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贪欲横流

话说这年头，贪字头上一把刀，可人人都觉得那把刀砍不到自己头上。

滨城市的西郊有个渡口，叫忘忧渡。名字起得雅，实则是个三不管的地界儿。渡口边上有棵歪脖子槐树，树下常年坐着个摆棋摊的老头儿，人称槐下公。没人知道他真名叫什么，只晓得他在这儿坐了快二十年，风雨无阻，雷打不动。棋盘上摆着残局，旁边竖块纸牌子，写着“胜得一局，奉赠一言”。

这八个字写得歪歪扭扭，像是鸡爪子扒出来的，可滨城有点头脸的人物都晓得，槐下公那“一言”，比什么风水先生、算命瞎子的话都灵验。据说当年城东的孙胖子还是个卖咸菜的小贩时，赢了老头一局棋，得了一句“往东走，莫回头”，后来果然靠着东边开发区的地皮发了家。又据说城西的马寡妇赢了棋，得了一句“红衣服穿三年”，她咬牙买了件大红呢子大衣穿了三年，第四年就嫁给了区长的儿子。

当然，这些都是传说。传说是真是假没人说得清，但慕名而来的人一年比一年多，槐下公的棋盘也从木头疙瘩换成了红木的，纸牌子换成了铜匾，唯独那歪脖子槐树还是那棵歪脖子槐树。

这年夏天，滨城来了个人。

此人姓万名贯秋，名字取得大气，人也长得大气。四十出头的年纪，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一双眼睛不大却精光四射，看人时像在估价，看物时像在丈量，总之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我什么都见过”的从容劲儿。他开一辆黑色的奥迪A8，停在忘忧渡对面的烂泥路边上，四个圈的车标在夕阳下闪闪发光，跟周围卖烤红薯、炒板栗的板车形成了某种荒诞的对比。

万贯秋是来下棋的。

他在滨城已经待了三天，住在城东最好的君悦酒店，总统套房，一晚上三千八。三天里他见了滨城大大小小十几个官员，吃了六顿饭，喝了四场酒，敲定了滨城新区商业综合体的开发项目。项目总投资十二个亿，他的万丰集团占七成股份，剩下的三成留给本地几家有头有脸的合作方。饭桌上推杯换盏的时候，有人提了一嘴忘忧渡的槐下公，说万总既然来了滨城，不妨去会会这位奇人，赢他一局，讨句吉言。

万贯秋当时端着茅台笑了笑，没接话。他从来不信这些神神叨叨的东西，在他看来，所谓命理玄学，不过是穷人对命运的意淫，富人对财富的自我安慰。他万贯秋能有今天，靠的是脑子、胆子和关系，跟什么残局预言没有半毛钱关系。

但第二天下午，他还是来了。

不是因为信，是因为无聊。合同签了，酒喝完了，回上海的红眼航班还有六个小时，他实在想不出在这座灰扑扑的三线城市还能干什么。

他把车停在烂泥路边上，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栈道走向渡口。七月的滨城热得像蒸笼，空气里弥漫着槐花的甜腻和河水的腥气，两种味道搅在一起，闻久了让人犯恶心。渡口边上有几个光膀子的老汉在乘凉，手里摇着蒲扇，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槐下公坐在树荫最浓的地方，穿了件洗得发白的灰布褂子，脚上一双草鞋，整个人瘦得像根晒干的豇豆，脸上的皱纹层层叠叠，像是把一辈子的心事都刻在了上面。

万贯秋走到棋盘前站定，低头看了看那局残局。他是个聪明人，年轻时也学过几天围棋，虽然谈不上精通，但基本的棋理还是懂的。眼前这局棋白子被黑子围困在右下角，看起来大势已去，但只要在中腹落一子做活，就能反败为胜。这个变化不算复杂，他看了不到半分钟就看出了门道。

“老先生，”万贯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百元钞票，压在棋盘角上，“下一盘？”

