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中国飞行员有多离奇？珍珠港见废墟，武汉上空搏日机，开国大典第一个飞越天安门 再没有别人同时击落过日美战机 你敢信吗？

本文基于已公开出版的权威史料框架进行文学创作。部分环境描写、人物动作及日常对话，根据历史情境与人物性格进行的合理推演，旨在还原时代氛围与英雄本色。核心史实、时间节点、职务变迁及重大战役结果均有据可查，请理性解读。

这位中国飞行员有多离奇？珍珠港见废墟，武汉上空搏日机，开国大典第一个飞越天安门。再没有别人同时击落过日美战机。你敢信吗？

1949年8月，北平南苑机场。

修理棚的灯亮到后半夜。一个高个子男人坐在木板条钉成的长桌旁，捏着半截红铅笔，对着一张五万分之一北平地图，量了又量。

铅笔尖从南苑机场出发，朝东北方向滑过去。滑到通县双桥附近，他在铁塔位置上画了一个圈。

圈很小，小到像铅笔自己停在了那里。

修理棚外，几架P-51战斗机蒙着帆布，轮廓在月光里模糊不清。地勤兵蹲在机翼下拧螺栓，扳手碰着蒙皮，发出闷闷的金属声。

没有人知道他在量什么。

也没有人知道，这个人十二年前曾站在一艘横渡太平洋的邮轮甲板上。他看见珍珠港水面上漂着厚厚的油层，焦黑的舰体半截沉在水里。

空气里全是烧焦的橡胶味。

那时候他二十四岁，要去美国学飞行。现在他坐在北平南苑，要把十七架破旧程度各异的飞机，排成三层队形，在同一天同一时刻飞过天安门。

地图上，红色铅笔线反复画了又擦。纸面起了毛，有几处几乎要破。

谁也不会想到，这条细细的红线，会串起他前半生所有离奇的经历：珍珠港废墟旁目瞪口呆的年轻飞行员，武汉上空俯冲投弹的分队长，笕桥官校里被秘密登记的中共党员，还有即将到来的那个日子。

他驾驶P-51，第一个飞越天安门上空。

而此刻，他只是埋着头，继续量。

阆中县在四川北部，嘉陵江从城边拐了一个弯，把老城分成两半。邢海帆出生在江边不远的村子里。

小时候他在江边跑，看纤夫弓着背拉船逆流而上。号子声贴着水面传来，一声长一声短。

他喜欢爬到高处看江。看船从拐弯处冒出来，又消失在另一个拐弯处。

后来他飞上天空，从座舱里往下看，地面上的东西都变小了。只有嘉陵江还像一条灰白色带子，躺在群山之间，跟童年记忆里一模一样。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他高中快要毕业。消息传到川北，学生里炸了锅。有人把报纸贴在黑板上，一圈人围着看。

