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让他去经商，为党赚取经费，八年后他将12万两黄金交给组织

抗战时期，为解决党的经费问题，周恩来派了一个人去经商，本来没抱太大希望，结果这个人一鸣惊人，数年之间便建立了一个商业帝国，为党赚取了大量经费。

更让人折服的是，这个人作为赫赫有名的大老板，却没有在纸醉金迷中丧失本性，解放后他第一时间将公司交给组织，并上交了一大笔钱：

黄金12万两、美金1000多万元。

这还只是他赚的一部分钱，因为在此之前，他每年都要给组织交钱，总数目多到无法统计。

而他自己，最后只保留了三枚银元，只是为了留个念想。

这个人叫作肖林，一个很多人都没听过的名字，却干了一件天大的事情。

01

故事要从1941年说起，蒋介石悍然发起皖南事变，随后又切断了给中共军队的所有经费，并对我根据地实施经济封锁。

这便导致一个结果：

八路军、新四军军需供应及各办事处的经费十分紧张，再加上物价飞涨，开支不断增加，使抗战事业陷入到极其艰苦的境地。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党中央决定派遣精干力量从事地下经济工作，为党筹集经费。

但是，这件事谈何容易，那时候许多党员连吃穿都是问题，还要做生意，为党赚经费，简直难上加难。

所以，选什么人去经商，是必须慎重决定的，首先这个人的党性修养、道德品行过关，还要意志坚定，有奉献精神；其次这个人要懂得经商，最好有相关背景或者人脉；最后，这个人不能是知名人士，以避免被国民党察觉。

如果选人不对，没赚到钱事小，暴露组织机密、牵连党组织被破坏事大。

为了选出合适人选，周恩来没少下功夫，他在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商量此事的时候曾说，选择的人必须是可靠的党员，要懂商业，要能在国统区刀光剑影的环境下斡旋，不能牺牲自己，也不能赔光，因为党不能再经历损失了。

经过慎重考察，周恩来选中了南方局推荐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肖林。

肖林本名肖本仁，四川江津人，他之所以被选中，跟他的为人和经历有关。

原来，肖林在1939年入党之前，曾担任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的贴身秘书，在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上班，不但懂得商业运作，有经济头脑，还拥有广泛的人脉。

抗战爆发后，肖林心向我党，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经朋友介绍，与妻子王敏卿一起加入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

组织曾多次交给肖林夫妇重要工作，他们都很好地完成，证明自身党性人品都没问题，是经得住考验的战士。

正因如此，周恩来决定把经商的重任交给肖林，为此他特意将肖林叫到重庆红岩村，直接委派他下海经商，并告诉他说，

组织随时可能要钱，但无论何时要，都必须给，要多少给多少，即便不足也要想办法弥补，以免误事。

为了打消肖林的顾虑，周恩来还告诉他，“做生意就是要赚钱，不要怕别人说你唯利是图，你赚的钱不为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党的事业。”

可以说，这个任务是相当艰巨的，面对日寇入侵和国民党封锁，经商失败的可能性很大，但肖林没有退缩，而是答应下来，周恩来说的每一个字，他都牢记在心里。

周恩来对肖林的期望，其实也没那么大，毕竟在国统区经商难度很大，能挣点钱就不错了，但肖林的表现，却大大超出他的预期。

02

肖林接受任务后，与妻子一起改名换姓，摇身一变成了小商人，在老家江津成立了一家叫作“

恒源字号

”的商行，同时在重庆市区设立分号，在宜昌附近的三斗坪设立办事处，主要经营土纱、食糖和植物油等商品。

在外人眼中，肖林是本地人，之前在重庆民生公司上海，离职后到老家开了个小商行，夫妻二人勤恳本分，没什么值得怀疑的。

他们不知道的是，“恒源字号”商行的启动资金来自红岩村，肖林只是个代理人。

商行成立之初，资金十分有限，但肖林很快就赚到了第一桶金。

原来，肖林有个内江的朋友，在地方社会局工作，这个朋友告诉他，上头要加食糖税了，文件正在拟订，不出一个星期就要发出。

肖林深知政策的重要性，当天就拿出账上所有资金，又找朋友借了一大笔钱，然后全部用于购买红糖，几乎把内江和江津市面上能买到的红糖都买下来了。

一船船红糖运到江津，朋友都说肖林疯了，买这么多糖，要卖到猴年马月，他却不作声响，默默等待政策下发。

几天之后，上头的文件下来了，食糖税率翻倍，导致的结果是，糖价连续疯涨，持续了好几天都没停下来。

肖林瞅准机会，把手上的红糖分批售出，一下子就赚了好几倍的钱。

在外人眼中，肖林是在赌博，只不过侥幸赌对了而已，实际上只有他自己清楚，他掌握的都是党的经费，绝对不能赌博，只能做有把握的事。

这便是肖林的厉害之处，他赚钱不是靠运气，而是用情报网来编织金钱网。

原来，自肖林接受周恩来的任务后，他便一面经商，一面研究国民党经济政策，与国民党军警宪特及经济机构人士交往，甚至与军统、中统特务交朋友，通过这些所谓“朋友”，他往往能获取第一手信息或者捕捉到商机，红糖生意只是个开始。

