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十五五政策 迎接金融黄金期（一）

解读十五五政策 迎接金融黄金期

出处：节选自【杨露说第八十二期】直播

时间：2026 年4月2日

编辑：杨露团队

注：本文所有观点仅代表杨露个人思想 仅供大家思考

各位粉丝下午好，欢迎参加本次杨露说直播。上一场直播我们与董老师交流了当时的股市行情，不少粉丝在评论区表示，听完分享后对市场更为悲观，对未来投资缺乏信心。

因此从本场直播开始，我们将重点为大家分析当下的投资机会，帮助大家理清布局思路、做好投资规划，树立投资信心，明确当前金融市场的走向，以及如何在股市中把握机遇、实现财富增值。

本次直播主题为：解读十五五政策，迎接金融黄金期。原本我计划从三个维度展开讲解，帮助大家全面理解当前股市与金融市场的机会，明晰后续投资方向。在搭建好核心框架后，我通过查阅、统计相关数据进行反复推敲验证，力求内容更清晰易懂。

但在梳理过程中，相关研究与数据不断丰富，若要一次性完整讲透所有内容，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也不利于大家高效吸收。为了在保留核心重点的前提下，让大家更轻松地理解内容，我决定将本次主题分为3期三部曲分享，每期聚焦一个核心方向，帮助大家完整把握未来 20 年股市黄金周期的战略定位与投资机会。

具体分为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解读实体经济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变化。第二部分，讲解银行在当前经济背景下的经营发展战略定位，分析银行估值修复所需时长、阶段划分，以及触发银行估值修复的核心契机。第三部分，分析银行业股权结构与资金动向变化，包括机构资金、国家资金对银行板块的态度。我们统计了42 家上市银行自上市以来的股权变动情况，全面梳理银行业发展历程与未来方向，对机构资金动向进行跟踪解读。

杨露解读十三五（2016-2020）发展规划

今天我们先讲第一部分，重点解读

十五五规划及配套经济、金融政策

对市场的核心影响。

解读十五五政策，不能孤立看待这未来五年的国家战略，需结合十三五、十四五的发展脉络，才能清晰把握周期启动逻辑与战略递进关系。我国的发展战略是一个连贯、层层递进的整体，从十三五、十四五到十五五，串联起过去十年的发展实践与未来十年的发展方向，而十二五正是前后两个发展阶段的分界点。

相关政策文件体量庞大，每一份均有数十页内容，但核心可浓缩为几个关键要点，今天我们重点梳理十三五的核心内容，读懂其对后续发展的铺垫作用。

十三五时期为2016年至2020年，是2015年供给侧改革后，我国产业转型的第一个五年关键期。2015年（十二五尾声）出现两个关键节点，深刻影响了后续发展：

第一，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6%。据统计，一个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城镇化率55%-56%是产业升级与转型的关键拐点，这是英国、美国等国家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共同规律，我国也进入了这一核心调整期。

第二，供给侧改革推进及三条红线落地，明确了与过去不同的发展路线。三条红线明确限制银行向开发商直接放贷，标志着房地产经济正式开启转型，与之配套的整体经济模式也随之调整。

十三五的核心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核心量化目标是2020年GDP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较2010年翻一番，实现发展跨越。

政策落地重点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产业优化与要素配置，推动大众创业。这里的大众创业，并非依赖传统房地产行业，而是依托新兴科技催生的新产业，而新产业发展离不开大量融资支持，这也为后续金融政策调整埋下伏笔。

二是区域协调平衡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十二五已提出雏形，但未重点推进；到十三五，该战略上升为重点，明确布局三大核心任务——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同时逐步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等战略，核心是夯实经济圈建设、推动重点城市发展，完善国家战略布局。

三是深化改革，这是十三五的关键重点。其中，首次提出“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十一五、十二五的城镇化核心是完成量化指标，追求城镇化率提升；而十三五不再追求城镇化率从56%快速攀升，而是明确工业化带动的大规模人口城镇化进程已基本完成，后续重点转向“以人为本”，聚焦人才，而人才正是高科技、新兴产业发展及产业转型的核心关键。

此外，十三五重点强调构建新体制，推进多方面改革：深化国企改革、加快金融体制建设（区别于过去的“发展金融”，此时更侧重“体制建设”，处于初期推进阶段）；同时鼓励民营企业进入更多领域，包括军工、军民协同等领域，提升民营经济活跃度。