槐下公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那一眼很慢，慢得像在翻阅一本厚书，从头翻到尾，又从尾翻到头。万贯秋被这目光看得有点不自在，下意识地整了整领带。

“你不是来下棋的。”槐下公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玻璃，“你是来找东西的。”

万贯秋笑了，他觉得这是江湖术士惯用的开场白，模棱两可，放之四海而皆准。谁不是来找东西的呢？找钱，找权，找女人，找答案，找自己。这世上每个人都在找东西，这句话说了等于没说。

“老先生说得对，”万贯秋在棋盘对面坐下来，石头凳子被太阳晒得滚烫，烫得他屁股一紧，但面上纹丝不动，“我来找一句吉言。”

槐下公没再说什么，伸出两根手指把百元钞票推到一边。这个动作让万贯秋微微一愣——不是嫌少，是嫌多？还是嫌脏？

“规矩改了，”槐下公说，“现在不收钱。”

“那收什么？”

“收你身上的一样东西。”

万贯秋的笑容僵了一瞬，随即又恢复如常。他见过形形色色的江湖人，有要生辰八字的，有要头发指甲的，有要贴身物件的，说到底都是为日后拿捏你做铺垫。他万贯秋在商场摸爬滚打二十年，什么套路没见过？

“行，”他从手腕上撸下一块表，百达翡丽的，六十八万，搁在棋盘上，“这个够不够？”

槐下公看都没看那块表一眼，目光落在万贯秋的左手上。万贯秋的左手中指上戴着一枚翡翠戒指，水头极好，绿得像一汪化不开的春天。那是他发家后买的第一件奢侈品，跟了他十五年，比他的两任妻子都长久。

“那个。”槐下公抬了抬下巴。

万贯秋的笑容彻底消失了。他低头看了看那枚戒指，又抬头看了看槐下公，忽然觉得这个瘦得像豇豆的老头子没那么简单。这枚戒指他不常戴，今天是因为签合同，特意拿出来充场面的。一个摆棋摊的老头子，隔着三步远，怎么一眼就盯上了这个？

“老先生好眼力。”万贯秋不动声色地摘下戒指，放在棋盘上。翡翠碰到红木，发出一声清脆的响。

槐下公这才点了点头，伸手把棋盘上的棋子重新摆了一遍。万贯秋低头一看，发现残局变了——白子的局势比刚才看到的更差，几乎是死局，只有在左上角一个极不起眼的位置落子，才有可能做活。这个变化极其隐蔽，他刚才完全没有注意到。

他心里咯噔了一下。这老头子是在告诉他：你以为你看明白了，其实你什么都没看明白。

棋局开始了。

万贯秋执白，槐下公执黑。头二十手波澜不惊，万贯秋按照自己预想的思路稳步推进，中腹的形势渐渐明朗。他偷眼看了看槐下公，老头子面色如常，落子的速度不紧不慢，像是在自家院子里浇花一样从容。

第三十一手，槐下公下了一子，落子点在万贯秋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位置。

这一子落下，整个棋局的局势突然变了。万贯秋发现自己的白子看似在中腹站稳了脚跟，实则四面八方都被黑子暗戳戳地围住了，就像一个人站在看似开阔的广场上，抬头一看，四周高处的窗户里全是对着你的枪口。

他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第四十五手，万贯秋下了一步自以为精妙的棋，这一手如果成了，就能在右下角打开一个缺口，反守为攻。落子的时候他甚至微微扬了扬嘴角。

槐下公看了看棋盘，忽然笑了一声。那笑声很轻，轻得像一片树叶落在水面上，但在万贯秋听来却重如千钧。

第五十手，槐下公落下一枚黑子，将万贯秋的整条大龙截成两段。白子首尾不能相顾，溃不成军。

棋局结束了。

万贯秋盯着棋盘看了足足有两分钟，脸上的表情从震惊到不解，从不解到恍然，从恍然到颓然。他终于看明白了——从一开始，这盘棋就没有赢的可能。他走的每一步，都在槐下公的算计之中。他以为自己在中腹站稳了脚跟，其实那是槐下公故意放他进去的陷阱。他以为自己在进攻，其实一直在被牵着鼻子走。

