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43）——上海: 洋囚越狱事件（中）大亨出场

甘纳斯被捕后，日本特务机关按照惯常的做法，对此事不闻不问，以前他们遇到这类事情，一向这样。

1932年元月上旬至1933年2月这13个月中，上海、苏州两地抓获的中外间谍就有79名，其中的外国人全是韩国人和白俄，被捕后全部被他们扔开不管。

这一次，他们对甘纳斯也是相同的如意算盘。但是，这回情况并不像他们所想像的那样简单。

甘纳斯被捕后，德国驻上海领事馆当天通知其在北平的妻子。3天后，甘纳斯的印度妻子蒂亚便赶到了上海，请求获得帮助。

德国领事馆对甘纳斯当日本间谍一事不清楚，也不便出面向日本或者中国方面打听，让蒂亚先去会见甘纳斯，问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在德国领事馆的帮助下，蒂亚次日来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会见丈夫，弄清楚甘纳斯受日本特务机关的雇佣干了间谍勾当，应该会被中国方面判刑，不至于处决。

甘纳斯告诉蒂亚:

去比利时在上海开设的一家银行的保险箱中，取出当初与日本特务机关签订的协议书，然后去找日方营救，协议书上有这样一条规定。

接着，蒂亚就去银行保险箱取了那份协议书，然后向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通报了情况，请求领事馆出面向日方交涉，遵照协议书中的约定。

德国领事馆不便直接出面去办这类事情，倒也并未回绝这个要求，采取变通方式：

为蒂亚请了一名英国律师，向日本驻南京使馆交涉(当时日本在上海未设立领事馆)。

英国律师去了南京，出示了那份协议书的影印件，直接把日方镇住，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的丑闻公布于世，于是派人与在上海的日本特务机关联系，答应蒂亚营救他的丈夫出狱。

蒂亚是一个相当泼辣的女人，也很聪明，她从这件事中看出日方的心虚，向会见她的日本特务机关代表扬言：

如果不把甘纳斯营救出来，就要给他们好看。

蒂亚知道对方的特务手段，暗示对方她的身后有德国领事馆撑着，以防范万一惹恼了对方而动杀机。

日本特务机关沾上了这件事感到非常头痛，但也没有办法，只好答应尽力，并承担蒂亚在上海的日常开支费用。

于是，蒂亚在虹口甘纳斯租借的那幢花园洋房里待了下来，静候佳音。

日本特务机关把营救甘纳斯的事下达给了一个名叫坂本峰的特务。

此人是韩国人和日本人的混血儿，长期生活在中国东北，语言、生活习惯与中国人基本相同。

坂本峰的对外身份是日本大茂公司的驻沪代表，在特务机关的分工是协助负责对上海军警部门的策反工作，在上海华界和各租界的警察局、巡捕房以及警备司令部等处都有熟人。

应该说，以坂本峰的活动能量，营救甘纳斯并不是一桩非常犯难的事情。

坂本峰经过一番考虑，决定把这件事委托给英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的一个名叫许溱的华捕朋友去办。

1933年5月11日，坂本峰约见了许溱，说明情况，当然没说奉日本特务机关的命令，只是说受朋友的委托要办这件事情。

许溱心照不宣，一口答应。坂本峰当场交给对方一张800大洋的支票，让他作为活动费用，用完了再追加。

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许溱通过自己的关系，打听到甘纳斯关押在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后院牢房里，那里原本软禁犯了严重过失的中级以上军官，最近没有军官关进去，正好用于拘禁甘纳斯这个特殊的洋囚犯。

负责该看守点的是警司少校军官李今蒙，手下掌管着12名看守员。

最初，许溱把脑筋动在李今蒙头上，寻思把这人一收买就可以让甘纳斯越狱出来。

哪知，许溱一打听，这李今蒙是个极顶真的军官，正因为这一点，上司才派他负责看守被软禁的军官，他敢对被软禁的将军咆哮恶骂，人都称他“黑脸包公”。

这样一来，许溱打消了收买李今蒙的念头。

李今蒙手下有一个老资格的看守员，名叫张阿根，那是一个50岁的小老头，上海浦东人，早在清末时就已经是上海道台衙门的狱卒。

后来，他又在上海督军衙门的看守所干过，还去过法国巡捕房当看守员，因为串通人犯通风报信，被法捕房开除，来到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当差。

