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带走黄金致红军覆没，一个贪恋女色解放后两人竟回南昌要官

1952年冬天，南昌市政府门口来了两个人。

俩人穿得都不怎么样，一个穿着旧棉袄，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缩着脖子在门口转悠了半天。门卫盯着他们看了好一会儿，觉得眼生，正要过去问话，其中一个人先开口了：“同志，我们要见市长。”

门卫问他们是干什么的。那人挺了挺腰板，说：“我们是老革命，早年闹过革命。现在回来，想找组织要个说法。”

门卫没敢怠慢，把俩人领进了接待室。两个人在长椅上坐定，你瞅我一眼，我瞅你一眼，脸上多少有点不自在。他们心里头清楚，这回回来要官，能不能成，谁心里也没底。

这两个人，一个叫徐名鸿，一个叫孔昭寿。

徐名鸿这个人，资历确实不浅。他是广东丰顺人，1897年生，早年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拿了文学博士学位。1926年回国，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当政治部主任，北伐的时候跟叶挺一起打过汀泗桥。1927年蒋介石清党，他脱离国民党，跑到上海，后来辗转到了福建，跟着十九路军的人搞反蒋运动。1933年福建事变，他当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秘书长，是那场事变的核心人物之一。

可福建事变失败之后，徐名鸿干了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他卷走了十九路军留给红军的一批黄金，跑了。

那批黄金是怎么回事呢？福建事变的时候，十九路军跟红军签了停战协定，为了表示诚意，十九路军领导人蒋光鼐、蔡廷锴把一批黄金交给红军代表，作为联合反蒋的经费。这笔黄金数目不小，够红军用好一阵子。可交接的时候出了岔子——黄金没到红军手里，半路上被徐名鸿截走了。

他带着黄金跑到广东，躲了起来。那批黄金后来去了哪儿，没人知道。可那支等着黄金接济的红军队伍，因为等不到补给，在转移途中被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损失惨重，几乎全军覆没。

徐名鸿后来被抓了，判了刑。抗战时期被放出来，在广东、广西一带做些小生意，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孔昭寿比徐名鸿年轻几岁，山东人，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在上海搞过工人运动。1928年被捕，关在国民党监狱里。按说这人应该有点骨气，可他在监狱里待了没几个月，就扛不住了。更丢人的是，他不是被刑讯逼供吓破胆的，是因为一个女人。

当时有个女地下党员跟他一起被捕，关在同一所监狱里。孔昭寿对那个女人动了心思，想方设法接近她，人家不理他。他因爱生恨，一气之下向监狱当局供出了上海好几个地下联络点。那一次出卖，导致十几个地下党员被捕，有的被杀害，有的被判了重刑。

孔昭寿出狱之后，没人愿意跟他来往。他在上海混不下去，跑到江西，在国民党县政府里当过几天差，后来日本人来了，他又给日本人干过一阵。抗战胜利之后，他回到南昌，在一家小工厂里当会计，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

1952年，徐名鸿和孔昭寿在南昌碰上了。两个人是在街上偶然遇见的，认了半天才认出来——几十年过去，当年的模样早就变了。徐名鸿头发白了大半，孔昭寿更惨，牙齿掉了好几颗，说话都漏风。

两个人在街边一个小饭馆里坐着，点了两个菜，要了一壶酒。喝了几杯，话就多了起来。

徐名鸿说：“当年我跟着十九路军闹革命的时候，那也是一号人物。现在呢？连口饭都吃不饱。”

孔昭寿说：“你算不错了，我比你惨。我这辈子，就毁在一个女人手里。”

两个人越说越气，越说越觉得亏。徐名鸿把酒杯往桌上一顿：“不行，我得去找组织。当年我给红军送过情报，帮过忙，现在新中国成立了，不能把我忘了。”

孔昭寿一听，眼睛也亮了：“对！我也去找组织。我1925年就入了党，那是老资格了。现在新中国成立了，总得给我安排个差事吧？”

两个人一拍即合，第二天就收拾收拾，奔南昌市政府来了。

接待室里的工作人员听完他们的自我介绍，脸上的表情慢慢变了。他问了一句：“你们当初是怎么离开革命的，自己心里有数吧？”

徐名鸿和孔昭寿的脸色一下变了。他们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了，这些事组织上还记得这么清楚。

后来的事，没什么悬念。南昌市政府查了档案，把两个人的底细翻了个底朝天。徐名鸿卷走黄金的事，孔昭寿出卖组织的事，一件一件都查得明明白白。组织上最后给的答复是：你们的事，历史早有结论。现在新中国成立了，需要的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人，不是来要官的人。

徐名鸿和孔昭寿灰溜溜地走了。徐名鸿后来回到广东老家，靠亲戚接济过日子，1955年病逝。孔昭寿留在南昌，在一家小厂里当门卫，1960年代去世。

两个人这辈子，再没提过“要官”的事。

徐名鸿和孔昭寿，一个是能写会说的留法博士，一个是资历不浅的老党员。他们本来都可以走一条好路，可一个贪了不该贪的钱，一个动了不该动的心。钱和色，这两样东西，把他们从革命路上拽了下来，拽进了泥坑里。

可他们不明白的是，革命不是做生意。你当年带走的那批黄金，是多少人用命换来的？你当年出卖的那些同志，他们的家人到现在还在找他们。这些账，不是一句“我当年闹过革命”就能抹掉的。

所以1952年的南昌市政府，没给他们官做，也没给他们好脸看。不是组织不念旧情，是这种旧情，没法念。

那批黄金、那十几个同志，在新中国的档案里，一笔一笔都记着。徐名鸿和孔昭寿想用当年的“功劳”来换官，可他们忘了一件事——新社会的官，不是给叛徒留的。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