这不是下棋，这是诛心。

“你输了。”槐下公说。

万贯秋深吸一口气，站起身，勉强挤出一个笑容：“老先生棋艺高超，晚辈甘拜下风。那‘一言’——”

“我说过，”槐下公抬起头，夕阳正好落在他脸上，把他那张皱纹密布的脸照得像一张古旧的地图，“你不是来下棋的，你是来找东西的。”

“我没找到吗？”

“你找到了，”槐下公指了指棋盘上那片溃不成军的白子，“你看看你找的是什么。”

万贯秋低头看去。夕阳的余晖落在棋盘上，那些散乱的白子在光影的变幻中忽然呈现出一种奇异的排列——像一张脸，一张扭曲的、贪婪的、正在嚎叫的脸。

他猛地后退了一步，撞翻了身后的石头凳子。凳子砸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惊得旁边乘凉的老汉们纷纷侧目。

“老先生，你——”万贯秋的声音有些发紧，他很快稳住了自己，清了清嗓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槐下公没有回答，而是拿起那枚翡翠戒指，对着夕阳看了看。翡翠在光线下折射出幽幽的绿光，照得他的脸也带上了一层绿意。

“这戒指，”槐下公说，“你从哪里得来的？”

万贯秋皱了皱眉，显然没料到对方会问这个问题：“买的。十五年前在云南腾冲，从一个翡翠商人手里买的。”

“那个商人长什么样？”

“时间太久，记不清了。”万贯秋的语气有些不耐烦，“老先生，棋下完了，输赢已定，我要赶飞机了。”

槐下公把戒指放回棋盘上，发出一声极轻的叹息。那叹息声里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惋惜，又像是怜悯，又像是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种悠长的、来自岁月深处的疲惫。

“你记不清了，”槐下公说，“我替你想起来。那个商人姓杨，四十来岁，左手缺了一根小指。他说这戒指是他家传了三代的东西，本来不卖，但儿子得了急病等钱救命，没办法才拿出来。你出价三千块，他要五千，你还价三千五，他咬咬牙答应了。你付钱的时候看到他眼泪掉下来，你心里想的是——‘这玩意儿市价至少两万，今天捡了个大漏。’”

渡口边的空气忽然凝固了。

万贯秋的脸色变了。不是那种微微色变的变，而是像有人在他脸上泼了一盆白漆，从额头到下巴，一层惨白迅速蔓延开来。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喉咙像是被人掐住了，发出的只有一串含混的气音。

“你……你是谁？”他终于挤出了三个字，声音嘶哑得不像自己。

槐下公没有回答，而是慢慢站起身来。他站起来的过程很慢，像一棵老树从地上拔起，关节发出细微的咯吱声。等到他完全站直了，万贯秋才发现这个瘦小的老头其实很高，比他高出整整一个头。夕阳在他身后拉出一道长长的影子，那影子落在棋盘上，覆盖了那些散乱的白子，像一块巨大的黑布盖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那孩子后来死了，”槐下公说，“因为他爹卖掉祖传戒指换来的三千五百块钱，根本不够交住院押金。医院催了三天，第四天早上，孩子断了气。”

万贯秋的身体晃了晃，扶住了棋盘才没有倒下。他的大脑在高速运转，拼命搜索着十五年前的记忆。杨姓商人，缺小指，儿子生病，腾冲——这些碎片在脑海中翻涌，却怎么也拼不出一张完整的面孔。他不记得了，他真的不记得了。十五年来他经手的生意成百上千，一桩三千五百块钱的交易，怎么可能留在记忆里？

可是槐下公说得那么详细，那么笃定，每一个细节都像是从时间的河底打捞上来的，带着湿漉漉的真实感。

“你胡说什么，”万贯秋的声音忽然拔高了，“我根本不认识什么杨姓商人，这戒指是我在正规珠宝店买的，有发票有证书——”

