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旧上海“三鑫公司”的贩毒与分赃内幕

贩毒：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贩毒有方

自晚清起，鸦片烟毒泛滥全国，清亡以后，流毒尤甚。上海是近代以来全国鸦片贩运的最大集散地。一大批青红帮头目及其控制下的流氓组织，靠从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从国内的云南、四川、贵州、内蒙等地贩运大量的鸦片和其他毒品到上海，大发横财。而其中获利最丰的要数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合开的三鑫公司。

旧上海贩卖鸦片的生意，原以广东潮州帮为主，靠贩运鸦片起家的大商号有郑洽记、郭源茂、同昌等。那时码头上流氓众多，其中一批叫“水老虫”，为首的叫范高头。这批流氓专靠在水中偷窃为生，每当英国轮船装运的鸦片抵达上海港时，由于黄浦江水浅，大轮无法靠近码头，须用小划子从大轮船上将货物驳运，当轮船上一箱箱的鸦片由小划子装着驶向码头时，常常会有翻船的事件发生，鸦片也跟着沉入江底，这就是“水老虫”作的怪。他们把小划子弄翻了，然后再把沉入江底的鸦片箱捞起，用小划子偷走。另外，有时运到码头上的鸦片也会被这伙人窃去。

杜月笙早期就干过这种勾当。他不仅运销毒品，还派他的手下去查夺别人的“私土”。1923年的一份报纸上，就登过这样一段新闻：“有土贩（即鸦片贩）由汉口夹带川土一万余两，分装两个大皮箱，及其他行李一件，附搭日清公司（日商）岳阳凡轮船来沪，停泊浦东张家浜码头。当由该处湖北人雷鸿见担任保价运送。不料事被当地土匪帮杜某等得悉，向雷争夺保险未遂，突于是夜二时许，纠集党徒十余人，各持斧棍，乘坐划船，在浦江守候。雷等未及预防，冒然登轮提土，再经运上划船，即被杜某等拦断，所有私土，悉遭劫夺无遗。雷以势力不敌，又无力赔偿，于是已于昨日向警厅告发，当经侦缉队长派队士吴荣福等渡浦，按名拘拿，老辈已杳无踪迹，仅获划船夫一名带厅押候审讯。”

同年，该报还刊载，杜的徒弟曾持械至大通路李家，劫去价值2.4万元的烟土数箱，装上汽车逃跑了。

这些盗窃勾当使郑洽记等黑货商号大伤脑筋，租界捕房虽然指派巡捕白天黑夜巡逻看守，但无济于事，甚至连巡捕也常失踪了，第二天发现尸体浮在黄浦江上面。

后来，法租界捕房的头头法国人沙利，指定黄金荣设法破案，实际上这些事都是他的狐群狗党徒子徒孙干的，黄金荣只能拖延敷衍。但终非久计，于是，黄和杜月笙、张啸林、范回春等商量，决定组织一个公司，象保险公司那样收取保险费。做鸦片生意的商号将烟土向公司保险后，由公司发给盖有印戳的保险凭证，如被盗窃即由公司赔偿。所定保险费为鸦片价值的10%，每箱鸦片价值数千元就得付数百元的保险费。这样，这个公司就成了总揽租界里鸦片运销的总公司，而潮州帮的十大烟商，以及非潮州帮的大家大土行，实际上成了它的“子公司”。

这个总公司便是臭名昭著的“三鑫公司”。据说，之所以取名“三鑫”，是取义于“三大闻人”合资而“日进斗金”。当时《民国日报》曾译英文报纸的一段消息予以报道：“据可靠消息，沪上潮州帮土商，乘工潮澎湃（即‘五卅’惨案激起之罢工浪潮）之际，已联合约二十家，组织一大公司，专贩烟土，资本银二百七十万元，设总机关于某租界，其运土等事，由警察及海陆军保护，每箱烟纳贿甚巨云云。”

