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金三角开翡翠矿，娶了4个老婆，虽然年入千万，如今却很焦虑

我在金三角开翡翠矿，娶了4个老婆，虽然年入千万，如今却很焦虑！

我叫陈德茂，在金三角混了二十年，从一个背着帆布包到处跑的小玉石贩子，熬成了三座矿的老板。这些年我回过几次老家，村里人看我的眼神从最初的嫌弃变成了羡慕，又从羡慕变成了害怕。我不怪他们，金三角这三个字搁谁心里都发怵，更何况我娶了四个老婆这件事，在老家那边传得像天方夜谭，有人说我犯重婚罪，有人说我在那边当土皇帝，说什么的都有。

可谁能想到，我一个年入千万的矿老板，四个老婆搂着，每天睁开眼睛就是翡翠和美金，晚上睡觉前还有女人给端洗脚水——这样的人也会焦虑？说出去谁信？

焦虑是从三个月前开始的，确切地说，是从我那第四个老婆进门那天开始的。她叫苏玛，缅北人，才十九岁，长得跟画上的人似的，大眼睛，长头发，笑起来露出一排糯米牙，甜得能让人牙疼。我花了四十万人民币的彩礼把她从她父母手里买过来的，在这边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钱货两清，人都归你。我办了好几桌酒席，矿上的工人都来了，热热闹闹地喝了一整天。我的大老婆阿香坐在角落里，面前的酒杯没动过，眼睛一直看着桌子中央那盘没怎么动过的烤乳猪，像是在看一件跟她无关的东西。二老婆玉应和三老婆南坎倒是说说笑笑的，但那个笑我看了十几年，知道底下是什么。

那天晚上闹洞房的人都散了，我喝得有点多，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乘凉，头顶是热带那种低得好像伸手就能够到的星空。苏玛在屋里收拾东西，不知道把什么打碎了，啪的一声，她啊了一下，很快又没动静了。玉应从她的房间走出来，端了一碗醒酒汤放在我手边，没说话，转身走了。她穿着一件玫红色的丝绸睡裙，那是去年我让人从曼谷给她买的，她很喜欢，一直舍不得穿，到今天才第一次穿上。但她背对我的时候，我看见她肩胛骨的轮廓在丝绸下面突出来，像两把没打开的折扇。她又瘦了。

我说不清楚那种感觉，像是有根绳子慢慢勒在脖子上，不是一下勒死你，是一天一天地收紧，让你每天都能感觉到呼吸又困难了一点。我在这边二十年，什么风浪没见过？政府军打过我的矿，叛军绑过我的票，竞争对手在曼谷的酒店里拿枪指着我的头，我眼皮都没眨一下。可我现在害怕的东西，不是枪，不是炮，不是生意场上那些刀光剑影。

我怕的是家里那四双眼睛。

第二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四个人都在。长条桌上摆着粥、咸菜、油条，还有南坎做的缅甸奶茶。阿香坐在我左手边，苏玛坐在我右手边，玉应和南坎坐对面。没有人说话，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苏玛给我盛了一碗粥，双手捧着递过来，动作小心翼翼的，像捧着一碗滚烫的油。她是新来的，还没学会在这个家里怎么走路，每一步都怕踩错。南坎在桌底下踢了她一脚，我看不见，但我看见了苏玛的手抖了一下，粥差点洒出来。阿香把一碟咸菜推到我面前，力道不轻不重，碟子在桌面上滑动的声音短促而锋利，刮得人耳膜发紧。

我把粥喝完，擦了擦嘴，说我去矿上了。没有人抬头看我。四个女人的目光都落在自己面前的碗里，像是在数碗里有多少粒米。

我的矿在距离家二十公里的山里，开车要四十分钟，路不好走，雨季的时候经常要下来推车。今天天气好，太阳还没完全升起来，山里的雾气还没散，路两边的橡胶树一排一排的，树叶上挂着露珠，在晨光里一闪一闪的。我摇下车窗，想透透气，空气里有一股潮湿的泥土味和橡胶树汁的腥味，闻了几十年了，已经分不清是好闻还是不好闻。

