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谍】青帮分子、巡捕房大佬，但学党史初始，其名定和教员同现

在中共党史的开篇章节里，总有一个特殊的名字无法绕开。他既不是建党元勋，也不是革命志士，却因一场意外的闯入，被永远写在了中共党史的扉页上。只要提及中共一大、提及党史的开端，他的名字，总会与教员等建党群像一同被说起。

这个人，便是上世纪旧上海法租界政事治安处主任、督察长，青帮悟字辈骨干，程子卿。

右一为薛耕莘，中间程子卿

程子卿，字则周，亦作泽周，生于清光绪八年农历壬午年正月十四日，也就是公历1882年3月3日，江苏丹徒（今镇江）人。他的出身，是旧中国底层百姓最真实的缩影。家境贫寒，食不果腹，求学之路步履维艰。在镇江高功书院苦读三年后，因家中实在无力支撑，他不得不辍学谋生，进入镇江南门越城内的何益顺米店做学徒，从此告别了笔墨纸砚，扛起了谋生的重担。在米店的日子里，他每日拎着沉重的米包奔走，久而久之，竟练出了一身过人的臂力，这也为他日后的人生埋下了伏笔。

1900年前后，年仅十八九岁的程子卿，带着一身青涩和对生计的渴望，从镇江辗转来到了十里洋场的上海。彼时，他的姐姐在上海福州路沦为J女，靠着屈辱换来的积蓄，勉强资助程子卿在广东路满庭芳开了一家小栈房。可在那个鱼龙混杂、生计艰难的年代，一个无权无势的外乡人，想要在上海立足谈何容易？没过多久，小栈房便因生意萧条难以为继，最终关门歇业。走投无路之下，程子卿只好去了上海十六铺码头，做起了最苦最累的搬运工，在码头的风霜雨雪中，挣着微薄的工钱糊口。

也是在十六铺码头，程子卿结识了改变他一生的人，上海帮会头子黄金荣。彼时的黄金荣，已经在法租界捕房混得有些名堂，而程子卿凭着头脑活络、手脚勤快，又有一身力气，很快便得到了黄金荣的赏识。后来，他又结识了丁顺华，三人气味相投，索性结拜为异姓兄弟，在江湖上人称“黄老大”（黄金荣）、“丁老二”（丁顺华）、“程老三”（程子卿）。又因程子卿皮肤黝黑，性子耿直，便有了“黑皮子卿”的绰号，后来他加入青帮，位列悟字辈，在帮会中也渐渐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有人说“流氓有文化，名头满天下”，这话用在程子卿身上，虽有些夸张，却也道出了几分实情。在当时的码头工人中，大多是目不识丁的粗人，而程子卿读过三年私塾，算是有文化的人。他不仅头脑灵活，善于周旋，更有一身好力气，平日里兄弟们受了欺负，他总是第一个站出来“拉场子”、出头撑腰。再加上有青帮的身份加持，久而久之，程子卿也成了十六铺码头一带小有名气的“小老大”，手下聚集了一批愿意跟着他混饭吃的弟兄。

如今车水马龙的上海延安东路，在1914年之前，还是黄浦江的一条支流，便是那赫赫有名的“洋泾浜”。当年，川沙、南汇、奉贤等郊县的农民，每天摇着小木船，满载着新鲜的农产品，顺着黄浦江驶来，停泊在洋泾浜的郑家木桥畔，与两岸的居民、商贩做起买卖，这里一度是上海最热闹的集市之一。

旧时洋泾浜的热闹景象

可鲜为人知的是，这条洋泾浜，还是当时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界河，也正因为这种“两界交界”的特殊性，这里渐渐形成了“三不管”的真空地带。起初，只是有几个上海人俗称的“小瘪S”，在这里乞讨、流浪，后来渐渐有混混盯上了这里的商贩和农民，轻则敲诈勒索，重则拦路抢劫。每当农民们大声呼救，法租界的巡捕赶来，这些小地痞便踩着郑家木桥，一溜烟逃到公共租界；若是公共租界的巡捕过来，他们又转身逃进法租界，两边巡捕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逍遥法外。

