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金三角开翡翠矿 娶了4个老婆，虽然年入千万，如今却很焦虑！

一、凌晨三点，我坐在客厅里数药片

客厅的灯没有开。手机屏幕的光照在茶几上，照出几盒药和一壶已经凉透的普洱茶。

我把药片从铝箔板里挤出来，排成一排。降压药，一片。降血脂的，一片。安眠药，半片。胃药，两片。护肝片，一片。六颗药片整整齐齐地躺在茶几上，像列队的士兵。我盯着它们看了几秒钟，然后一把塞进嘴里，端起茶壶灌了一口。茶是凉的，涩的，跟药片混在一起，像极了人生的味道。

我叫赵鹏，今年四十六岁。在缅甸克钦邦的帕敢地区，我经营着一座翡翠矿。

矿场不大，占地四十多亩，两百多个工人，年产值能做到四千多万人民币。刨去成本、税费、工资和各种灰色支出，落到我口袋里的，一年大概一千万出头。一千万，在国内一线城市不算什么，但放在缅甸，在这个人均GDP不到一千五百美元的国家，算是相当体面的收入了。

体面到我可以光明正大地娶四个老婆。

缅甸的法律允许穆斯林男子娶四个妻子，但我是汉族，不信伊斯兰教。不过在这种地方，法律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有钱，有关系，有枪，很多事情就变得灵活了。花点钱，找点头面人物说合，再把当地的长老打点好，四个老婆就一个接一个地进了我的家门。大老婆是缅族，二老婆是掸族，三老婆是克钦族，四老婆是傣族。

四个民族，四种语言，四个厨房，四套脾气。

外人看我，觉得我风光无限。年入千万，四个老婆，在金三角过得像土皇帝。每次国内来的朋友在饭桌上听我说这些，眼睛都亮得像灯泡，恨不得当场辞职跟我来干。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我现在坐在凌晨三点的客厅里，连一个能说心里话的人都找不到。

大老婆睡了，二老婆睡了，三老婆和四老婆也睡了。

我打开手机，翻了一遍通讯录。四百多个联系人，大部分是矿主、玉石商人、武装头目和政府官员。我把屏幕滑到最下面，看到老妈的名字，想拨过去。看了看时间，国内才早上六点，老妈应该还没起床。但即使她起来了，我也不想打。每次打电话，老妈都要问同一个问题：“你什么时候回来？你那些老婆怎么办？你打算一辈子待在那边？”

我回答不了。所以我不打。

我把手机扣在茶几上，端起凉透的茶壶，又灌了一口。帕敢的雨季刚过，四月的夜晚还带着一丝凉意。白天三十七八度，到了晚上降到二十五六度，算是全年最舒服的时候了。客厅的风扇开着，呼呼的声音让我心烦。我关了风扇，推开阳台的门，站在二楼的阳台上往下看。

院子里停着五辆车。一辆黑色的丰田陆巡，是我的。一辆白色的本田，是大老婆开的。一辆红色的小车，二老婆和三老婆轮流用。四老婆刚拿到驾照，缠着我给她买一辆新车，我还没答应。院子角落的狗笼里，那条叫“黑豹”的罗威纳犬听到动静，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趴了下去。

远处传来寺庙的钟声，沉闷悠长，像一个老人在叹息。我看着月光下灰蒙蒙的山峦，心里突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烦躁。

我赚的钱够花了，矿场也稳定了，四个老婆也都安分守己。可我就是高兴不起来。不是矫情，是真的高兴不起来。这种日子就像一碗放了太多糖的奶茶，甜得发腻，喝两口就想放下。

二、我是怎么来的金三角

说起来，这要从2005年讲起。

那年我二十六岁，在云南瑞丽的一家玉石贸易公司做采购。公司主要从缅甸进口翡翠毛料，加工成成品卖给国内的珠宝商。瑞丽是中缅边境最大的玉石集散地，街上到处都是缅玉店，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赌石特有的泥土味。

