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金时代的成败法则审视全球古老文明的发展史

从黄金时代的成败法则审视全球古老文明的发展史

“黄金时代”（Golden Age）被定义为一个创新层出不穷的时期，在短时间内，许多领域都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它与一种乐观的文化氛围密切相关，鼓励人们探索新知识、尝试新方法与技术，并与他人分享成果。它基于各种可供借鉴的想法与方法，通过以新的方式结合它们来实现创新。

说起黄金时代，首先要介绍古希腊文明。古希腊文明的立足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开放的小邦竞争与制度创新。 希腊半岛有上千个城邦的相互竞争，促进了思想的传播与碰撞。在抵御外敌和内部战争中，他们推动了制度创新，尤其是直接民主制度的创新，使雅典每一个男性公民都有机会参与到国家事务中，涌现出更多人才。其次是希腊涌现出了科学与实证的种子。科学强调实证而非传承，形成了学院和学派。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相比于老师和朋友，真理更为重要。好奇心是思想和科学的原始驱动力。第三是贸易驱动与分工。希腊半岛地貌多山，不利于种植小麦，食物就主要依赖海上贸易运送来的面粉，这让希腊经济十分依赖贸易。相应地，希腊开发了经济作物——橄榄——这推动了农业及其他方面的分工。有人会困惑，为什么橄榄枝带有双重寓意，象征着和平与贸易，起源也来自希腊。因为橄榄树从种植到收获需要至少20年的漫长周期，种植者最担心的就是战争带来的冲击和毁坏。因此，从自身利益出发，希腊人需要拥抱长期主义，需要拥抱贸易，避免战争，也因此学会了协商和妥协。伸出橄榄枝便有了相应的寓意，象征着商业与和平的联手。

然而，希腊文明的衰亡令人警醒。诺伯格认为，雅典的直接民主坚持了不到200年，最终还是导致了民粹，例如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当文明失去文化自信时，就会走向衰落。如果说希腊是思想创新的源泉，那么罗马则是广纳人才的样板。雅典的短板在于其排外性，只认可土生土长的雅典人，拒绝接纳外邦人，例如亚里士多德。而罗马则拥有海纳百川的自由，人才流动的自由，以及学习新技术、新方法的开放程度。“拿来主义” 对罗马而言是一种武器：通过将当地的人力、思想和技术融入自身的系统，他们得以利用更多的才能和知识，从而变得更强大。罗马的开放性体现在，只要他们找到了更好的做法，就总是会放弃自己的实践。帝国通过这种整合，加剧了知识、人才和创新的流动。罗马虽然最终衰落，但其坚持了上千年，值得深思。美国建国者从一开始就在审视罗马的历史，特别是其通过臣服和支持而非占领和攫取来建立同盟关系的模式，这也为美国最终承载罗马的衣钵埋下种子。

随着欧洲进入黑暗中世纪，阿拉伯人建立的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成为承继希腊和罗马的下一个文明中心。阿拉伯文明的兴盛主要得益于三点：第一是开放的宗教与多元文明： 阿拉伯保持着开放精神，犹太人、基督徒和其他外国人都能在阿拉伯世界中立足。他们相信“知识没有边界；智慧不分种族或国籍”。其次，阿拉伯人与希腊罗马人一样，相信贸易的力量，并通过贸易促进了经济繁荣： 阿拉伯人占据了三条通往东方的贸易道路，分别是红海、波斯湾和丝绸之路，也因此成为最早的全球贸易推动者。在中国泉州有着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就是由阿拉伯商人在宋朝修建。第三是官方与民间的知识渴求推动了大翻译运动。历史上有两次大翻译运动，第一次就是阿拉伯人在中世纪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著作翻译成阿拉伯文，后一次才是文艺复兴时欧洲人将阿拉伯人留存的古希腊、古罗马典籍翻译成现代欧洲文字。所以如果没有阿拉伯人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翻译和保存，文艺复兴也就会成为无源之水。而且阿拉伯学者推动的大翻译，不仅翻译保存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典籍，也是一种再创作。阿拉伯学者参与讨论与争辩，梳理思想，并提出自己的想法，这演变成为思想解放与创新。

在这一过程中，阿拉伯学者引入了源自印度的阿拉伯数字，并推动了科学实验的发展，也就是提出假设，再通过实证验证。中东的古城巴格达在阿拉伯文明最鼎盛时期拥有六百多间书店，可见在当时阅读已经不再是富人的专享，经济的繁荣推动了社会拥抱知识。可惜阿拉伯帝国没有继承希腊罗马的民主制度，仍然保持专制与独裁。专制导致的权力斗争使得军队（雇佣军）权力越来越大，军人获得土地赏赐后不善经营，导致农业和贸易双重凋敝。当阿拉伯人感到权力衰落时，他们开始质疑自己的开放性，这些最终导致帝国的衰亡。

选择两宋作为全球黄金时代的七大样本之一，这解释了为何宋朝在历史学界受到高度关注。在传统认知中，宋朝可能被认为是版图最小、军事上最弱的朝代。但作者认为，如果从经济发展、贸易繁荣、文化昌盛三个角度衡量，它却是中国王朝时代的高点。两宋的独特性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市场经济的旺盛发展，土地私有产权和城市商贸繁荣是两大支柱。其次，它和阿拉伯文明一样是贸易大国，通过阿拉伯商人与全球做生意，关税成为国家税收的大头。最后它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文人辈出，甚至出现士大夫与皇权共治的局面。尽管宋代在经济和文化上达到了高点，但可惜的是中国城市从未发展出独立的公民文化和独立性。更关键的是，宋代没有能够推动从工匠向科学的转型，虽然不乏有科学想法的人比如著作《梦溪笔谈》记录当时各种科技发展的沈括，也因为没有将知识工作者与工匠结合起来，技术并没能得以大规模推广。

我们容易把古老文明的衰落归结于政治的腐败、文化的自满和封闭，或者外敌入侵。的确我们可以把南宋的灭亡部分归咎于政治腐败和外敌入侵。但这本书提出了一个更为新颖的观点，也能部分解答我们对于两宋的困惑：为什么宋朝技术已经发达到了一个高点，却没有出现文艺复兴之后在欧洲出现的科学，并最终推动工业革命率先在中国出现。这个新颖的观点就是：古代文明之所以衰落，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匠人（技术工人）没有机会与知识阶层有效结合。从后续在英国发生的工业革命身上我们会吃惊地发现，将书斋与工匠的结合是其成功的一大重要因素。在梳理古希腊、古罗马、阿拉伯和两宋文明之后，我们不难发现黄金时代的两个重要特点：首先这是知识繁荣的时代，都有着极强的学习和众采各方之长的开放心态，无论是罗马人的“拿来主义”，还是阿拉伯人的大翻译运动，无不如此。其次，这也是贸易繁荣的时代，贸易帮助世界各国互通有无，增进信息和技术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