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政策 | 樊春良：美国科学的社会契约重构及启示——从《科学：无止境的边疆》到 《科学：新的黄金时代》

全文刊载于《前瞻科技》2026年第3期“新型举国体制”。

文章摘要

2026年，美国白宫发布《科学：新的黄金时代》，以《科学：无止境的边疆》为历史参照，试图通过重塑科研组织和治理方式，开启美国科学发展的“新黄金时代”。文章从科学社会契约视角，分析报告的形成逻辑、治理作用及其对战后科学社会契约的再定义。研究认为，该报告不仅是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科技治理理念的系统表达，也试图为美国科学技术体系重构提供新的方向和依据，反映了美国科学与国家关系的重要变化。但其理念与现实政策之间存在张力，相关改革也面临科学界的争议和制度化的不确定性。因此，《科学：新的黄金时代》更适宜被视为美国科学社会契约重构过程中的一次系统性再定义，而非已经形成的新契约。

2026年7月21日，美国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主任迈克尔·克拉齐奥斯（Michael Kratsios）发表致总统的报告《科学：新的黄金时代》（简称《新黄金时代》）。报告有意借用1945年7月万尼瓦尔·布什《科学：无止境的边疆》（简称《无止境的边疆》）的历史象征。白宫称，该报告标志着自《无止境的边疆》发表80多年以来“首次对美国科学技术事业进行全面重新思考”，一些评论者也将其视为《无止境的边疆》在新时代的“精神继承者”或“现代继承者”。这种类比并非因为两份报告具体内容的对应，而在于两者试图承担类似的历史功能：在国家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重新回答美国为什么需要科学、政府应当如何支持和组织科学。所不同的是，《无止境的边疆》产生于战后美国科学体系形成之初，《新黄金时代》则产生于既有科学体系面临系统性调整之时。如果说前者确立了以“政府支持−科学自治−长期公共回报”为核心的战后“科学的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 of Science, 简称科学社会契约），那么后者则试图推动其向“国家更加主动塑造科学能力、科学更加直接支撑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方向重构。因此，《新黄金时代》不仅是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系统阐述美国科学发展理念和治理改革方向的纲领性报告，也是《无止境的边疆》之后美国政府重新思考科学−国家关系的一份重要文献。这篇报告能否产生类似的制度塑造力，则取决于相关改革能否转化为持续稳定的制度实践。可以预期，无论它的改革主张最终能否充分实现，《新黄金时代》都可能成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美国科学政策转型无法回避的重要文献。

《新黄金时代》发表后迅速引起美国国内外关注。美国国内既有赞同，也有批评，反映出政府新的科技治理理念与科学共同体传统原则之间的分歧。中国已有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大国科技竞争、科研资助机制改革、科研体系重组和AI for Science等方面，较好地概括了报告的政策内容和战略指向，但总体上更多侧重报告文本及具体政策措施的解读，较少将其置于战后美国科技政策演进的历史进程和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科技治理转型的现实背景中加以考察，对报告形成的政策逻辑、实践基础及其所反映的科学−国家关系变化缺乏系统分析，因而尚未充分揭示该报告在美国科学政策发展史中的制度意义和战略意涵。实际上，《新黄金时代》提出的问题已经超越具体科研政策调整，而涉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美国为什么支持科学、如何组织科学，以及科学在国家发展体系中应处于何种位置。从更深层次上看，报告试图重新界定战后形成的科学社会契约，推动科学与国家之间的权利、责任和制度边界适应21世纪科技革命和战略竞争的新环境。从科学社会契约视角考察这一报告，有助于超越具体政策措施，把握美国科学与国家关系正在发生的深层变化。

所谓战后美国科学社会契约，是指国家通过制度化机制持续支持科学发展，同时赋予科学共同体相对自治空间，并期待科学活动长期产生公共价值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其核心逻辑可以概括为“政府支持−科学自治−长期公共回报”。科学社会契约是社会契约思想在科学与社会关系中的延伸性表达。社会契约是指社会整体（通常由政府或公共权威代表）与社会成员或特定群体之间，围绕公共目标、合法性基础与责任分工形成的制度性权利-义务关系。它不一定以正式法律形式出现，而更多体现为制度安排、政策承诺、社会共识与规范期待。科学社会契约在美国学术界已有丰富的讨论，成为理解美国科学治理及其变迁的一种基础性制度逻辑。与一般科学政策相比，科学的社会契约关注的不是具体政策目标和工具，而是这些政策背后相对稳定的国家−科学关系及其正当性基础；与科学治理相比，它不主要描述科研活动如何组织和管理，而是进一步追问这种治理安排建立在怎样的权利、责任和公共期待之上。因此，科学的社会契约可以理解为连接科学、政治与社会的一种基础性制度关系，其变化既受到更广泛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也通过科学的公共表现影响社会对科学及公共制度的信任。