“由警察保护”，实是由黄金荣利用租界的几百名安南巡捕，予以保护。这些巡捕的费用，由黄金荣从三鑫公司的保险费中开支。尽管法租界中捕房头头要吃空不少，但该公司每年的收入，总有数千万元之巨，按大三股，中六股、小八股分赃。大三股就是：黄、杜、张，中六股是他们的几个合伙者，而小八股则是杜、黄的几位大徒弟。此外，当然还要分一部分给法租界中的外国官员，分一部分给上海的中国官员。另外，还要分给他们的徒子徒孙以及在帮的新闻记者一杯羹。

尽管三鑫公司索价甚巨，鸦片商人还是视之为保护伞。当时，三鑫公司收取保险费不但由公司盖上条戳，而且有法租界捕房开出的收条，也加盖戳记。这样一来，鸦片买卖就由秘密转公开化，合法化了。大土行有大批货物到毕，可以放心派车去运，根本不必担心鸦片失窃的事件发生了。

杜月笙做鸦片生意有两个得力助手。一个是金廷荪，因贩卖鸦片发财，在今天陕西南路长乐路口造了一座大住宅，还任黄金大戏院经理，一度由蒋介石任命为上海航空奖券公司总经理，在法租界中的中汇银行大楼内办公。另一个是杜的机要秘书徐采臣，抗战期间曾由国民党任命为“重庆政府上海直属通讯员”，利用他与日本大使馆兴亚院板桓公使的关系，大唱“汪蒋双簧”，用秘密电台与重庆特务机关保持通讯联系，为蒋介石暗中进行的投降活动效劳。金廷荪的徒弟楼银川也因做鸦片生意发了大财，后来开设了宁波搬场公司。在日本人统治上海期间，最大的鸦片贩子是一个绰号叫“咸菜阿毛”的人，他因是咸菜摊贩出身，故得此雅号，真名叫徐阿毛，他是杜月笙的徒弟。当然，靠贩运鸦片烟毒富起来的三大亨的徒子徒孙还不少，这里只是仅举几例。

由于鸦片贩运的猖獗，旧上海的鸦片烟馆一度遍地林立，在法租界地区的每一条里弄，差不多都有售吸所（俗称“燕子窗”）。于是，该公司又乘机巧立名目，收取烟枪捐，每支烟枪收取执照费每月几角钱，后来又涨至几块钱。那时一个烟馆至少有十几条烟枪，大的用几十支，仅法租界就有一两万家，每月收入就有几十万元。各处烟馆大都少报烟枪数，而三鑫公司则用几百名检查员，专门到各地烟馆检查烟枪执照，实点烟枪数目，发现少报隐瞒，轻则罚款，重则吊销执照，停止营业。

贩买人口，在旧中国有相当长的历史。江湖上的黑话，称专贩男孩叫“搬石头”；专贩女孩叫“摘桑叶”；贩卖妇女，叫“开石头条子”；贩卖华工出国，叫“贩猪仔”。民国以后，帮会流氓大量加入这项罪恶活动，遂使贩卖人口的活动达到空前猖獗的程度。

在旧上海，专贩男孩的后台老板是虹口汇司捕房刑事侦探尚武，此人身系青红两帮，有徒两千多，与虹口吴淞路潮州三合会流氓勾结，贩卖人口。当时，广东地区有一种习俗，一些富商大贾包括华侨，除自己生的儿子外，往往领养一些男孩，给予良好的教育，将来看哪一个聪明能干，就把自己事业的大权让他继承，因此，极大多数的被拐男孩都运往福建和广东。这个“搬石头”的尚武，解放后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判处了死刑。

专贩女孩的后台老板是个叫尤阿根的人，他曾任公共租界的老闸捕房刑事股总探长，也是身跨青红两帮之人，徒弟更多达五千之众。他将拐到的女孩，卖给福州路的各类不同妓院。此人是公共租界的一个小流氓，由于贩运人口获得利益，进入租界捕房当巡捕，后来又擢升为总探长，因在1939年参加逮捕10多位苗族抗战分子，被人打死。