邢海帆挤到前面，看完什么也没说。第二天，他去找了招考的人。

报考空军要身体。他个子高，差不多一米八，在川北少年里是站在人堆里冒头的那种。眼睛好，跑得快，中学打过篮球，胳膊腿结实。文化课更不是问题。

一考就中了。

笕桥在杭州附近。他坐轮船，又坐火车，从川北到浙东走了好几天。到了航校，领了灰色学员制服，把头发剃短，在镜子前看了一眼。

觉得自己像一个兵了。

航校十二期。这个数字后来在空军里成了一个标记。从这一期出来的人，赶上了抗日战争的空中绞杀，也赶上了后来更大的时代翻覆。

但在1937年秋天，他们站在笕桥操场上，只知道自己要学飞行。教官说，中国没有多少飞机，没有多少航油，没有多少机场。

正因为少，每个飞行员都得顶十个用。

邢海帆学得快。不是最出风头的那种，但每一科都扎实。教官在评语里写：身体强健，飞行技术稳健，情绪控制良好。

这三条，后来跟了他一辈子。

1941年10月，他和一批学员被送到美国深造。船从中国近海出发，向南绕行。太平洋上并不太平，收音机里每天都有坏消息。

年轻的飞行员们在甲板上打闹，在船舱里打牌，偶尔在海图上指指点点，猜自己会被分到哪个基地。

船航行到南太平洋时，收音机里突然传来一个声音。断断续续，但关键词很清晰：珍珠港。

夏威夷在航线上。三天后，他们的船从珍珠港附近经过。

甲板上没有人说话。

眼前的港口像被一只手按在水面上打过。几艘军舰半截沉在水里，烟囱斜斜戳出海面，像折断的桅杆。水面上漂着厚厚的油层，在阳光下发出五颜六色的光，像一层肮脏的彩虹。

空气里的气味很难闻。烧焦的金属混着机油，还有一些说不清楚的味道。海鸥在油污上盘旋，落下去又飞起来，爪子沾满黑油。

邢海帆站在甲板上，双手抓住船舷栏杆，手指发白。

他后来在美国学飞行时，想起珍珠港这一幕，总觉得喉咙里堵着什么。这让他学得比谁都狠。飞行训练再苦，他从不说累。教员示范过的动作，一定要练到自己做出来为止。

1942年底，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上级命令他回国。

回程的船上，他常一个人站在甲板上看日落。太平洋的落日很大，很圆，红得像烧着了半面天。

船头切开水面的声音细细碎碎，像在碾过一匹无尽的黑绸子。

他知道自己回去要干什么。一年前在珍珠港看到的东西，要一件一件还回去。

但命运先把他推到了印度。

拉合尔的中国空军军官学校需要教员。邢海帆被分配过去，培训第十六期、十七期和十八期的飞行学员。

拉合尔那地方热。机场跑道两侧长满低矮灌木，远处是灰扑扑的土丘和稀稀拉拉的树。训练飞机都是旧货，零件东拼西凑，起飞前地勤要折腾半天。

他在那儿教了差不多一年。每天重复同样的科目：起落航线、上升转弯、失速改出、仪表判读。

学员们一批一批来，又一批一批被筛选掉。留下来的，继续送到美国受训。邢海帆看着他们上运输机，心里不太是滋味。

他想上前线。

这份憋闷没有持续太久。1943年底，他终于等来调令，去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第三大队二十八中队报到。

那是中国空军历史上最特殊的一支部队。中美两国飞行员混编在一起，从司令部到各级指挥层都有双方人员。作战目标明确：从中印缅战区向日军发起战略反攻。

邢海帆到二十八中队后任分队长，直接参加对日作战。

他驾驶的飞机换成了P-40N，后来又改飞P-51。从印度接新飞机回国，要飞越驼峰。那是一条死亡航线。

喜马拉雅山东麓的山峰高高低低，气流诡谲，天气说变就变。运输机在驼峰上丢得太多，飞行员之间把那条航线叫“铝铺路”。山谷里全是坠落的飞机铝片，从天上看下去，像一条断断续续的银色小路。

邢海帆飞过好几次驼峰。每次飞，他都把地图折好塞进飞行靴靴筒里，把保险带再收紧一格。

1945年1月上旬，武汉。

那是一次大规模空中战役。连续三天，中美空军出动接近一千架次，对武汉地区三个日军机场进行集中突击。王家墩、徐家棚、南湖。邢海帆所在的第三大队担任主攻。

第一天，目标是徐家棚机场。

他带队进入攻击航线时，从座舱往下看，停机坪上整整齐齐停着二十多架轰炸机。那些飞机都盖着蒙布，像一排蜷缩的灰色大鸟。

正是这些轰炸机，经常在夜间起飞，偷袭中国军队的前沿机场。

高射炮开火了。地面的弹道从下往上蹿，像一些发亮的线头，在天空里乱扯。

邢海帆没有拉高，反而把机头压得更低一些，瞄准停机线。

P-51的六挺机枪同时开火，弹道拖着亮光扑向地面。蒙布被撕开，铝皮迸起来。十几秒钟后，他投下那两捆带降落伞的炸弹。

白色伞花在半空弹开，炸弹缓缓下坠。落地时爆起几团浓烟，把整个停机坪裹了进去。

第二天，南湖机场。

敌机学乖了，躲进机堡。邢海帆的任务是突击那些地堡式机库。炸弹下去，钢筋混凝土顶盖被掀开，里面的飞机变成扭曲的金属架。

他自己的飞机也中了弹。返航落地后，地勤在机身上数出十多个弹孔。有一个弹孔离座舱后沿只有一手掌的距离，铝皮翻卷着，像被什么东西撕开又扭了一下。

三天打下来，武汉地区的日军空中力量基本被摧毁。此后直到日本投降，这里的日本空军再也没有组织过像样的抵抗。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邢海帆参加数十次对空对地作战。他击毁过二十多个火车头，炸沉过数艘舰船，击落击伤八架敌机。

