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央行购金潮出现分化 中国黄金储备增持空间仍超千吨

进入2026年以来，持续多年的全球央行购金潮明显降温。世界黄金协会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部分此前积极购金的央行转为净抛售，土耳其和俄罗斯成为最大卖家。土耳其继2025年底抛售30.58吨后，2026年1至2月继续抛售18.66吨；俄罗斯在1月和2月分别抛售9.33吨和6.22吨，两个月合计已超过2025年全年净卖出量，其抛售目的明确是为了换取战略物资。

与此同时，中国和印度仍在增持，但节奏显著放缓——中国1至2月共增持7万盎司（约2.18吨），3月增持16万盎司（约4.98吨），而2023至2025年同期增持量分别为128万、71万和32万盎司，呈现逐级递减后企稳的态势；印度仅在1月增持0.16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此外，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阿联酋等国家也在1月各减少了约1吨黄金储备。这表明，全球央行购金潮正从过去几年的集体加速，进入一个内部结构性分化加剧的新阶段。

推动本轮央行购金潮的主力军始终是新兴市场国家，但各国的行为模式存在本质差异。中国自2022年11月起连续增持，截至2025年底累计增持358吨，占同期全球净增持量的39%，属于典型的长期战略配置。

而俄罗斯曾是购金主力，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后加速增持，但2022年俄乌冲突后受制于西方制裁下的交易渠道限制，从持稳转为抛售，其黄金储备主体已由央行向国家福利基金和Gosfund过渡。

土耳其的购金节奏则与本国汇率高度相关，当里拉面临贬值压力时，央行倾向于通过黄金掉期交易换取美元以稳定本币，因此其抛售更多反映了国内金融稳定的短期应急需求。印度的增持呈现脉冲特点，2021年和2024年大额购入，其余年份小额增持，2022年的减购则受支撑卢比操作的影响。这种分化说明，不能将所有新兴市场的购金行为简单归因于“去美元化”——部分国家的操作本质上是汇率管理和战争应急的延伸工具。

日本作为全球第二大外汇储备持有国，其黄金储备却长期稳定在约765吨、占外储比例仅约5%的低水平，这一经验值得辨析。日本不增持黄金有其特殊原因：该国长期依靠外贸发展经济，需要保持外汇储备的充足流动性，以用于官方干预汇率和国际支付，而黄金流动性较差不适合高频操作。

同时，日本民间黄金储备十分充足，官方无需承担全部功能，且国内黄金市场容量有限，官方储备上限存在制约。与之相比，中国国情截然不同——无需以官方干预汇率为主要目的持有大量外汇储备，但面对复杂的国际金融环境，在民间黄金储备尚不充足的情况下，官方黄金储备的下限要求更高。因此，日本的经验恰恰反衬出中国增持黄金的必要性和巨大空间。

从历史轨迹看，我国黄金储备经历了“早期长期稳定、阶段性跳增、近年持续小幅增长”三个时期。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单年增持1460万盎司，2015年单年增持2277万盎司（历史最大规模），2022年起连续四年小幅增持，目前进入月度约1至2吨的“细水长流”模式。

根据世界黄金协会2026年4月最新数据，我国黄金储备位列世界第六（不含IMF），以美元计价的黄金占外汇储备比例为9.98%，虽较2009年的1.50%和2022年的3.55%大幅提升，但仍远低于世界总体水平30.08%，与发达国家普遍80%以上的水平更有天壤之别。

按照国际通行计算法——中国GDP（按购买力平价）占世界总值比例应与黄金储备占世界总储备比例相当，2027年我国该比例预计达19.92%，而当前黄金储备占比仅6.30%，意味着长期理想增持空间约5000吨。更务实的测算来自学术界：综合金融稳定、跨境资本流动及实体经济状况，我国合意黄金储备量约为3060吨，较当前需增持约760吨；若仅以超越世界第二大黄金储备国德国为目标，也需增持超1000吨。

短期来看，无法寄希望于央行购金迅速趋势性回归。战争扰动下，部分央行为确保市场流动性而抛售黄金，从回购利率和美元基差互换等指标可看出，全球美元和本币供应充裕，资金成本虽略有上升但远低于2025年特朗普关税威胁时期，央行维持流动性的行动已起到关键作用。

只有当市场对战争结果形成明确预期、流动性充分保障后，央行才会重新买入黄金。中长期看，国际货币体系格局演变将是一个渐进过程，安全性与资产多元化需求仍将是新兴市场国家调整黄金储备的重要考量。

有研究用“逼空效应”解释新兴经济体持续购金行为：更高的货币储备是发行货币的基础，为维持黄金在货币储备中的比例平衡，货币超发需求会诱导对黄金的被动需求，无关价格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央行是金价上涨的主要驱动主体——当短期流动性交易趋于平稳后，若市场重新关注石油贸易结算货币多元化等长期结构性变化，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可能增加对黄金等替代性资产的配置。从更长的历史视角看，全球央行黄金储备的减持周期正如其增持周期一样漫长，金价长期上涨的叙事在较长时间的新老货币秩序交替完成后，终将进入大周期的另一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