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天车”崛起的“白金之城”，揭秘千年盐都的传奇历史

直插云霄的自贡井架——“天车“

上图参天而立的“大柱子”是自贡地区采掘盐卤的井架，又称“天车”，由竹篾绳捆绑木头制成。通过它，古人可以让采集设备深入到地下超千米的深度，提取出用于制作食盐的卤水。

关于这些极具魔幻色彩的建筑物，当地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抗战时期，日本轰炸机空袭自贡时，其飞行员竟把直冲云霄的“天车”看作“超级高射炮”，顿时被吓得魂飞魄散，所以草草扔下炸弹便逃之夭夭。

不过，如果再翻阅《朝日新闻》对当时空袭的报道，你又会恍然发现，该故事只是“抗日神剧”某种形式的变体：因为日本飞机自武汉出发，往返折腾约2000公里之目的，正是要打击包括“天车”在内的自贡制盐工业。

1939年10月11日《朝日新闻》对空袭自贡的报道

因为靠着“天车”，自贡能够年产食盐10亿斤，于抗战期间累计贡献盐税20.97亿元法币，以一城之力支撑起川、康、滇、黔、湘、鄂、陕七省，及甘、桂部分地区共计7000余万军民的食盐供应，成为国家在烽烟岁月的重要经济支柱。

那么，区区“天车”，何以能有如此神通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井架的由来开始说起。

约在两亿多年前的三叠纪，自贡地区由海洋演变为大陆。海洋中丰富的含盐物质也随之沉睡于地下深处。

约两千年前，当地先民在偶然间邂逅了一味咸泉，遂掘地三百尺，得到盐卤，并煮之成盐。

《舆地纪胜》（宋代 王象之）：有梅泽者，猎于山，见石上有泉，饮之而咸，遂凿石至三百尺，盐泉始出，人呼为梅泽盐井。

自贡市区名为《盐泉》的雕像（俗称牧羊女），以纪念先民对盐泉的发现

东汉章帝年间，人们在盐泉涌处之地凿出自贡史上第一口盐井——富世井。富世县也因之成立。此县在唐时避李世民之讳改富义县，宋时避赵光义之讳改富顺县，并沿用至今。

千年古县富顺

不过，富世井虽是自贡第一口深井，但限于当时技术，还只能达到80多米的较浅地层。至北宋时期，全新凿井技术问世，盐井深度才开始大幅向着地心延伸，并下探至触达三叠纪地层所需的最少900米深度。在此位置，储藏着含盐量最高的优质盐卤——黑卤。

全新凿井技术的关键，正是高约数十米至上百米不等之“天车”。它们并非简单的支撑物，而是古代最精密的

势能转化装置

。

这些“天车”的核心使命是为沉重的铁质钻头——

“锉头”

，提供足以击碎地壳岩层的势能。

其运作逻辑堪称一场大地深处的

“暴力美学”

：

蓄能阶段：

动力源来自牛车。竹篾绳一端系着重约三百斤的

锉头

和杆体，穿过井架顶端的定滑轮，另一端缠绕在盘形牛车上。随着黄牛奋力牵引，钻头被缓缓拉升至井架高处。

瞬时爆发：

到达顶点后，工人触动机关。

锉头

瞬间转入

自由落体模式

，带着巨大的动能狠狠砸向地面。

排渣创新：

锉头侧面具有独特的

导泥槽

设计

。

撞击瞬间，破碎的岩渣与工人灌入的水混合成泥浆，

顺着导泥槽迅速向上翻涌，以提升钻井效率。

就这样，竹篾绳在牛车的驱动下紧绷如弦，沉重的铁杵如雨点般反复撞击大地,

周而复始，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生生在坚硬的岩层上凿出通往三叠纪的深邃孔洞。

这种“冲击式钻进”技术比欧洲领先了800～1000年。直到1833年，法国工程师米勒（Mulot）才在巴黎盆地钻出了类似的深井——格勒纳勒（Grenelle）深井。