许溱打听到这一情况后，马上作出决定，把营救甘纳斯的主意打在此人头上。因为害怕这件事产生后遗症，他决定自己直接去找张阿根。

1933年5月17日，轮到张阿根休息，他家住在徐家汇附近的大木桥路，平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就是喜欢到茶馆去坐一坐，喝一壶好茶。

休息日，有时会在茶馆里泡上一天，连午饭都是让跑堂到外面饭馆叫来吃。

这天，张阿根于上午8点钟左右步入茶馆，在二楼选了一靠窗的座落了坐，刚要招呼，跑堂的已经奉上一壶龙井新茶，还有四碟子零食。

张阿根感到奇怪，忙问：

“

唔，这是怎么回事？”

很快，许溱出现在张阿根的面前，拱手答道：

“

这是兄弟的一点小意思。”

张阿根望着许溱一愣：

“

这位先生眼生得很啊！”

许溱笑容不减，很从容地答道：

“

兄弟姓吴，单名一个节字，做棉布生意。”

这时，跑堂送上了许溱的茶水，在张阿根的对面落坐。两个人喝着茶，聊着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

一壶茶喝到续上第三遍开水时，许溱开口问道：

“

兄弟还没请教，老哥在何处发财哩？”

张阿根笑答：

“你如果不清楚我干的什么行当，会请我喝茶吗？”

这么一说，许溱也笑了：

“

如此，咱们这就叫做‘心照不宣’。”

张阿根问道：

“

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可以开口。”

许溱说了甘纳斯的事情:

受其夫人蒂亚之托，想请张阿根助一臂之力，使甘纳斯获得自由，然后离开中国，再也不做任何事情。

张阿根边听边点头，临末微闭眼睛，再不开口。许溱吃的是巡捕饭，自己也经常与别人打这样的交道，自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便说：

“

这件事办成，蒂亚夫人愿意出这个价钱——”

他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面上写了一个“一”字。张阿根睁开眼睛看了看：

“

后面几个零？”

对方说:

“

三个。付即兑支票，你收后马上可以去银行转存。”

张阿根又问:

“

定金多少？”

对方说:

“

按规矩办，先付10%，余款事成后一次付清。”

张阿根略一考虑，点头答道：

“

这事可以做一做，但是，我只能给他带点工具进去，给他指点一下从何处越狱比较牢靠，其他事情我不管——也管不了。”

许溱说：

“

行，这样也可以。”

张阿根笑答：

“看样子，吴先生是个明白人。

”

这件事就这样定了下来，本来甘纳斯可以顺利越狱。但是，也许命运注定要他多尝一些铁窗之苦，这件事竟然没有付诸实施。

张阿根得了100大洋，马上换了自己的姓名转存，然后不再喝茶，兴冲冲地回到家中。

张阿根的妻子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心地善良，经常劝丈夫不要捞取不义之财，在其劝告下，他确实不自愿地放弃过几次可以捞钱的机会。

这天张阿根一回家，妻子从他脸上看出发生了不凡之事，追问之下，就把这件事向妻子和盘托出。

周妻一听，立刻板起了脸孔：

“

你真是财迷心窍啊，这种钱你也敢拿？”

张阿根有些惧内，自知理亏，讪笑着不敢应声。妻子却不想放过他，盯着说道：

“

你这样做，就像胡立夫一样，是汉奸！”

胡立夫是上海滩的一个帮会头子，“一·二八事变”时，受日本特务机关指使，主持对中国军队的侦察，使十九路军方面蒙受重大损失。

战争结束后，胡立夫即被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逮捕，不久即被判处死刑。这件事，在当时的上海滩家喻户晓，百姓人人对其深恶痛绝。

