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黄金大案：50斤金砖藏十九年，终因在银行兑换三斤时露了馅

第一章：银行柜台前的异样

1980年4月15日上午，沈阳中华路中国人民银行营业部刚开门，一位五十多岁的妇人便走了进来。她身上的灰布衣裳已经洗得发白，袖口还补着补丁，怀里紧紧搂着一个碎花布包裹。这妇人走到7号柜台前面，把包裹放在台面上，一层一层解开，从里面托出一块金砖递进了窗口。

柜台营业员管凤英伸手接过金砖，手上一沉。她干了多年柜台业务，经手的黄金也不算少，可是分量如此压手、成色如此纯正的金块，在老百姓手里几乎见不着。

管凤英把金砖翻过来仔细看了看，又发现黄金的边缘上留着清楚的切割印子，断口歪歪扭扭的，一看就不是用专业工具切出来的。她心里起了疑问，脸上却没有表现出来，抬头对妇人说，数额太大，得请领导过来处理。

妇人听了这话，脸上的神色变了，但嘴上没说什么，只是两只手攥着柜台的边沿不放。

管凤英转身走进了里间，把事情简短报告给了经理。经理听完之后，拿起桌上的电话，直接拨给了公安局。

报了警之后，管凤英回到柜台前，递过去一张兑换单子，请妇人把姓名和住址填上。妇人接过笔，手指有些发抖，在姓名那一栏里一笔一画地写下了三个字：黄淑珍。

这个名字一报上去，沈阳市公安局刑侦处的一位老公安当时便站住了。他参加过1961年那桩轰动全国的大案侦破工作——沈阳六一五厂八百零七两黄金在一夜之间被人盗走，案子惊动了总理，可是整整十九年悬而未破。

而眼前这个名字，清清楚楚地列在当年造币厂职工的排查名册上。老公安从墙上摘下了大衣，快步走出了办公室。

第二章：沈阳造币厂，国家的救命任务

1961年初，中国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大面积歉收，不少地方出现了饥荒。也就在这时候，中苏关系恶化，所欠外债还有二十多亿元。这两重压力一齐压下来，中央下了决心：从全国民间紧急搜集黄金白银，统一冶炼出来，用以进口粮食和偿还外债。

这项冶炼任务是高度机密，下达到了当时国内技术最先进的沈阳六一五厂。

沈阳六一五厂原来的名称是沈阳造币厂，1896年建厂，地址在沈阳市大东区大东路138号。这是东北第一家机器工厂，也是中国历史最长的一家造币企业。按照上级的指令，黄金代号定为“100号”，白银代号定为“200号”，厂区里面任何人不得公开提及“金”和“银”两个字。

全厂加班加点干了一阵子，一批一批成品黄金被冶炼了出来。可是这么多黄金往哪里存放呢？厂里找来找去，最后用旧包装箱的木板材搭了一间临时仓库。这间库房的木门上没有正经的锁，四周的木板墙也说不上有多牢靠。看守全靠护厂队员背着步枪在厂区里面转，防线说到底还是依靠工人们的政治觉悟。可这一堆一堆的金砖，早被一双眼睛盯上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关庆昌，当时是沈阳六一五厂生产计划科的副科长。他的妻子黄淑珍也在六一五厂上班，在电解车间当工人。夫妻两人都是厂里的老职工，对生产的每一道流程和金银的存放位置，都清楚得很。

第三章：1961年3月18日的那个雨夜

关庆昌盯上这批黄金，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黄金放在什么位置、看守什么时间换岗、厂区巡逻的路线怎么走，他全都摸得清清楚楚。

1961年3月18日是个星期六，天上下着小雨。关庆昌知道这天下午全厂会提前下班，第二天周日全厂休息，仓库那边的看管力量会减弱不少。从周六下班到周一早上上班，中间有三十多个钟头，没有人会进仓库去清点东西。这种机会，只有这么一次。