自二战结束至2024年间，美国的科学社会契约虽然经历多次调整、扩展和再协商，但总体上仍在《无止境的边疆》奠定的基本框架内演变。然而，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以来，随着科学与国家关系、治理逻辑和制度安排发生一系列调整，开始出现超越传统框架的重构趋势。《新黄金时代》的发表进一步把这些变化上升为一种较为系统的契约重构设想。这里所说的“重构”，是指围绕科学与国家关系及其权利、责任和制度边界进行重新界定，并通过政策和制度调整加以实现的过程，并不意味着新的科学社会契约已经形成。一种新的契约设想只有进一步转化为相对稳定的制度安排，并在相关主体之间形成一定程度的认同，才可能形成新的、相对稳定的科学社会契约。就目前而言，《新黄金时代》主要体现了特朗普政府对战后美国科学社会契约的一次再定义，这种政策层面的再定义尚未转化为稳定的契约关系。因此，现阶段美国科学的社会契约仍处于重构过程中，其总体方向已经显现，但最终形态尚未定型。

因此，文章核心研究问题是：《新黄金时代》如何重新界定国家支持和组织科学的方式，这种重新界定如何体现并推动美国科学社会契约的调整与重构，以及这一重构过程未来可能如何发展？文章将文本分析、历史比较与政策过程考察结合起来，把报告置于“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科技治理实践−科学社会契约重构−科学界争议”的连续过程中，从4个方面展开分析：一是历史参照与概念重释，考察《新黄金时代》与《无止境的边疆》的历史关联及其对布什传统的继承与重新解释；二是时代背景与形成逻辑，分析报告的思想来源、政策实践基础及其与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科技治理转型的关系；三是科学社会契约的结构变化，分析报告如何重新界定科学与国家的关系；四是制度化过程与争议前景，考察这一契约重构构想面临的制度争议及其可能走向。通过这一研究，既可以深化对《新黄金时代》的战略意图、政策逻辑及其与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科技治理转型关系的认识，也有助于进一步思考当代科技政策议程形成、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和科学政策理论面临的新问题。

1 《新黄金时代》的历史定位：布什传统与新的科学发展理念

《新黄金时代》主动将自身置于《无止境的边疆》开创的历史序列之中。特朗普致克拉齐奥斯的信在形式上仿照1944年罗斯福致万尼瓦尔·布什的信函，明确以罗斯福−布什的历史时刻为参照，赋予克拉齐奥斯类似于布什的政策使命。因此，两份报告之间的联系并非外部类比，而是《新黄金时代》有意建构的历史叙事：1945年，二战结束后美国需要把战时科研动员转化为和平时期的科学制度；2025年以来，面对大国科技竞争、人工智能革命和科学与产业关系的变化，美国需要再次调整科学发展的理念和组织方式。《新黄金时代》由此试图承担类似《无止境的边疆》的历史功能，成为讨论美国科学事业未来方向的纲领性政策文本。

因此，理解《新黄金时代》，需要首先考察《无止境的边疆》确立了什么基本原则和制度逻辑，进而判断新报告继承了什么、反思了什么，又试图改变什么。

1.1 《无止境的边疆》与战后科学社会契约的确立

《无止境的边疆》回答了罗斯福在二战结束前夕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战争结束以后，美国应当如何继续组织科学研究，使战时形成的科学能力服务于和平时期的国家发展？布什把科学描绘为将取代美国西部边疆的新“边疆”，认为科学不断开拓知识领域将成为促进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人民健康和社会福利的重要力量。

《无止境的边疆》的核心思想主要包括3个方面：第一，新科学知识对于国家安全、人民健康和公共福利不可或缺；第二，基础研究是新知识和未来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具有长期而广泛的社会价值；第三，科学进步需要保障研究者的探索自由和科学共同体的专业判断。在此基础上，布什提出联邦政府应承担促进科学发展和培养科研人才的长期责任，并建议建立国家科学基金会，重点支持大学基础研究。

《无止境的边疆》由此确立了战后美国科学社会契约的基本框架：政府提供持续的公共支持，并保障科学共同体保持较大的专业自主权；科学共同体通过自由探索产生新知识、培养科研人才，并通过长期的科学和技术进步回报社会，其核心逻辑可以概括为“政府支持−科学自治−长期公共回报”。

这一构想具有深刻的战时实践基础。《无止境的边疆》的关键贡献，是把战争时期政府与科学界的合作转化为和平时期政府持续支持科学的正当性，并提出一种影响深远的科学发展逻辑。战后，这一契约逻辑通过联邦多机构资助、大学基础研究和科学共同体专业自治等制度安排逐步落实，并在冷战时期科技体系扩张中得到巩固，为美国长期保持科学技术领先提供了重要制度基础。《新黄金时代》肯定战后美国科学技术的成功与布什愿景是相联系的，并将其概括为联邦政府承担支持科学的责任、政府−大学−企业合作以及根据时代需要持续进行制度创新三项“有意识的选择”。