日子一长，洋泾浜一带便成了流浪儿、浪荡子、青皮流氓的聚集地，鱼龙混杂，污秽不堪，盗窃、斗殴、抢劫时有发生，俨然一个盗贼渊薮。租界当局也曾多次联合整治，甚至用拖船将这些混混“流放”到浦东，可没过多久，他们又偷偷溜回来，场面比之前更加混乱。久而久之，“郑家木桥小瘪S”便成了上海人家喻户晓的俗语，专门用来形容那些无耻无畏、屡教不改的小混混。

郑家木桥早已被拆除，后来原址上修建的石桥，如今也已荡然无存

就在租界当局束手无策、愁眉不展的时候，一个法捕房的“包打听”（老上海人对便衣探员的俗称）站了出来，麻利地解决了这个难题，这个人，就是黄金荣。

壮年时期的黄金荣

那是1905年，郑家木桥周围的青皮流氓已经结成了几个小帮派，相互争斗，愈发猖獗。黄金荣在法捕房当差已有十年，不仅破案经验丰富，而且出手豪爽，善于花钱笼络各路“线人”，很快便摸清了情况：这些小混混，无论表面上跟着哪个老大，暗地里大都听一个叫程子卿的镇江人的号令。

据说，程子卿虽然身材瘦削，看上去并不起眼，却臂力过人，寻常四五个壮汉都近不了他的身。黄金荣得知后，也不敢大意，特意带了好几个弟兄，才去找程子卿。程子卿一听是法捕房的巡捕找上门来，没有丝毫慌乱，也没有反抗。他知道，在上海这个地界，得罪巡捕，终究没有好果子吃。

可令程子卿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一脸麻子、身材矮胖的巡捕，并没有把他抓到大自鸣钟捕房，反而带着他走进了法大马路聚宝楼（法大马路是旧上海的俗称，当时的正式名称是公馆马路，也就是今天的金陵东路）的一个小包间里。一进门，黄金荣便开门见山，提出要和他做一笔交易。

交易的条件十分简单，黄金荣承诺，与程子卿结拜为弟兄，并且介绍他进入法捕房当差，让他摆脱码头搬运工的苦日子；而程子卿则需要把手下的徒众组织起来，不再敲诈勒索、拦路抢劫，而是规规矩矩地向在郑家木桥卖货的农民征收少量管理费，既维护好集市的秩序，也给租界当局一个交代。

彼时的黄金荣，还不是青帮成员，可他这一手操作，却开启了上海秘密社团此后四十余年的生存惯例。背靠租界当局的政治势力，在灰色地带中，以“保护者”而非“掠夺者”的身份立足，一方面帮租界当局维护市面安定，解决一些法律无法触及的难题；另一方面，也借着这层身份上下其手，大发横财。

（香港的吕乐，也就是四亿探长的传说，其运作，早在上海租界黄金荣时代就已经成熟）

交易达成后，黄金荣很快便兑现承诺，把程子卿安排进了法国巡捕房当巡捕。程子卿虽然不懂法语，无法与法国巡捕顺畅沟通，却凭着一身过人的臂力，抓人时一抓一个准，从不失手；再加上他头脑机警，办事利落，眼里有活，很快便在巡捕房站稳了脚跟，深得上司和黄金荣的器重。

程子卿是个懂得感恩的人，也深谙“投桃报李”的道理。后来，黄金荣还只是青帮的“空子”（指没有正式入帮的人），可他在法租界的势力已经无人能及，便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开香堂，以青帮的身份收徒，这便是后来江湖上传说的黄金荣“天字辈”身份的由来。当然，若干年后，在青帮老一辈人物的压力下，黄金荣还是给青帮大字辈的张锦湖（张仁奎）递上了门生帖子，正式成为青帮通字辈成员，才算名正言顺。

