疾不徐，“不管怎样，谢谢党和部队对我的信任。”

团长点点头，强调了一句：“组织给你的时间不多，一周之内要有回音。”

很多年后回头看，这一幕算得上是那一代军人很典型的处境：个人命运，往往在不经意的一纸通知、一次追车之中，突然出现拐弯。

五、《二挂鞭》获奖与“临时名额”的来历

团长之所以专门追到火车站，把他“又拉回去”，并不是出于私人好恶，而是源于一个看似细小却格外关键的因素——一出小戏。

退伍前不久，阎连科为武汉军区创作了一个独幕剧，名叫《二挂鞭》。内容围绕基层部队生活展开，情节生动，语言接地气，既有军人气质，也有民间味道。这出戏被推荐参加在北京举办的全军文化演出活动，结果一举拿了奖，而且是一等奖。

在那个年代，军队文艺创作在部队内部其实很受重视。一个连队如果能在全军或大军区的文艺评比中拿到好名次，对部队形象、对领导干部的政绩，都是不小的加分项。《二挂鞭》获奖后，军区文化部门的同志自然很兴奋，大家一合计，觉得该趁热打铁，向上级争取几个文化兵提干名额。

反复沟通之下，上级机关终于松了口，批了有限几个指标。怎么分配？这一点就很关键了。各部队都有擅长文艺的战士，有搞宣传画的，有唱歌跳舞的，有写诗写小说的。要在其中挑人，既得看作品水平，也得看此前立功受奖、政治表现等一系列因素。

就这样，阎连科凭借《二挂鞭》的获奖以及此前积累下来的荣誉，进入了这份不长的名单。也正因为这道批文来得晚，等到名额落实，很多符合条件的战士已经陆续辨明去向，组织这才急吼吼从团里、营里往下追，追到济南火车站，把他从退伍列车前“叫了回来”。

不得不说，这里面既有制度运转的节奏问题，也有个人机遇的成分。但若没有此前那几年扎扎实实的写作积累，没有那部获奖的独幕剧，“临时名额”再多，与他也不会产生交集。

六、家门前的犹豫：留在乡下，还是回营房提干

火车最终还是往河南方向开了。阎连科回到老家，见到的，是多年来一直操劳的父母。

父亲身体一向不好，劳累过度，常年药不离身。母亲脸上的皱纹比他印象中深了不少。家里的土屋、院子、几分薄地，一切都和他当兵前差不多，甚至更破一点。对一个刚从部队回来的青年人来说，这种落差感不难想象。

短短几天，他心里反复打量：要不要就此留下？

他对写作有信心。从部队寄回来的报纸、刊物，家里亲戚都看过，也知道“这孩子能写”。他隐约觉得，哪怕不在部队，也有可能靠写稿子挣点钱，养活父母，慢慢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要不，就不回去了？”某个晚上，他试探着跟家里说了自己的想法。

这话很快传到了在县城邮电局上班的姐夫耳朵里。姐夫听完，当晚就赶回村里，坐在炕沿上，把话摆得很明白：“你现在有机会提干，这种机会以后未必还能碰得上。回去，当军官，有编制，有保障，将来转业也有安置。你说你爱写，那更要回部队去。部队这个身份，对你认字写字，是个不小的支撑。”

家里人也大多倾向于让他回部队。农村生活太实在，哪家有个当干部的亲戚，多少都会觉得底气足一点。更何况，父母对“穿军装”的感情，下意识就有些偏爱。

一边是可以就地留在父母身边，照顾病弱的父亲；一边是回到组织、端起“军官饭碗”，却要继续离乡在外。这样的权衡，在那个年代很多当兵的人都经历过。不同的是，大部分人没有“可以提干”的那条选项。

犹豫几天之后，他还是做出了决定：回部队。

七天期限没有拖到最后一刻，他就带着简单行李，重返部队营门。对外人看，像是恢复原状；对他自己来说，命运已经悄悄改了道。

七、军官身份与“写字的人”：从中篇小说到高稿费

回到部队后，提干手续很快落地。阎连科摇身一变，从义务兵成了基层军官。具体职务虽不算显赫，却意味深长：他正式进入了军队的干部序列。从此，吃穿用度有了统一保障，政治前途也算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起点。

部队对这样的“文化型干部”其实挺看重。那几年，各军区纷纷恢复和加强宣传、文化、新闻等工作，军报、军刊、文工团、文化站都需要懂文字、会创作的人。阎连科在这样的环境里，得到比普通战士更多的读书、写作空间，也更容易接触到各种题材、素材。

在组织安排与个人努力的“双向奔赴”之下，他的创作逐渐走上正轨。各种中短篇陆续见诸刊物，稿费像涓涓细流一样，往家里汇去，在那个普遍收入不高的年代，已经能明显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

1985年，是个重要年份。这一年，他的一部中篇小说终于在重要杂志发表。拿到稿费时，连他自己都有些吃惊——800元。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普通城市职工大半年甚至一年的工资。放在一个来自农村出身的军官眼里，这几乎是一笔“巨款”。