《无止境的边疆》确立的科学社会契约并非在战后80年中保持不变。冷战时期，国家安全、航天和公共健康等任务不断强化政府对科学方向的影响；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环境、能源和社会问题又推动科学政策更加关注科学的社会责任和公共相关性。这些变化扩展了国家支持科学的目标，但并未根本改变联邦政府提供持续支持、科学共同体保持较大专业自主、科学通过知识进步产生长期公共价值的基本关系。

冷战结束以后，这一契约进入更加明显的调整和再协商时期。经济竞争力、创新转化、国家安全和重大社会挑战逐渐成为科学政策的重要目标，政府也通过产学研合作、任务导向研究和新的科研组织方式加强科学与国家目标的联系。2021年，拜登总体致其科学顾问的公开信再次以罗斯福致布什的信为历史参照，本身就说明《无止境的边疆》所确立的基本原则仍然具有重要的政策合法性。总体而言，战后美国科学政策并非简单延续布什模式，而是在其基本框架内不断吸收新的国家目标和治理要求。

1.2 《新黄金时代》对布什传统的重申、反思与发展

《新黄金时代》并非简单否定布什传统，而是包含3个层次：重申基本原则，反思战后形成的科学发展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科学发展理念。

首先，报告重申布什传统的基本原则：科学进步仍然具有重要的国家和社会价值；联邦政府负有支持基础性研究和科研人才的长期责任；科学发展仍需要探索未知的开拓精神和富有活力的制度环境。正如报告所说，这些原则“今天仍然像布什首次提出时一样正确”。

其次，报告强调，“原则并不等于实现原则的制度机制”（Principles are not Processes）。其反思的主要不是布什原则本身，而是战后形成的科学发展模式，集中体现在科学与技术关系、科学组织方式以及科研制度机制3个方面。报告认为，面对科学前沿、技术条件和创新环境的变化，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布什原则的新形式。基于上面反思此，《新黄金时代》提出了一种新的科学发展理念：科学发展不再主要被理解为基础知识向技术和产业的单向扩散，而是科学发现、技术工具、工程实践、制造能力和产业应用之间的循环互动；科学活动也不再主要依赖大学和学科共同体，而需要大学、国家实验室、企业和新型科研组织共同参与，并通过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持续调整提高整个体系产生重大科学发现的能力。

在这一意义上，《新黄金时代》重新解释了“边疆”的含义。《无止境的边疆》主要以未知知识领域说明科学探索的无限可能，《新黄金时代》则进一步把科学边疆扩展到发现知识所需要的工具、设施、组织和制度。科学边疆仍然没有止境，但探索边疆的条件和方式已经发生变化。

因此，《新黄金时代》对布什传统的发展，是在继承其基本原则基础上对战后科学发展模式的重新解释。布什传统主要关注如何通过政府支持和专业自治释放科学共同体的创造力，《新黄金时代》则进一步关注如何把分布于不同主体、组织和基础设施中的科学技术资源连接起来，形成持续产生科学发现并推动技术进步的整体能力。这一科学发展理念进一步构成其重新界定科学与国家关系、调整科学社会契约的基础。

2 《新黄金时代》的形成逻辑与治理作用：战略目标、治理理念与制度实践

《新黄金时代》是克拉齐奥斯回应特朗普总统信函形成的报告。与1945年布什较快回应罗斯福提出的战后科学政策问题不同，该报告在特朗普致信近一年半后才正式发布，且总统信函本身并未明确要求形成这样一份报告。因此，需要考察其为何在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执政一年多后出台，其思想来源和政策基础是什么及试图发挥怎样的作用。理解这些问题，需要将报告置于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创新黄金时代”战略目标的形成及其科技治理转型实践中考察。

2.1 “美国创新黄金时代”的提出：科技治理转型的战略起点

2025年3月，特朗普在致克拉齐奥斯的信中提出“开启美国创新的黄金时代”（Golden Age of American Innovation）的战略目标，信函将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和互联网等历史成就与当前人工智能、量子等新兴技术竞争联系起来，并要求回答3个问题：美国如何在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如何重振科学技术事业？如何使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与1944年罗斯福要求布什思考战后科学发展不同，特朗普的问题首先具有国家竞争和技术领导导向。“创新黄金时代”由此成为一种政治战略目标，即重新激活美国科学、技术和产业能力，保持全球技术领导地位，而克拉齐奥斯的任务则是将这一目标转化为科技治理理念和制度改革方案。