有一次老板让我跟一批货从曼德勒运到瑞丽。货到了以后，缅甸那边的供货商请我吃饭，是个五十多岁的华人，姓杨，祖籍腾冲，在缅甸待了三代人。杨老板喝了酒，话就多了，跟我说：“小赵，你年轻，有冲劲，别在瑞丽混了。来缅甸吧，这边机会多，你帮我管矿上的采购，工资是你现在的三倍。”

三倍。我当时在国内一个月拿两千多，三倍也就七千多。但杨老板说的数字不是七千，是两万。他伸出两根手指，说：“美金。”

两万美金，折合人民币十六万。对于一个二十六岁的单身小伙子来说，这是一个无法拒绝的数字。我辞了职，办了边境通行证，从瑞丽口岸过了国门，到了缅甸的木姐，再从木姐坐了一天的车，颠到帕敢。

帕敢是缅甸最大的翡翠矿区，位于克钦邦的深山老林里。从木姐到帕敢，三百多公里，全是山路，坑坑洼洼，泥泞不堪。我坐的是一辆破旧的丰田皮卡，车上挤了八个人，有玉石商人、有矿工、有背着枪的民地武士兵。车在盘山路上开了整整一天，我的骨头都快散架了。

到了帕敢，杨老板派人在路口接我。那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克钦族汉子，不会说中文，不会说英语，只会缅语和克钦语。他帮我拎着行李，带我穿过一片泥泞的矿区，到了一排铁皮房前。他说：“你住这里。”

那排铁皮房就是杨老板矿上的宿舍。一间房子十平方，一张铁架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电风扇。没有空调，没有热水器，没有WiFi。厕所是旱厕，在房子后面五十米的地方，夏天的时候蚊虫多得能把你抬走。

我在那里住了三年。

在那三年里，我把翡翠矿的门道摸了个七七八八。什么地方能挖到好料，什么地方出的是砖头料，哪个坑口归哪个武装势力管，哪个关口给多少钱能过。这些信息不是在书本上能学到的，是靠一次次被坑、被骗、被抢之后，拿命换回来的教训。

2008年，杨老板的资金链出了问题，想把矿盘出去。我找亲戚朋友借了一笔钱，又跟银行贷了一笔，凑了两百万人民币，把矿接了过来。

接矿的那天，杨老板拍着我的肩膀说：“小赵，帕敢这个地方，能发财，也能要命。你悠着点。”

我点了点头，没当回事。

后来的事情证明，杨老板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对的。

三、大老婆：缅族女人，是我事业的基石

大老婆叫钦敏敏，是缅族，来自曼德勒。

我第一次见她是在2009年，那时候矿上需要办一堆政府手续，我找了一个当地的翻译帮忙跑腿。敏敏就是那个翻译的妹妹，在曼德勒的一所大学读法律，放假来帕敢看她哥哥。

她穿着一件鹅黄色的筒裙，头发扎成马尾，皮肤是缅甸女人常见的小麦色，眼睛很大，笑起来很甜。她帮我翻译了一份缅语文件，我请她吃了一顿饭。饭桌上她问我：“你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来这种地方？”我说：“赚钱。”她说：“赚了钱以后呢？”我说：“没想过。”

后来她毕业了，没去仰光找工作，来了帕敢，在我矿上的办公室做文员。她做事细心，头脑清楚，跟政府部门打交道有一套。很多我搞不定的审批，她出面跑几趟就办下来了。

2010年，我跟她说，你嫁给我吧。她想了三天，点了点头。

婚礼没有大办，就在帕敢镇上的一家酒店摆了几桌。敏敏穿着传统的缅式新娘装，头上戴着鲜花，她哥哥把她从曼德勒送过来，亲手交到我手里。我给她戴上一串翡翠项链，是我自己从矿上挑的一块料子请人做的。那串项链到现在她还戴着。