“发票是假的，”槐下公平静地打断了他，“证书也是假的。你花了两百块钱找人办的。你知道那戒指是真货，但你想省下那笔税钱。”

万贯秋的嘴唇哆嗦了两下，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

渡口边的空气越来越闷，天边堆起了乌云，远处传来隐隐的雷声。乘凉的老汉们开始收拾东西回家，一个胖墩墩的中年妇女推着板车从旁边经过，板车上堆着没卖完的西瓜，车轮碾过木栈道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没有人注意到槐下公和万贯秋之间的这场对话，或者说，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在忘忧渡，每天都有人来下棋，每天都有人输，每天都有人听了那句“一言”之后失魂落魄地离开。

但万贯秋不是那些人。他是万贯秋，身家几十亿的万贯秋，滨城新区商业综合体项目的大股东，滨城市市长、书记的座上宾。他见过大风大浪，摆平过工商税务，摆平过黑道白道，他怎么可能被一个摆棋摊的老头子几句话就击垮？

他直起腰，整了整领带，把那枚翡翠戒指从棋盘上拿起来，重新戴回手指上。他的动作很慢，慢得像是在故意展示某种姿态——你看，我不怕你，我不信你，你奈何不了我。

“老先生，”他说，声音已经恢复了平稳，“故事编得不错，拿去茶馆说书能挣几个赏钱。不过我有句话要送给您——这年头，编故事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槐下公笑了。这一次的笑不像之前那样轻，而是一种很深的、从胸腔里涌出来的笑，带着一种让人心里发毛的回响。

“万贯秋，”槐下公叫了他的全名，“你左手边口袋里有一张银行卡，卡里有三百二十万，是一个叫赵德茂的包工头今天中午塞给你的。你右手边的口袋里有一块和田玉籽料，是滨城规划局刘副局长的小舅子送的，托你帮忙在新区商业综合体项目里安排一个三千方的商铺。你西装内衬的左口袋里有一串钥匙，是你在上海佘山买的那栋别墅的备用钥匙，那栋别墅登记在你前妻的名下，但实际出资人是你——而你去年在财产申报表上写了‘无其他房产’。”

万贯秋的脸色又白了。这次不是惨白，是那种透着青灰的白，像死人脸上的颜色。他的手不由自主地伸向口袋，像是要确认那些东西还在不在，又像是要藏得更深一些。

“你……”他的声音又开始发颤，“你怎么知道的？”

“你赢了这盘棋我就告诉你，”槐下公坐回石凳上，指了指棋盘，“再来一局。”

万贯秋盯着棋盘看了三秒钟，然后做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他转身走了。

不是快步走，不是小跑，而是一种近乎于逃的疾走。他穿着那双定制的手工皮鞋，踩在吱呀作响的木栈道上，走得又快又急，好几次差点被翘起的木板绊倒。他的黑色奥迪停在烂泥路边上，四个圈的车标在昏黄的路灯下闪着冷光。他拉开车门坐进去，发动引擎，轮胎在烂泥地里打了两下滑，然后猛地蹿了出去，溅起一片泥水。

后视镜里，忘忧渡越来越远，歪脖子槐树越来越小，槐下公的身影最终消失在一片灰蒙蒙的暮色里。

万贯秋开着车在滨城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转了很久。他不认识路，也不需要认识路，他只想离那个地方、那个人越远越好。车载空调开到最大，冷风呼呼地吹着他的脸，可他后背的衬衫还是湿透了，紧紧贴在皮肤上，难受得像裹了一层保鲜膜。

他给秘书打了电话，让她改签机票。秘书说今晚最后一班飞上海的航班已经起飞了，最早要等到明天早上七点。他说那就明天早上七点，挂了电话。

他把车停在一个不知名的路边，摇下车窗，点了一根烟。滨城的夏夜闷热得像蒸笼，路边的烧烤摊飘来孜然和辣椒的香气，几个光膀子的男人围坐在塑料桌前喝啤酒，碰杯声和笑骂声混在一起，在潮湿的空气里回荡。