法租界内还有一个贩卖女孩的总头目，叫任文桢，他也是杜月笙的学生，当时任法捕房刑事科外勤股督察长，他的后台是法捕房刑事科长法国人范郎达。他们主要到苏北一带去贩女子，具体进行这项罪恶勾当的是顾竹轩的徒弟王兴高等。他们将拐来的女孩大都卖给上海的一些妓院，其中许多被卖到靠近法租界一边的下等妓院，专门接待外国水兵，充当“咸水妹”（英文中“漂亮”一词的音译）。

还有一些帮会头子专门从事“贩猪仔”的罪恶勾当。他们采用欺骗手段，诱人上当，大发横财。例如，广东汕头帮流氓通过上海三合会组织，在1930年到1936年间，曾贩运五万多汕头劳动青年到南美洲巴拉圭和乌拉圭两国开垦荒地，一切费用由该两国政府负担，每诱出一人，给汕头流氓报酬美金100元。由此，这帮人贩子共得了500万美元。

此外，还有一种流氓，变相贩买人口去国外，叫做“国际护照贩”。旧时浙江温州、青田一带，有不少年轻农民擅长石刻，男的被迫出卖石刻，受人口贩子的剥削；女的则被他们诱骗到葡萄牙后再转往法国的一些地方去跳小脚舞。

当时有一个陈鹤明，温州人，也是杜月笙的徒弟，在国内勾结青田县反动当局、上海南市警察总局护照股及法、意邮船公司的买办；在国外勾结葡、法两国贩运人口的流氓甚至当时的中国政府驻葡法两国公使馆人员，诱骗男女青年出国，从中渔利。要出国的每人一次付给陈鹤明法币450到500元（那时美金一元只值法币九角），由他包办“旅费”，实际上是由陈沟通船上人员，把人藏在火舱里，（因象被捕的黄鱼一样，故这些被贩买的人俗称“贩黄鱼”。），这样每次每人就可净赚200美元，每船每次最多可载20多人，这样一船就可赚几万美元。

到了法国马赛港后，由法国的人贩子接待，设法乘火车到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由中国使馆人员接待，休息一个短时期后，再签署赴法游历证，这样，就可以以旅游者的名义在法国居住三个月，因为当时的法国政府是不准没有现金保障的中国留学生以外的中国人居住的。

男青年就用青田石代人刻图章或刻人像，每块可赚5到25法郎不等，在三个月中，除去开支，每人可获5000多法郎。女青年扭跳小脚舞，每人可获8000到10000法郎。三个月后，这些人重回里斯本，向中国使馆每人交付1500法郎，名叫“树上开花”。这样循环不己，轮番前往，五、六年后回国。当时的中国使馆人员，因政府经常拖欠使馆经费，也都赖此为生。

这种变相的贩运人口的行为危害很大。有的男青年因为贪图出国谋生，交不起旅费，被迫把家中仅有的房地产抵卖给别人，甚至把妻子“出租”给别人；女青年要接受黄色动作的训练，被迫兼卖中国古装春宫画，人格受到严重污辱；他们中有的因为在船上，或藏在煤灰中，遇法国海关人员搜查火舱时间较长，窒息而死，尸体即将抛入海中；更有一些在法国的日本记者，专门出资拍摄中国小脚妇女跳舞照片刊登在杂志上，污辱中国。对此，著名的爱国报人史量才先生曾在他主办的《申报》上，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评，由此，引起法国当局注意，上海法租界捕房奉令彻底清查，经国民党南京警察总局局长亲自协助，将陈鹤明逮捕，并移送上海地方法院，判处了陈鹤明五年徒刑，上海整个有关组织也彻底破获，从1936年起，这种有损国格的活动才告平息。

敲诈钱财“一贯道”、“江相派”各显神能

利用迷信手段诈取钱财，也是帮会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民国时，北方的“一贯道”，南方的“江相派”集团，是当时从事这一活动最典型的代表。

