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我谈的那场恋爱》——幻想与骗术中的非典型爱情

《我谈的那场恋爱》——幻想与骗术中的非典型爱情

作者简介

刘春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

在一部非典型爱情电影里，情感主题的另辟蹊径之外，《我谈的那场恋爱》还同时对阶层差异、网络犯罪、青年出路等社会问题提出反思。

位列今年香港电影中秋档票房冠军，《我谈的那场恋爱》（以下简称《恋爱》）果然“港味”十足。虽不似黄金期港片那般“尽皆过火、尽皆癫狂”，故事设定亦足够反常。一边是身家过亿的52岁丧偶中年女医生余笑琴（吴君如饰），一边是得过且过电话费都交不起的25岁废柴青年李伟祖（张天赋饰），两个看似完全不会产生交集的人，居然演绎出一段让人又气又笑又落泪的情感故事。影片轻松幽默的讲述实际基于对现实多重困境的深刻理解，并由此呈现出复杂的人生况味。而这正是香港一些带有人文关怀倾向的商业电影，举重若轻又隽永温暖的精髓所在。

差异巨大的两个人，如果会产生某种情感链接，最合理的方式就是发生在屏蔽一切现实衡量的网络世界，而两人的相遇相知居然是犯罪团伙精心策划的结果。和《孤注一掷》《鹦鹉杀》等影片一样，《恋爱》同样聚焦俗称“杀猪盘”的网络情感诈骗案，二人故事的展开，便是作为受害者和嫌疑人各自在警局接受询问。而与典型的犯罪类型片不同的是，《恋爱》并没有围绕案情本身批判现实，却另辟蹊径深入人物的心理世界，诈骗案不过是二人独特交往模式的发生契机。

实际上，这部定位为爱情喜剧的电影并没有“爱情”，吊诡的是影片同时又深情款款。女主角余笑琴的所谓“爱情”从一开始，就是诈骗团伙头目、编剧组、美术组、财务组和执行者李伟祖共同配合、精心策划的结果。面对虚拟世界55岁丧偶法国大叔接连打出的情感牌，她在对方人设完美、每日固定问候形成情感互动习惯、欲擒故纵、假扮落难激发同情等连环操作面前，日益对这段明知漏洞百出的感情产生依赖。她的患得患失与其说在意金钱被骗与否，更关注的是有没有得到对方的真心以待；而对于两人感情，与其说情到深处两情相悦，余笑琴的“爱情”更像是一种借助外界反馈对自我精神创伤的重新审视和疗愈。

李伟祖在诈骗公司代号“少年”，这一指称既源自他的个人年龄、形象，更是其精神世界的写照。因为“少年”，所以才会在利益算计之外于心不忍。他对余笑琴的感情同样不能归结于爱情，更类似一种“同为天涯沦落人”的惺惺相惜。两个同样没有紧急联络人的都市孤独者，遇到困难只能靠电话里彼此痛苦的心跳和呻吟相互安慰。假借法国大叔之名，他约余笑琴去日本度假，自然无法以真面目相见，假扮路人处处尾随愈加看到她内心的痛苦，最终不惜脱离犯罪团伙匿名报警身陷囹圄阻止她转出巨额资金。

由此，影片的喜剧效果借由幻想和骗术中的爱情与人物真实境遇的反差展开，而随着故事推进，这一段“爱情”传奇的叙述重心已经由个人的狭隘情爱，悄然转换为对自我和他人生命价值的追求与守护。多年前，余笑琴与丈夫感情破裂，在丧失激情的婚姻中麻木到内心再无波澜，这段网络恋情却令她重新焕发生命的激情与希望。因此，即使被骗走积蓄，明白真相后的她也不认为遭遇骗局，而只是“谈了一场恋爱”。李伟祖亦在这段虚拟感情中，获得了真正的成长，由无所事事、逃避现实转为勇敢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在一部非典型爱情电影里，情感主题的另辟蹊径之外，《恋爱》还同时对阶层差异、网络犯罪、青年出路等社会问题提出反思。

编辑：张庭玮、张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