他忽然觉得这一切都很陌生。这座灰扑扑的城市，这些粗俗的街景，这个摆棋摊的老头子，还有那些他早已遗忘的、来自十五年前的记忆碎片。槐下公说的那些话像钉子一样钉在他脑子里，拔不出来，也按不下去。

那孩子后来死了。

他使劲摇了摇头，把烟头掐灭在车窗框上，又点燃了第二根。十五年前的事，就算真的发生过，跟他万贯秋有什么关系？他是买家，那个杨姓商人是卖家，一个愿买一个愿卖，公平交易，童叟无欺。至于那个商人卖了钱之后拿去干什么，儿子治没治好，那是他自己的事，跟别人有什么关系？

这世上每天都有孩子在死去，他万贯秋又不是救世主，他凭什么要为每一个死去的孩子负责？

可那个声音又响起来了，不是槐下公的声音，是他自己的——那个十五年前的万贯秋，那个刚从国企辞职、揣着两万块钱南下闯荡的年轻人，那个在腾冲的翡翠市场上蹲下来，拿起这枚戒指，对着阳光看了看，然后问了一句“多少钱”的年轻人。

那时候的他，还没学会看人脸色，还没学会讨价还价，还没学会在心里盘算“这玩意儿市价至少两万”。那时候的他，看到那个缺了小指的商人掉眼泪，心里是难受过的。他犹豫过，想过要不要多给一点，五千，或者六千，或者干脆按对方开的价给。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三千五，因为他觉得做生意就是这样，能省一分是一分，心软的人发不了财。

十五年过去了，他果然发了财。

可是此刻，坐在这辆奥迪车里，闻着烧烤摊飘来的烟火气，他忽然不确定了——他发的这个财，到底值不值得？

第二根烟抽完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没有备注的号码，但他认得那串数字——是赵德茂，今天中午往他口袋里塞银行卡的那个包工头。

他盯着屏幕看了五秒钟，没有接。

手机响了十五下，断了。三秒钟后，又响了。这次是一个不同的号码，他也认得——刘副局长。他又没有接。

第三个电话是一个滨城的本地座机号，他不认得，但还是接了。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很客气，很官方：“万总您好，我是滨城市纪委办公室的小周，方便的话麻烦您明天上午九点到我们这里来一趟，有些情况想向您了解一下。”

他的手指猛地收紧了，手机差点滑落。

“好的，”他说，声音平稳得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请问具体地址是？”

对方报了地址，他记下了，挂了电话。

然后他坐在车里，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路边的烧烤摊上，一个喝多了的男人开始唱一首跑调的老歌，唱得声嘶力竭，难听得要命，却不知为什么让人想哭。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他还没有问槐下公那句“一言”。

“胜得一局，奉赠一言。”他来的时候以为自己会赢，以为赢了就能得到一句吉言，一句能让他在这座城市顺风顺水、在商业综合体项目上赚得盆满钵满的吉言。他没想到自己会输，输得一败涂地，输得连问那句话的资格都没有。

或者说，他已经得到了那句话，只是他没有意识到。

那孩子在断气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他忽然想知道这个。也许只是一声含糊的“爸爸”，也许只是一个无声的口型，也许什么都没有——一个快要死去的孩子，身体被病痛折磨了四天，大概连发出声音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闭上眼睛，黑暗中浮现出一张模糊的脸。一个男人，四十来岁，左手缺了一根小指，眼泪从眼眶里滚出来，掉在那枚翡翠戒指上，把戒指洗得碧绿碧绿的。

那个男人后来怎么样了？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第二天早上七点，万贯秋准时出现在滨城机场。他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刮了胡子，喷了发胶，整个人看起来和昨天来时一模一样——从容、镇定、无懈可击。他在候机厅的咖啡店里买了一杯美式，加了一份全麦三明治，坐在靠窗的位置上慢慢吃着。窗外的跑道上，一架架飞机在晨光中起落，像巨大的金属鸟，把人们从这个城市运到那个城市，从这种生活运到那种生活。

