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3年唐朝官员崔忻刻下29字碑文，旅顺黄金山却被1908年日军拆走藏入皇宫；118年后，碑文日渐模糊，边疆铁证还能否归来

将叙事中心放在鸿胪井刻石本身上：先确定开元二年崔忻出使及二十九字碑文，再分别处理石刻在旅顺被日本运往东京皇居的经过、现存状况和归还问题。关于1908年的拆走以及118年后的问题，用有档案依据、对争议保持边界的写法来表述。个

人解读，理性分析。

导读：

713年

5月辽东海风吹过旅

顺黄金山的

时候唐朝使

臣崔

忻在两口井旁边刻下了二十九个字

，留

下了靺鞨使者入唐、唐朝册立地方首领的石证；世人所熟悉的叙述，常常把它们当作一方沉默的古碑

，在190

8年日本方面将它拆运到东京后就留在皇居相关区域了，原址只剩下了山石、海潮和模糊痕迹。石头离开故土之后文字是否还能继续为故土说话？

01

开元二年，长安城刚结束冬季的来临。

宫门前是

唐玄宗

李隆基坐稳帝位的地方。先天二年宫廷政变结束之后太平公主死去了，但是李隆基仍然掌握着朝政。开元年间唐朝重新整理官署，清查户籍，修治漕运，边地军镇也逐渐加重了。长安向东为东都洛阳；再往东去的山海关外辽东并不安静。

辽河、鸭绿江、松花江一线是山林与水泽相接的地方。高句丽旧地经过隋唐战争后，政治力量又开始重新组

合起

来。渤海还没有正式立国，黑水靺鞨诸部活动在东北水域中。唐朝在营州、安东故地保留行政和军事影响的时候，朝廷要册立、慰问、赐予、约束，并且还需要从遥远的海岸和森林边缘得到消息。

长安官署内有鸿胪寺，掌管外国朝会、宾客、礼仪及译语。鸿胪卿不是在宫廷里迎接使者，而且还要代表皇帝处理好远方首领和唐朝之间的名分关系。崔忻以鸿

胪卿的

身份出使东北。

他的具体家世以及容貌，在正史中没有留下完整的画像。史书只留下了职名、年代和一块石头。官员的姓名写在诏令和行程上，个人的声音被礼仪、路程、公文所吞没；石刻则代替他保存了出使的手势一次。

五月十八日崔忻到达辽东海滨。山不高但是临海而立后人称之为黄金山。船只进出旅顺口时风是从黄海吹来的带盐味的风。“随行吏员”搬出刻刀、墨、纸，还带着测量井泉的器具。两口井靠近海边，水源珍贵，来往的人可以取水饮用。崔忻受命宣劳靺鞨使者，在礼成之后，在井旁留下皇帝使臣的名字。

石面上的字不是铺陈功业，也不是夸张颂辞，只是若干个紧密相连的官样文字：

“

唐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敕持节宣劳靺鞨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纪验

。”

二十九字，像一根钉子，钉进辽东海岸。

为什么崔忻在这里刻字、靺鞨使者的来历又如何、唐朝到底想把两口井的名称变成永久的记录呢？

他把刻刀交给石工，海风吹起衣角，在岩面留下第一道墨痕。

02

在唐代文书语境中，“敕”不是一般的题记。“持节”指的是使臣的身份；“宣劳”含有慰问、宣布恩情的意思。文字一层一层的压缩，在二十九个字里面包含了朝廷，使臣，部落首领和边地交通。

“靺鞨”不是单个王国的名字，而是东北地区各个部落和政治群体的统称。唐代文献把靺鞨分为黑水、粟末等部，名称、部落关系以及活动范围随着时间而变化。写在石上的“靺鞨使”，不能简单地改写成后世意义上的某个固定国家使者。“靺鞨使”更接近唐朝官署对于东北部族来使的称呼。

公元七世纪末大祚荣在东牟山一带建立政治势力。开元年间唐朝同东北各部之间的联系愈加频繁了。大祚荣已经去世

，其子

大武艺即位后被唐所册封为渤海郡王。开元二年，唐朝派崔忻出使东北地区，册立和慰问的具体对象，在学界研究中常常被与渤海初期政权、靺鞨诸部关系联系起来；石刻本身没有写出“渤海”二字，也没有留下册命全文。