解读十三五规划，核心可从经济、金融两大政策维度切入，读懂其背后的发展导向，才能更好衔接后续十四五、十五五政策，把握整个发展周期的逻辑。

从经济层面来看，2015 年之后，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出现新转变，不再依赖以往的土地经济、房地产及人口红利模式。

2016 年开始的新规划明确了发展方向：向人才经济转型。人才市场的发展以科技为引领，依托产业集群，注重优质产业的高度集中。这也意味着，过去传统的大规模扩张模式已接近尾声。2005—2015 年这十年的加速扩张，已基本完成城市化布局，传统粗放式的城市大规模建设阶段基本结束。叠加新兴产业发展需求，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迎来关键转变。

整体呈现出城市扩张模式逐步收尾、产业升级模式逐步形成的交替阶段。发展重心从过去大规模基建、产能建设、依赖人口红利的城市扩建，转向城市高质量运营。基础设施、房地产等建设已初具规模，下一步重点是盘活城市、提升运营质量。

单纯的房产建设无法吸引人才，城市需要完善教育配套、就业载体与产业支撑，且必须形成产业集群，单一产业难以形成竞争力。同时要综合考量房价收入比、租售比、物价收入比、生活成本收入比等因素，衡量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与留存能力，发展模式由此从单纯扩建转向高质量运营，这是关键转折点。

过去人才选择集中于北上广深等少数城市，如今新兴城市已形成发展雏形，城市建设基本完成，具备了人才选择的基础。

一批新一线城市正在逐步形成核心竞争优势，以省会城市为核心向外辐射，成都、重庆、杭州、武汉、长沙、南京、苏州、青岛、郑州、合肥、佛山等城市相继崛起，纳入新一线城市行列，全国新增 15 个新一线城市。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政策方向是

产业转型

。我国产业转型从 “十三五” 开始已明确确立并持续推进，尽管高铁、铁路、基建等领域已实现领先，但更多领域仍在逐步突破。

产业突破带动了人才流动与重新选择，不少人不再局限于生活成本高、竞争激烈的北上广深，在升学、就业、择业时更倾向于新一线城市，原一线城市的人才也逐步向 15 个新一线城市转移。

人才流向与产业特征高度相关，劳动密集型、加工型产业已难以留住人才，人才持续涌入新兴城市，推动长三角地区加速发展，同时沿海地区人才与产业也逐步向内陆转移，催生了一批新兴城市崛起。以成都、宁波、武汉、合肥、郑州为代表的城市，均对标一线城市寻求发展，成都对标杭州、上海，宁波对标上海乃至美国华尔街，郑州对标深圳，各城市纷纷树立标杆，向国际化、全球化方向转型。

第三个重点是

深化国企改革

，改革力度强劲，核心方向之一是

民营企业参与国企乃至军工产业发展

。2010 年军工领域调研发现，多项长期未取得突破的技术，已有民营企业实现突破，这一趋势在 “十三五” 期间得到全面推进，民营企业开始进入军工、国央企核心领域。例如光威复材从民用材料领域切入，相关材质应用于歼 20、运 20；航母阻拦索等关键索具也由民企参与，应用于辽宁舰、山东舰。民营企业顺丰研发的高速物流无人机，相关技术也延伸应用于军工领域。这些成果，均源于政策明确支持、民营企业积极响应，得以参与国央企相关领域建设。

以上是从经济层面的观察，若从金融视角来看，这一阶段的核心举措主要体现在“十三五” 规划中的金融政策，核心是坚持完善金融体系，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并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一阶段的重点，一是

构建健全金融体制

，弥补原有体系不足；二是针对已存在的

金融风险进行管控与化解

。一边完善金融体系，一边化解防范风险，构成了这一时期金融工作的核心。

从具体政策来看，首先是

丰富金融机构体系

，提出放宽市场准入、增加金融供给，明确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这一政策导向表明，当时需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银行业发展。一方面产业转型需要大量融资，融资渠道主要为银行信贷与资本市场，而 2016 年股市融资占比偏低，融资高度依赖银行。原有银行数量有限，难以满足各地区发展需求，因此需要通过新设银行、推动银行上市来拓宽融资渠道，此后以省会城市商业银行为代表的地方银行陆续上市。自 2016 年 “十三五” 规划实施以来，A 股及港股上市银行合计接近 40 家，正是这一政策下的结果。