敏敏嫁过来以后，帮我打理矿上的行政和财务。她是学法律的，对合同和文件特别上心，矿上的每一份协议都要经过她的手，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她的缅族身份在跟政府和军方打交道时帮了大忙。很多我出面谈不下来的事情，她去谈，那些人看在她是本地人的份上，多少会给些面子。

2011年，敏敏给我生了一个儿子，取名赵安。名字是我起的，希望他一辈子平平安安。在帕敢这种地方，平安是最大的奢侈。

敏敏是个好妻子，也是个好母亲。她把家里管得井井有条，对矿上的事务一丝不苟，对我的饮食起居照顾得无微不至。但她有一个让我头疼的地方——她太精明了。家里每一笔开销她都要过问，矿上每一个工人的工资她都要审核，连我给其他老婆买了什么东西她都要记账。二老婆进门的时候，她跟我冷战了一个月，把我的衣服从主卧扔到了客房，还在矿上的财务记录里把二老婆的生活费列为“杂项支出”，气得我差点跟她吵起来。

我说你何必这样。她说：“我不是小气，我是要把这个家的账算清楚。”

我没办法反驳她。因为她说的有道理，她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对谁都一样，包括对她自己。

四、二老婆：掸族女人，是我最温柔的慰藉

二老婆叫赛赛，是掸族，来自东枝。

2014年，帕敢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山体滑坡，一百多个挖玉的穷人被埋在了泥石流下面。那时候我在现场帮忙救人，赛赛是镇上诊所的护士，也在现场。她穿着白大褂，脸上全是泥，手上全是血，但她动作很快很稳，给受伤的人包扎、输液、止血，从头到尾没喊过一声累。

那天忙完以后，我坐在路边喘气，她走过来递给我一瓶水。我说谢谢。她笑了一下，转身走了。

后来我经常去诊所，有时候是真不舒服，有时候是想看她。赛赛话不多，做事利索，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她不会说中文，不会说英语，缅语也不太好，只会掸语。我跟她交流全靠敏敏帮忙翻译，或者打手势。

2015年，我跟她说想娶她。她低着头想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敏敏翻译给我听，她说：“你会对我好吗？”我说会。

赛赛嫁过来以后，从来不参与矿上的任何事情。她继续在诊所上班，每天早出晚归，一个月工资折合人民币不到一千块。我说你别干了，我养你。她说她不想闲着，也不想只靠着男人活。

2016年，赛赛生了一个女儿，取名赵玉。玉是翡翠的玉。女儿出生那天，赛赛疼了十几个小时，我在产房外面走来走去，手心全是汗。后来母女平安，赛赛从产房推出来的时候，脸色苍白，但看到我的第一句话是：“你看她眼睛，像我。”

赛赛是我四个老婆里最省心的一个。她不争不抢，不吵不闹，给什么是什么。每个月给她两千块生活费，她能省下一半寄回给东枝的家里人。她最大的消遣就是抱着女儿在院子里看花，一看就是一个下午。

但她太安静了。安静到有时候我在她身边坐了半天，两个人没说一句话。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她也不问我任何问题。那种安静有时候让我觉得舒服，有时候让我觉得心慌。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她：“赛赛，你喜不喜欢这里？”她想了很久，然后说：“你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她回答的不是“喜欢”，是“你在哪里”。这两个词的区别，让我想了好几天。

五、三老婆：克钦族女人，是我最扎手的玫瑰

三老婆叫阿英，是克钦族，来自密支那。

2017年，帕敢地区的克钦独立军跟缅甸政府军发生了武装冲突，整个矿区都不太平。有一天晚上，一伙武装人员闯进了我的矿场，说要“借”一些物资。我当时不在，是阿英的哥哥——矿上的一个保安队长——出面跟他们周旋的。