世界上第一口人工打凿的超千米深井（1100米）——自贡市燊海井

由钻头冲击形成的狭小井口

自贡凿井工艺可谓滴水穿石。但若没有泼天的财富诱惑，谁愿意在这地壳深处耗费数十年的光阴？

食盐，自古以来就不是一种调味品，而是一种“白色黄金”，是官府最隐秘、最暴利的提款机。

我们先看两个数字。唐玄宗初期，食盐采用自由贸易方式，盐价仅10文/斗。但安史之乱后的唐肃宗时期，盐价却猛涨到110文/斗。

《新唐书·食货志四》：天宝、至德间，盐每斗十钱。

《新唐书·食货志四》：乾元元年，盐铁、铸钱使第五琦初变盐法……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

造成价格飙升十倍的原因并非食盐供应减少，而是官府垄断了食盐批发渠道。

盐场生产的盐只能卖给官府，零售商人也只能自官府进货。靠着垄断经营，唐肃宗迅速募集到了大量军费用于平乱。至代宗时期，朝廷盐税收入已达600万贯，占其总收入一半。

但食盐真实价值与高昂价格之间的巨大落差也催生出庞大的灰色产业链。走私组织以较官盐更高之买价进货，再以更低之卖价出货。由于品质相同，性价比更高的私盐自然更受市场欢迎。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私盐无法禁绝，乃人性使然。既如此，倒不如承认现实，放弃垄断。

而于清道光十二年推行的“票盐制”，便是官府管理由紧到松的一个标志性政策。

其要旨为：

任何人均可直接到盐场进货，只要他提前到官府缴纳对应赋税，并获得一张称为“盐票”的凭据。盐商凭“盐票”进货后，可将食盐运到指定区域零售或批发。

清代盐票

“盐票制”推行后，刺激了民间资本更为踊跃的进入食盐产业链。然而，道光皇帝进行此项改革的目的却并非因为推崇资本主义。

在“票盐制”推出前，大清实行盐商固定、配额固定的“纲盐制”。该制度的初衷是更好锁定食盐供给，维持官盐高额利润。但随着“纲盐制”长期执行，各种杂费也不断追加于盐运之中。例如，淮盐从产地纳入供应链时，一“引”（合400斤）的法定成本为1.05两白银，但当盐送至目的地湖南、湖北时，其实际成本已因各方神仙“摊派”而飙升至十余两之多！

十余倍的隐形成本，让富可敌国的盐商也成了“负翁”。

官盐卖不掉，朝廷收不到税，盐商在亏损，并连累两淮盐运衙门出现巨额亏空。而中间层层盘剥的官僚集团却赚得盆满钵满。

《皇朝经世文编续编》陶澍奏折（佐证）：淮北定例，每引正课银一两五分。

《陶澍道光十三年奏》：淮北每纲应征课银二十七万二千余两，历来从未征起，虚耗调剂，商疲力竭，无人领运。向来口岸文武衙门私设陋规，书役复加需索，场至岸私费摊入，每引成本至十有余两，利不偿本，官不敌私。

所谓的“票盐制”，本质上是最高统治者发起的一场“暴力清洗”

打破准入门槛：

只要交税领“盐票”，谁都能卖盐。

利益震仓：

利用民间新涌入的冒险资本，直接绕过那些盘根错节的旧利益集团。

收割新资本：

用新的渠道，收最稳的税。

咸丰帝时期，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产于江苏的淮盐无法运抵湖南、湖北。这令本地不产盐的两湖区域顿时出现4.6亿斤食盐的巨大缺口。

在那个“断盐即乱”的年代，巨大的需求空间成了最强的动员令。

在四川本地一斤仅售十余文的食盐，运抵两湖后竟能狂飙至

90文

以上。这种翻倍再翻倍的溢价幅度，甚至比因中东战争引发的原油涨幅还要惊人。

光绪《四川盐法志》《犍为县志》：咸丰时，每盐一斤仅十余文。

咸丰十一年官文奏折："淮盐片引不至，楚省盐价骤增，每斤贵至八九十文及百文以外不等。"