旧时在讲广东话的地区存在历时达200多年之久的“江相派”，是一个以迷信诈财为职业的秘密集团。“江相”，意即为江湖上的宰相。这个集团成员极为复杂，有相命的、江湖上贩药的、也有流氓、骗子、小偷，甚至还有神棍、庙祝、和尚、尼姑、道士等。其成员多数是洪门会众，核心头子，有所谓“师爸”、“大师爸”等，即是洪门会中的所谓“大学士”、“状元”、“进士”等等。象“江相派”这类洪门组织，差不多成了以迷信诈财为主要“职业”了。

这些大师爸们都是有些“法”、“术”的大相士、大神棍，他们借助祖师们代代相传下来的这些“法”和“术”，运用帮会组织的力量，不断舞神弄鬼，制造“奇迹”，以欺骗、愚弄人民群众，诈取钱财。曾经发生有如下一件真实事情：

在广州市东水关濠畔，从前有仙童庙，祀奉的是和、合二仙童，相传是南极仙翁的两个徒弟。此庙由于雨淋日晒，年久失修，早已破落不堪，而来上庙朝拜者日渐稀少。突然有一天上午，有一队抬着粉亭、供奉着香烛和三牲的仪仗队，鸣金奏乐的走了过来，仪仗队后边，还跟着一大批手捧戒香，口诵经文的信男信女。这热闹场面，引来了无数附近居民群众观看。仪仗队到达仙童庙前停下，为首的一个向群众宣传道：“本人姓冯，是神功会的案首，前10多天的晚上，我忽然梦见有两个仙童打扮的孩子，一个穿红，一个着绿，都头梳双丫角髻，吩咐我说：某月某日午时是他们升天的日子，我可到东水关仙童庙前来迎接，不得有误。我初时还半信半疑，把这个梦对道友们说了，不料有两个道友也做了同样的梦，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前来迎接仙童”。

此人话犹未了，便接着又有好几个仪仗队陆续到来，都是说来迎接仙童，侍候他们升天的。而且他们之间，又说是互不相识，其中有一队人，还自称是南海县来的。这一来，弄得东关一带的信男信女，都纷纷携香备烛前来迎接仙童。

当天正午，正当人们等待得不耐烦时，“奇迹”出现了。那是旧历初七、八时分，正是水退的时候，突然在东关濠水面上，漂来两具童尸，年纪都在十一、二岁左右，一具身穿大红缎衣，束带、黄绸裤；一具深绿色缎衣，亦束带，白绸裤，都头梳双丫角髻，脚踏新麻鞋，打扮活象画里所绘的和合二仙。最奇怪的，就是这两具童尸，不是顺流漂下，而是双双并拢在一起，不先不后，不快不慢，一齐逆水而流，向着仙童庙这边浮过来的。就在此时，神功道友中有人喊：“仙童来了！逆水浮尸，仙家才是这样的啊！”

于是，姓冯的道首立即命人鸣炮奏乐，焚香点烛，迎接仙童，随即叫几个水性好的道友跳下濠去，把这两具童尸焚化，着工匠把“仙体”的骨灰掺入陶土里，重新塑造两具仙童神像；一边又发起募捐，重修仙童庙，姓冯的和几个道友自当庙祝。

“仙童升天”的神话不胫而走，不几天便传遍了广州及其附近的乡村，于是乎，争相来膜拜的信男信女，愚夫愚妇络绎不绝于道，有时一天竟多达五六千人，单是香油钱的收入，每天也有三、两百银子，而神签费、卖香烛的收入也相当可观。不到两个月，那几个庙祝就已各捞了一大笔。同时重修仙童庙的捐款也已凑齐，不久，一座辉煌壮观的新庙宇便落成了，许多知名人士都送来了匾额、楹联祝贺，更增加了庙宇的声价。加之接连又出现了几宗“奇迹”，庙祝们更加有利可图了。不但一般愚民齐声称颂仙童的灵验，连一些好事文人墨客也将此事写进自己的著述之中。