2.2 从“创新黄金时代”到科学事业重塑：治理思想的形成

从“创新黄金时代”提出到《新黄金时代》形成重塑美国科学事业的总体构想，其治理思想经历3个阶段。

（1）确立以技术领导和国家竞争力为核心的战略叙事。2025年4月，克拉齐奥斯在“无止境的边疆退修会”发表《美国创新的黄金时代》演讲，称美国曾经有一个黄金时代，原子时代、太空竞赛和互联网发明等20世纪美国科学技术的领先来自科学、工业和创新能力的结合，而当前面临创新活力下降和技术领导地位受到挑战。因此，政府不仅需要支持研究，还需要通过战略配置资源、促进技术应用和商业化强化创新能力。

（2）形成科学事业改革的基本理念。2025年5月，克拉齐奥斯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发表《重振美国的科学事业》演讲，提出科学改革方向。他重新肯定《无止境的边疆》传统，同时指出科研投入增长并未自动带来突破性成果，科学制度和激励机制需要调整。为此，他提出更加精准使用科研资金、探索悬赏式奖励和公私合作、强化科研质量标准，以及重新认识政府、大学、企业和私人资本之间关系；并通过“黄金标准科学”（Gold Standard Science）强化可重复性、透明性、可证伪性和无偏评价。

这篇演讲已显示出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科学治理思想的基本轮廓：问题不只是增加科研投入，而是重新设计科研制度和激励机制；政府也不只是科学的资助者，而要更加积极地引导战略方向和组织创新资源。

（3）《新黄金时代》将把恢复技术领导力和改革科学事业的思想与已经展开的政策实践结合起来，形成重塑美国科学事业（Scientific Enterprise）的总体构想。一是将技术竞争和国家创新能力建设置于科学政策的核心位置。在继续承认联邦政府支持科学责任的同时，更加强调科学对于技术领导、产业优势和国家竞争力的基础作用，并要求加强科学发现与工程开发、技术应用和产业发展的联系。二以新的国家目标和科学功能的新定位，重塑科学事业，推动科研组织方式、治理规则和创新机制的系统调整。报告将人才、数据、算力、科研设施、工程能力、制造和成果转化纳入“科学事业”的整体框架，并相应强化政府在战略引导、能力建设和制度创新中的作用。

因此，《新黄金时代》试图同时调整两个层面的关系：在外部，重新连接科学与国家战略、技术竞争和产业发展的关系；在内部，改革科研主体关系、资助机制、科研基础设施和质量标准。需要指出的是，报告中的科研安全、关键技术保护和技术竞争等理念，也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以来逐步形成的科技安全化和战略竞争取向。

2.3 《新黄金时代》与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科技治理实践的三重关系

《新黄金时代》并非脱离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科技治理实践形成的独立方案。2025年以来，特朗普政府一方面高度强调人工智能、量子、核技术和先进制造等战略技术，突出产业发展和国家安全需求；另一方面削减部分科研预算、调整科研资助规则和大学科研体系，并加强科研项目战略审查。这种“重技术、轻科学”的政策组合对美国科学界产生强烈冲击，也引发了战后“无止境的边疆”模式是否正在终结的质疑。总体上看，报告发布前的科技治理是在政策探索、制度调整和观念冲突中逐步形成的，改革方向已经显现，但尚缺乏一个系统性的科学发展框架。《新黄金时代》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将报告与此前政策实践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存在三重关系：

（1）对既有治理转型进行整合和理论提升。报告将人工智能战略、关键技术政策、“黄金标准科学”、科研安全、政府−企业合作等分散措施纳入重塑科学事业的统一框架，特别是，报告将技术竞争从领域政策提升为科学事业改革的总体目标。同时，报告将人工智能进一步提升为科学发现的重要基础设施和通用工具，并把企业、私人资本和国家实验室纳入科学事业的主体结构。由此，报告为已有政策提供统一的战略解释。

（2）对前期政策取向进行补充和再平衡。报告重新确认联邦政府支持基础研究的责任，并强调科学家个人、青年科研人员和长期研究支持的重要性。这些内容并非简单延续此前政策，而是在回应科学界关于“重技术、轻科学”的质疑。但这种调整并不是返回布什模式，而是在国家创新能力和战略目标框架下重新定位基础研究和科学自主性。

（3）提出超越既有实践的制度构想。报告将科学事业视为需要持续设计和改进的制度系统，提出元科学研究、政策实验、新型资助机制以及AI for Science等方向，探索新的科研组织和知识生产方式。

因此，《新黄金时代》既不是此前科技治理实践的简单总结，也不完全是既有政策的理论化，而是在吸收前期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对分散甚至相互矛盾的政策取向进行重新整合。它一方面为治理转型提供理论解释和合法性，另一方面通过强调基础研究和个人科学家修正前期政策偏向，并提出未来改革方向。由此，报告兼具总结和理论化既有实践、回应争议并重建改革合法性、重新校准政策方向和指导后续改革四重功能。