第二是推动

银行业务与金融服务多元化

，银行不再局限于传统信贷业务，逐步开展理财、托管、投资、代销、基金等多元业务。2015 年起，头部银行已开始向理财、资管业务转型，正是依托这一政策背景。

当时央行相关负责人在 “十三五” 期间指出，中国储蓄率较高但资本市场发育较晚，需要通过资本市场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这意味着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引导储蓄资金入市。为此需要持续下调存款利率，降低无风险收益，推动居民储蓄流向股市，为资本市场长期发展提供资金支撑。

其次是

健全金融市场体系

，核心是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通过股票、债券等融资方式降低企业杠杆率。政策目标是扩大股市融资功能，为产业转型、新兴产业发展提供融资支持，这也是此后新股发行提速的重要背景。2015 年之前，A 股市场长期上市公司数量不足两千家；而 2016 年 “十三五” 规划实施后，短短数年新增上市公司超过两千家，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显著强化。

为引导社会资金参与股市建设，2018 年推出银行资管新规，核心内容包括：取消银行理财产品保本保收益承诺，将预期收益型产品全面转为净值型；统一公募与私募监管规则，限制公募基金杠杆水平。

第三项改革是优化金融监管框架。此前我国长期实行 “一行三会” 分业监管模式，分别监管银行、保险、证券领域。2018 年金融监管改革打破原有格局，银监会与保监会合并，形成 “一行两会” 监管架构，由证监会监管证券市场，银保监会统一监管银行与保险行业。

同时，退市制度完成市场化改革，新增强制退市条款。2018 年以前 A 股退市难度大、出清缓慢，新规实施后，除财务不达标、业绩连续亏损将被 ST 并退市外，企业若存在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行为，可快速启动强制退市。长生生物因假疫苗事件危害公共安全，成为首个适用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条款的案例，快速完成退市。

杨露解读十四五（2021-2025）发展规划

十三五主要提出的就是构建基础、构建改革、构建体系，核心是构建。那到了十四五，2021年到2025年的这个期间，主要战略是什么？这五年要干什么？这五年首先是制造业。要实现从制造业大国逐渐往制造业强国迈进。同时GDP增速基本保持在5%左右的水平，相对来说还是一个稳步发展。同时在投放科技研发费用占GDP的一个比重2.6%，要大量的投放科研，让这些科研的人才，科研的这些研究团队能够快速突破卡脖子领域。

同时在这个区域方面，这一块也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的发展。就是黄河流域流域那些省会，他们继续保护生态，就是这个在黄河流域领域的这一块的省会，就不让你去发展重工业。就是你你已经定调了，就是你发展的就一定是保护环境的，就是跟生态保护，跟能源保护，一定不是传统的那些重工业产业，一定是一些偏新能源类的这种产业或能源类的产业，或者说是环保类的产业。

“十三五” 时期重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尚未作为重点布局，经过五年发展形成成熟模式后，“十四五”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定调区域协调发展，明确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及长三角一体化，形成国家级重点区域经济战略格局。同时对外开放战略持续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自贸区与自贸港试点等举措，均为全球化布局做准备。“十四五” 在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政策体系，将五年计划定位为国家发展战略，企业可以依据国家战略、产业布局与区域定位完善自身经营发展，共享国家发展红利，规划也重点强调五年计划关乎国家、企业与国民的共同发展，并继续突出深化改革，重点推进国企改革与金融体制改革。“十三五” 金融工作以构建体制为主，重点弥补体系不完善的问题，“十四五” 则转向深化金融体系改革，在已搭建的框架基础上统筹协调、规划执行，推动金融体系高效运转。

从经济层面来看，中国经济在 “十四五” 时期全面进入产业扩产发展阶段，不再处于过渡试探状态。“十三五” 仍处于城市扩张尾声与产业扩产交替的周期，而 “十四五” 明确确立扩产模式，同步推进落后产能淘汰，房地产也进入发展周期的最后节点，银行信贷模式随之与经济转型深度适配，发展方向清晰明确。在城市发展层面，北上广深与十五个新一线城市格局基本形成，各重点城市围绕产业集聚、人才吸引、城市 IP 打造强化运营能力，城市间展开综合竞争力较量，城市排名与影响力较 “十三五” 乃至更早时期发生显著变化，一批文化特色城市与网红城市快速崛起。产业升级协同性进一步增强，产业转移与人才流动速度加快，疫情影响下市场对成本控制与发展布局重新考量，进一步加速了产业与人才从一线城市向新一线及内陆城市转移，全国形成四大核心经济圈战略布局，分别为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以及成渝双城经济圈，多个重点城市也明确了战略定位，北京为政治中心，上海为经济中心，成渝定位为战略与军工腹地，武汉、郑州发挥交通枢纽作用，沈阳、西安、徐州等城市也在各自领域形成特色优势。国企改革持续深化，重点以市场化方式推进战略性重组，打造航母级国央企，清理非主业非优势业务，集中资源布局核心资产，同时打造新兴产业国家队，国央企在航母、航天及卡脖子技术领域实现多项突破，研发投入持续加码并取得阶段性成果，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实现党的领导融入企业管理，实施分类改革、分类监管与分类发展。期间国央企累计上缴税费达十万亿元，控股市值达到二十二万亿元，较 “十三五” 增长约五成，累计分红两万五千亿元，在资本市场发挥积极示范作用。