勋章和奖章发下来，他收着，不怎么拿出来。罗斯福总统颁发的团体荣誉勋章寄到队里，他在登记册上签了字，也没多说什么。

那时候他心里想的是：打完这场仗，回去干什么？

他不知道。

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来时，邢海帆正在基地里。

机场上的人在跑。地勤把帽子扔上天，飞行员把座舱盖打开，朝着地面挥手。有人从油库那边跑过来，手里举着什么东西在喊。

欢呼声从停机坪传到营房，又从营房传到塔台。那声音是滚着过来的，像一大锅烧开的水往外冒。

邢海帆没有参加庆祝。他走到机库后头，靠着一根柱子坐下，点了一支骆驼牌香烟。抽到一半，烟熄了。他捏着烟头，在地上碾了碾。

仗打完了。

但另一场仗很快露出了轮廓。

第三大队调到徐州，二十八中队进驻济南。命令是明确的：侦察，然后扫射、投弹。目标是解放区。

邢海帆坐在驾驶舱里，把地图折好，塞进靴筒。他没有起飞。

他请了假。理由有实际成分：父亲去世，回家奔丧；婚约在身，回去成亲。但真正的原因他自己清楚，队里的人大概也清楚。

这假一请就是半年。

归队后，他说话开始不遮掩。有几次在食堂里，他放下碗筷，说了一句“这仗打得没意思”。

同桌的人抬头看他一眼，又低头吃饭。没有人接话。

他知道有人在注意他。营房里每个人的脸色，他都看在眼里。

1946年10月，他被调到笕桥空军官校。

这次调动来得意外，又似乎不是意外。官校教育长胡伟克在拉合尔航校时就是他的上级，对他的技术和为人知根知底。

空军政治部门截获了邢海帆写给未婚妻的信，信里写了些对内战不满的话。胡伟克把这事儿按了下去，还在官校给他安排了职务，教育处副官，后来又让他兼任辅助教育室主任。

笕桥这地方，邢海帆太熟了。九年前他就是从这里开始学飞的。如今兜了一圈回来，跑道还是那条跑道，塔台还是那座塔台。树长高了一些，营房墙上多了几道青苔的印子。

他在这里遇到了两个人。

赵立品调来官校当教官，比邢海帆晚一些。两人在抗战时一起打过仗，脾性相投。赵立品没结婚，住在单身宿舍里，同屋还有一个从第一大队调来的飞行教官。

那人叫吕云荪。

吕云荪不太说话，但每次开口，都正好说在点子上。三个人常在宿舍里聊天。说是聊天，其实是把报纸摊开，交换着看，再说几句。

邢海帆发现，吕云荪对时局的判断异乎寻常地清晰。

1947年春天，吕云荪介绍一个人给邢海帆认识。那人叫杨德成。

他们见了面，谈得很散。杨德成说着一口带川味的普通话，问邢海帆家里几口人，在阆中哪个镇，又说自己也跑过四川。

话题从家乡转到航校，从航校转到时局，从时局转到内战。杨德成说得不多，听得多。有时候他点点头，有时候他点一支烟，慢慢抽，不说话。

这样的见面又有了几次。

1947年9月26日下午，杭州学士路54号。

吕云荪的家里，桌上放着一壶茶。杨德成靠着窗站着，赵立品坐在桌旁，邢海帆站在门口。

杨德成转过身来，看着邢海帆，说：“组织上已经批准，由我和吕云荪同志介绍，你加入中国共产党。”

邢海帆的手抬了一下，像是要去握什么，又停住了。

他看着杨德成，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过了几秒钟，他往前走了两步，伸出手去。

“我的愿望，实现了。”

声音不高，但屋子里每个人都听见了。

那天晚上，杨德成交代了支部的任务：发展组织，收集情报，长期潜伏。国民党空军官校里的这个中共地下支部，成了国民党空军系统中最早的共产党组织。

而邢海帆，这个在抗日战场上击落过八架敌机的国民党空军上尉，从这一天起，换了一种身份，继续他的飞行。

潜伏的日子并不平静。

1948年春天，胡伟克的机要秘书张安汉找到了邢海帆。这人平时不多事，那天却来敲他的门。进了屋，把门掩上，压着声音说了一句话。

“官校要迁台湾。迁之前要政治清理。名单上有你。”