张阿根被妻子这样一说，顿觉无地自容，他既知道自己做的是亏心之事，又被提醒这件事可能会造成的严重后果，不禁有些后怕，左思右想，决定把定金退还给许溱。

次日，张阿根给许溱打了一个电话，说有事需要面谈。

许溱只道是事情弄得差不多，只要把工具送去就可以，哪知见面却是退还定金。大吃一惊之后问道: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是嫌钱少，还可以商量。

张阿根没有说明原因，只是摇头。许溱无望，只好拿出20元钱递给对方，，这是让其保密的意思。

许溱随即给坂本峰打电话通报此事，坂本峰让许溱再考虑如何营救，对张阿根其人其事，没有说一个字。

但是，张阿根在当天晚上下班回家的途中，莫名其妙地失踪，从此没有人再见到他。

蒂亚在上海待了些日子，见营救事宜仍是一副原地踏步的样子，心里非常着急，几次要求德国驻沪领事馆出面与日本方面交涉，催促尽快行动。

那坂本峰被上峰催得很急，再次约见许溱，请其设法尽快解决此事。

许溱与日本特务机关有着难以言喻的微妙关系，上海解放后，他被人民政府作为“反革命分子”拿下后的交代中，供认其还有日本特务机关的固定津贴，后来判刑时，又增加了一个“汉奸”的罪名。

许溱在接受坂本峰的指令后，再次动关系，决定把一支手枪、20发子弹利用探监的机会送进看守所，让甘纳斯伺机强行越狱。

1933年6月1日，许溱以甘纳斯朋友的名义，陪同蒂亚去警司看守所探监。

许溱在送进去的物品中，夹带了一支拆开的小号左轮手枪和20发子弹，他在蒂亚把物品递交给看守员检查时，悄悄塞给对方几张钞票。

那个看守员没有想到还有这么一着，只道是夹带了毒品之类的违禁品，这种事情以前也碰到过，来了个“心照不宣”。

上海街头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不巧的是，这天正好负责看管后院监舍的李今蒙在班上，他平时不管事情，但是现在突然失踪了一个部下(即张阿根)，虽然不是在上班时候失踪，但觉得有点奇怪，于是有意识地要管管事情。

甘纳斯会见家属结束后返回后院时，李今蒙看见他拎着一个沉甸甸的包包，就指着甘纳斯说道：

“

喂，你过来一下！”

甘纳斯已经从蒂亚口中知道营救方案，见李今蒙唤自己，颇有些心虚，但又无法抗拒，只好老大不情愿地一步步挪到对方面前。

李今蒙叫甘纳斯把包包放在桌上，指着问道：

“

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甘纳斯回答：

“

不清楚，这是我夫人送来的，已经经过看守员检查。”

李今蒙又问:

“是谁检查的？”

甘纳斯寻思，那个看守员也许是“自己人”，要不怎么肯把手枪让他带进来，他就不想让其暴露，于是摇头说：

“

我不清楚。”

李今蒙对这个回答感到不可思议：

“

给你检查物品的人你怎么不清楚呢？”

对方答:

“

是的，我不清楚。”

李今蒙有点生气，一挥手：

“来人！”

两个看守员立刻奔了过来。李今蒙下令：

“

给我搜查——连同他的身上，我估摸十有八九夹带违禁品了！”

这一搜查，令李今蒙大吃一惊。甘纳斯立刻被押往李今蒙的办公室，要他交代是怎么回事。

甘纳斯装糊涂说不知道，李今蒙随即查清了那个检查的看守员，报告上司后，以“失职”为名关了禁闭。

看守所随即又向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通报了此事。侦缉大队认为这是看守所的事，加上人手又忙，接到报后搁在一边，没有调查。

在狱中，甘纳斯吃了苦头，因为有暴力越狱的倾向，被扣上手铐、脚镣，严加看守。

许溱通过他的关系，当天就知晓了这一情况，对坂本峰一说，那家伙连连摇头：

“

糟糕！这事怎么这样难办？许先生，你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许溱也摇头，苦笑道：

“

我也是黔驴技穷了！”

