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赛珍珠居华40载，辗转四城，在北京的这一年让她终生难忘

原标题《小说家赛珍珠的北京情结》

自称为中国的女儿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lS.Buck，1892—1973）在华时间长达四十年之久，先后在镇江、上海、庐山、北京等城市生活过。尽管赛珍珠在北京的居住时间不算长，真正说来只是在1933年至1934年，但她尤为钟情这座古城，形成特殊的北京情结。赛珍珠年少时，从北京籍的启蒙先生那里获取了关于北京的种种奇妙印象，产生对北京的精神向往与叙述动机；中年时在翻译《水浒传》时，为寻求相关资料，来到倾慕已久的北京城中，并对城市开展细致认识，从宫殿到街头，从名人到普通人，拥有切身的生活体验；在离开中国后，她曾多次评论同时代的北京文化名人，如梁启超、胡适、鲁迅、郭沫若、林语堂等，表达对新文化运动的认同，以及在自身精神与文学世界的投影。赛珍珠曾遍尝无数中国美食，晚年的她在宾夕法尼亚家中与朋友聚餐时，仍旧深情回忆北京美食，终生难忘涮羊肉、烤鸭、酸梅汤、糖醋鱼、柿子等北京风味儿。

孩童时期居住在镇江城中时，赛珍珠家里聘请了一位名叫柏秉节的秀才先生，教授孩子们汉语与中国文化。在日后的回忆书写中，赛珍珠在文学世界中赋予先生孔姓，有意凸显这位善良博学的宿儒身份。孔先生身着长袍，留着长辫子，他祖籍北京，操着一口当地不多见的优雅纯正的地道京腔，让身处江南地带的赛珍珠很是着迷，也让她早早就学会了华北话。赛珍珠与家人居住在扬子江畔的小山上，住宅里能听到后山寺院渺扬的钟声，这是她喜欢的声音，也是她眼中的中国文化魅力，她亲切地称呼镇江为中国故乡。

孔先生严格地向赛珍珠教导儒家礼仪，在20世纪初期，这对奇特的异国师生在每次的教学中，仍恪守着谨严的儒家师门礼仪。孔先生向赛珍珠讲授经典，布道哲理。他对中国政局的关注中寄托着深厚的历史追思，告诉赛珍珠事出必有因，“最小的风也必有其起因”。他还教会赛珍珠儒家以人为本的仁爱精神，告诉赛珍珠：“如果一个人想过得愉快，他决不能高人一头。”并且还教导她：“那些高人一头的人迟早要掉脑袋的。”孔先生秉持天下大同的观念，教育赛珍珠把地球上的各个民族看成一个大家庭中的不同成员，并与她探讨圣经要义，赛珍珠以为自己的全球观正是来自于这位开明的儒学人士的朴素启蒙。

少女时代的赛珍珠

与一般儒学者不同的是，孔先生热衷于讲述野史奇闻，在他的讲授中，幼小的赛珍珠知道了鸦片战争为何发生，北京城中的慈禧太后如何登上政治舞台巅峰，以及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权力斗争等等。同时，她在家中也会听到父母与中国朋友们对慈禧囚禁光绪帝的谈论，更是加深了她对慈禧这一人物的浓厚兴趣。这些富有传奇色彩的讲述让赛珍珠对中国的政治生态萌生好奇心，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她的了解程度逐渐加深，尤其是三十年代在北京亲身生活过以后，五十年代她在美国创作并出版了以慈禧太后为原型的历史小说Imperialwoman：ThestoryofthelastempressofChina（《帝王女人：中国最后一位皇后的故事》），以他者视角塑造了这一富有争议的中国女性政治人物。

赛珍珠以女性文学家的观察，如此表达对慈禧太后人生命运的见解，试图参透女性理政的玄机：“她兴趣广泛，爱好颇多。她爱花鸟，绘画，擅长书法。假如她当初有选择的自由并致力于绘画艺术，那她定会驰名画坛的。她有魔法，可以呼唤鸟兽，爱用食指轻轻抚弄飞落到她手腕上的蝉。她酷爱自然，喜欢某些宫廷风光，尤其迷恋颐和园胜景。倘若她真把一切国事都留给她的养子，我想她会过得非常惬意的。然而，她不愿自欺欺人。”

一方面，正是因为孔先生极高的叙事能力，激发了赛珍珠渴望成为一名像先生那样的优秀的讲故事的人。赛珍珠在不到十岁的时候就立志要做小说家，尽管那时她的理想之光还很微弱，年幼的她无法将自己的想法系统告诉孔先生。另一方面，因为孔先生本是儒生，他深受正统文化影响，在内心深处对写小说并不认同，他对赛珍珠的教诲是小说并不能算是文学，而是为游手好闲者与没受过教育的人的娱乐所写的，他在价值取舍上倾向于传统诗歌与哲学等。再加上赛珍珠的父母的宗教情感也不倾向于现代西方小说，他们对于赛珍珠阅读狄更斯等人作品的行为非常排斥，这些都导致她一度只能将自己的愿望深藏于心。