从金融体系来看，“十四五” 期间金融工作核心是重塑金融治理体系、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并牢牢守住风险底线，金融改革从前期搭建体制转向深化整顿，强化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设立中央金融委员会与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协同推进金融工作落实与思想建设。金融监管体制完成重大改革，从一行两会调整为一行一局一会，在原银保监会基础上组建金融监管局，证监会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监管力度与管理模式较此前发生根本性转变。期间相继推出中特估、金融强国、党指挥金融以及新国九条等重要部署，明确要求国央企带头提高分红比例与分红频次，四大行率先响应落实，随后市值管理被纳入政绩考核，市场流动性支持持续加码，央行提供充足再贷款与流动性支持，汇金增持指数基金，发挥类平准基金作用，形成央行后盾、汇金操作的稳定市场模式，同期公募基金改革同步推进，从前端产品结构到后端考核与资金配置实现全流程规范。一系列金融举措均为长期布局，旨在增加长期资金投入、完善金融体制、引导国家队资金入场，即便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贸易冲突与地缘政治波动，金融改革与国家发展的决心始终坚定，改革力度持续加码。经过近十年发展，中国银行业总资产规模位居全球第一，股票债券市场规模跃居世界第二，直接融资比重在 “十四五” 期间提升至 31.6%，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十四五” 期间上证指数从两千六百多点最高上涨至四千二百点，累计上涨超千点，但普通投资者整体盈利效果不佳，多数金融机构数据显示约八成散户出现亏损，而同期契合政策方向的国央企及低估值板块表现亮眼，截至 2025 年末，中石油、中石化、中国船舶等中字头企业均实现显著上涨，银行板块整体涨幅可观，部分新一线城市本地银行涨幅更为突出，沪深 300 指数同期也实现上涨。这一数据表明，布局长期低估值、契合国央企改革方向的核心资产，能够获得稳定收益，坚持配置永续成长且严重低估的核心资产，是投资安全与盈利的重要保障。以上是对 “十四五” 时期的总结，这一周期已经结束。

杨露解读十五五（2026-2030）发展规划

当前我们已进入 “十五五” 阶段，“十五五” 规划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又将对我国经济发展以及金融投资领域产生哪些影响。

“十五五” 时期为 2026 年至 2030 年，核心是绘就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蓝图。对比此前历次五年规划，“十五五” 规划在全面性、精细化与明确性上均达到新高度，政策内容具体详实，实施路径清晰明确，无需过多解读即可把握方向。其中与经济、投资密切相关的核心内容可概括为以下方面。

“十五五” 旨在为 2035 年远景目标夯实基础，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一阶段与后续五年将共同完成 2035 年发展目标，而 “十五五” 作为开局五年，重点筑牢根基。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稳定在 4.5%—5% 区间，力争实现更好发展。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将从 2.6% 提升至 2.8%，持续加大科研资金投入，支持高校及科研机构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规划着重强调内需为主引擎，深入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着力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实现统一规则、统一定价，遏制行业无序内卷，引导市场主体规范有序发展。

“十五五” 明确七大发展战略，战略方向将持续延续至 2035 年，围绕经济、科技、改革、文明、民生、生态、安全等领域重点布局突破，尤其强调政治安全、经济安全与金融安全。

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引擎，做强实体经济，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传统房地产及土地相关基建已基本告一段落，新一轮基建将围绕科技应用、能源输送、物联网、电力网、协同网络等领域展开，聚焦降低运行成本、提升算法水平、畅通全国物流与信息联通，以此支撑经济稳步复苏。

区域协调发展进入新阶段，不再局限于原有几大区域板块，而是实施因地制宜、分区分类施策，推动东部、中部、西南、北方等各区域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标志着我国进入产业全面升级阶段，各区域依托自身能力协同发展，整体进入产业大发展、大升级的确定性周期。