矿上的工头阿泰已经在等了，他是我从云南带过来的老乡，跟了我十八年，比阿香进门的年头都长。他看见我的车，从棚子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块刚擦过的翡翠原石，皮壳已经去了大半，露出一片浓艳的绿。

“老板，这块不错，冰种阳绿，能出两只镯子，剩下的边角料还能做几个挂件。”他把石头递给我，眼睛亮亮的，那是我们这一行最兴奋的时刻——赌石赌涨了。我接过来对着光看了看，确实是好东西，水头足，颜色正，现在市场上这样的料子一公斤能卖到三十万。

“哪块坑出的？”

“三号坑，东面那个新掌子面。”

我把石头还给阿泰，点了根烟。三号坑是我去年刚开的，储量一直不明朗，打了十几条探槽都没有摸清楚矿脉的走向，投进去几百万，回收还不到三成。这块石头是好，但一块石头说明不了什么，翡翠这个东西最会骗人，给你一块好的，后面跟一长串狗屎地子，让你以为发了，最后一算账还赔钱。

我蹲在地上，把烟抽完了。阿泰在旁边等着，他知道我有话要说。

“阿泰，”我说，“你觉得我那几个老婆，谁对我是真心的？”

阿泰愣了一下，他没想到我会问这个问题。跟了我十八年，他见过我被枪顶着头，见过我被合伙人背叛，见过我输光全部家当从头再来，从没见过我问这种话。他挠了挠头，想了半天，说了一句让我哭笑不得的话：“老板，你这个问题比赌石还难。”

我笑了，笑着笑着就不笑了。

中午在矿上吃的饭，阿泰让人炖了一只鸡，炒了两个菜，米饭是新米，很香。我没什么胃口，扒了几口就放下了。阿泰看着我说：“老板，你最近瘦了。”我说瘦了好，省得减肥。他没再说什么，收拾了碗筷出去了。

我躺在棚子下的躺椅上，风扇对着我吹，呼呼的热风，吹不散身上的汗。头顶的铁皮棚被太阳晒得发烫，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铁锈味和柴油味，还有翡翠切割时产生的粉尘味，细细的，呛嗓子。这些年我的肺不太好，医生说粉尘吸多了，让我戴口罩，我戴了两天就摘了，太闷，喘不上气。

手机震了一下，是阿香发的消息。她很少给我发消息，结婚十六年，我们之间已经不需要太多语言。她说：“家里的电风扇坏了，找人修还是买新的？”我说你看着办。过了几分钟她又发了一条：“苏玛说她怀孕了。”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风扇还在吹，热风裹着粉尘扑在脸上，黏腻腻的，像一层刚涂上去还没干的油漆。

怀孕了。

这是第五个孩子。阿香给我生了两个，玉应生了一个，南坎生了一个，苏玛是新来的，进门才三个月，动作比我想的快。我应该高兴，多子多福嘛，在这边孩子就是你的班底，你的护卫，你的养老保障。可我高兴不起来，我说不清为什么不高兴。也许是因为我忽然想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些孩子以后怎么办？我在这里打下的这些江山，以后给谁？按这边的规矩，财产分给儿子，女儿拿嫁妆。可我有六个孩子，三个儿子，三个女儿，大的已经十五了，小的还没出生。他们的妈不是同一个人，这中间的纠葛，光是想想就让我头疼。

我在矿上待到下午四点多才往回走。太阳还在头顶悬着，热得人发晕。路上的坑洼被上午的阳光照得清清楚楚，我绕着走，还是轧上了一个大坑，车子颠了一下，仪表盘上挂着的那串佛珠晃了晃，发出细碎的响声。那串佛珠是阿香那年去泰国帮我求的，她说不指望你发财，只指望你平平安安回来。我平平安安回来了，每一次都平平安安回来了，可她每次看见我还是那副表情，像是一个等了很久的人终于等到了，心里的大石头落了地，但脸上已经不会笑了。

到家的时候天快黑了。院子里亮着灯，橘黄色的光从窗户里透出来，把院子里的芒果树照得影影绰绰。我听见屋里有人说话，是南坎的声音，她在笑，笑得很大声，不知道在说什么开心的事情。我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又听见玉应的声音，她们在用缅语交谈，语速很快，我听了十几年也只能听懂六七成。苏玛没有声音，阿香也没有声音。