1944年，经过三年积累，肖林已经具备相当实力了，而且编织了一张庞大的人脉网，他便决定扩大经营，将商行改名为

大生公司

，开始经营五金、木材、西药等生意，之后又引入化妆品、护肤品、洗涤用品、卫生带、女式内衣等商品，大获成功。

肖林的眼光非常独到，就拿女性用品来说，他知道重庆的官太太喜欢什么，女性需要什么，为了避免同质化，他亲自挑选了一批物美价廉的商品，很快便销售一空。

当然，肖林也遇到过困难，但每一次他都能化险为夷。

比如，有一次肖林囤积的一批西药卖不出去，仓库里都堆满了，导致资金链出问题，他几天睡不好觉，最后想到一个办法，他雇了十几个挑夫，连续几天挑着西药箱子从大街上经过，给药铺老板造成一种假象：这种西药很紧俏，再不出手就没有了。

不出一个礼拜，上门询问的人就开始多起来，不到一个月西药就全卖完了。

这不是骗人，而是造势，更何况肖林囤积的西药都是好东西，只不过了解的人太少，这才导致销量上不去。

后来，由于西药在药铺卖得很好，所以肖林又从国外订购了一大批，赚得盆满钵满。

03

从1941年开始，中共南方局每隔一段时间都要伸手向肖林要钱，但肖林从不拒绝，哪怕钱都压在货物上，他也不吭声，只是默默想办法凑齐。

所有的苦和累，肖林都自己扛，他认为，与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相比，自己这点苦和累，又算得了什么。

肖林输送给组织的每一笔钱，都花在了该花的地方，比如购买军需品，安抚烈士家，补贴困难党员生活，支援抗战民主人士，资助爱国青年到根据地学习。

这些交给组织的钱，多数都用在了军队，这也是缺口最大的地方。

1945年，好不容易打跑了日本人，国民党又搞起了封锁，形势依然严峻。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周恩来指示肖林将产业转移到上海，主要从事农副产品及日用工业品的销售，业务范围涉及重庆、青岛、济南、徐州、蚌埠等地。

新成立的公司，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名字叫作

华益公司

，寓意“

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

”。

对于肖林来说，做生意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毕竟他积累了大量财富及人脉，想不赚钱都难。

其实，肖林除了继续赚钱之外，还有一个隐秘任务，那便是以经商作为掩护，向各解放区输送人员和物资，这才是最重要的。

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肖林彻底“放飞自我”，一头扎进国民党这个大染缸里。

比如，肖林在青岛成立了一家分公司，公司管事的是王敏卿的哥哥王肇昌，王肇昌则与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合伙开了一家公司。

为什么要跟李弥合伙？因为李弥当时负责接收青岛日伪军资产，捞了不少钱，需要开一家公司当金库，肖林便投其所好，合伙开了一家公司，如此便能拉拢李弥，日后他的船往返上海和青岛便能畅通无阻了。

通过合法船只，肖林将山东党组织从日伪军那里缴获的大量资产运到上海，包括美元、法币、金元宝及珠宝玉器在内，交给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为华东解放做经费上的准备；他还将大量食品和药品运送到其他解放区，支援解放军作战。

1947年，国共谈判彻底破裂，中共代表团和上海办事处撤回延安，据董必武回忆，当时大量财产转移出上海，但有3000多两黄金没来得及送出去，为了把这些黄金安全带出去，包括他在内的十几个人，每个人都在要在衣服里放金子。

这是我党历史上难得一见的一幕，虽然是撤离，却显得无比“阔气”，而这份“阔气”的背后，都是肖林的功劳。

1948年，“申九惨案”爆发，刘晓要肖林拿一笔钱出来紧急援助罢工工人，肖林二话不说，就写了张支票交给刘晓。

据《上海工运志》记载，当时全上海市的捐款是3.2亿法币，其中3亿是肖林拿的。

04

在许多人眼中，肖林其实是个很“小气”的人，尽管他是大老板，却对别人很吝啬，无论是找他借钱周转的亲朋友好，还是找他帮忙出书出报的文人墨客，都很难从他那里拿到一分钱，甚至连他自己的生活都很节省，除了交际、招待之外，他从不铺张浪费。

许多人骂肖林，说他“真是越有钱越抠门”“为富不仁”“无奸不商”“忘恩负义”，他都毫不在乎。

肖林为何如此？

只因他深知，他赚得每一分钱都是党的，自己不能随意处置，他每多花一分钱，党的经费就少一分。

所以，肖林一直严格要求自己，即便坐拥万贯家财，也没有丧失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只需要解决基本温饱即可。

1949年，随着南北各大城市相继解放，党的经费有了更多来源渠道，华益公司的使命已经完成。

在这种背景下，华益公司在青岛、徐州、蚌埠等地的分支机构相继撤销，周恩来本打算保留华益公司在上海的总部，但肖林觉得不合适，坚持交出公司的控制权，并交出他与王敏卿共同创建的地下“

秘密金库

”，为党的事业提供财力支持。

从1941年到1949年，肖林一共为党提供了多少钱的经费，已经无法统计了，但肯定是个天文数字。

我们现在知道的是，华益公司宣布撤销时，肖林上交组织12万两黄金、1000多万美元，这可是一笔常人无法想象的巨款。

周恩来得知数目时，都吓了一大跳，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肖林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太不可思议了！

肖林最厉害的地方，其实在这里：在长达八年时间里，他开商行、办公司、做买卖，没有任何人监督，也没有任何制度约束，他却能保持初心，赚的每一分钱都交给了组织，而不是进了自己的口袋，这份为党为人民的真心，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肖林把财产交给国家，自己只保留三枚银元，那是他经商之初组织给他的钱，留下来，只是为了纪念那段往事，给自己的内心一个交代：我从这里开始，就从这里结束。

建国之后，肖林夫妇继续从事经济工作，依然保持清廉正直、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证明了他们的始终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