此外，规划提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激发国有企业活力。与以往侧重国企改革不同，此次明确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内涵与侧重点均有新的变化。

同时强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放得开、稳得住、管得好、可调控，实现安全有序的高水平开放，并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从前期构建金融体制，到深化金融改革，再到如今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定位已实现层级跃升，标志着金融体系基础已基本夯实，调控能力趋于成熟，将按照既定战略方向推进实施。规划在实施保障中着重强调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凸显出这一战略在长期发展布局中的重大分量。

总体来看，核心内容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是我国进入全面扩产升级阶段，开启加速扩产转型，未来十年城市竞争将更趋激烈，各城市纷纷布局长期发展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与转型力度持续加大。发展不再局限于特定城市，凡是具备条件、能够集聚人才与产业的区域均可实现发展，东部、中部、西南、北方各展所长，全面推进产业升级。新基建领域将迎来大规模投入，重点聚焦水网、算力、新能源电力等基础能源设施。在 AI 革命推动下，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将快速崛起，未来五年大量科技应用层面成果将持续涌现，并依托完整工业化产业链形成支撑，为产业布局与商业发展带来新方向。

二是区域产业实现全域协同升级，不再仅依赖少数核心经济圈。东部侧重原始创新与科技研发，打造国际化产业集群；中部重点优化升级，做强现代装备制造与高技术产业，提升综合交通枢纽功能；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进一步强化核心功能，成渝地区作为战略腹地，拥有充足人口、土地空间与完善工业产业链，具备独立闭环运行能力，战略地位突出。在此基础上，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将培育一批都市圈与城市群，以省会城市为核心辐射带动周边城市，形成层级化联动发展格局，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基础。城市地下空间开发、轨道交通建设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多地具备一体化改造与互联互通潜力。各区域将迎来阶段性高增长，不再局限于单一区域领跑，而是多点爆发、轮动发力，城市增长呈现阶段性、持续性特征。城市经济的轮动增长直接带动区域金融发展，银行与地方经济、国家战略深度绑定，不同区域银行有望迎来多轮增长周期，为相关投资提供阶段性机会。在产业升级过程中，银行、券商、保险等金融机构将全面参与融资、资源配置与区域经济布局，国家队对金融板块的布局也远超简单的股息配置层面。全球化市场同样带来多元机会，不少企业即便不在传统核心经济圈，也能凭借自身优势实现全球化发展。

三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与以往侧重国企自身经营、制度机制及股权结构调整不同，此次改革更聚焦国资层面，强化监管统筹、权力规范与资金资源分配，不再局限于单个企业经营改善，而是从国有资本整体布局与战略配置层面推进改革。

“十五五” 期间，国资运营将大规模转向

股权运作

，重点围绕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产业布局与资源配置展开，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股权经济时代。这一进程并非始于 “十五五”，自 2022 年提出中国特色估值体系以来，国央企改革与国有资本投资已逐步转型，2024 年更是强化市值管理，加大国有资金持有与战略布局，国家队资金持续入场，“十五五” 时期将在此基础上全面提速加码。规划文件首次明确这一方向，意味着相关举措将成为重点任务。改革布局将聚焦核心资产，包括粮食、能源、金融等关键民生领域，同时覆盖军工、航天及 “一带一路” 等国家战略领域。上一阶段已完成初步资金布局，“十五五” 将进入集中投资投放期，前期已对银行等核心金融资产进行配置，后续投入力度将进一步加大，这也将成为国资国企改革的重要方向，成为未来数年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从国家整体规划来看，我国经济发展早期由东南沿海起步，逐步向内陆推进，依次进入发展等高线的第二梯队、第三梯队、第四梯队乃至全域拓展阶段。这一发展路径，也是我多年前进行职业与地域选择时的重要参考依据，当时正是基于对国家经济未来布局走向的判断，做出了相应规划。2010 年之后，随着 “十一五”“十二五” 规划推进，发展等高线的概念逐步被提出。早在 2012、2013 年，研究领域就已推测国家战略发展等高线将出现转移，只是当时尚未形成明确路径。如今来看，发展进程基本遵循这一脉络，且转型速度显著加快，原本预期每个梯队发展需十年左右，实际五年便完成切换，体现出我国经济转型正在全面提速。

为实现 2035 年建成制造业强国、提升全球化竞争综合国力的目标，国家经济转型进程持续提速。当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战略腹地已实现同步发展，构成发展核心内核，不再沿用以往十年一轮的渐进模式。“十五五” 规划的核心战略正是全面发展。

