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荣叫他师叔，42岁去世连棺材钱都没有，葬礼却轰动天津

一个豪门公子，死的时候全身上下只有二十块银元，连一口棺材钱都凑不出来。听起来像败光了家产的笑话？可他出殡那天，半个天津的人都来送他，队伍从英租界一直排到城外。这个人，就是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

先说说他有多有钱。1916年袁世凯去世，徐世昌出面分家产，一份八万大洋。袁克文从小过继给了地位显赫的大姨太沈氏，于是他得了个双份，十六万大洋到手。那年头，北京一座像样的四合院也就两三千大洋，这笔钱够买下五六十座院子，说他是超级富豪一点都不夸张。

何况他还有别的进项：青帮“大”字辈的身份让黄金荣叫他师叔、杜月笙叫他师爷；焦作的福中煤矿每月送六百元干薪，不用干活白拿钱；盐业银行里有股份，年年有分红；一手好字在天津卖得相当红火，榜书一个字五块钱，兴致来了还能一天写几十副对联卖光。

手握金山，他偏偏不会守。或者说，他压根就没想过要守。

钱都去哪儿了？大头花在了书上。他的藏书楼号称“后百宋一廛”，意思是接了清代藏书大家黄丕烈的班。二十多万卷藏书里，宋元珍本多达三百二十七部。要知道宋版书在民国时期金贵到论页卖，一页就要一两银子，一部完整的动辄几千大洋。他为了学好这门学问，还专门拜藏书家李盛铎为师，进步飞快。

他最宝贝的一件藏品是宋刻本《唐女郎鱼玄机诗》，得到后专门刻了一方“上第二子”的印章盖上去，那份骄傲藏都藏不住。可惜好景不长，到了上海日子紧巴起来，那部心爱的宝贝被迫抵押筹了三千银元，最后无力赎回，以一千六百元卖给了藏书家潘宗周。谁料几十年后，这批书经由潘家后人全部捐给了国家，成了全民的财富。他当年在一部书上写过一句话：“世间何事不昙花。”早看透了，书是留不住的，经过他的手，被认真读过、校过、题过跋，便不算辜负。

书散了，日子越发艰难。国图藏着一封他写给钱芥尘的信，为了一笔一千大洋的借款求缓期，信里说每月的款项都停了，恐怕要断粮。一个皇二子，落到亲笔承认“恐有绝粮之虞”的地步，你能想象吗？可就在这样的窘境里，1922年潮汕大风灾，十几万人遇难，他转头把心爱的玉版《兰亭帖》精拓本卖掉，钱一分不留全捐了赈灾。这算败家吗？换了别人早就捂紧口袋了。

还有一样东西让他掏钱掏得心甘情愿——戏。他是顶级票友，昆曲出身，常包下戏园子请朋友看戏，还出资点拨提携名角。梅兰芳排《洛神》时请他演曹植，他一口回绝了。表弟张伯驹后来评价，这是大是大非面前的清醒，父亲的儿子去演曹植，置父兄颜面于何地？他糊涂了大半辈子，关键时刻从不糊涂。

他有很多条发财路，全都没走。以他的人脉资源，经商稳赚，做版本学教授也是绰绰有余，可他统统不碰。他只肯卖字，在他看来，字是手艺，写完交货，干净，不牵扯身份。人活一世，他要的不是账本上的数字，是心里那点不肯弯的东西。

1931年3月22日晚，42岁的袁克文在天津英租界两宜里走完了这一生。那年正月他染上猩红热，刚见好转就不听医嘱，跑去国民饭店喝花酒会旧相好，旧病复发，一病不起。家人翻遍屋子，只找到二十枚银元。《申报》在讣告里写得明白：“身后萧然，仅存银币二十枚。”

丧葬费是青帮弟子和朋友凑的，可那场葬礼惊动了整座天津城。灵堂里挽联挽诗堆得挂不下，送葬的人里有名流、文人、梨园名角，也有贩夫走卒，连不少风尘女子都自发系上白头绳前来上香。民间传什么“四千僧道”“千名女子送葬”，数字或许夸张了，但《大公报》《北洋画报》和郑逸梅的记载都证明，人确实来了，而且是真心来的。张伯驹写下“谁怜旧日王孙”，老师方地山更绝，一副挽联只有十四个字：“天下无真鬼蜮，人间有大英豪。”

有人说他败家，我倒觉得这话说反了。把钱花在自己身上挥霍一空，那叫败家；把钱花在书卷上、戏台上、灾民身上，钱没了，书进了国图，字挂进了千家万户，受过他恩惠的人念了他一辈子，这能叫败吗？如今人人张口闭口理财、搞钱、资产配置，恨不得每一分钱都生出利息。袁克文用四十二年证明了一个相反的道理：钱像水，攥得越紧，流得越快。松开手，反倒有些东西比钱活得更久。

他败掉的是银钱，留下的是风骨。这样的“败家子”，世间能有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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