那么，所谓“仙童显灵”真有此事？当然没有，说穿了其实一文不值。原来，那个冯道首乃是江相派的“大师爸”之一。他们在外地收买了两个10岁左右的小乞丐，养了几个月，在“升天”之前两天带他们到广州，打扮一番，然后将他们活活淹死在水里，用铁锚和绳子把尸首系着，沉在仙童庙下游不远的地方，上面盖着一只大船，另叫助手在上游停泊两只小艇，从艇头放下两根蔑缆绳，末端系以重物，不使浮出。宣传仙童升天那日，大船上的人拉开锚绳，浮起尸身，小艇上的人暗将蔑缆绞入一拉，尸首便逆流而上了。轰动一时的“奇迹”，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江相派”以迷信手段诈取钱财，由此可见一斑。

北方“一贯道”诈财手法，与上述“江相派”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基本手段有两种：

一是“仙佛降笔”，又名“扶乩”、“扶鸾”，就是借口“仙佛”附在“乩手”的身上，借“乩手”的手所写的训示。“乩手”又名“三才”，即“天才”、“地才”、“人才”。“三才”要经过严格训练和多次秘密演习，达到合格标准后，就可当众“扶乩”了。“扶乩”前，由点传师告诉“天才”开坛的目的，“天才”便据其意图，事前编好辞句，届时在沙盘上写出，这就是“坛训”或“神训”，道徒应绝对服从，骗财目的就是借助“神训”而实现的。

另一手段是“仙佛借窍”。所谓“借窍”，就是伪装仙佛附在“天才”身上，表演时，“天才”突然倒地，昏迷不醒，数分钟后，爬起来，“天才”开始说话，有时也用手打人或表演魔术。“天才”通过装成张飞、观音菩萨、济公和尚等仙佛，手拿木棍或藤条，训诫道徒，或斥责，或表扬，或考问道徒如何行动、立愿、渡人、办道等等。凡遇“借窍”的时候，道徒十分紧张，稍有随便或对答不上，就要挨“天才”毒打。在北京精化坛和道化坛举办的仙佛班中，假“借窍”手段用藤条打死的道徒，仅知的就有5人。道徒们为免遭毒打，表示诚意，纷纷捐献财物或立愿办道，这样道会头子诈取财物的目的也就自然而然地达到了。

强占码头，为非作歹

帮会经营之不法事业，虽然名目繁多，大而分之，则不外乎两大类：流动派和固定派。走私贩运、兜跑底子、开放码头等，皆为流动派；占据码头，划地为霸等，是为固定派。

长江中下游各省，大至都市，小至乡镇，凡市面稍微繁苛点的，多为帮会势力所把持。他们分疆划界，互不相犯，每一码头必有一帮会头目为首。而一地区内的各个行业，也分别有帮会头目包揽，形成各式各样的流氓恶霸。象旧时的上海，就有这样一些霸：

扒窃霸：“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秘密组织，局外之人很难知道。1934年春，公共租界捕房在一居民家中搜中一张名单，发现公共租界捕房有65人，法租界捕房有27人，都与扒窃犯有牵连，每人每月领取非法津贴，以上92人后被两租界全部开革。

该组织共有500多人，分细窃和粗窃二种。细窃实际上就是特等扒手，七、八岁开始训练起，分为男女两组，超级能手称为“小少爷”。该组织内部纪律很严，加入后不能退出，违者即遭杀害。

升到“小少爷”位置后的细窃，经常被派往苏州、杭州、南京、北京、汉口、广州、太原等地做扒窃勾当。而一般的在上海的扒手，作案地点多选择在公共电汽车上、火车站售票处、珠宝店、绸布庄、百货公司、大戏院等处。按帮内规矩，扒到的钱物，应存放三天才能处理。每天接头点在八仙桥小菜场西首朝北的黄全茂酒店，规定时间在下午八时到十时。