阿英的哥哥是克钦独立军退役军人，在矿上当保安队长，人狠话不多，手里永远拿着一把AK。他在矿上干了五年，从来没出过差错。

阿英是后来才来的帕敢。她在密支那的一家KTV当过服务员，后来不想干了，投奔她哥哥。她长得漂亮，身材高挑，皮肤白皙，在克钦族女人里算是很出众的。她来矿上的第一天，我就注意到了她。

一来二去，两个人就好上了。我跟敏敏和赛赛说，我想再娶一个。敏敏把账本摔在桌上，赛赛没说话，抱着赵玉回了房间。敏敏说：“赵鹏，你娶一个我忍了，娶两个我也忍了，现在是第三个？你到底想要几个？”

我说这是缅甸，法律允许。敏敏说法律允许我就得接受吗？她气得搬到了曼德勒她哥哥家住了三个星期，后来还是我亲自去接回来的。

阿英进门以后，麻烦接踵而至。她年轻，漂亮，嘴巴甜，会来事。她很快就跟矿上的克钦族工人打成一片，在矿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敏敏说采购炸药要从A家买，阿英说她表哥在密支那开五金店，价格便宜一半。两个人各执一词，吵得不可开交。我在中间夹着，帮谁都不对。

2018年，阿英生了一个儿子，取名赵虎。虎是老虎的虎。她母凭子贵，越发张扬。她要我在帕敢镇上给她买一套房子，要了一辆皮卡，还让我给她哥哥涨了三倍工资。我满足了她一部分要求，但没全盘答应。她就不高兴了，跟我闹，摔东西，不让我进她的房间。

最让我头疼的是，她跟敏敏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有一次两个人在矿上的办公室里吵了起来，当着工人的面互相指责，我赶过去的时候，阿英已经把敏敏的茶杯摔在了地上。敏敏气得浑身发抖，说：“赵鹏，你要是留着这个女人，我就走。”

我说你们能不能消停一会儿？两个人都看着我，眼神里全是指责和委屈。那一刻我真的很后悔再娶一个。

六、四老婆：傣族女人，是我良心上的一个窟窿

四老婆叫玉香，是傣族，来自缅泰边境的大其力。

2019年，我去大其力谈一笔玉石生意，在当地的一家翡翠市场里遇到她。她站在一个摊位后面，穿着傣族传统的筒裙，头上戴着银饰，手里拿着一块翡翠毛料在给客人看。她的眼睛很清澈，说话的声音很轻，跟周围那些扯着嗓子吆喝的玉石商贩完全不一样。

我走过去，假装看料子。她给我介绍了一块料子，说糯种飘花，水头不错。我看了一眼，料子确实还行，就买了。交易完以后，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玉香。我说你是傣族？她说嗯。

后来我才知道，玉香不是做玉石生意的。那个摊位是她表姐的，那天表姐临时有事，让她帮忙看一下。她平时在一家孤儿院做义工，照顾那些被父母遗弃的孩子。

再后来，玉香怀孕了。

孩子不是我的。

她被人骗了。一个来大其力做生意的中国人，说会娶她，让她怀了孕，然后人就消失了。玉香去找他，电话打不通，地址是假的，名字也是假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帮她。也许是她站在摊位后面看我的那个眼神，太干净了，干净到让人不忍心看到她被这个世界糟蹋。

我跟她说，你跟我去帕敢吧。她问为什么。我说我可以照顾你和孩子。

她想了很久，最后答应了。

我去找敏敏、赛赛、阿英，说我要再娶一个。敏敏这次没有摔账本，她只是看着我，眼睛里全是疲惫。她说：“赵鹏，你到底要多少个才够？”赛赛没说话，把赵玉抱得更紧了。阿英直接骂了出来：“你是不是疯了？”

我没解释。有些事情解释不清楚。

玉香进门以后，跟我没有夫妻之实。她住在矿场旁边的一栋小房子里，离其他三个老婆远远的。我每天去看她一次，带些吃的用的。她把房子收拾得很干净，在门口种了几盆花，还在后院养了几只鸡。