两湖本是官方划定的淮盐专售区，严禁客盐入内

。但由于朝廷急需课税充当军费，且民间苦于淡味，清政府最终放下身段，对蜂拥而至的川盐实行“默许政策”：

只要每百斤缴纳0.13两白银的赋税，私盐即可合法化

。

光绪《四川盐法志》卷十一 / 曾望颜奏折：“咸丰五年，前兼署督臣乐斌奏请于夔巫设立关卡，以征贩税，议定济楚无引之盐，每百斤征收税银一钱三分，化私为官。

这场史称“川盐济楚”的突发贸易流，拉开了四川盐业疯狂扩张的序幕。在此期间，川盐产量较战前暴涨80%，为焦头烂额的清政府贡献了“二百数十万两”的惊人税收。

而作为四川盐业的核心城市，自贡盐产量也随之达到3～4亿斤/年，峰值时触及6亿斤/年。占全国总产量五分之一，四川省产量二分之一。

成为一座自战火中崛起的“白金之城”

。

《自贡文史资料选辑》：自咸丰三年川盐济楚，富荣盐厂产额骤增，常年产量约计三万万斤至四万万斤，最盛时达五六万万斤，占全川产量百分之五十以上。

“川盐济楚”之前，自贡盐业主要由陕西秦商把持。秦商先前曾于扬州长期参与淮盐经营，后在与徽商角逐中失意离场，远赴西川。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秦商进入自贡后，凭借其庞大资本，开阔视野，广泛渠道，以租赁、融资等多种形式，逐渐占据了自贡盐场十之七、八资产，可谓盛极一时。

目前，自贡市内保留着中国唯一的一座盐业历史博物馆，其前身正是秦商聚会与娱乐的场所，又名“西秦会馆”，建于乾隆十七年。

西秦会馆，目前的盐业历史博物馆

“川盐济楚”之后，一直被压制的自贡本地盐商迅速崛起，与秦商形成平分秋色之势。关于此次戏剧性的弯道超车，当地风水学的说法是，自贡头面人物王朗云修建的本地盐商会所——王爷庙暗藏玄机：其建筑底部设有直插水中的“龙爪”，所以抢先抓住了滚滚而来的财源。

建于釜溪河边的自贡本地盐商会所——王爷庙

不过，玄学终究只是谈资。自贡本地盐商之所以能平分秋色，靠的是极度清醒的

商业博弈逻辑

：

地利（基础）：

本地商帮掌握着绝大多数土地的所有权；

磨剑（条件）：

在秦商的长期“带教”下，本地盐商逐步摸清了行业门道；

押注（契机）：

敏锐察觉到“川盐济楚”是改变命运的绝佳窗口。

以王朗云执掌的“王三畏堂”为例，为了解决快速扩张中的现金流难题，他设计了一套足以写入商业史的合资模式：

生产成本：

王家出土地，秦商出押金及动辄上万两的凿井费用；

利润分配：

盐井建成后利分30股，王家占12股，秦商占18股。

但这并非永久的分成。王朗云在合同中埋下了一个“大招”：

18年后，秦商必须放弃所有股份与资产，净身出户。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道光十八年（1838），朗云与陕西商人订立‘出山约’，规定：主出扇子坝井厂基地，客出押山银四百两及凿办资金，全井收益分为三十股， 主占十二股，客占十八股 ，客日份年满十八年后，井厂全归主人。

这种方式在本质上是用

长期收益权换取短期启动资金

。对于秦商而言，由于没有土地所有权，不得不接受“到期清算”的条件。靠着这种“疯狂引入外资、到期全盘收回”的策略，王三畏堂的产能迅速膨胀，最终占据了自贡总产量的十分之一，成为了本土资本逆袭的标杆。

“天车”在为盐商提供巨额财富的同时，也被清朝官府盯上。为筹措军饷，四川都督骆秉章于同治二年，于自贡设立“水厘局”，对盐井抽出的卤水，每担额外征收赋税1至2文铜钱，并美其名曰“水厘”。