河南、湖北等区域依托地理与交通优势自主发力，河南以中欧班列对接 “一带一路” 拓展外贸；新疆、西藏等地依托能源、光伏、电力储备，推进电力向算力转化，承接沿海地区数据中心与算法中心布局，形成低成本算力支撑。

东北、内蒙古等地也分别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在稀土、光伏、电力等领域发挥独特优势。全国呈现各区域因地制宜、协同并进的全面发展格局。

全面发展进程中，金融制度需与国家战略协同适配，“十五五” 金融政策至关重要，将奠定未来二十年发展根基。

核心基础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金融体系，以金融强国为目标，坚持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 IPO 将告别粗放式扩容，转向高质量发展导向，不再追求发行数量。

政策明确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避免市场出现大幅波动式股灾。高估值板块回调时，由低估值国央企、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板块牵引维稳指数，保障市场平稳运行。

同时将完善政策，壮大耐心资本、引导中长期资金持续入市，重点引入以十年为周期的长期资金，通过制度与改革机制锁定长期配置，推动市场形成慢牛长牛格局，为产业升级与长期战略发展提供稳定融资环境。高水平对外开放将定向引入长期稳定外资，严控短期投机性资金流动。

规划提出培育一流投资银行与投资机构，国有银行、券商、保险将通过并购重组整合资源，打造综合化、国际化的金融航母。大型国有银行将推进业务多元化，从传统信贷模式向综合金融转型，拓展科技金融、财富管理、资产托管、投资顾问、跨境支付、资产证券化等多元中间业务，构建多元化收入结构，向一流投资银行升级。

银行业将呈现分化发展：大型银行聚焦综合化、国际化与全球化布局；中小银行立足本土、深耕区域产业，严控跨区扩张，把握产业转型节奏实现稳健发展。

我国金融发展历经构建体系、深化改革、强化监管，现已步入建设金融强国新阶段。当前市场已完成前期基础搭建，即将进入以国央企、国家队资金为引领的投资市场阶段，中国资本市场将从融资主导转向投融资并重，迎来二十年黄金发展周期，需把握战略机遇提前布局规划。

吴丹阳演讲——从各省金融监管分局数据看区域经济与银行业的协同

感谢杨露经理为大家回顾“十三五”“十四五”规划，以及“十五五”的未来目标。今天我将分享一组我们近期统计的数据，这组数据我们此前一直计划整理，因时间等因素未能推进，近期由实习生协助完成，统计来源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各省市派出机构发布的银行业相关数据。

数据最初覆盖36个省市、2016年至2025年的相关信息，因部分省市数据不连贯、披露年份较短，已将其剔除，最终保留32个省份的数据。

考虑到逐一看各省份数据过于繁琐，我们已将这32个省份按地区划分为六大区域，方便大家理解。

基于2016—2025年六大区域（东三省、环渤海、长三角、东南沿海、中部、西部）36各省市全金融机构数据，因为部分省市数据不连贯所以也被剔除掉，最终留下32个省份，由于各省市披露的数据类目不同，所以一些指标无法进行对比，主要还是从规模结构和资产质量维度，系统分析各区域银行业经营特征，并结合区域宏观经济走势探讨二者相关性。

截至2025年底，六大区域银行业总资产合计约376万亿元。长三角以112.2万亿元稳居第一，占六区域合计总资产约30%，充分体现长三角作为中国最重要经济核心区的金融集聚效应。环渤海以84.7万亿元次之，其中北京作为全国金融中心贡献显著，占据整个环渤海的45%，也是所有省市中资产排名最高的，有38万亿，其次是长三角的江苏（36.7万亿）、浙江（33.5万亿）断层领先。

西部67.5万亿元，反映了近年来西部大开发政策成效，当然也占了个省份多的优势。东南沿海47.2万亿元，虽然规模不及环渤海，但其银行业效率与质量指标领先，体现"精而强"的特征。中部41.8万亿元，各省差距不大，河南更占据一些优势，最后就是东三省只有22.4万亿元，与其人口和土地体量明显不匹配，折射了区域经济的深层困境。整体的资产结构呈现了明显的"东强西弱、南北分化"格局。

长三角资产规模领跑并持续拉大优势，从2020年的约70万亿元增至2025年的112.2万亿元，增长60%。是增速最快的区域，受益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科创板注册制改革及江浙制造业信贷高需求。