傍晚六点左右，关庆昌故意拎着洗澡篮子走进了厂浴室。进去之前和进去以后，他都大声跟碰见的每一个人打招呼，让在场的人全都看清楚了：关科长在这儿洗澡呢。他简单冲了几下身子，趁着浴室里面人声嘈杂，悄悄溜了出去，顶着雨跑回了办公室。他从保险柜里拿出事先藏好的铁锤和手套，踩着满地的雨水摸到了那间木板仓库的后面。

关庆昌用铁锤撬开了木板墙的接缝处，钻进了仓库里面。他掀开最上面那只木箱的盖子，看见四块金砖整整齐齐码在那里，在昏暗的光线里面泛着沉甸甸的暗光。

他只从箱子里取走了两块金砖，然后又重新把箱子钉好，这样做是为了推迟被人发现的时间。这两块金砖的重量，是整整八百零七两，折合下来大约有五十市斤重。

他用绳子拴住金砖的两头，挂在自己的脖子上，顺势把金砖藏在腰后，外面套上那件宽大的雨衣。从钻进仓库到得手离开，前后花了不到二十分钟。

回到家里以后，他把金砖交给妻子黄淑珍，自己赶紧换上了一身干净衣裳。几分钟之后，他已经出现在工厂俱乐部的舞会上，见人就笑着打招呼，有说有笑。

晚上九点半舞会散了场，好多人都瞧见关科长从俱乐部里面走出来，不紧不慢地走回了家。当天夜里，他还让妻子把他作案时穿的那双棉鞋拆掉鞋底，换上了一副新的底子。

第四章：惊动总理的大排查

1961年3月20日，星期一早晨。

金银产品包装组组长郭家惠刚刚跨进车间大门，年轻工人高兴贵就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高兴贵的嘴唇直打哆嗦，嘴里喊着：“100号产品被偷了！”郭家惠两条腿一软，差一点栽倒在地上。他勉强稳住身子，跟着高兴贵冲到仓库一看——木箱子被撬开了，里面少了两块金砖。

案情很快就上报到了国务院。总理知道以后十分震怒。在他看来，这些黄金是国家拿来给老百姓换粮食的救命钱，是拿来偿还外债的国家命脉，绝不能出一点差错。他当即下了指示：限期破案。

公安部和沈阳市公安局很快成立了联合专案组，直接开进了六一五厂。全厂所有职工都被要求交代清楚，案发前后三十六个钟头里面的每一分钟都在干什么。每个人都要按手印、交上自己的布鞋，家里有铁锤的也必须全部上缴。

郭家惠因为是包装组组长，黄金是从他管理的仓库里丢的，第一个被关起来审。高兴贵因为是第一个发现黄金丢失的人，也没能脱掉干系。两个人被关了整整三个月，每天都有专人看守。郭家惠后来被撤了包装组组长的职务，预备党员资格也被取消了。

专案组一个人一个人地走访了那天晚上在舞会上见过关庆昌的人，得到的回答全都一样：“关科长整个晚上都在舞会，没有离开过。”关庆昌在厂里的档案上还写着“先进工作者”几个字，他平时话不多，干起活来踏实本分。

专案组查了好几个月，案子就是没有结果。那八百零七两黄金，像掉进了一个黑洞里面。

第五章：八百零七两黄金压在炕柜里

专案组的排查没能把关庆昌揪出来，可是那八百零七两黄金却死死压在他的心头上。黄金一开始是藏在厨房灶膛的烟道里面，但关庆昌家跟邻居共用一个厨房，他和这个邻居的关系又处得不好。关庆昌越想越不放心，就把金砖从灶膛里面掏了出来，锯成了四块，用木板包好，垫在了卧室炕柜的夹层底下。

随后他觉得这黄金纯度太高不好出手，便弄回来一大堆瓶瓶罐罐的化学试剂，蹲在家里鼓捣降低纯度的工艺。这番反常的举动很快就引起了邻居的疑心，邻居把情况反映到了有关部门。幸亏当时有关部门只把这当成普通的邻里纠纷来处理，没有往下深查。可是这件事把关庆昌吓出了一身冷汗。