但正是孔先生的身教，才将理想种子植入了赛珍珠的心中，日后在丰富的阅历以及敏锐的感悟的孕育下，逐渐破土而出，最终让她确信自己喜爱并擅长创造故事的能力。1938年，赛珍珠参加由纽约国际笔会俱乐部为其举办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宴会，她在会上深切思念曾培植自己讲故事能力的孔先生，也对自己的获奖有着非常复杂的情感。她既自省是否已经真正实现了童年时的愿望，也对写小说是否是伟业有着矛盾的心理，她甚至产生了因《大地》等作品迅速走红，在小说题材与技巧等写法上的传统性，以及自己半个中国人身份等，在世界文坛亮相而有羞愧心——当她得知自己获此殊荣时惴惴不安，她首先想到的是同时代的更具现代性的德莱塞应比自己更适合这个伟大的奖项。因此，在这次笔会上，面对批评质疑之声，赛珍珠采取了极为谦虚的应对方式，她在发言中强调自己在很小的时候，便已知道单纯讲故事的人不能算作文学家，如今自己的小说创作也许不过是供人消遣罢了。

赛珍珠《大地》等作品

赛珍珠八岁那年，庚子事变爆发，他们举家从镇江去往上海避难，随后从中国北方返回美国。1902年，赛珍珠再次从美国回到镇江，孔先生继续担任她的家庭教师。在随后的谈话中，赛珍珠得知孔先生在北京的祖居被德国士兵侵入并捣毁。出生于1892年的赛珍珠与她的先生共同经历了中国近代历史最为动荡的一个阶段，日后她坦言自己对1901年至1911年这十年间的中国记忆甚至有所回避，因为其不同寻常与捉摸不透。作为中国封建王朝最后迭代的直接见证者，赛珍珠亲历了清王朝的衰落，她也学会了孔先生的思考与叙事方式，即从历史与文化的源头寻找原因。孔先生于1905年因患霍乱去世，尽管有被传染的风险，赛珍珠还是顶着父母阻挠的压力，坚持参加了老师的葬礼，并以晚辈身份与孔先生的女儿们一起躬行大礼。

赛珍珠初识北京是在1900年首度返美的行程中。在决策此次归乡之行时，考虑到赛珍珠的母亲晕船，经不起一个月的海上颠簸，全家人放弃走海路。再加上母亲想趁此机会让子女见识一下欧洲的繁荣，所以他们从上海乘车到汉口，从汉口到北京，再从哈尔滨取道欧洲。

在这趟漫长的火车之旅中，尽管北京是很重要的一站，但因为停留时间短，赛珍珠对其印象不深，她曾表示“北平是我后来了解并热爱的一座城市”。短暂停留期间，赛珍珠浅游了一下这座古城。她终于来到了孔先生多次讲述过的紫禁城，当她身处皇宫外时，儿童的想象让她觉得老佛爷仿佛正坐在这里主持政事。这种想象也有现实基础，此时一些清王朝的皇亲国戚仍居住于此，因此，赛珍珠与家人只能远远观望。最让她心动的是皇家园林颐和园的壮美，以及依山而建的白塔的秀美，都让她过目难忘。

赛珍珠对北京的真正认识是在1930年代居住北京时。1933年，她在出版《水浒传》英译本AllMenAreBrothers（《四海之内皆兄弟》）后回到中国，不久来到北京，计划在国家图书馆为译本收集一些配图。赛珍珠每天上午在国家图书馆阅读与查找资料，下午则在城市中漫步。此次北京之行，让她充分感知到这座伟大古城的魅力。尽管已经在中国生活多年，且有着深刻的地方体验，但赛珍珠仍为北京心动不已，她认为：“中国没有比北平更伟大更美丽的地方了。”同时，她也注意到这座城市往昔辉煌的历史与如今严酷的现实并存，尽管那些富丽堂皇的街道、宫殿、陵墓等都提示着曾经的荣耀，但如今已然在坍塌与没落。

赛珍珠认为，北京乃至中国所有的名胜古迹都不是功利的刻意建筑，其建成源于中国文化的务实心理。在她看来，北京的紫禁城、天坛、大清真寺等等，不过是中国人根据生活实际所需建造起来的，其初衷不是为了艺术上的炫耀或是经济上的盈利——一个实证便是多少年来，这些地方并不对外开放，即便拥有千金者，也难一睹其真容。尽管如此，历史的进步也让中国社会发生根本性变革，在赛珍珠的1933年北京之旅时，紫禁城已经实现了对民众的开放，颐和园成为免费的公园，人们可以在此处休闲野餐。赛珍珠来到了慈禧太后最喜欢的宫殿，在真正见识到这位传奇人物的神秘住地后，她却怅然若失，如今此地已成为民国政府的文物保护地，士兵常年在此驻守。在游览中，赛珍珠被一名卫兵注意到，后者偷偷向其兜售从宫殿屋顶上揭下来的瓦片，更加加重了她的历史荒诞感。