邢海帆道了谢，没多问。张安汉走后，他把房门锁好，在屋里坐了一会儿。窗外跑道上，一架教练机正在起飞，发动机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

最后只剩下风吹树梢的声音。

他联系了组织。

走的时间定在6月底。邢海帆以孩子生病为由，请假去了上海。赵立品、刘沧洲也先后赶到。邢海帆的爱人和孩子、弟弟邢平都来了。

一行人从上海坐船到天津，再转到北平，又出北平往南，辗转进入了解放区。

一路上不能说完全不慌。每到一个关卡，邢海帆把证件递上去的时候，手指都是稳的。但后背的衣服，总是湿了干、干了湿。

他想起在美国受训时教员说过的话：做紧急迫降时，呼吸要平，手要稳，脑子里过一遍程序，不要乱。

他一路都在心里过程序。

到了沧州青县，他们被安排住下。中央社会部的李克农、罗青长见了他们。原计划是去东北老航校工作。

叶剑英听说了他们的情况，很高兴。他说国民党飞机经常来轰炸，不如留下来讲讲防空。

邢海帆留了下来。

华北军大的防空课上，他讲最基础的东西：飞机从哪个方向来，俯冲轰炸的投弹规律，地面如何组织对空观察哨，夜间如何判断引擎声的方位和高度。

台下坐着的，大多是刚刚从各部队抽调来的指挥员和骨干。有人没见过飞机，听他讲起P-51的机炮射速和转弯半径，眼睛瞪得很大。

再后来，北平和平解放。邢海帆随华北军区航空处进城，参加航空接收工作。

从南苑到西郊，一个个机场跑过去，一架架飞机检查登记。有些飞机能修，有些已经不能飞了。他的手指摸过蒙皮上的弹孔，摸过锈蚀的翼肋，摸过那些在风沙里暴露了太久的仪表盘。

那些天，他常常很晚才回到住处。北平城刚解放，街上路灯还亮着，路面上的雪被踩实了，走在上面咯吱咯吱响。

他有时候会拐到东交民巷附近，远远看一眼天安门。

它就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站着。

1949年5月4日，国民党空军六架B-24从陕南起飞，轰炸了南苑机场。

弹坑在跑道上排成断断续续的一串。泥土翻出来，混着草根和碎石子。机库的墙被崩掉一角，瓦片散得到处都是。几架地面上的飞机被冲击波掀得歪斜了机身，像被风吹倒的架子。

这轮轰炸，让中央下了决心：要在北平建立一支有作战能力的空中力量。

命令很快传达到东北老航校。公主岭机场上，一支P-51飞行训练队成立。邢海帆被调过去，担任训练队主任。

对P-51，他闭着眼睛都能把座舱里每一个开关的位置说清楚。油泵、散热器风门、混合比杆、起落架手柄，哪个在哪里，哪个先动哪个后动，肌肉记得比脑子还牢。

6月，他又被调回北平。

南苑机场的修理棚里，地勤们正在没日没夜地抢修飞机。十几种不同型号的飞机停在那儿，乍一看像一座露天航空博物馆。

P-51旁边趴着蚊式战斗机，再过去是C-46运输机，再过去是几架PT-19初级教练机。有的蒙皮上还带着国民党军的旧涂装，机徽需要重新喷漆。

8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飞行中队在南苑机场正式成立。队长徐兆文。

不久后的一次飞行中，徐兆文驾驶的飞机发生故障，他跳伞负伤。

邢海帆接到了代理队长的任命。

此时距离新中国的成立，只剩下一个多月。

阅兵的消息来得很急。

原定的开国大典阅兵方案里，没有空军飞行部队参加。后来调整了方案，飞行队要出飞机，而且规模不小，十七架。

聂荣臻把常乾坤叫去，话不多：“要保证安全，要搞好，按时通过天安门。”

常乾坤回到南苑，把这句话原样传给了邢海帆。

保证安全。搞好。按时通过。

这三句话，每一个字都像一块石头。邢海帆把十七个飞行员叫到一起，开了一个会。

没有几个人搞过空中阅兵。国民党空军没搞过，东北老航校也没搞过。他们中间有从老航校毕业的红军干部和八路军出身的飞行员，飞行时间普遍不长，有的人飞P-51总共也就几十个小时。