两人商议许久，认为到这一步，就只好把这件事停止进行，修改营救方案，请律师出面作辩护，尽可能争取判得轻一些。

这时，无论是坂本峰或者许溱，甚至是甘纳斯本人，都没有料到，营救甘纳斯出狱的希望之光已经出现。

当时，上海滩帮会势力中，最具实力的人物是黄金荣和杜月笙，这对大亨在沪上呼风唤雨，手眼通天，神通广大。

两人私交也好，经常聚在一起密谋各类大事小事。当然，议得最多的还是如何捞取钱财。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黄金荣、杜月笙一则出于民族义愤，一则需要顺应帮会人士的大势，出面做了一些支援十九路军抗日的事情，私人也出了若干钱钞财物。

这些钱财虽然都是他们自愿捐出，事后想想难免心痛。因此，当战事结束后，黄金荣、杜月笙不约而同想到赚钱，把这些损失补回来。

黄金荣、杜月笙知道最能来钱的渠道是做生意，他们以前也曾多次合伙做过生意，没有一次赔过本。

当然，这除了靠他们的势力外，还要靠经营眼光独到，选择项目准确。1932年初秋，黄、杜两人在黄金荣府邸商量选择经营项目，议定做西药和染料生意。

这两种商品，都需要从外国进口，黄、杜就让人联系外国掮客，作为中介人，每做成一笔生意，付给中介人10%的中介费。

过了个把月，中介人全部到位：一个是英国人，负责联系药品；一个是比利时人，负责联系染料。

黄金荣和国民党政界方方面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之所以选择要做西药和染料生意，就是因为这两样都与军队有着密切的关系。

西药自不待说，染料也是密不可分，军人的服装、卡车的油布、大炮的炮衣等等全都离不开。

黄金荣与军界一打招呼，不用洽谈，生意就算敲定，一手进来，一手出去，赚钱比流水还快，喜得黄金荣、杜月笙眼睛没缝，乐不可支。

不过，这种好景到了1933年春天就起了变化：

军方卫生部门与黄金荣联系，发现进口的西药在使用中，发现有些小问题，标明的剂量打了折扣，最少的竟然只有50%！

这就是说，对方是以少充多，等于是成倍地抬高了价格。

黄金荣还没来得及发怒，染料生意也出了问题：

说好进口染料不褪色，不曾料想到，比利时掮客所购进的染料却是褪色，质量之差，竟不如上海街头那些挑着洋铁桶穿街走巷的“染坊师傅”。

黄金荣、杜月笙闻讯，气得一个个脸色发青。半晌，杜月笙冷笑道：

“

好得很啊！那两个中介人呢，我要好好成全他们哩！”

“

把他们‘氽馄饨’！”

所谓“氽馄饨”，就是把人装进麻袋后扔到黄浦江里，这是当时帮会流行的一种暗杀手段。

黄金荣发话后的第三天，那个英国掮客就被骗到浦东，莫名其妙地失踪，连尸体也没发现。

那个比利时掮客要比英国掮客幸运，或者心计强些，黄金荣、杜月笙想起来要找他时，已经返回了自己的祖国。

这两位大亨的势力再大，也无法把复仇之剑伸到欧洲去，这件事也就算了。

1933年4月底，也就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盯上甘纳斯的那一阵，黄金荣、杜月笙再次碰头，密议如何弥补损失。

由于给军方退了部分钱款，因此信誉犹在，军方还是愿意合作。他们想找一个可靠的掮客，吃一堑长一智，需要中国最好是上海的经济实力雄厚的中介公司或者个人提供担保的才好。

消息放出去后，愿意提供担保的倒是找到了，那是日本人在上海开的正金银行，财大气粗，一口答应，这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种生意，也有好处。

可是，合适的掮客却一时找不到。过了几天，总算找到了一个中国商人，可以与黄金荣、杜月笙合作做西药生意，于是签了合约。

签合约的那天，按照规矩在饭店吃了一顿饭。黄金荣的一个徒弟，在警备司令部情报处当少校军官，作为陪客也出席了饭局。

席间，他听黄金荣谈起还在物色一个做染料生意的掮客，马上想到了甘纳斯，他一介绍，黄金荣、杜月笙不约而同说道：

“好！”