2.4 从战略构想到政策过程：《新黄金时代》的初步实施

《新黄金时代》并非停留于理念倡议。报告发布时附有OSTP和白宫预算办公室（OMB）联合签署的联邦研发优先事项备忘录，将改革方向和要求纳入年度研发优先事项和预算程序。

与此同时，《新黄金时代》进一步将2025年11月实施的“创世纪计划”（Genesis Mission）纳入科学事业整体改革框架。把AI for Science提升为未来科学研究的重要组织方向。2026年7月22日，政府又公布新的国家科技挑战、首批项目及相关投入安排，表明这一方向已经进入资源配置和科研项目实施阶段。

报告提出的政策方向也迅速进入国会审议。报告发布次日，众议院举行“开启科学的黄金时代：审视2027财年研究与技术体系优先事项”听证会，议题涉及联邦研发投入、人工智能、量子、先进制造、核技术、生物技术、科研安全和科研治理改革。这意味着“黄金时代”战略开始进入预算配置、项目实施和国会审议等正式政策过程。

但进入政策过程并不意味着新的治理模式已经制度化。报告中的部分内容延续既有改革，部分仍处于政策议程和制度试验阶段，且面临国会、大学和科学共同体的争议。因此，目前更适宜将《新黄金时代》理解为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在既有科技治理实践基础上提出的科学事业重构方案，而非已经形成的新制度体系。

与1945年《无止境的边疆》主要为战后科学体系建设提供制度原则不同，《新黄金时代》更多表现为对一个正在调整中的科学体系进行重新解释、整合和导向。如果说1945年的美国是在建立战后联邦支持科学的制度体系，那么2026年的美国则是在为一个已经启动的科学体系重构寻找新的合法性基础和发展方向。这种重构方案如何改变科学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能否形成新的稳定制度安排，还需要进一步从科学社会契约角度考察。

3 《新黄金时代》对科学社会契约的再定义及其意义

《新黄金时代》本质上是对美国科学社会契约基本关系的一次重新界定，试图回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重新调整科学与国家目标的关系，使科学继续成为美国技术领导、经济繁荣和国家竞争力的基础。文章以《无止境的边疆》所确立的战后科学社会契约和《新黄金时代》所体现的新取向为比较对象，从合法性基础、责任结构、制度与资源支持、自治空间和功能期待5个维度，考察两者之间的继承、调整及重构趋势。

3.1 科学社会契约的概念及分析维度

前文所界定的科学社会契约主要用于说明战后美国科学体系形成的基本制度关系。本节进一步将其作为分析科学与国家关系变化的理论概念。文章认为，科学社会契约是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社会与科学共同体围绕科学知识生产及其社会价值实现所形成的制度化权利−责任关系。它不是某项具体政策，而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科学−国家−社会关系结构；当其合法性基础、主体关系、权责边界和功能期待发生较大变化时，就可能出现契约重构。

文章从5个维度加以考察：合法性基础，即社会为什么支持科学；责任结构，即政府、科学共同体及其他主体分别承担什么责任；制度与资源支持，即科学依靠何种资源和制度运行；自治空间，即科学共同体在研究方向、方法和评价方面拥有多大自主权；功能期待，即社会期待科学产生何种公共价值和回报。5个维度共同构成比较不同时期科学社会契约变化的基本尺度。

3.2 《无止境的边疆》与战后科学社会契约的确立

《无止境的边疆》确立了战后美国科学社会契约的基本框架，其核心逻辑可以概括为：国家支持科学，科学创造未来。

（1）合法性基础，基础研究虽不以直接应用为目标，但新知识最终将推动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和社会福利，因而具有长期公共价值。

（2）责任结构，政府承担长期支持科学、提供资源和制度保障的责任，科学共同体则通过自主研究生产知识，并以长期社会收益回应公共支持。

（3）制度与资源支持，逐步形成联邦资助、大学实施和科学共同体参与专业评价的基本结构。

（4）自治空间，政府承担公共支持责任，同时尊重科学共同体在研究方向、方法和评价方面的专业判断。

（5）功能期待，科学主要通过自由探索和长期知识积累产生难以预见的技术、经济和社会收益。

因此，布什科学社会契约可以概括为：以联邦公共支持为制度基础、以科学共同体相对自治为核心原则、以基础研究产生长期公共价值为主要合法性依据。

3.3 《新黄金时代》对科学社会契约的再定义

《新黄金时代》仍然承认政府支持科学、科学促进国家繁荣等基本原则，但在新的技术革命和战略竞争条件下重新解释其制度含义，其核心逻辑可以概括为：国家塑造科学能力，科学增强国家竞争力。