2019年底，玉香生了一个女儿。不是我的，是那个骗了她的男人的。但我在出生证明上的父亲那一栏，签了我的名字。

我给女儿取名赵莲。莲花出淤泥而不染。

玉香生完孩子以后，身体一直不好。帕敢的医疗条件太差了，我带她去曼德勒看了几次医生，说是产后抑郁，还有营养不良。我给她请了一个保姆，专门照顾她和孩子。

她慢慢好了些。脸上的肉多了一点，眼神里也有了一丝光。有一天我去看她，她抱着赵莲坐在门口，夕阳照在她们身上，像一幅画。

她看到我来，笑了一下。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笑。

七、矿场里的中国人

我的矿场上，除了我，还有七八个中国人。

一个是我从老家带过来的表弟，叫刘刚，三十五岁，负责生产管理。他老婆孩子在湖南老家，一年回去一次，每次待一个月。他说他在缅甸再干五年，攒够了钱就回去开个小超市。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撑五年。去年他跟当地工人打了一架，把一个缅甸工人的胳膊打断了，我花了很大一笔钱才摆平。

一个是老王，五十五岁，河南人，负责设备维修。他在缅甸待了快十五年了，从莫西沙到场口，从场口到帕敢，各个矿场都干过。他不太跟人说话，下班了就窝在宿舍里喝酒，喝完了倒头就睡。他说他不打算回去了，回去也没意思。他离婚了，儿子判给了前妻，不认他这个爹。

还有几个是技术员，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刚从学校毕业没几年。他们是冲着高薪来的，说在国内一个月拿四五千，在缅甸能拿一万多。他们来的时候雄心壮志，说要攒钱买房娶媳妇。干了半年多，一个个都蔫了。不是工作累，是太闷了。没有娱乐，没有社交，没有女人。矿场上两百多号人，只有敏敏和阿英偶尔来，他们不敢多看一眼。

每天晚上，他们吃完饭就窝在宿舍里打游戏，打到半夜才睡。第二天顶着黑眼圈去上班，效率低下，经常出纰漏。我说过他们几次，好两天，然后又恢复原样。

我也理解他们。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荷尔蒙旺盛，在一个没有女人的环境里待久了，谁也受不了。但我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不能让他们去找当地的女人，语言不通，宗教不同，搞不好会出人命。我也不能从国内招女工过来，矿上这种环境，女人来了不安全。

去年有一个技术员说想辞职，回去考公务员。我说你再干一年，我给你涨工资。他说不是钱的问题，是我在这里待着觉得自己废了。我说你回去考公务员能赚多少？他说一个月三四千。我说你在这里一个月一万五，干一年顶回去四年。他说我知道，但我真的不想待了。

我看着他，想起了二十年前的自己。那时候我也是二十多岁，也是背井离乡，也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咬着牙硬撑。我撑过来了，但他不一定撑得住。

最后我还是批了他的辞职报告。走的那天，我送他到密支那机场。他拎着行李箱，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赵哥，你也早点回去吧。这里不是人待的地方。”

我笑了笑，没接话。

八、四个老婆，四笔债

四个老婆，四笔债。不是钱债，是人情债。

敏敏跟我一起打拼了十几年，是矿场的功臣，是赵安的母亲，是我的合伙人。没有她，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我欠她的，这辈子都还不清。

赛赛从来不跟我提任何要求，但她越不提，我越觉得亏欠她。她的家在东枝，她一年回不去一次。她每天在诊所里照顾别人，却没有人照顾她。她把所有的一切都压在我身上，而我给她的，只是一间房子和两千块生活费。

阿英是我最头疼的一个。她要的东西太多，而我给不了那么多。不是给不起，是不能给。敏敏看着呢，赛赛看着呢，玉香看着呢。我给了阿英一套房子，敏敏就要一套更大的。我给了阿英一辆皮卡，赛赛虽然不说话，但她的眼神里全是失落。