他没有去纪委。

不是故意不去，而是他在去纪委的路上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是从上海打来的，是他公司的财务总监，声音压得很低，说万总你赶紧回来，税务局的今天一早来了，把近五年的账全部调走了。

他调转车头，直奔机场。

飞机在跑道上滑行的时候，他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脑子里乱得像一团麻，各种念头此起彼伏，像一群被惊动的蝙蝠在黑暗中扑棱棱地飞。他想起了很多事情，想起了很多人，想起了很多他以为早就忘了的细节——那些他在谈判桌上使过的手段，在合同里埋下的陷阱，在饭桌上灌醉对方后套出来的商业机密，在暗箱操作中塞出去的一个个信封。

那些事情，有些是灰色的，有些是黑色的，有些介于灰色和黑色之间，连他自己都分不清到底算什么颜色。但有一条线是清晰的——他没有杀过人，没有放过火，没有做过任何触犯刑法的事。他只是一个在商业规则允许的范围内，把利益最大化的商人。

可是槐下公说的那个孩子呢？

那孩子的死，算不算在他的账上？

飞机起飞了，巨大的推背感把他按在座椅上。窗外的滨城越来越小，变成一张灰色的地毯，歪脖子槐树看不见了，忘忧渡看不见了，一切都看不见了。三万英尺的高空，阳光刺眼，云海翻涌，世界干净得像一张白纸。

他忽然觉得困了，前所未有的困，像是身体里有什么东西被抽走了，留下一个巨大的空洞，需要用睡眠来填满。他调直椅背，盖上毯子，闭上眼睛。

他做了一个梦。

梦里他回到了十五年前，腾冲的那个翡翠市场。阳光很烈，空气里弥漫着尘土和汗水的味道。他蹲在一个摊位前，手里拿着一枚翡翠戒指，碧绿碧绿的，像一汪化不开的春天。摊主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左手缺了一根小指，眼眶红红的，嘴唇在发抖。

“五千，”那个男人说，“不能再少了，这是我家的传家宝，要不是我儿子……”

“三千五。”他听见自己在说，声音年轻而坚定，带着一种初出茅庐的锐利和不近人情。

那个男人看着他，眼睛里的光一点一点地熄灭了。最后他点了点头，伸出手，把那枚戒指从万贯秋手里拿过去，用一块旧布包好，递过来。接钱的时候，他的手指碰到了万贯秋的手指，那根缺了小指的断茬在万贯秋的手背上划过，留下一道浅浅的白痕。

万贯秋站起来，转身要走。走了三步，他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那个男人坐在摊位上，低着头，肩膀一耸一耸的，在哭。阳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照在他皱巴巴的衣服上，照在他那个空荡荡的、少了小指的左手上。

“叔叔。”一个声音从旁边传来。

万贯秋转过头，看见一个七八岁的男孩站在摊位后面，瘦得像根豆芽菜，脸色蜡黄，嘴唇发紫，一双大眼睛却亮得像两颗星星。男孩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大号T恤，衣服空荡荡地挂在身上，像一面破旗在风中飘。

“叔叔，”男孩又说了一遍，“你不要怪我爸，他是没办法。等我长大了，挣了钱，我把这戒指给你买回来，还给你。”

万贯秋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什么也没说出来。

男孩笑了，露出两颗缺了的门牙：“叔叔你放心，我说到做到。”

梦到这里就断了。万贯秋猛地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满脸都是泪水。他茫然地看了看四周——头等舱的座椅，空姐在过道里轻声询问旁边的乘客要不要喝点什么，窗外的云层厚实得像棉花山，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射出来，把机舱照得明晃晃的。

他伸手摸了摸左手的中指，那枚翡翠戒指还在，凉丝丝的，像一小块冰。

“叔叔你放心，我说到做到。”

