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姐在南方给大老板当了多年助理，后来钱赚够了，回家相亲结婚

堂姐回来那天，全村人都挤在村口看热闹。

她开一辆白色宝马，从驾驶座下来时，细高跟先着地，鞋尖上镶的水钻在正午太阳底下晃得人睁不开眼。腊月二十八的风把她的羊毛大衣吹得猎猎作响，她抬手拢了拢头发，指间一枚翡翠戒指绿得发亮。

“阿楠。”她叫我小名，拖着行李箱走过来。我闻到她身上有股很淡的香，不是镇上化妆品店卖的那种甜腻味道，倒像是雨后竹林里长出的新笋。

我接过她的箱子，比她人还沉。“姐，带这么多东西回来？”

她笑，眼角有细细的纹路：“给你们都买了礼物。”顿了顿，“也给相亲对象买了。”

堂姐二十九了。在我们这地方，二十五没嫁人就要被戳脊梁骨。前些年她妈急得跳脚，打电话催她回来相亲，她总说再等等。这回倒好，自己提着箱子回来了，还主动托媒人安排了见面。

年初三，相亲对象上门。

男人叫建军，在县中学教物理，戴副黑框眼镜，说话轻声细语。他来的时候拎着两瓶酒和一箱牛奶，规规矩矩放在堂屋桌上，然后坐在条凳上，双手搁在膝盖上，像个小学生。

堂姐从里屋出来，换了件藏青色的毛衣，头发松松绾着。她给建军倒了杯茶，指尖无意间擦过杯沿。我看见建军耳朵尖红了。

“听说你在南方待了好些年？”建军推了推眼镜。

“嗯，在广州。”

“做什么工作？”

堂姐端起自己那杯茶，吹了吹浮沫：“给人当助理。”

我在旁边剥橘子，手一抖，橘瓣掉在地上。我知道堂姐这个“助理”是什么意思。去年我去广州找她，在她租的公寓里住过半个月。她每天清早六点出门，晚上十一点才回来，手机响个不停。有一回她带我去公司，办公室在珠江新城最高的那栋楼里，落地窗外是整个广州城。她的老板是个香港人，五十多岁，戴着金丝眼镜，对堂姐说话时声音很低，低到我凑近了都听不清。

“工资很高吧？”建军又问。

“够用。”堂姐笑笑，把话题岔开，“听媒人说你带毕业班？”

建军眼睛亮了：“今年全县模考，我们班物理平均分排第三。”

堂姐托着腮听他讲，偶尔点头。阳光从窗格里斜进来，照在她脸上，那些在南方养出来的凌厉轮廓，此刻竟柔和了许多。

建军走的时候，堂姐送到门口。她靠着门框看他骑电动车远去，突然轻轻叹了口气。

“不满意？”我问。

“不是。”她转身往回走，路过镜子时停了一下，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他说我看起来不像二十九，像二十四。”

“那不是夸你显年轻？”

“他夸的是在广州的我。”堂姐把毛衣袖子往上卷了卷，露出手腕上一道浅浅的疤，“阿楠，你知道我在那边过的什么日子吗？有一回陪老板应酬，白酒喝了快一斤，半夜在酒店卫生间吐到爬不起来，手机掉进马桶里。第二天一早还得化好妆去机场，因为老板九点的航班要飞北京。”

她没再说下去。

后来他们又见了几次面。建军带她去县城看电影，去学校操场散步，去河边看人钓鱼。堂姐的细高跟换成了平底鞋，羊毛大衣变成了他给她买的军绿色棉袄，土里土气的，但她穿着也好看。

三月里订婚，五月结婚。

婚礼前一晚，堂姐把我叫到她房间。她从行李箱最底层翻出个丝绒盒子，打开，里面是那枚翡翠戒指。

“帮我收着。”她塞给我，“等将来你结婚，给你当嫁妆。”

“姐，这太贵重了……”

“贵重什么呀。”她笑了，把盒子扣上，“在广州八年，就剩这点念想了。”

她走到窗前，推开窗。五月的风灌进来，带着隔壁院子槐花的甜香。远处田野里，有人正牵着牛慢慢走过田埂。

“阿楠。”她没回头，“你说人这辈子，到底图个什么？”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她自问自答：“我在广州的时候，觉得钱最要紧。现在回来了，觉得能踏踏实实睡个觉，早上被鸡叫吵醒，晚上有人等你回家吃饭——这些才最要紧。”

窗外远远传来建军的摩托车声，堂姐眼睛弯起来，转身往门外走。经过我身边时，我闻到她身上不再是雨后竹笋的香，而是洗衣粉淡淡的皂角味。

她走到门口，回头冲我眨眨眼：“明天婚礼，你可别哭。”

可第二天，当建军牵起她的手，当司仪问“你愿意吗”的时候，我看见她眼眶红了。那滴泪到底没落下来，在她睫毛上闪了闪，就被她笑着眨掉了。

宴席散了以后，我去新房送落下的东西。门虚掩着，听见里头建军在说话：“……这张照片你什么时候拍的？这楼可真高。”

堂姐声音轻轻的：“在南方的时候。”

“那边好吗？”

沉默了一会儿，堂姐说：“好。”又停了一下，“但没有家里好。”

我从门缝里看进去，建军正把堂姐的行李箱往衣柜顶上放。那个沉甸甸的箱子，从此大概不会再被打开了。

屋里很静，静得能听见墙上的石英钟在走。堂姐靠在建军肩上，眼睛半闭着，像一只终于找到窝的猫。

窗台上放着今天收的红包，用红纸压着。风从纱窗里钻进来，吹得红纸一角微微掀起，底下露出一沓崭新的钞票。

堂姐看都没看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