玉香是我最心疼的一个。她的过去太沉重了，沉重到我根本没有能力帮她扛。我给她请最好的医生，买最好的药，但我给不了她最重要的东西——安全感。她每天晚上都失眠，会突然坐起来，抱着枕头发呆。我抱着她，摸着她的头发说没事了没事了。但她不相信。她经历过的背叛，我这辈子都无法理解。

四个老婆，每个人都是一根刺，扎在我心里，拔不出来，也按不下去。我顾了这头，那头就顾不上。我像一个在泥潭里挣扎的人，越用力陷得越深。

有时候我想，如果当初我只娶了敏敏，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可能简单很多，平淡很多，但不会像现在这样拧巴。但人生没有如果。我走过的每一步，都是我自己的选择。种什么因，得什么果，怨不得别人。

九、年入千万，为什么焦虑

有人可能会问：你都年入千万了，还有什么好焦虑的？

焦虑的不是钱。是这些东西——钱买不到的东西。

第一个焦虑，是孩子的教育。

赵安今年十二岁了，在曼德勒的一所国际学校上学，学的是英制课程，英语说得比中文还流利。他不太会说中文，每次我跟他用中文说话，他回答的都是英语或者缅语。我跟他说你是中国人的儿子，你要学会中文。他说在学校里用不到中文，同学都是缅甸人，没人说中文。

我想把他送回国内读书，敏敏不同意。她说孩子太小了，不能离开母亲。我说那你跟他一起回去。她说她不想去中国，不会说中文，不适应那里的生活。我卡在中间，进退两难。

赵玉今年七岁，是赛赛的女儿。她比赵安好一些，会说几句中文，是我教的。她管我叫“爸爸”，发音不太准，叫成“粑粑”。每次她叫我，我的心都软成一摊水。但她也不会写中文，只会写缅文和英文。

赵虎四岁，阿英的儿子，还小，什么都不懂。阿英说要送他去仰光的国际学校，说那里教得好。我说你是克钦人，我是中国人，我们的儿子为什么要去仰光上学？阿英说帕敢太乱了，留在帕敢没有前途。

赵莲三岁，玉香的女儿。她不是我的亲生女儿，但我在心里把她当亲生的。她管我叫“爸爸”，叫得很准。每次她叫我，我就会想起玉香抱着她坐在门口的画面，夕阳照在她们身上，像一幅画。

四个孩子，四个方向。我不知道他们以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会不会认我这个爸爸，会不会记得自己有一半的中国血统。

第二个焦虑，是安全。

帕敢这个地方，说是无法无天也不为过。矿场之间的纠纷，武装势力之间的冲突，政府军和民地武的交火，哪一样都能要人命。我每天出门之前，都要确认路线是否安全。矿场的围墙加了铁丝网，门口装了监控，进出车辆和人员都要严格检查。我请了十二个保安，三班倒，每班四个人，都配了枪。

有一次，我去密支那谈生意，在路上被一伙武装人员拦住了。他们拿着枪指着我的头，让我下车。我用缅语说我是中国人，你们不能动我。他们互相看了看，犹豫了一下，然后说：“中国人？那拿钱来。”我给了他们一笔钱，他们放我走了。那一次，我回到矿场以后，在办公室里坐了一整晚，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第三个焦虑，是孤独。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虽然有四个老婆，但我很孤独。敏敏跟我说的最多的是矿场的事，赛赛什么都不说，阿英跟我说的都是要东西，玉香不想说话。我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的人，找不到一个可以卸下所有伪装、敞开心扉说话的人。

我有时候会给国内的朋友打电话，但聊不了几句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他们的生活跟我完全不一样。他们聊房价，聊股市，聊孩子的补习班。我聊什么？我聊今天的翡翠价格，聊武装势力的最新动向，聊哪个矿主又被绑架了。聊不到一块去。