而黄金荣当年开香堂的地方，正是法大马路的聚宝楼。这座聚宝楼，黄金荣一分钱都没出，就占了半座楼的股份，而这一切，都是程子卿和丁顺华出面“谈”下来的。说是“谈”，实则是凭着青帮的势力和巡捕房的身份，软硬兼施，让茶楼老板不得不妥协。不仅如此，程子卿还顺便替黄金荣收了这座茶楼的老板史少卿做徒弟。史少卿也借着黄金荣和程子卿的势力，一跃成为帮会中掌管上海城隍庙一带小生意人的头目，日后挣得的钱财，早已远超一座聚宝楼的价值。

以前的城隍庙景象

辛亥革命爆发后，社会动荡不安，黄金荣借着自己的势力，开始暗中援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程子卿也跟着大哥，结识了孙中山先生。由于程子卿身手矫健、为人可靠，黄金荣便安排他专门负责保护孙中山的安全。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程子卿与孙中山、宋庆龄夫妇结下了不解之缘，关系日渐密切。后来，在孙中山的影响下，程子卿干脆加入了国民党，他的简历中，关于入党的记载十分简洁：上海，入党为“孙总理代办”。这短短几个字，便道出了他与孙中山先生的特殊渊源。

从此，程子卿有了三重身份：青帮分子、国民党上海代办人，租界巡捕，他消息灵通，善于周旋，愈发受到法租界当局和黄金荣的青睐，在上海的地位也越来越高。

1921年，中国大地上正酝酿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在上海召开。彼时，租界当局已经收到了不少风声，得知有共产主义组织要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却始终没能摸清会议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正如陈公博后来回忆的那样：“在大会召开之前，外国租界就已收到了许多报告，说东方的共产党人将在上海开会，其中包括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朝鲜人，俄国人等。”

为了防范所谓的“过激分子”，法租界当局特意加强了警戒，还制定了一条严苛的条例：租界内的任何集会，必须在48小时前向警察局长申请许可，否则一律严惩不贷。一场无形的危机，正悄悄笼罩在中共一大的会场之上。

7月23日晚，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上海新天地区域兴业路76号）正式召开，代表们围坐在一起，秘密商讨着中国革命的未来。可谁也没有想到，一场意外，即将悄然降临。

当时，程子卿正在这一带巡查，忽然听到望志路106号的屋子里，传来了外国人说话的声音？在那个年代，法租界内的中国人集会，很少有外国人参与，这引起了他的警觉。凭着巡捕的职业敏感，他没有丝毫犹豫，径直推门闯了进去！这一闯，便闯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让他成为了一个永远无法被忽视的特殊人物。

屋子里的代表们顿时陷入了紧张，纷纷抬头看向这个不速之客。程子卿也愣了一下，目光快速扫过全场，察觉到了现场的异样。但他毕竟是老江湖，反应极快，立刻装出一副茫然的样子，说了一句“对不起，找错房子了”，便匆匆退了出来。

这句简单的话，成了程子卿在中共一大会议上留下的唯一话语；而他闯入会场的那短短一分钟，也被永远定格在了历史之中。

退出来后，程子卿不敢耽搁，立刻转身回去召集人手，准备前来搜查。而就在这短暂的空档里，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已经敏锐地嗅到了危险的气息，当即建议代表们立即停会，迅速转移。这一次及时的转移，离不开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她实际上是中共一大的总务，代表们的住宿安排、会议材料的整理、会场的布置，她都亲力亲为，付出了不少心血。正是在她的提议和安排下，代表们很快转移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顺利完成了大会的最后议程。

马林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一大代表周佛海，虽然已经抵达上海，却因为突发腹泻，未能进入望志路的会场，错过了这场历史性的会议。事实上，当时在望志路会场的，一共有十四人，包括十二名中共代表和两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而程子卿那短暂的闯入，让他被戏称为党史上中共一大的“第十五人”。一个意外闯入历史的旁观者，却无意间影响了历史的走向。