（1）合法性基础：科学价值解释逻辑的变化。报告仍承认科学发现和知识生产的价值，但更加突出科学对于技术领导、经济竞争、国家安全和国家能力建设的作用。科学获得公共支持的理由因而更加与国家创新能力和战略优势相联系。

（2）责任结构：国家与科学责任关系的变化。国家不再只是科研资源的提供者，而更加承担战略方向塑造、创新体系建设和资源协调责任；科学共同体以及大学、国家实验室、企业等主体也更多承担技术创新和国家能力建设责任。

（3）制度与资源支持：更加突出科学能力建设。政策关注点不再只是科研投入规模，而是如何通过基础设施、人工智能、数据和算力、公私合作、新型科研组织和资助机制，提高整个科学体系持续产生发现和创新的能力。

（4）自治空间：科学自主性纳入国家科技战略框架。报告仍强调科学家的创造力和专业判断，但更加突出科学自主性与国家战略目标之间的协调，使科学自主更多体现为战略框架下保障创造活动和专业判断的空间。

（5）功能期待：科学公共职能的科技竞争导向强化。科学不仅承担知识生产和长期创新功能，也更加直接地服务关键技术突破、产业竞争、国家安全和国家能力建设。

3.4 两种科学社会契约模式的比较

上述分析表明，《新黄金时代》并非否定《无止境的边疆》所确立的科学支持原则，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配置科学社会契约的基本关系。二者5个维度的差异如表1所示。

表1 两种科学社会契约模式的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two models of the social contract for science

总体而言，布什模式体现的是“政府支持科学自治，科学通过知识生产创造长期公共价值”；《新黄金时代》则试图形成“国家塑造科学能力，科学增强国家竞争优势”的新取向。这不是旧契约的简单终结，而是其核心要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组合。

3.5 《新黄金时代》对核心概念的重新解释

科学社会契约的变化也反映在支撑这些关系的基本概念及其政策含义上。自由探索、基础研究和科学自主性分别涉及科学如何产生新知识、国家为什么支持科学以及国家与科学之间的权力边界。

自由探索在布什模式中是产生不可预见重大突破的基础性原则；《新黄金时代》仍然承认其价值，但更多将其纳入国家优先领域和战略目标之中，使其成为战略导向科学体系中的重要创新机制。

基础研究在布什模式中主要被视为未来创新的知识源泉；《新黄金时代》则更加强调其对于国家创新能力、关键技术突破和长期竞争优势的基础作用。变化的关键不是基础研究是否重要，而是国家为什么认为它重要。

科学自主性在布什模式中主要体现为国家支持与科学共同体专业自治之间的制度边界；《新黄金时代》仍重视科学家的创造自由和专业判断，但更加要求科研体系回应国家战略、技术竞争和国家安全，使科学自主性更多成为战略框架下的运行原则。

这3个概念的重新解释表明，《新黄金时代》的变化已经超出科研资助和组织工具的调整，而触及支撑战后科学社会契约的基本观念及其政策含义。

3.6 契约重构的未完成性

总体来看，《新黄金时代》试图强化国家在科学发展中的战略引导和能力建设作用，使科学更加紧密地嵌入国家科技竞争和发展目标之中。然而，契约的再定义并不意味着新的科学社会契约已经形成。科学社会契约不能仅由政府通过政策文本单方面建立，而需要政府、科学共同体、大学、企业等相关主体围绕科学发展的权利、责任和边界形成一定程度的认同，并通过制度实践逐步稳定下来。

《新黄金时代》提出的改革方向已经引发一系列争议。这些争议不仅涉及具体政策工具和制度安排，也反映出不同主体对未来科学与国家关系及其权责关系和制度边界的不同理解。这些分歧能否通过政策实践、制度调整和政治过程得到协调，将影响这一契约重构构想能否转化为相对稳定的制度安排及其最终形态。

4 《新黄金时代》引发的争论与科学社会契约重构的不确定性

4.1 科研体系改革背后的科学社会契约之争

《新黄金时代》发布后，美国科学界、科技政策界及相关利益主体迅速展开讨论。不同主体围绕美国科学体系的问题诊断、改革方向及其可能后果形成了明显分歧。部分政策研究者和改革支持者认为，美国科研体系确实存在机构固化、激励机制失调、科研组织效率下降等问题，报告提出的新型资助机制、科研组织创新以及强化个人科学家作用等改革方向具有探索价值。与此同时，科学界和大学科研机构反应强烈，质疑和批评之声尤为突出。批评主要集中于报告是否低估了基础研究、研究型大学、同行评议和稳定公共资助对于美国科学长期发展的作用，以及新的改革方向是否可能扩大行政权力和企业影响、削弱科学共同体的专业自治。但这些批评并不意味着科学界普遍否认科研体系改革的必要性；不少评论者在批评报告的同时，也承认现有科研资助、评价和组织机制存在需要改革的问题。真正的分歧更多在于改革什么、如何改革，以及哪些既有制度应当改革、哪些基本原则仍需保留。