我有时候会给老妈打电话。她每次都说同样的话：早点回来，找个正经老婆，生个孩子，好好过日子。我说妈，我已经有孩子了，四个。她说那不是正经老婆，你是中国人，你不能娶外国人。我没办法反驳她。

十、凌晨四点半，寺庙的钟声又响了

阳台上的风凉了一些。远处寺庙的钟声又响了起来，沉闷悠长，像一个人在低声哭泣。声音在山谷里回荡，一圈一圈地散开。

我看着东方微微发白的山脊线，想起了一句话。不知道是谁说的，大概意思是：人这一生，最怕的不是穷，不是苦，不是累，而是活到最后发现，自己走了一条没有人同行的路。

我不知道我走的路对不对。但我知道，我回不去了。

我已经在帕敢扎下了根。矿场在这里，资产在这里，老婆孩子在这里。我回中国能干什么？四十六岁了，没有国内的资源和人脉，没有本地的关系和渠道，重新开始，太难了。而且我也不确定自己还能适应国内的生活。那种朝九晚五、打卡上班的生活方式，我已经陌生了。

但我也不想留在这里。不是因为这里不好，是因为这里不是我的家。我的家在中国，在湖南，在那个有老妈、有老屋、有老邻居的小县城。我已经三年没回去了。上一次回去是前年春节，待了五天，见了几个老同学，吃了几天老妈做的剁椒鱼头，然后就匆匆忙忙赶回来了。

走的那天，老妈站在门口，穿着那件旧棉袄，头发全白了。她说：“鹏儿，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我说：“过年的时候。”她说：“过年还有三百多天。”我说：“我尽量早点回来。”

我没有做到。去年春节，矿场出了安全事故，一个人死了，家属来闹，我处理了一个月。我在电话里跟老妈说对不起，她说没关系，你忙你的。但我听得出她的声音在抖。

我站在阳台上，把那壶凉透的茶一口一口地喝完。茶叶渣子卡在嗓子眼里，涩涩的，苦得很。

黑豹从狗笼里站起来，走到阳台下面，抬起头看着我，尾巴摇了摇。我冲它笑了笑，它汪了一声。

四个老婆的房间都还暗着。灯没有亮，窗帘没有拉开。她们都在睡，或者假装在睡。

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时间是四点四十五分。再过几个小时，工人要上班了，挖掘机要开起来了，矿石要运出去了，客户要来催货了。生活还要继续，日子还要过。不管我有多焦虑，太阳都会照常升起。

我把空茶壶放在阳台上，转身回了房间。路过敏敏的房间时，我停了一下，想敲门，又把手缩了回来。路过赛赛的房间，我也停了一下，也没有敲。路过阿英的房间，我听到她在翻身，床吱吱地响了一下。我没有停。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脱了鞋，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灯座一直延伸到墙角，像一条干涸的河床。

我闭上眼睛，脑子里乱七八糟的。矿场、翡翠、孩子、老婆、老妈、缅甸、中国、过去、未来。所有的东西搅在一起，像一锅煮糊了的粥。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站在老家的稻田里，手里拿着一把镰刀，田里的稻子黄了，风吹过来，稻浪一层一层地翻滚。老妈在远处喊我吃饭，声音很亮，很脆，像年轻的时候。

醒来的时候，枕头湿了一块。

窗外天大亮了。寺庙的钟声又响了，这次是白天的。楼下的厨房里传来锅碗瓢盆的声音，不知道是哪个老婆在做早饭。远处矿场的方向，挖掘机的轰鸣声嗡嗡地传过来。

我坐在床边，发了很久的呆。然后站起来，穿上拖鞋，去卫生间洗了把脸。镜子里的自己老了，眼角的皱纹多了，鬓角的白头发藏不住了。四十六岁的人，看着像五十六。

我深吸了一口气，拉开窗帘，阳光涌进来，刺得我眯了一下眼睛。

又是新的一天。

不管我愿不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