晚清八大名臣骆秉章，以诛杀石达开闻名

按此标准，盐场每生产1斤食盐，需向“水厘局”贡献铜钱约0.7文。看似数额不大，但像王朗云这般顶级盐商，每年额外缴纳的“水厘”将不下数万两白银。于是，这位背景深厚的王家掌门人遂与其他家族合谋，干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唆使工人砸毁了“水厘局”！

事情一出，四川总督骆秉章顿感颜面全失，立即枪打出头鸟，命富顺知县将王朗云缉拿归案（当时自贡地区尚未建市，归富顺县管辖）。

据称，庭审时，知县责问：你可知道官官相护？王朗云则回敬：我只知钱可通神。

知县大怒：我宁可不当这官，也要治你！王朗云气势不输：我宁可扇子坝的盐井不要，也要免你的官。

首席盐商敢如此大胆回怼，自然是仗着京城有人。正巧这时全国数省遭灾，王朗云借机捐出7万两白银，从朝廷获得二品顶戴花翎。“水厘局”事件遂不了了之。

《自贡市志·人物志·王余照（王朗云）》：同治二年，朗云因抗水厘、毁水厘局被逮。知县陆玑讯曰：“汝知官官相护乎？”朗云答：“我只知钱可通神。” 玑怒：“吾弃此官，必治尔！”朗云曰：“吾弃扇子坝，必去尔官。” 后朗云捐赈七万金，获二品顶戴，出狱复盛。

光绪二年，延续二十三年之久的"川盐济楚"落下帷幕，淮盐重新占据两湖市场。属于自贡的第一次黄金时代宣告结束。

光绪三年，急需筹款的四川新一任总督丁宝桢决定对盐政实行改革，将盐运批发渠道收归官府所有。

晚清名臣丁宝桢，宫保鸡丁的发明者

这是一项动作幅度非常巨大的改革，官府直接插手批发渠道意味着其管控力度超过了宋、元、明、清历代，直接退回到安史之乱时的唐肃宗时期。如果新政被执行，又一次行业大规模洗牌势必拉开序幕。目前的既得利益者——盐商及其幕后势力，将成为新政首当其冲的打压对象。可以肯定，如无慈禧太后首肯，丁宝桢绝没胆量干此事。

这时，尚心怀侥幸的王朗云决定孤注一掷。他接连上书户部、都察院，反对丁宝桢改革。只可惜，王朗云本次看错了形势。手握尚方宝剑的丁宝桢趁机将先前“水厘局”事件捅到了最高层。结果，“老佛爷”极为震怒，下令对王“从严惩办，着即先行革职，交丁宝桢提省确切审办，以示儆惩”。

为避免成为新政祭旗亡魂，王朗云匆匆出逃。直到四年后，他才悄然返乡，并于三年后郁郁而终。之后，王氏家族控制的“王三畏堂”也逐渐失去往日声势。可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这当中，固然有人员经营不善之因，但一来“川盐济楚”黄金年代结束，二来官府变天染指盐运，也属形势使然。

自丁宝桢新法实施后，四川盐税收入一下激增到“六百三十万两”。在此期间，尽管民间盐商利益遭到沉重打击，但自贡食盐产量却一直稳定在4亿斤左右，仍占全国五分之一。“千年盐都”之称也由此而来。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同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

至此，国民政府也遇到了与咸丰皇帝相同的难题：淮盐供应断绝后，如何满足两湖的食盐需求？

于是，“川盐济楚”再次被提上议程。为提升川盐产量，国民政府宣布开放盐业准入限制，并通过为盐商提供贷款与补贴等方式，刺激民间资本大举进入。自贡也迎来第二次黄金发展期。

至1941年，自贡盐井数量从战前的6300口狂飙至

13400多口

，年产量高达

10亿斤

（50.34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三分之一。抗战期间累计贡献盐税20.97亿元法币，占全国盐税总额25%，以一城之力支撑起川、康、滇、黔、湘、鄂、陕七省，及甘、桂部分地区共计7000余万军民的食盐供应，为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自贡市志》：历史上，自贡地区先后开凿盐井13400余口（一说1.3万余口），分布在约55平方公里的产盐区。……自贡（富荣盐场）食盐供应：川、康、滇、黔、湘、鄂、陕七省，及甘、桂部分地区，保障7000余万军民军需民食……产食盐达10亿斤（50万吨），占全国产量1/3……抗战八年（1937—1945），自贡盐税累计 20.97亿元（法币），占全国盐税总额25%、占四川盐税50%—60%（年均约55%）。