很多人都说程子卿是“误闯”会场，但事实上，这场“误闯”，背后有着更深层的原因，而这一切的祸根，都源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亨德利库斯·约瑟夫斯·弗朗西乌斯·玛丽·斯内夫利特）。

马林可不是一个普通人物，他是当时赫赫有名的“赤色分子”，也是印尼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1920年，他作为印尼共产党的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1921年4月，他在奥地利维也纳被捕，虽然不久后被释放，却已经成为了各国警方密切监视的目标。这一年4月，马林动身来华，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等地时，每到一处，都受到了当地警方的严格检查，他的行踪，早已被各方势力盯上。

1921年6月3日，马林乘坐阿奎利亚号客轮抵达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们，立刻对他进行了严密的监视，他的一举一动，都被详细记录在案。这些记录，至今还能在法租界巡捕房当年的“S”类或“R”类档案中查到，成为了这段历史的有力佐证。

7月23日当晚，马林进入望志路106号会场时，就已经被巡捕房的密探发现并盯上了。而一向胆大、办事利落的程子卿，便被派去率先进入会场侦查，这才有了那场“误闯”。当时，程子卿对外的名义，是搜查一个名叫“全国各界联合会”的组织。这个组织的总部设在法租界贝勒路口的树德里，门牌是望志路104号，曾经还临时借用过106号办公。这个联合会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反对北洋政府，法租界当局本就对其十分警惕，程子卿便借着搜查这个组织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望志路106号门口。

关于后来搜查的细节，陈公博在他的回忆文章《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有着十分详细的记载：

“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那个侦探告诉我，他实是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检……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

陈公博

后来，陈公博在1944年所写的《我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又补充了一个十分关键的细节：“(密探)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里的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秘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碎纸罢，连看也不看。”

陈公博还在回忆中说，在整个搜查过程中，他因为极度紧张和焦虑，不停地抽烟，竟然把整整一听长城牌四十八支烟卷全部吸光了。不过说实话，作为一个老烟民，我觉得这话实在夸张了不少。一支烟，哪怕抽得再快，也得二，三分钟，四十八支烟，连续抽下来，人根本承受不住。我自己在极其郁闷、烦躁的时候，最高纪录也不过是连续抽十来支，更何况那时候的烟没有过滤嘴，烟劲更足、更浓烈，连续抽四十八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想来，这大概是陈公博事后回忆时，刻意放大了当时的紧张情绪吧。

民国时期的长城牌香烟

中共一大结束后不久，程子卿便与黄金荣一起，两次抓捕了同一个人，中共领袖陈独秀。这两次抓捕，都被当时的报纸详细报道，成为了程子卿人生中一段无法回避的经历。

1921年10月6日，《申报》第14版刊登了一则消息：“住居法新租界地方之陈独秀，迩因编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工党主义、劳动主义、新青年等书籍，被特别机关探目黄金荣、包探程子卿侦悉，以其有过激性质，于前日偕同西探至该处，抄出是项书籍甚夥，当即将陈及其妻林氏并牵涉人褚辅成、牟有德、杨一生、胡树人等，一并带入捕房。”

仅仅一年之后，1922年8月10日，上海《时事新报》又报道了另一次抓捕：“陈独秀氏寓居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二号，昨（九日） 被法总巡捕房特别机关西探目长西戴纳，会同监察员黄金荣，华探目程子卿，李友生，包探曹义卿等捕获，带入芦家湾（引者注：即卢家湾）总巡捕房，候请公堂讯核。”