他很快就拿定了主意：搬家。那个年月能住上“两水两气”楼房的人家不多，关庆昌本来分到了一套。他却主动打了申请，把这套楼房让出去，搬到了郊区一处没有“两水两气”的平房里面。他对外面的说法是：“共产党员要把方便让给别人。”

搬到平房之后，他把院墙加高了，又在这巴掌大的院子里种上了一棵树。从这以后十几年里面，他家的大门几乎常年都关着，亲戚朋友谁也不让进院子里串门。儿子结婚那天，按规矩门口该贴大红喜字，可他家的门上一张纸也没有贴。别人问起来，他只淡淡回一句：“办了革命化婚礼。”

那八百零七两黄金就藏在炕柜的夹层里面。关庆昌自己后来交代，这十九年里面，他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第六章：黄金涨价，动了贪念

十九年就这么一天一天地熬过去了。关庆昌和黄淑珍两个人靠那一点微薄的工资生活，家里明明藏着价值巨大的黄金，却没办法出手。

到了1979年11月，国家把黄金和白银的收购价格往上涨了。黄金的银行回收价从每两262.5元，一下子提高到了390.625元，上涨的幅度相当大。关庆昌觉得时候到了。他和黄淑珍翻来覆去商量了好几回，最后拿定了主意：先锯一小块黄金下来，拿去银行试试水。要是兑换顺利，以后再慢慢处理剩下的。万一出了什么差错，他自己不出面，还有个往回缩的余地。

1980年4月15日，黄淑珍把那块大约三斤重的黄金揣在怀里，走进了沈阳中华路的中国人民银行营业部。她原本以为只要钱拿到了手，就能平平安安地回家去。可是那块黄金的纯度实在太高了，上面切割的痕迹又太扎眼——银行的人一眼就瞧出了不对劲。十九年的遮盖，就在这一刻被扯开了。

第七章：两车警力，连夜抓捕

公安人员赶到银行的时候，黄淑珍还坐在柜台前面，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两只手紧紧绞在一起，连指尖都在发抖。

民警把她带到另一间屋子里，开始审问她。黄淑珍一会儿说金子是祖上传下来的，一会儿又改口说是在路边捡到的。民警抓住她话里面前后对不上的地方，一句一句往下追问。问到后来，黄淑珍撑不住了，把家庭住址和丈夫姓名都供了出来。她低着头说，丈夫叫关庆昌，就在六一五厂上班。

当天晚上，沈阳市公安局出动了两车警力，把关庆昌的住处团团围住了。民警冲进去的时候，关庆昌连衣服都还没穿利索，就被按在了地上。干警们把炕柜翻了个底朝天，从夹层里面起出了剩下的全部金块。过磅一称，跟十九年前六一五厂丢失的那批黄金，重量和成色完全对得上。

消息传回了六一五厂，全厂上下都震住了。关庆昌？就是那个见了谁都是一脸笑的关科长？所有老同事都不肯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些在1961年因为这桩案子被关过的人、被撤过职的人、半辈子抬不起头的人，到这一刻，总算等来了水落石出的一天。

第八章：十九年大案，法庭落定

案件侦结之后，关庆昌和黄淑珍被依法提起了公诉。

第一审法院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当时仍在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按贪污罪判处关庆昌死刑、立即执行，判处黄淑珍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两人均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关庆昌不服判决，提起了上诉。

案子进入二审以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定性问题进行了仔细的审理。法院认定，关庆昌虽然是厂里的干部，但黄金并不是由他直接经手管理的，他获取黄金的方式属于秘密窃取，而不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去侵吞。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这个行为应当认定为盗窃罪，不应定为贪污罪。

1980年11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宣判：关庆昌犯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黄淑珍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从1961年3月18日那个雨夜算起，到1980年11月法庭最后落槌，整整走过了十九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一起黄金盗窃案。案子破了以后，当年那些被冤枉的工人，终于把自己的名誉找了回来。

关庆昌曾经跟人说过一句话：“十九年没有睡过一个好觉。”这句话，是他对自己那十九年恐惧最实在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