这800元，不只是经济上的回馈，更重要的是一种信号：写作不再只是爱好，而是能真正改变生活的手艺。这一点，对很多那个年代的军人作者来说，都带着某种强烈的现实感和成就感。

也是在部队服役的这些年，他遇到了日后与他相伴的妻子。对方条件不错，家庭背景比较稳定，在很多战友眼中，这算是“挺有福气的一门亲事”。军婚背后，其实也有一种相对稳定的生活预期：有单位，有编制，有组织照应。

不得不说，若没有当年那次“召回提干”，这些后来的发展，很难有同样的基础。

八、军队经历如何塑造作家：从《黄金洞》到《我与父辈》

时间往后推，阎连科在军中的写作越来越成熟。《黄金洞》《年月日》等作品陆续问世，以独特的叙事方式和对苦难生活的凝视，在文学圈逐步占有一席之地。

他说自己是军人出身，这并不只是履历上的一行字，而是长期浸泡在军队生活中的气息，渗透到了他的文字里。对命令、纪律、集体生活的理解，对人的极限和忍耐的观察，这些都不是单靠想象就能写得透彻的。

2004年，因为种种原因，他离开了部队，结束了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军装脱下，身份变了，写作却没有停下，反而走得更远。有人评价他写的苦难，比不少同代作家更厚重，这是混合了农村记忆和军旅经验的笔触。

2009年，《我与父辈》出版，这本书在城市读者群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同济大学举办的新书首发式上，有人当场落泪；一位复旦附中女学生对记者说，看书时哭了好几次，看完后重新思考自己和父母的关系。其实，这些反应背后，有一个共同点：书中呈现的是那个年代父辈一代的沉默、忍耐和不善言辞，很多人从中看到了自己家。

同济大学的校长，据说看完样书，也没忍住流泪。原因很简单，这些经历太熟悉，许多细节在那个年代的人眼里，几乎可以“对号入座”。

不止普通读者，文坛内对阎连科的评价也很高。刘震云曾经说过，莫言能获诺贝尔奖，在他看来，阎连科也可以。王朔谈起他时，直言不讳地表示：在书写苦难方面，他甚至比余华更让人心酸。这些评价未必一定是“定论”，但至少说明，在同行眼中，这位军人出身的作家，确实写出了自己独特的东西。

再往后，他的作品获得了卡夫卡奖，也多次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候选提名的讨论中。荣誉接踵而至的背后，是长期写作带来的身体透支。长期伏案、精神紧绷，让他的健康状况也出现不少问题。某种程度上，这也是那个一头扎进创作的人绕不开的代价。

九、117元退伍费背后：命运拐点的另一种读法

回头再看1981年那张退伍费收据上的数字——117元，如果只是从金钱角度来计算，似乎并不值得大书特书。但放在当时的语境里，它承载的，其实是一个本来可能终结的军旅生涯。

试想一下，如果那一趟火车如期开走，团长没追上人，或者那几个文化兵提干名额没争取下来，阎连科很可能就此回乡。在那个年代，一名退伍战士回到农村，最多也就是多了一点经历和纪律素养，生活线路大概率仍绕不开土地、集体、乡镇企业这些关键词。

以他的写作能力，将来或许也能在地方报刊上站稳脚跟，甚至混到专业作者的地步。但能不能在军旅背景的加持下进入更高的文学平台，能不能写出那么多紧贴军人和底层生活的作品，就很难说了。

从这个角度看，当年那117元，与其说是一笔退伍补助，不如说是一段“差点就结束”的军旅记忆的标记。而营门口那一次重返，某种意义上，是把他的命运重新推回了“军人作家”的轨道上。

到了2009年，《我与父辈》初稿完成后，印刷厂负责打印的工作人员在给他的短信里，只写了一句极简单的话：打印了很多作品，只有你的这部，我们连夜带回家看，一边看一边掉泪，才明白自己究竟亏欠父母多少。这类反馈，看似普通，却透露出一个事实——作品真正触碰到的，是一整代人共有的生活底色。

有意思的是，这位曾经在火车站上犹豫要不要离开部队的青年，最终还是用军人的身份和笔，记录下了那个时代农民、战士和普通百姓的命运起伏。

关于阎连科，其实还有很多侧面：有些作品在国内一度流传受限，引发不少议论；他的身体也因为长期压力和高强度创作出现问题。这些都是他作为“军人作家”的另一面。只是无论怎么看，那个1981年的冬天、济南火车站的站台、团长追车的身影，都构成了他人生叙事中一个绕不开的转折点。

很多年之后再谈起这段往事，有人问他：“当时要是真走了，会怎样？”他笑了笑，并没有给出非常肯定的答案。只是可以肯定的是，没有那一次召回提干，就不会有后来的军营写作岁月，也不会有那么多熟悉而尖锐、粗粝而动人的故事，从他的笔下被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