表2 不同主体的反应

Table 2 Responses of different actors

Science在《新黄金时代》发布次日发表的报道具有代表性。其标题以“钙化”（Calcified）概括报告对美国科学体系的诊断，抓住了这份报告最具争议的制度判断：过去支撑美国科学成功的制度安排，是否正在形成阻碍未来科学突破和创新的制度惯性？报道重点关注报告提出的科研组织、资助和评价机制改革，特别是“优先支持个人科学家而非传统机构”等主张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新黄金时代》真正触及的并非基础研究是否重要这一单一问题，而是战后形成的以研究型大学、联邦资助机构和同行评议等为重要支柱的科学组织模式是否仍然适应新的科学技术发展环境。争论背后实际上存在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美国科学长期领先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既有制度的稳定性，又在多大程度上需要通过持续的制度改革来保持活力？ 从这一意义上说，Science的报道揭示了《新黄金时代》引起争议的制度性质：争论不是“支持科学”与“反对科学”的简单对立，而是围绕什么制度能够继续保障美国科学优势展开的争论。

进一步看，这种制度争论已经触及战后美国形成的科学社会契约。美国科学与医学新闻媒体STAT在报道《新黄金时代》时直接使用了“社会契约”这一概念，指出过去18个月来，科学倡导者一直批评特朗普政府正在破坏学术研究人员与联邦政府之间长期形成、并使美国成为世界科学发现中心的“社会契约”；而《新黄金时代》的出台，则意味着政府开始提出一套“重建美国科学”的方案。如果Science揭示的是美国科学制度是否需要以及应当如何重构的问题，那么STAT则进一步表明，这场争论已经涉及国家与科学共同体之间长期形成的关系是否需要重新界定。这也说明，《新黄金时代》并不是在一个稳定的科学社会契约框架内进行一般性的制度优化，而是在特朗普政府与学术科学界关系已经发生明显冲突的背景下，试图重新提出美国科学发展的原则和制度方向。

4.2 科学社会契约重构的四组结构性张力

因此，围绕《新黄金时代》的争论并不是简单的“改革与反改革”的对立。批评者并不否认美国科研资助、同行评议和科研组织方式存在需要改革之处，也并非主张原封不动地恢复战后形成的科学体制；真正的分歧在于改革什么、如何改革，以及改革过程中哪些传统制度需要改变、哪些原则仍应保留。如何在改革既有体系的同时避免损害其有效部分，构成《新黄金时代》能否真正推动美国科学体系重构的关键问题。从科学社会契约的角度看，这些争论主要集中在国家支持责任、科研组织主体、科学自治边界以及基础研究与创新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并表现为以下四组相互联系的结构性张力: 战略责任强化与国家支持承诺；多元创新生态与大学中心体系；外部问责与科学自治; 创新效率与基础研究长期性（表3）。

表3 《新黄金时代》引发的主要争议及其科学社会契约含义

Table 3 Major controversies over A New Golden Age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social contract for science

4.3 科学社会契约重构的不确定性

上述4组张力表明，《新黄金时代》引发的争论并不是围绕某一项政策工具或改革措施的简单分歧，而是围绕战后科学社会契约中的若干基本制度安排是否需要调整展开。不同主体虽然对改革的程度、路径和可能后果存在明显差异，但其核心问题可以归结为3个方面：

（1）未来谁来组织科学。《新黄金时代》提出减少对传统科研机构的依赖，强化个人科学家、国家实验室、企业和新型科研组织的作用，由此引发关于大学是否仍应作为美国科学体系核心组织者的争论。

（2）什么标准决定科学价值。报告批评传统同行评议和资助机制存在效率不足，强调国家战略目标、技术转化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性，由此引发关于科学卓越、专业判断与国家目标之间关系的讨论。

（3）国家应以何种方式参与科学发展。《无止境的边疆》确立的核心关系是政府支持科学、科学保持自治并通过知识生产回报社会；《新黄金时代》则更加强调国家塑造科学能力、科学增强国家竞争优势。二者差异体现了国家角色和科学功能的重新界定。