正因为此，日本才将自贡作为其所谓“盐遮断”战略的核心打击目标，制定出与攻击成都、重庆“101号”计划平行的“102号计划”。

根据其计划，日机分别于1939年10月10日，1940年7月5日，8月12日，1941年7月28日，29日，8月17日，19日共出动轰炸机四百余架次，针对自贡盐业设施进行了多轮的狂轰滥炸。

曾轰炸自贡的日本双引擎轰炸机

日军的初衷，是想借毁灭中国食盐供应中枢，来打击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但由于自贡盐井数量高达一万余口，且分散极广，岂是几次轰炸所能解决？结果，日军的残暴行动不单未能达到期望效果，反而让悲愤中的自贡人民更加踊跃的投入到生产之中。

1944年，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国民节约献金总会会长的冯玉祥到自贡为抗战募捐。短短一月间，仅22万人口的自贡便捐款1.2亿元法币，金戒指784枚，金镯10双、金簪2支。人均捐款近600元，户均捐款3000元。其中，“王三畏堂”末代掌门王德谦一人便捐款1500万元。此次募捐活动同时创下了城市捐款数额第一，人均捐款数额第一，户均捐款数额第一，个人捐款数额第一，四项全国第一的纪录。质朴的自贡人再次用实际行动强硬回击了日本军国主义妄图摧毁中华意志的狼子野心。

《自贡市志》：1944年，自贡22万民众献金1.2亿元法币，人均近600元、户均3000元，总额、人均、户均均居全国第一；盐商王德谦1500万元、余述怀1000万元，破个人纪录；盐工献金8000万元。全民献金，毁家纾难，为抗战救国作出巨大贡献。”

1944年7月，自贡妇女献金大会，捐献金戒指784枚、金镯10双、金簪2支，缝缀成“赤心爱国”“同盟胜利”两幅巨幅缎幔。

在那段特殊的战时岁月，那些拔地而起的“天车”，已不再仅仅是采掘财富的机器，而成了我们这个民族永不屈服、傲然挺立的精神象征！

自贡妇女献金大会缝缀成的“赤心爱国”巨幅缎幔。

冯玉祥将军（第一排中）与自贡献金分会全体同仁合影

冯玉祥感动之余，挥毫写就“还我河山”四个大字，赠予自贡。经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冯将军笔墨仍完好保存在釜溪河边一块巨石上，仿佛还在为人们无声的讲述那一段悲壮却又温暖的历史。

抗战时期的盐运码头，及冯玉祥将军手书的“还我河山“

今天在釜溪河边仍保存完好的冯玉祥手书大字：“还我河山”

食盐，制作成本极低，却是生存之刚需。

这种天然的矛盾，使其成为了古代权力运作中最高效的杠杆。

当官府严控渠道，盐价便随之暴涨，国家赋税随之叠创新高。然而，历史的规律从未改变：当盐价因各方利益集团的层层盘剥，被推高至民生难以承受的“危险区域”时，私盐便会如野草般泛滥，最终导致官盐体系的彻底崩溃。

面对残局，官府往往会以“放开管制”为由，引入民间资本进行大规模洗牌，催生出短期的繁荣。然而，一旦国用紧张、战事再起，朝廷又会毫不犹豫地收回权力，恢复严管，以汲取每一分可能的税赋。

从唐肃宗的食盐官运，到定商定额的“纲盐制”；从敢于放权的“票盐制”，再到丁宝桢铁腕收权的改革——

中国盐政的历史，就在这“收”与“放”、“利”与“义”之间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

而作为“千年盐都”的自贡，其兴衰更替的历程正好是中国盐业历史一言难尽的复杂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