我推门进去，笑声戛然而止。

四个人坐在一起看电视，屏幕上放着一部泰国连续剧，声音开得很大，填补了她们沉默留下的空白。南坎看见我进来，站起来接过我的包，说饭在锅里热着，我给你端。玉应把电视音量调小了一点，头都没回。苏玛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没叫出声，又把目光移回电视上。阿香坐在最边上，手里拿着一件没织完的毛衣，毛线是浅灰色的，很软，针脚很密，不知道织给谁的。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她们。这个画面外人看了会觉得温馨——一个男人，四个老婆，孩子在外面写作业，厨房里炖着汤，电视里放着连续剧，多么和谐的大家庭。可我知道底下埋着什么东西，像翡翠矿里的断层，表面看不出来，挖着挖着就塌了。

南坎端了饭出来，放在我面前。红烧肉，空心菜，一碗排骨汤。我拿起筷子，吃了几口，忽然觉得没什么味道。不是菜的问题，是嘴的问题，吃什么都不香，喝什么都苦。我把筷子放下了，南坎看了我一眼，没问，把碗收走了。

阿香把那件没织完的毛衣放在膝盖上，抬起头看着我。她的眼睛不大，但很深，像两口井，看不见底。她嫁给我的时候二十二岁，现在三十八了，十六年的光阴把她从一个水灵灵的小姑娘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妇女。她不爱笑了，不爱说话了，不爱出门了，每天就是在家带孩子、织毛衣、看电视。她像是把自己活成了一堵墙，不说话，不抱怨，不要求，就那么立在那里，替这个家挡着外面的风雨。

可她挡不住家里的。

“阿香，”我说，“苏玛怀孕了。”

她织毛衣的手停了一下，没有停很久，大概一秒钟，然后继续织。针穿过去，线拉过来，针穿过去，线拉过来，动作流畅得像机器，连节奏都没变。

“我知道了。”她说。

声音平得像一张白纸，什么表情都没有。可我认识她十六年了，我知道那不是没有表情，那是把所有表情都压在了最底下，压得死死的，连一条缝都不留。

苏玛在卧室里没出来。玉应和南坎对视了一眼，那一眼里交换的东西我不想去解读。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好，有些账不算比算清楚好，有些话说出来就收不回去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很久没有睡着。苏玛睡在我旁边，呼吸均匀，她已经睡着了。年轻有年轻的好，她什么都不想，倒头就能睡，天大的事明天再说，明天没来就不算事。我翻了个身，看着天花板上的吊扇慢悠悠地转，三片叶子，中间那片有点歪，转起来的时候忽高忽低的，像一只跛脚的鸟在飞。

我的手机亮了一下，是阿泰发来的消息，说明天有批新货到，让我去看看。我回了个好，把手机扣在床头柜上。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细细的一条，落在苏玛的脸上，她的脸在月光下像一块未经雕琢的翡翠原石，你看得出里面有好东西，但你不确定切开以后会是什么样子。可能是满绿的帝王绿，也可能是一文不值的白茬石头。

焦虑感又上来了，像是有什么东西堵在胸口，不是疼，是闷，是那种下雨前气压很低的闷。我在这边二十年，该见的都见了，不该见的也见了。我见过一个矿老板一夜之间暴富，买别墅买豪车娶了三个老婆，半年后矿塌了，死了十几个人，他的钱全赔进去，人进了监狱，三个老婆各奔东西，谁也没去看他一眼。我见过一个娶了五个老婆的老头，七十多了还在矿上盯着，不是他不想退休，是不敢退。他退了就是一团散沙，几个老婆分家产，儿女们打官司，他攒了一辈子的基业用不了几年就被瓜分干净，连渣都不剩。

我会不会也变成那样？

我不敢往下想。

窗外有虫鸣，吱吱吱的，叫得很欢。热带地方的虫子就是这样，一年四季都不消停，白天叫，晚上叫，叫得人心里发慌。以前我不觉得，以前这些声音是我的催眠曲，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现在不是了，现在我躺在床上竖起耳朵听，越听越清醒，越听越觉得那声音像是在喊什么，喊的是我不想去听懂的话。