在北京，赛珍珠邂逅了美国汉学家、北平哈佛燕京社研究员欧文·拉铁摩尔。欧文刚刚结束外出考察，撰写了著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赛珍珠对他深远的中国旅行非常好奇。欧文在北京家中与蒙古朋友们一起宴请赛珍珠，多年的田野生活让他的饮食风格变得开放多元，他以蒙古烤肉招待赛珍珠，令赛珍珠新奇不已。此次会面，也让赛珍珠形成了对遥远的蒙古族的一些具体认识。在对谈中，欧文不仅担当译者，且分享了自己的周游经历，让赛珍珠了解到蒙古人的生活与性情等。

赛珍珠还曾受邀到梅兰芳家中做客一天。梅兰芳专门为她表演唱段，且弹奏了琵琶，还让她鉴赏了珍藏的名贵乐器。同样，梅兰芳也以美食款待赛珍珠，梅府有专门的厨师，擅长制作精致糕点，当日他们给赛珍珠做的是蒙古甜食与中式点心。梅兰芳很爱吃这些食物，但也不免为自己的形体而担忧。

此次北京之旅的美好经历，让赛珍珠在此后的无数次回忆中都有着心灵“为之融化”的表达与描绘，她甚至以他者视角，代中国人做出评判，称北京是“中国人民灵魂之所在”，并为自己未能在北京永久居住下来而深感遗憾。

旅居北京时，赛珍珠充分领略城市的人文气息，她曾在街衢漫步，徜徉于宫殿与苑林之间；她曾在郊外骑行，驰骋在群山间；她曾在空旷而寂寞的圆明园中静坐，默默凝视园林；她曾与人们攀谈，聆听那纯正美妙的官话，认为是“人类语言中的精华”；她曾观察普通行人的来来往往，感受真实的市井人情。

1934年，赛珍珠在完成北京之行的任务后，决定重返美国。尽管怀揣着对北京，以及南京与镇江等中国城市的深深眷恋，她最终还是做出这一选择，其背后除却战争的因素，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即智力水平低下的长女被托管于疗养机构中，这是身为母亲的她无论如何也放心不下的。

离开中国前，赛珍珠购买了一些北京地毯，特地将之送往南京城的家中，以一种事物应处于其原有存在的庄重表达自己对中国的深切眷恋。在南京办理好各种交接后，赛珍珠又返回北京做最后的漫步，只为在告别前加深对它的忆念。在告别之旅中，赛珍珠重走了北京的街道，她偶遇一位一边行走一边拉二胡的盲人音乐家；她去了烤鸭店，看食客们如何自选活的鸭子，坐等烤好；她重游了古老的宫殿，并在那里待了很久；最后，她还去了长城与白塔，希望将它们牢牢地铭记于心。

从文化地理来说，北京是当时中国文明最为发达的场域，作为一名长期旅华者，无论赛珍珠是否直接置身这一空间中，都不可避免地感受到其文明的影响力。她在回忆中曾书写作为新文化源流地的北京，并绘写其中的中国作家，广为人知的是她对私交甚深的诗人徐志摩的摹写。除此之外，赛珍珠曾锐利评判过胡适与鲁迅等人。她称赞胡适“发表了一篇令人耳目一新的关于中国小说的论文，这样的论题以前从未有学者选过”，所指的应是《文学改良刍议》中对于李伯元、吴趼人等为代表的中国近世小说创作的赞誉之词；她称赞鲁迅“把自己新产生的激情用于写自己的民族”，“以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物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创作等等。赛珍珠称赞胡适和鲁迅等人“为我们当时生活的那个世界提供了一面忠实的镜子”，但也遗憾于鲁迅这样伟大的中国新文学作家竟没有时间写出长篇小说来。不难看出，这些谈论也隐含着她对自己的小说创作合理性的证明：“使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些现代知识分子第一次把中国小说看作文学，而不再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下贱人阅读，并由周游四方的说书人和戏子传播的故事了。”

1934年春，赛珍珠带着一箱子从中国国家图书馆寻得的古装本《水浒传》插图拍照，再次踏上返美的旅途。此时，在国内等待她的是各种文学盛誉与社会优待，而这一切都要归结于她以在中国大地上学会的讲故事能力，讲述普通中国人命运的独特小说创作。

1940年，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赛珍珠按捺不住向中国朋友致信，尝试请求帮助她寻找并邮寄放置于南京家中的北京地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自赛珍珠离开中国后，她的那些忠心耿耿的仆人始终珍重对待这些地毯，不仅没有拿出来供后来的居住者们使用，且定期保养维护。并且幸运的是，在中国朋友的帮助下，虽历经种种困难，地毯最终安全送达，此后一直铺在赛珍珠美国农场家中厚实的橡木地板上，慰藉着她对北京与中国的恒久思念。

作者✎黄艳芬

【文章来源：《北京纪事》3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