中部和西部虽然量在中间低于环渤海，但增速非常迅猛，仅次于长三角，年均增速约10%。体现"中西部崛起"战略下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与产业转移带来的信贷需求爆发式增长。

环渤海、东南沿海增速作为下一梯队，环渤海虽然总量高但增速没有优势，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经济转型压力、钢铁煤炭等传统行业信贷退出有关。

东三省增速最慢，体量从17万亿元增至22.4万亿元，总增长31%，年均复合增速约5.56%，与其经济增长乏力高度吻合。

东三省顽固性高不良率。东三省不良率长期居于2.1%—3.4%高位区间，2025年仍达2.74%，且近两年明显上升是长三角的3倍以上。深层原因在于传统重工业（钢铁、煤炭、石油化工）产能过剩导致企业系统性违约，人口净流出削弱存款基础和消费贷款质量，地方财政压力制约了不良资产处置力度。

东南沿海2021年异常波动解析。东南沿海不良率2021年骤升至3.74%，为历史峰值。这与深圳、广东部分房地产企业（含某大型房企）及中小微企业在疫情叠加债务危机中集中暴露风险高度相关，但2023年后随着处置加快已明显回落至1.69%。

环渤海传统行业信贷风险持续出清。环渤海不良率从2019年峰值1.95%持续下降至2025年1.28%，体现河北钢铁去产能、山东传统制造业改造的成效。但京津两地大型商业银行集中带来结构性优势，剔除大型行后城商行和农商行的不良率预计更高。

中西部稳中有降的新兴区域。中部不良率从2018年2.48%峰值，经过持续压降，2025年稳定在1.36%，西部不良率从2019奶年的高点2.65%快速下降到25年的1.48%，虽然绝对值并非是特别优秀突出，但整个变化趋势向好，下降幅度很大，尤其是西部，超预期改善一方面源于"西部大开发"新阶段政策注入与不良资产专项处置，另一方面受益于四川、重庆为代表的经济活力提升正相关，制造业和新兴产业贷款质量持续改善。

长三角资产质量持续优化。长三角不良率从2018年1.15%持续下降至2025年0.88%，远低于全国银行业均值（约1.5%左右）。这与长三角以高新技术、先进制造、科创企业为主的信贷结构密切相关，企业抗风险能力强，违约率极低。具有经济结构多元、信贷管理精细化的优势。

那我们再将这些基本面数据和当地的经济结合起来看各个区域

长三角：中国最强经济引擎，银行业体量最大、资产质量最优

长三角GDP占全国约25%，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出口导向型企业为主。凭借上海、苏南、浙江等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创六区最优水平，拨备覆盖率高达356%，风险缓冲极为充足，直接塑造了银行业极优的资产质量。银行业高度发达也反向支撑了长三角的科创投融资生态。

环渤海：政治中心与传统工业交汇，银行业规模居次、质量较优

北京金融业高度集中（大型国有银行总部所在地），拉高了环渤海整体规模，总资产稳居第二，但存款沉淀多、贷款扩张相对保守（存贷比较低）。环渤海银行业结构性失衡——北京一极独大，其他省市银行业实力偏弱。天津、河北传统制造业信贷风险导致不良率高于长三角，但有持续改善。这里将传统重工业省份辽宁沿海部分已并入东三省统计，其实这部分的信贷质量压力亦不可忽视。这种失衡其实也与经济结构一致

中西部：增速可观的崛起区域，区域内差异化明显

中西部大开发、成渝双城经济圈、新疆对外开放等政策持续注入信贷需求，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信贷需求旺盛，成为银行资产规模扩张的重要驱动。不良率相对比较稳定，处于中等水平，没有特别低与产业结构仍处于中低端升级过程相关。整体看是稳中有进的，但其实区域内的分化是比较明显的，其中四川、重庆、新疆、河南成为中西部新增长极，带动银行业整体质量改善，是比较强劲的潜力选手。但向甘肃、贵州、宁夏等地区依旧锁在老基建项目上难以突破。

东南沿海：高活跃度、高风险曾一度并存

珠三角以湾区经济为底色，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银行活跃度高，外资及股份制银行集聚度强。且信贷投放较为积极。但受2021年房地产大幅调整影响，不良率曾骤升至3.74%，说明这里银行业与房地产高度绑定的风险——这一结构性隐患在行业层面已逐步压降，不过近期仍有不良率回升趋势，可能叠加经济问题和房地产风波仍有余震。