少校徒弟一时反应不过来，愣愣地望着那两位：

“

这……”

杜月笙说：

“

甘纳斯既然是做染料生意，他的关系就一定还在，我们可以与他合作嘛！”

黄金荣点头道：

“

言之有理！那德国佬关在监牢里，不怕他脚底抹油开溜。”

然后，他目光闪闪地转向少校徒弟：

徒弟点头答道：

少校知道的有两层意思：一是刚才黄金荣说的，另一层意思就是说这件事已经落实到他的头上。

巧得很，前面提到过的那位负责后院警戒的李今蒙正好是这位少校的结拜弟兄，因此，这件事对于少校来说不算一桩难事。

他去对李今蒙一说，李今蒙听说那是黄金荣发的话，哪敢道半个“不”字？他平时想巴结也还巴结不上黄金荣哩，自是一口答应，不过有一个条件——黄金荣要收他为徒弟。

少校去对黄金荣一说，黄金荣点头同意。

这件事做到这里，黄金荣算是已经到头，余下的就是杜月笙的事情。他也是大亨，不可能亲自办理此事，委托了一个名叫仇三保的徒弟前往，此人是个生意人出身的流氓，具有商人和流氓两面人的本领。

为了不惊动警备司令部更多的人，他和李今蒙商量，选了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在李今蒙的陪同下，去了看守所。

甘纳斯自从夹带手枪被发现后，终日戴着镣铐过日子，苦不堪言。而且，警备司令部根据他的情况，决定在提交审判前不准外界探监。

这样一来，外面是什么情况，甘纳斯根本不清楚，偏偏还有看守员故意吓唬说:

原本案情非常严重，现在有了夹带枪弹一节，那更是要“足尺加三”，弄得不好要“开忒”(即枪决)。

因此，甘纳斯这一阵是终日惶惶。这天晚上，早已收风。他正准备躺下时，忽然听得外面院子里的铁门“咣当”一声响打开。

接着，进来了两个穿戴齐整的军官(仇三保化了装)。定睛一看，其中一个是李今蒙，另一个不认识。

不过，李今蒙对他执礼甚恭。甘纳斯从未有过这种晚上来人的经历，一种不祥的预兆袭上心头：

不好！看样子真的要处决我！

李今蒙也不开口，只是命令值班看守员给甘纳斯打开了镣铐，然后叫他跟着去外面。

甘纳斯一听，吓得脚杆子发软，蹲在地下起不来，嘴里叽哩呜啦不知说着什么。

李今蒙不知道看守员曾经吓唬过他，看到这副样子反倒愣住，这是什么意思？

摆架子不像摆架子，抵触不像抵触。他皱皱眉头，吩咐两个看守员把他架了出去。

甘纳斯到了李今蒙的办公室，一看那里有一桌酒菜，更加相信自己的猜测，再也支撑不住，瘫软在地上，“呜呜”地哭起来。

李今蒙一看，奇怪地问：

“

他这是怎么啦？”

一个看守员见状，明白是怎么回事，笑着一说，李今蒙恍然大悟，连忙解释，这才勉强使甘纳斯镇定下来，半信半疑地在椅子上落了坐。

李今蒙给他斟了一杯酒：

“

来，先干一杯，压压惊。”

甘纳斯原本极嗜杯中之物，自关进来之后，一滴不沾，现在有得开戒，也算忧中有喜，不管三七二十一，喝了再说。

三人边喝边聊，两小时后，甘纳斯喝了许多酒，这才相信李今蒙对他并无恶意，仇三保摊明了情况，对方一口答应。

甘纳斯也是有点社会经验的角色，他也不说条件，只是答应做，寻思相帮赚到了钱，对方总会考虑把他放出去。

杜月笙接到仇三保的报告后，很是高兴，便去告诉黄金荣。

黄金荣在金钱方面的器量远比杜月笙小，已经上过一回当，担心再上一回，于是就说:

先要甘纳斯介绍一笔生意试试看，让杜月笙叫徒弟传话过去，若是耍花枪，那就叫他死在警备司令部的看守所里，几时耍，几时死！

甘纳斯听了这个话头，觉得对方肯定大有来头，哪敢存作奸之想，连连点头：

“

明白！我明白！”

甘纳斯为了表示真心实意，当场写了一张条子，让人前往上海公共租界的“大博济洋行”，他说:

老板是他的好朋友，在洋行也占有一些股份，做染料生意绝对没有问题。

仇三保向杜月笙汇报后，带着甘纳斯的条子去了“大博济洋行”。洋行老板是个土耳其人，一提甘纳斯，果真说俩人是极好的朋友，自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和甘纳斯是战友，两人互相救过对方的命，这番话语是真是假不清楚。

土耳其老板不知道甘纳斯做间谍失风落网，一看条子大大吃惊，连说“想不到”，然后请仇三保去英大马路(即今南京路)吃饭。

上海南京路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席间，宾主把话转入正题，土耳其老板说:

没问题，由他负责把货弄来，不要银行担保，每次都由他的洋行先把资金垫付，或是以洋行的名义顶下账务，等货物运抵上海验收合格成交后，再把货款划给洋行。

如此安排，黄金荣、杜月笙真正绝无后顾之忧，于是开始运作。

第一笔生意是从香港运来的染料，一共十吨，先运上海，由黄金荣、杜月笙出面请的染料行家验收过后，经长江水运直发南京，卖给陆军装备部门用于加工军用帆布和棉布。

如此一进一出，黄金荣、杜月笙没出一分钱的本钱，却赚取了不少大洋。

之后，又连续做了两笔比这更大的生意。黄金荣、杜月笙赚了钱，寻思这样做做确实不错，可以按此模式继续运作。

不过，老是做染料生意也不现实，需求量有限，黄金荣就让再做做西药生意。

跟土耳其老板一联系，对方说:

没问题，不过西药生意的投入要比染料大得多，利润也高得多，他的洋行目前垫不出本钱。

黄金荣、杜月笙合伙做生意，有一笔巨款放在一起作为本钱，这笔账由两个大亨共同指定的徒弟负责掌管。

黄、杜两人都是上海滩的头面人物，讲究的是江湖信义，在管账方面没有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平时都是两人商议后，由杜月笙出面下达办理。

这次，杜月笙没有跟黄金荣商量，直接让人通知掌管账务的先生，划8万大洋给洋行，由洋行去德国购买西药。

这些西药的品名是黄金荣、杜月笙合议后定下来的，以治外伤的针药为主，当时蒋介石的国军正在“围剿”共产党的苏区，作战频繁，伤兵颇多；

另外，还有治疗肺结核和疟疾的特效药，这些药品在国内市场都是抢手货，在许多地方有了钞票还买不到。

按照杜月笙比较乐观的估计，8万大洋投进去，可以赚到不少于150%的利润。

杜月笙把这笔款投进去前，出于慎重，特地选了一个周末之晚，由仇三保等陪同着，悄然前往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会见甘纳斯。

甘纳斯在上海滩待了多年，自然听说过这位大亨的名字，听说杜月笙亲自来看望他，不禁受宠若惊，恭称“教父”。

杜月笙向甘纳斯了解了洋行那个土耳其老板的信誉情况，又问甘纳斯做这笔西药生意是否有把握。甘纳斯一口拍板说没有问题，让其放心。

杜月笙说：

“

可是，我毕竟要把这么一笔巨款投入进去。”

对方答:

“

没关系的，教父，有我这个大活人作为抵押待在这里，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杜月笙想想倒也是，于是这笔买卖就这样定了下来。

这时，传来消息说警备司令部已经将甘纳斯的案子结掉，准备处理判刑。杜月笙听说后，摆出了大亨的派头：

“

这个人正在帮我们做事，如果我们对他不闻不问，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在上海滩混？

这个案子在警司哪个部门？情报处？好啊，派个人去，找他们刘处长，就说是我说的，要他们先把甘纳斯的案子压一压，以后如何？再说！”

警备司令部那边得了这话，真的把甘纳斯的案子压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