苏玛翻了个身，手搭在我胸口上。她的手很小，很软，没有茧，像一块刚剥出来的翡翠，细腻，温润，还没有经过任何打磨。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在我掌心里安静地躺着，不缩回去，也不握回来，就那么躺着，像一只睡着了的小动物。

我想起我第一任妻子阿香的手。那双手曾经也这样过。后来它变了，它学会了抱孩子、做饭、洗衣服、织毛衣，学会了在我醉酒的时候给我擦脸，学会了在我破产的时候把所有的私房钱拿出来放在桌上，学会了在我不回家的时候把饭菜热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深夜。它从一块糯种的料子变成了一块老坑的冰种，不值钱，但是经得起时间的磨。

可时间磨掉的何止是手。

我不知道我还能在这个地方待多久。我不知道我的四个老婆能在一起待多久。我不知道我的矿还能挖多久。我不知道我的钱还能赚多久。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每天晚上躺下来的时候，枕头底下压着一把手枪，床头柜的抽屉里放着一本护照和几叠美金。这些东西是我的底气，也是我的枷锁。有了它们我睡不着，没有它们我更睡不着。

凌晨两点多，我悄悄起床，走到院子里。月亮很大，明晃晃地挂在天上，把整个院子照得像白天一样。芒果树上的芒果已经熟透了，掉了几颗在地上，摔裂了，流出黏黏的汁液，甜腻腻的，引来了蚂蚁。我蹲下来，看着那些蚂蚁忙忙碌碌地搬运芒果的碎屑，一只接一只，排成一条细细的线，消失在树根底下的洞里。

它们比我有秩序，比我有目标，比我知道明天要干什么。

我站起来，走到院墙边，翻过墙头，外面就是橡胶林。一排一排的橡胶树在月光下站着，像沉默的哨兵。割胶的工人大概在后半夜就会来，他们头上戴着灯，手里拿着胶刀，在树皮上划一道口子，乳白色的胶汁就会慢慢地流出来，滴进桶里，天亮的时候收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干着同样的活，挣着同样的钱，过着同样的日子。他们不焦虑，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明天还在这个地方，还在割这棵树，还在赚这笔钱。

我不知道明天的我在什么地方。

回到屋里，月光还在那条缝里漏进来，苏玛还在睡，阿香那边没有声响，玉应和南坎的房间灯也灭了。整个家安安静静的，像一个包装精美的翡翠盒子，打开来，里面的东西谁也不知道值不值。

我重新躺下，睁着眼睛到天亮。

天亮以后又是新的一天。矿上的工人在等我，阿泰在等我，那批新货在等我。我的四个老婆会依次起床，做饭，送孩子上学，买菜，看电视，织毛衣，等太阳落山，等我回来。

然后又是黑夜。

然后又是天亮。

然后我继续焦虑。继续在凌晨两点的月光里翻墙出去看橡胶树，蹲在地上看蚂蚁搬芒果，躺在藤椅上数星星，一遍一遍地数，数到睡着，数到被噩梦惊醒，数到天边泛白，数到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

一个年入千万的矿老板，娶了四个老婆，住在金三角的别墅里，身边全是翡翠和美金。他妈的他睡不着觉。

他想回家。

可他不知道家在哪儿。

是在这个四房太太的院子里，还是在二十年前他离开的那个穷山沟里，还是在某个他从来没去过的地方。他不知道。

手机又震了一下，是阿泰发来的照片。一块新切开的翡翠，满绿，玻璃种，在灯光下像一汪碧水，美得不像真的。阿泰在照片下面配了一行字：“老板，这块值大钱了。”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翡翠不会焦虑，它不知道自己值多少钱，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了它去死，不知道它切开以后会被做成镯子还是吊坠还是被锁进保险柜里一辈子不见天日。它就是一块石头，从地底下被挖出来，带着泥，带着土，带着裂，带着脏。有些人看它值钱，有些人看它不值钱，它不在乎。

我在乎。

在乎那块石头的价钱，在乎那个矿的产量，在乎那四个女人的脸色，在乎那六个孩子的将来。我在乎的东西太多了，多到我背不动，可我还是背在背上，一步一步往前走，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不知道走不走得到，甚至不知道这条路是不是路。

东边的天开始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