从这一意义上看，《新黄金时代》的争议实质上是围绕21世纪美国科学社会契约如何重新配置权利、责任和边界展开的制度性协商。

然而，科学社会契约的再定义并不意味着新的契约已经形成。《新黄金时代》已经在观念层面对科学的国家功能、科研组织方式、创新机制和治理原则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新解释，并通过科研预算优先事项、创世纪计划以及科研资助改革等开始与现实政策过程发生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种新的科学社会契约已经形成。报告提出的理念与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部分政策实践之间仍存在明显张力，国会、科学共同体、大学和产业界对改革方向也没有形成稳定共识。因此，《新黄金时代》可以被视为美国科学社会契约重构过程中对契约基本关系的一次系统性重新界定，而不是新的科学社会契约已经建立。

5 启示：从《新黄金时代》看21世纪科学社会契约的转型

《新黄金时代》试图重新定义战后形成的美国科学社会契约，但这种再定义能否经过制度化和社会协商形成新的稳定契约，目前尚难判断。尽管如此，它所提出的问题并非美国所独有。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战略竞争加剧、科研组织方式变化，以及安全和责任要求上升，正在不同程度上重塑各国科学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当前的科学社会契约重构不仅是观察其科技治理转型的一个案例，也提出了若干具有更普遍意义的问题。

（1）战略性科学报告是重新认识和塑造科学−国家关系的重要机制。《无止境的边疆》和《新黄金时代》都产生于科学技术及其国家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它们的重要性不只在于提出具体政策建议，更在于对一个时代的科学发展作出整体解释，重新回答为什么需要科学、国家如何支持科学以及科学如何服务国家和社会等基本问题。战略性科学报告因而具有问题界定、理念整合、政策协调和公共讨论等功能。科学社会契约也不是通过一次正式“签约”形成的，而是在政策讨论、制度安排和实践调整中逐步建立，战略性报告正是这一过程的重要载体。

（2）当代科学发展正在提出一些共同的治理问题。科学与国家战略的联系正在加强，政府越来越需要通过重大任务、科研基础设施和长期资源配置建设国家科学能力；大学仍是基础研究的重要载体，但国家实验室、企业、新型科研组织以及数据、算力和大型设施的作用不断上升；科学发现、工程开发和产业应用之间的循环互动也在削弱传统线性创新模式的解释力。同时，开放、自治、科研安全和公共责任之间需要形成新的平衡。因此，《新黄金时代》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在于它是否提供了可复制的美国答案，而在于它集中提出了一个共同问题：在科学技术与国家能力、经济竞争和社会发展更加紧密结合的时代，如何重新安排科学、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3）传统科学政策理论中的一些核心概念需要重新解释。科学自治已不能简单理解为“不受干预”，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区分合理的公共问责与损害专业判断的政治干预；基础研究与关键技术和国家任务的联系日益增强，但如果完全以预期用途和短期成果衡量，又会损害其不可预测性和长期价值；创新生态理论虽然突破了线性模式，却也可能把科学完全吸收到创新过程之中。因此，科学、基础研究、科学自治、开放和创新等基本概念，都需要在新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下重新界定。

（4）21世纪新的科学社会契约需要建立新的平衡。战后经典契约可以概括为“政府支持−科学自治−长期公共回报”，但今天这一结构已经不足以涵盖科学与国家、社会之间更加复杂的关系。未来的科学社会契约至少需要处理5组关系：国家战略与自由探索、公共责任与科学自治、多元创新主体与科学公共性、战略任务与基础研究、科研安全与全球开放。其基本原则应是：国家既支持科学又建设科学能力，科学既保持专业自治又承担公共责任，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知识生产，基础研究既保持探索未知的空间又与重大需求形成联系，科学开放则在全球合作与安全责任之间形成新的边界。

因此，不能将《新黄金时代》简单等同于21世纪新的科学社会契约。它更准确地说，是在新的技术革命和战略竞争环境下，对战后科学社会契约的一次再定义和重构尝试。其重要意义在于，将科学与国家关系中的深层矛盾集中呈现出来，重新提出科学如何获得支持、如何组织发展、如何保持自治以及如何承担公共责任等基本问题。

未来新的科学社会契约不会由单一政策文本决定，而将在政策实践、制度调整和不同主体协商中逐步形成。其关键在于，在增强国家科学能力与保持科学创造力、强化公共责任与保障专业自治、拓展多元创新主体与维护科学公共性之间形成新的制度平衡。

6 结束语

《新黄金时代》的发布并不是美国科学政策变革的终点，而可能只是新一轮调整和争论的开始。正如《无止境的边疆》的历史意义是在此后数十年的制度实践、政治博弈和不断重新解释中逐渐形成的，《新黄金时代》的实际影响同样需要由未来的政策实践来检验。今后值得关注的，不仅是报告提出的改革措施能否落实，更重要的是这些变化能否形成相对稳定的科学政策理念和制度安排，并超越特定政府和政治周期而持续存在。对这一过程的持续观察，也将为理解21世纪科学政策范式的演变，以及科学与国家、社会关系的重塑提供一个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