这两次抓捕，程子卿都是主要执行者之一。彼时的他，身为法租界巡捕房的探目，又有着青帮背景和国民党身份，立场十分鲜明。他效忠于法租界当局，也听从于黄金荣的安排，对于陈独秀所倡导的共产主义思想，他既不理解，也不认同，甚至将其视为“过激思想”，因此，执行抓捕任务时，他毫不手软。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程子卿积极参与其中，凭借着在政变中的表现，他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青天白日三等”勋章。不仅如此，胡汉民、汪精卫等当时的国民党大佬，还分别亲手为他书写了字轴，以示嘉奖。对于程子卿来说，这枚勋章和两幅字轴，是他一生的荣耀，着实让他激动了好几天，也让他在上海的地位达到了顶峰。

可谁也没有想到，没过多久，程子卿的立场，却渐渐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开始暗中为中共党员、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左派提供帮助：他曾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提供保护，让同盟的成员能够在法租界内顺利开展工作；他曾利用自己的势力，帮忙疏通关系，释放了不少被抓捕的共产党员；他还曾为农工民主党领导人邓演达通风报信，提醒他注意国民党特务的暗杀阴谋，让邓演达躲过了几次危险。

程子卿的这些举动，或许与他后来加入天主教有关。天主教倡导慈悲、向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心境；但这些举动，无疑引起了国民党右翼分子的强烈不满。在短短五年时间里，程子卿先后收到了7次匿名警告信，有时信封里还装着子弹，威胁他停止帮助进步人士，否则便会对他下毒手。可即便如此，程子卿也没有完全停止自己的善举，依旧在灰色地带中，默默帮助着那些他认为“值得帮助”的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上海解放。程子卿没有选择离开，而是留在了这座他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城市。可由于他复杂的历史背景，青帮成员、法租界巡捕、“四·一二”政变参与者，他很快便因政治问题受到了政府的审查，处境十分艰难。

走投无路之下，程子卿想到了宋庆龄先生。他知道，宋庆龄先生心地善良，而且念及当年他保护孙中山先生、以及后来暗中帮助进步人士的情分，或许会愿意帮他一把。于是，他主动向宋庆龄求助，希望她能出面为自己作证明。

宋庆龄先生果然没有拒绝。她亲自出面向有关部门说明了情况，证实了程子卿当年确实为进步事业做过一些好事，并非十恶不赦之人。也正是因为宋庆龄先生的力保，程子卿才得以避免被捕的命运，保住了一条性命。

后来，程子卿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曾感慨地说：“由于我对人民做过一些好事，解放后被审查时，幸蒙宋庆龄先生力保，在年老患病期间，才未予关押……也没有被怀疑是帝国主义买通的间谍。”

很多人不解，宋庆龄先生为何会愿意出手力保程子卿？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还情”之由。当年，国民党特务机构一直严密监视宋庆龄先生，却只能在她的住所外围活动，无法深入内部。后来，特务们得知宋庆龄先生身边的保姆李燕娥是单身，便精心挑选了一名美男特工，让他伪装身份，接近李燕娥，试图通过与李燕娥恋爱，打入宋庆龄先生的家中，以便更好地监视、控制宋庆龄先生。

程子卿得知这个阴谋后，他虽然效忠于法租界和黄金荣，但也十分敬重宋庆龄先生的为人。于是，他冒着风险，悄悄把那名美男特工的真实身份告诉了宋庆龄先生。宋庆龄先生得知后，立刻提高了警惕，及时识破了这场“美男计”，避免了陷入特务的圈套。也正因为这件事，宋庆龄先生一直记着程子卿的恩情，在他危难之际，才会毫不犹豫地出手相助。

程子卿的妻子名叫杨景德，两人后来一起加入了天主教，相濡以沫，育有两女一子。早年，程子卿他原在上海建国中路（薛华立路）137弄建造4幢三层新式里弄住宅。除了其中一幢自住之外，另外3幢出租。在程子卿晚年，靠着收取租金，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只是后来消化道、泌尿系统患病，在病痛之中度过最后的日子。

今建国中路137弄和平里弄口

1961年9月27日，程子卿病逝于建国中路私宅，终年79岁。

1980年， 程子卿太太杨景德因患肺炎离世，终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