赌场霸：20年代中期，由黄金荣、杜月笙等，勾结帝国主义分子在法租界公开设立了一种“俱乐部”，即为变相赌场。那时，最有名气的“俱乐部”有福熙路180号、同孚路181号等。每处赌场都派有专人携带手枪担任保护。赌场内，中西赌具一应俱全，三餐饭菜全有供应。赌博场面相当宏大，一次输赢总在几百到上万元。赌场除了靠赢钱外，还用见十抽一的方法来抽头。杜月笙每个月从赌场就可以拿到三四万元。

码头霸：上海自上个世纪中叶开辟租界以后，沿黄浦江建立了许多外轮上卸货物的码头，每个码头都雇佣一批做搬运工作的码头工人。外国人为了便利管理，指派了一些人做工头，这些人都是流氓出身，大多数是红帮。这种码头恶霸，剥削最为残酷，每件货物从船上搬到码头，或由码头搬进仓库，轻则200斤，重的有600多斤，但每件货物运费被霸主抽取60%，而卖苦力的码头工人仅得40%。这些码头工人都是临时雇佣的，一旦患病停工，不但生计无保障，连生命也无保障。

这些码头霸同属帮会，互通声气，某个码头工人只要一个码头霸主不用他，他处码头也就难进门。一个码头，忙时雇一两百人，霸主收入相当可观。他们还雇佣小工头，对工人严加监督和盘剥。

旧上海，最大的码头霸有三个，每个都有一千以上的徒弟。一个是沈关生，绰号“大刀关圣”，是杜月笙的同产弟兄，又身在红帮；另一个是李茂龄，顾竹轩的徒弟；还有一个是绰号为“码头春宝”的张春宝，是苏州河内河的码头霸主。他们三个都以码头恶霸起家，大发其财，分别在上海置有大量房地产。

粪霸：旧上海有卫生设备的房屋比较少，多数家庭均使用马桶，不论天晴落雨，每天早晨四时到八时，专门有人拉粪车到里弄挨户代倒马桶，每月收费两角。当时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粪码头都有包粪头即粪霸向租界当局承包，象法租界的粪霸每年向法租界交一定的承包金，再除去每月付给粪夫每人拉车费八元，租界捕房与卫生处有关人员小费若干外，每月可净赚一万到一万二千元左右。他们除每晨派一人在码头登记出售给农民的粪车数外，不参加任何劳动，坐收其利。

法租界的粪包头是黄金荣的姘妇阿贵姐。她于1930年病死之后，由她的第三子马鸿根，绰号马老三的继任，马也有徒弟数百人，他以此发财后，置了大批房地产，并开设有日外，还有走私霸、渔市霸、菜场霸、人力车夫霸等。走私霸的老板是黄金荣的徒弟吴志龙，浦东人，参加青红两帮，他利用与属于红帮的长江“潜水鬼”组织和租界警务当局的关系，走私渔利甚巨。

渔市霸的头子，也是黄金荣的徒弟叫黄振亚，本系无业流氓，后通过控制渔市场交易，操纵渔货销售，从中牟利，起家后，成了旧上海小东门一带的红人，并在法租界内置有大洋房住宅一座。后来，杜月笙伸手渔市场，也不得不和黄金荣商量，而一发生纠纷，还得黄振亚出面，方可完满解决，由此亦可见黄振亚垄断该市的程度。解放后，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黄振亚本应判处死刑，因交待罪行较好，从宽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菜市霸中最著名的要数法租界的徐海涛，是杜月笙的徒弟，他勾结法租界公董局捐务处的两个人，垄断了法租界各菜场的好摊基，他通过将这些摊位转租他人，每月可净得700元以上。1935年，因菜贩提出控诉，徐被判处徒刑七年。

人力车霸主大都拜顾竹轩为师。旧法租界的金和龄，系法捕房刑事科强盗班探长，有徒三千，人力车一百多辆，他对人力车夫进行残酷剥削，还专门养有打手数人，经常毒打苦力，此人解放后逃往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