飞机更是杂得不成样子。光P-51就有不同批次，仪表板上的排列不完全一样。C-46和L-5通讯机速度相差悬殊。

要把这些飞机编成整齐的空中队形飞过天安门，需要精确到每一秒、每一米。

邢海帆当年学过领航。他弄来一张五万分之一北平地图，铺在桌上，开始算。

天安门的高度是多少，航线的高度应该是多少。飞机从南苑起飞后，先飞到哪里集拢，再从哪里进入检阅航线。各机型的速度差要怎样拉开、怎样合拢，编队之间的高度差是多少。

他在纸上列了密密麻麻的数字。

航线最终确定：飞机在通县双桥铁塔上空集结，分成三层高度，组成编队，向西飞往天安门。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申请先在天安门上空试飞。毛泽东批准了。

第一次试飞那天，飞机从南苑升起，朝着城区方向飞过去。邢海帆领队，从座舱里向远处看，先看见了前门，接着是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和旗帜。

那是9月下旬，人民政协正在中南海开会。飞机引擎的轰鸣声从半空压下来，传到会场里。有的代表坐不住了，抬头朝窗外看。

周恩来在主席台上停下讲话。他听了听，笑着对台下说：这是我们的飞机。他们在保卫政协会议，也在为成立典礼的阅兵做准备。

掌声响起来，盖过了飞机的声音。

1949年10月1日。

上午的风不算大，天上有一些稀疏的云。阳光落在地面上，暖得刚刚好。

邢海帆早早到了南苑。他绕着飞机走了一圈。翼下的机枪已经卸掉，弹仓是空的。蒙皮擦得发亮，座舱盖用绒布又抹了一遍。

他爬上座舱，把座椅调到合适位置。保险带拉紧，仪表检查一遍，方向舵蹬了两下。

下午四点，受阅飞机接到起飞命令。

第一架起飞的，是邢海帆的P-51。

跑道在眼前铺开，沥青修补过的地方颜色深浅不一。他推油门。发动机的声音从座舱前方传来，先是一阵低沉震动，然后越来越高，高到像一根线拉到了头。

仪表板上的指针向右摆动。速度到了，他轻轻带杆。

机轮离开地面的瞬间，机身轻微晃了一下，然后稳住。

他收起起落架。

其余飞机依次升空。十七架飞机在通县双桥铁塔上空汇拢。邢海帆从座舱里朝侧后看，僚机位置正好，编队像一把展开的扇子，也像一只大鸟，翅膀铺得平平的。

他看了一眼地图。航线正确。

天安门越来越近。广场上是黑压压的人群，红旗在风里翻动，像一片会流动的海。他的视线穿过螺旋桨，看到天安门城楼上的轮廓。

他握紧驾驶杆，把飞机稳稳压在预定航线上。

他带着这支编队，第一个飞过了天安门上空。

那一刻，地面上抬头看的人群沸腾了。帽子、手帕、围巾被抛到空中。外国记者在下面举着相机，把镜头对准天空，互相叫喊着什么。

他们在第二天的报道里写：中共几乎在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

邢海帆没有听到那些声音。座舱里只有发动机的嗡鸣和无线电里偶尔传来的塔台指令。他带着编队继续向前飞，航线经过之后，才允许自己稍微松了松肩膀。

那是下午四点多钟的阳光，从西边照过来，把他的飞机影子投在北京城地面上。很小，很快地移动着。

当天晚上，朱德在北京饭店设宴。邢海帆和几个参加受阅的飞行员赶过去，飞行服都来不及换。

朱德端着酒杯走过来，笑着说：“你们飞得很好。我现在是名副其实的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了。”

大家都笑了。

邢海帆也笑了。他接过杯子，把酒喝了下去。那杯白酒很普通，一口下去从喉咙烫到胃里。他觉得，这杯酒算是这些天来最放松的一刻。

窗外，天安门广场上的灯已经亮起来，把一片夜空染成暖黄色。而几个小时前飞过的天空，又恢复了它一贯的空旷和安静。

1950年6月，邢海帆被调往混四旅第十一团任飞行大队长。几个月后，又转至航空兵第二师，担任飞行副团长。

朝鲜战场打起来了。

部队驻在丹东大孤山机场。从机场起飞后不久就是鸭绿江，过了江就是朝鲜地面。那地方冬天来得早，跑道上的霜要到上午十点以后才化。

飞机蒙皮上结着薄薄冰晶，地勤用热风枪一点一点吹。引擎启动时冒出的蓝烟在冷空气里散得特别慢。

邢海帆驾驶的机型换成了米格-15。那是一种他从没接触过的后掠翼喷气式飞机，跟P-51完全不是一回事。但他飞得很快，很稳。队里的飞行员说，跟着邢副团长空战，干净利索。