东三省：老工业基地振兴困局，银行业规模偏小、质量持续承压

东三省是中国银行业"塌陷区"的典型代表。人口持续净流出导致存款基础萎缩、消费贷款需求低迷；传统重工业（石油、煤炭、钢铁）产能过剩导致系统性企业违约；地方财政债务压力制约不良资产化解；城商行和农商行资本充足率偏低，整体银行业生态恶化。整个东三省总资产仅22.4万亿元，不良贷款率2.74%高居六区首位，且2021年净利润一度转负（-68.1亿元）。受整个经济增速低迷、资源型产业去杠杆、人口外流等因素叠加，东三省银行业盈利压力和资产质量压力并存，这是区域经济衰退在银行业上的完整映射。

所以实际上我们通过观察各区域的数据特征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区域经济与银行业发展构成了 “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反哺经济” 的良性循环机制。一方面，区域经济质量决定了银行业资产质量（不良率）和信贷需求（规模增速）；另一方面，银行业发达程度反过来为区域经济提供融资支撑。

1、经济发展水平决定银行业的规模增长

●2020—2025年中部GDP年均增速约6.63%，同期银行业总资产年均增速约10%，信贷扩张倍数明显高于经济增速倍数，表明金融深化同步推进。

●东三省GDP年均增速仅约3-4%，银行业总资产年均增速劲不到6%，两者均为六区最低，呈现"经济疲弱-信贷收缩"协同下行趋势。

●长三角GDP增速中等偏高但银行资产增速最大，反映其金融中心地位持续吸引全国资金沉淀，信贷对实体经济的乘数效应更强。

经济发达区域的企业融资需求、个人金融需求、财富管理需求更为旺盛，为银行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2、产业结构决定银行银行资产质量

●相关性表现：高新技术产业占比高的区域，银行不良贷款率更低。●长三角（高新技术产业占比 42%）和中部（35%）的不良贷款率均低于 1%

●内在逻辑：大力发展的朝阳产业：新兴产业和高端制造业贷款需求大，在贷款持续增长的环境下就不会产生高不良，且这些新兴企业发展成熟后盈利能力强、抗风险能力高，还款能力稳定；而传统重工业已经逐步被淘汰，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风险警示：东三省传统工业占比仍达55%以上，面临较大的不良资产处置压力

3、区域经济特色决定银行业服务定位

各区域银行业形成了与经济特色高度匹配的服务定位：

●长三角：综合化金融服务，满足多元化需求

●珠三角：科技金融（贷款占比 25%）和跨境金融

●中部：农村金融（贷款占比 30%）和普惠金融

●东三省：传统工业信贷和农业金融

●内在逻辑：银行业服务定位必须与区域主导产业和经济特色相匹配，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最终结论：

区域银行业的规模格局与区域经济体量高度一致，同时资产质量更是区域经济结构质量的镜子。

房地产周期对银行风险的冲击也是有一定区域性的，外向型、高房地产信贷集中度区域更易受冲击，需保持充足拨备。表现明显的就是珠三角，2021年房地产系统性风险集中暴露，对这里银行业的冲击最为突出，21年不良率急速飙升：因为他们是房地产时代吃到红利最多的地区，与房地产捆绑的很深，深圳和珠三角地区是全国房地产金融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早在2013年，深圳超过三分之一（35%） 的人民币贷款就已流向房地产业，远超当时全国约20%的平均水平。这种深度捆绑的模式延续了十余年。

虽然后期有所回落，但2025年广东和深圳分别1.67%和1.69%，仅次于东北地区。当地房地产问题也频发，像总部位于广州的广东华兴银行，其前三大股东均为民营房企，合计持股超40%。受股东拖累和行业下行影响，该行股权被频频折价拍卖却无人问津。同时，广州农商行为化解风险，在2024年底以近百亿元的价格“甩卖”了一个资产包，其中超过96%是涉房贷款。包括25年报告中很多全国性经营银行都反映了珠三角地区业务资产质量有变差的趋势。

除了他们，还有一些与房地产深度捆绑的小银行也可能身陷囹圄。

最重要的还是政策因素可显著改变银行业短期趋势，但中长期仍回归区域经济基本面，东三省的案例说明政策支持无法根本扭转区域经济衰退对银行业的拖累。包括东北银行频发困难，哈尔滨银行、锦州银行、盛京银行、九台农商行，他们的命运都不是偶然，而是背后有着一样的演化逻辑，他们都是区域经济的体现。进一步证明了区域经济要比管理层更能决定银行长期的命运。而这也是我们选择银行的首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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