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59.2克黄金被扣30年无记录：警方退赔责任能否逃避

1996年，辽宁大连的潘永嘉在机场被盖州市公安局扣押了

2859.2克黄金

。他交了5万元保证金后取保候审，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此后的30年里，他没收到过撤案决定书，没被告知案件结果，那批黄金也石沉大海。2024年，他打电话去问，警方回复：当年办案的主要负责人去世了，另一经办人退休了，记不清案子现在啥状态。

至于黄金，警方说曾发函给人民银行查询，但银行回函称，2012年洪水淹了旧址，档案丢失，无法查找。

2026年1月，潘永嘉正式申请国家赔偿。盖州市公安局很快作出《不予受理决定书》，理由就一条：

你的请求已超过法定两年时效

。

问题来了：一件30年前发生的扣押，警方说“超时了”，这责任就不用担了吗？

要理解“超时”之争，得先弄明白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这口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计时的。

根据《国家赔偿法》，时效从你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在潘永嘉案里，盖州警方的逻辑是：黄金1996年就被扣了，你当时就知道，所以钟早就开始走了，现在才来申请，当然超时。

但这个逻辑有个致命漏洞：

它默认“扣押”这个动作在30年前就结束了

。

这就像你从图书馆借了一本书，图书馆说你超期了，得罚款。可如果图书馆压根没把书还回去的记录，甚至没通知你“借阅已结束”，那“借阅”这个行为本身，是不是一直没完？

法律上，这叫“扣押处于持续状态”。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明确，如果办案机关无法证明已对扣押财物作出处理并将决定送达当事人，那么扣押行为在法律上就视为没有终结。既然没终结，侵权行为就一直在持续，赔偿请求的“两年钟表”就根本还没开始走。

潘永嘉一方的主张正是基于此：警方

从未

出具过黄金处理决定书，

从未

送达过任何案件终结文书，那扣押的“借阅关系”就一直在。所以，他的申请没有超时。

另一个核心争议是：黄金到底去哪了？该由谁来证明？

在日常生活中，通常是“谁主张，谁举证”。但在国家赔偿，尤其是涉及扣押财物的案件中，规则是反过来的。

公安机关作为实施扣押的国家机关，是“赔偿义务机关”。法律把

证明扣押行为合法性以及财物处理情况的责任

，完全放在了公安机关肩上。简单说，东西是你扣的，你就得说清楚你是怎么处理的，并且有凭有据。

这就像超市怀疑顾客偷了东西，要查监控。超市不能光说“我怀疑你”，得自己调出监控录像来证明。如果超市说“我们监控坏了，查不到”，那责任显然在超市，而不能让顾客自证清白。

在潘永嘉案中，盖州警方无法提供黄金已依法交售给银行的凭证，也无法提供已送达处理决定的证据。那么，在法律上就只能推定：

扣押未依法终结，财物未妥善处理

。因此，警方需要承担返还财物或赔偿损失的责任。

潘永嘉的代理人在申请复议时，提到了一个关键参照：

公安部2021年对“马光辉黄金案”的复议决定

。

那个案子与潘永嘉案高度相似：青海省公安厅扣押黄金后，长期未作处理，也未在法定期限内对赔偿申请作出决定。公安部在复议决定中明确指出，青海省公安厅的行为违法，并

责令其限期作出赔偿决定

。

这份决定的核心精神在于：当公安机关无法证明扣押财物的合法去向时，不能以“时间久远”“经办人变动”或“档案遗失”等理由逃避责任。它清晰地传递了一个信号——

保管并说明扣押财物的去向，是办案机关不可推卸的法定职责，失职就必须担责

。

答案很明确：

由实施扣押的盖州市公安局承担

。

在时效上

，由于警方无法证明扣押已终结，时效未起算，其“超时”的理由不成立。

在举证上

，警方负有完全的举证责任，其“查不到记录”的困境，不能转嫁给当事人，反而构成了其应承担责任的证据。

在判例上

，已有公安部的类似复议决定作为先例支撑。

截至2026年4月24日，营口市公安局已受理潘永嘉的复议申请，并表示正在研究，将尽快答复。

这个案件的最终走向，不仅关乎近3公斤黄金的价值（按2026年4月金价已超10倍涨幅），更关乎一项基本原则：公权力行使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经得起法律的审视，而纠错与赔偿，是法治对权力最基础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