这年11月，朝鲜平壤上空。

他和两架美国空军的F-80战斗机遭遇。那不是模拟空战，也不是国内训练时的对抗练习。那两架F-80从侧上方压下来的时候，几乎是贴着阳光切过来的。

邢海帆压杆蹬舵，把飞机翻进一个转弯里，出了对方的前置瞄准。

炮火开启。

一架F-80被击中。它先是在空中顿了一下，然后机头一沉，拖着灰色烟迹往下掉。另一架被击伤后不久也在远处坠毁。

邢海帆驾机返航。回到大孤山机场后，他下了飞机，把飞行帽摘下来，走了几步，停下来看着停机坪尽头的风向袋。

风很大，布袋被吹得横着飘。

轮战的四个月里，他率部起飞战斗七十余次，击落击伤美军飞机各一架，荣立二等功。

当年在美国教他飞行的那些教员大概不会想到，这个从珍珠港甲板上走过来的中国年轻人，会在十五年后驾驶着米格-15，在朝鲜上空与他们的后辈兵戎相见。

几十年后，邢海帆接待一批美国航空界朋友。有人问起这些事，他想了想，说：“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飞行员，也是共产党员。我为祖国而战，为和平而战。”

没什么多余的修饰。他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20世纪50年代末，邢海帆被调到刚刚组建的空军学院任教。

从驾驶舱到讲台，从操纵杆到粉笔，他用了很短时间完成转换。他把当年在官校当教官、在拉合尔航校带学员的经验，结合自己飞过的十几种机型、打过的上百次战斗，一点一点写进教案。

他的学员里有年轻人，也有身经百战的老飞行员。邢海帆讲课没有多余的话，跟他飞行一样干净。一个飞行动作，先讲原理，再讲操作，最后讲为什么。

有时候他带学员到机场去，站在飞机旁边，用手指着机翼和尾翼，一个部位一个部位地讲。

离休之后，他没有闲下来。

他加入航空联谊会的工作，为中美航空界民间交往和海峡两岸航空人士联系出力。他接待过从美国来的老飞行员，有些是当年在印度拉合尔和中美混合联队并肩作战的战友，也有些是朝鲜战场上交过手的对手。

大家坐下来，喝杯茶，翻老照片，说旧事。

1998年夏天，邢海帆在北京病逝。

他走完了82年的人生。

北京航空联谊会的办公室里，还留着他的一张五万分之一北平地图。地图边角卷起来了，红铅笔标出的航线已经褪成浅粉色，不仔细看几乎辨不出来。

图上有一处纸面起了毛，那是当年他用尺子压着反复画线的地方。凑近看，还能看到指纹的印痕，一层叠着一层，像是把那些深夜里量的每一厘米，都留在了纸上。

地图上没有任何字。只有一条线，从南苑出发，经过通县双桥，一直延伸向天安门。

多年以后，中国航空博物馆的一个展柜里，陈列着一把飞行计算尺和一张飞行记录卡片。卡片抬头写着姓名和部队番号，日期下面有一行用钢笔填写的简略文字。

每天都有年轻参观者站在展柜前，隔着玻璃看那张卡片，看那个名字，再抬头看看展柜上方挂着的战斗机模型。

他们也许不知道，这个人曾经第一个飞过天安门上空。也许不知道，他击落过日军飞机，也击落过美军飞机。他们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那些旧物，看着上面的折痕和字迹。

在东北某飞行训练基地，一架教练机滑出停机位，缓缓转向起飞线。座舱里是一个年轻飞行学员，系着白色飞行头盔，在做起飞前检查。

教员站在机翼下面，仰着脸冲他喊了一句什么，风把声音吹散了。

学员点了点头，推上座舱盖，望着前方跑道。

远处，起飞线上传来了引擎声。

参考资料：

本文参考资料均来源于国内公开出版物及官方媒体刊发的党史、军史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中国文史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军事科学出版社等机构出版的中国空军抗战史、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发展史及北京地区航空史料相关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