那个男孩的声音在耳边回响，清晰得像真人在说话。万贯秋闭上眼睛，又睁开，又闭上。他忽然想起一个细节——那个男孩叫他叔叔的时候，声音里有种让人心里发软的东西，不是讨好，不是哀求，而是一种很认真、很郑重的承诺，像是要把一个成年人的责任扛到自己瘦弱的肩膀上。

那个男孩后来怎么样了？

他不敢想。

三个月后，滨城发生了几件事。

第一件，万丰集团在滨城新区的商业综合体项目被叫停，原因是土地出让程序存在违规。第二件，滨城市规划局刘副局长被双规，交代了一批行贿人的名单，万贯秋的名字赫然在列。第三件，包工头赵德茂因涉嫌串通投标被立案调查，从他名下账户里查出了多笔来路不明的资金往来，其中一笔三百二十万的去向，直指万贯秋。

这些事情在滨城传得沸沸扬扬，街头巷尾议论了好一阵子。有人说万贯秋这次完了，少说也得判个十年八年；有人说人家上头有人，这点事算不了什么，过几个月换个地方照样风生水起；还有人说万贯秋压根儿就不该来滨城，不来滨城就不会去忘忧渡，不去忘忧渡就不会碰到槐下公，不碰到槐下公就不会有后面这些事。

说来说去，最后总有人会提起那棵歪脖子槐树下的棋摊。

“你们还别不信，”说话的人压低了声音，眼睛里闪着神秘的光，“那槐下公是真有本事的。听说万贯秋去下棋那天，槐下公就说了，你左手边口袋里有一张银行卡，右手边口袋里有一块和田玉，西装内衬里有一串钥匙，一样都没说错。你们说，这不是活神仙是什么？”

“那万贯秋后来有没有再去下棋？”

“这谁知道呢。不过听说那枚翡翠戒指，他最后还是还了。不是还给槐下公，是寄到了腾冲一个什么地址，收件人姓杨。你们说奇不奇怪，过了十五年，他居然还记得那个地址。”

“那槐下公呢？还在忘忧渡摆棋吗？”

“在，怎么不在。听说前两天又有人去下棋了，是城西开超市的老周，赢了棋，得了一句‘门前种棵石榴树’，老周回去就在超市门口种了一棵石榴树，你们猜怎么着？种下去第三天，他那个三年没怀孕的儿媳妇查出有喜了！”

众人一阵哄笑，有人信，有人不信，但不管信不信，这个故事就这样传开了，越传越神，越传越离谱，最后传成了滨城的一个都市传说。

至于万贯秋本人，后来的事也没人说得清。有人说他主动到纪委交代了问题，退了赃款，态度良好，免于刑事处分，但公司黄了，老婆跑了，一个人在上海租房子住。也有人说他跑去了国外，在东南亚某个小国开了个翡翠店，生意做得不大不小，勉强糊口。还有人说他在忘忧渡附近买了间小房子，每天傍晚都去槐下公的棋摊上坐一会儿，也不下棋，就那么看着，像在等什么人。

但没有一个说法是确切的。滨城的人提起万贯秋，就像提起一阵风——来过，吹过，刮起过一些尘土，然后就散了，什么也没留下。

只有一件事是真的。忘忧渡的那棵歪脖子槐树下，槐下公的棋摊还在。铜匾上的八个字在风雨中慢慢褪了色，但字迹依然清晰：“胜得一局，奉赠一言。”

每天都有新的人来，每天都有旧的人走。输赢交替，悲喜轮转，像那盘永远下不完的残局。

而槐下公还是那个槐下公，瘦得像豇豆，皱纹密得像地图，坐在树荫最浓的地方，等下一个来下棋的人。

那枚翡翠戒指被他收在一个木匣子里，搁在棋盘下面。偶尔有风吹过，木匣子会发出一声极轻极闷的响动，像是有人在里面叹了口气。

没有人知道那声叹息是从哪里来的。

也没有人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