史料的沉默，必须保留。

《旧唐书·北狄传》记载渤海靺鞨首领大祚荣为高句丽别种。唐朝授大祚荣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文献的写法有唐代政治分类的特点，也有当时朝廷对于东北诸部的秩序想象。后世的研究者可以将石刻和正史、地理、考古材料相互参照，但是不可以把石刻没有写出的内容硬塞进石缝中去。

“井两口永为纪验”，最值得停留。

井是实物。两口井的位置形成可辨识的地理标记；碑文把皇帝使臣、日期、职名和地方水源联系起来。长安诏令由驿路、山川、船舶送到两地后，在两口井旁落下。朝廷远在万里，石头却把它拉近到一处可以触摸的海岸。

对于来往使者来说井水可以用来喝；对于官员来说石刻可以用来检验；对于后来的考据者而言二十九字则提供了年代、人物、职官和区域交通的交叉证据。文字短小精悍，但是背后却有着

一套

册封、朝贡、译语、驿传以及军事观察相互牵动的关系网。

辽东夜晚降临了。石工收回刻刀的时候，井口浮起一层黑水，在崔忻手下的人中也出现了没有被使用的墨锭。“不”，她又说，“我不能去”。她的脸在发抖，声音颤抖着。“不是的。”她说，“我并不喜欢你。但是你知道吗？你的父亲是我父亲的朋友。”成稿字数必须与原文相当；不得输出乱码或不可见字符。

03

崔忻离开长安时，随行队伍经过怎样的道路，在正史中也没有逐日记载。唐代出使东北要穿越中原、河北和营州到辽东海岸的路线，具体线路会受季节、军镇形势以及海陆交通的影响。旅途并不是地图上一条直线，而是一串驿站、渡口、关城、军营和临时驻扎的地方组成的一条长线。

营州的官员要核验文书。“译者要把唐朝诏意转成对方能理解的语言，靺鞨来使也要说明部落首领及其随从的人数、礼物以及行程。”礼物不是装饰。马匹、貂皮、鹰、药材、海产和金属器物进入交往，数量上所处的位置就具有政治意味了。

崔忻有节。“节”就是使臣的权力象征，“持节者为皇帝所行”，是古代外交中的一种礼仪形式。“节”不是一根普通的木杖，也不是后人所认为的仅仅是一种仪仗。它随着诏命而移动，在官署、驿站之间穿梭，最后到达辽东。使臣到访之后，地方官员和来使按照礼次相会，在两种语言之间翻译。

黄昏时，海面上出现船帆。

旅顺口位于辽东半岛南端湾内侧的海湾上部区域里，其海湾曲折蜿蜒、山丘临水的特点很明显。黄金山并不高大，山坡上裸露着岩面，在海风的影响之下草都朝着一个方向倾斜着。两口井靠近海岸，井壁经过人工修整之后就形成了水面的灰白色天空。远处有渔舟，近处是随从卸下的行囊。

靺鞨来使所带物品史料没有逐件列出。唐代东北交往中皮裘、良马、地方物产常出现在贡赐网络里；使团还要带食物、火种、替换衣物以及用来证明身份的文书等。一个年轻随从把湿透的靴子脱下来，倒出砂砾，又把靴底朝向火堆。

礼仪完成后崔忻就没有在石上刻下长篇颂文了。他写了唐年的年号、日期、奉敕持节、自己的官职、“靺鞨使”、“两口井”，最后是“永为纪验”。

每个词都在限定范围内。

不写出山川壮丽来。“无”就是“不”，是不能够做“不是”的。“无”和“有”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有”的反面就是“无”。奉谁的命，在何时到达，由谁来执行，在哪里留下凭证，物件有多少处。

刻字的时候，石屑掉进崔忻的袖口里。他停住脚步，用手去擦除字槽里的碎屑，在这里有一个石头工匠正在用他的手来敲打，并且发出“叮、叮、叮”的声音传到井边。

04

鸿胪井刻石后

来一直留在旅顺黄金山。唐朝使臣已经更换了，在渤海政权大祚荣、大武艺、大钦茂等统治者相继执政期间，东北政治版图不断变迁，海岸上的两口井仍旧在原来的地方。石刻不说话，却会接受风雨的侵袭、盐雾的渗透、苔藓的侵蚀以及人的抚摸。

石刻不是孤立的。黄金山所处的海岸是交通节点，其附近有港湾和山道，也有后世不断叠加起来的军事设施。隋唐时期的辽东战争留下了城址、道路和传说；唐代之后，辽、金、元、明、清各个时期在辽东经营方式不同。地方社会反复更换管理者，海岸的功能也随着军事的加强以及贸易的发展而改变。

石头上的唐代文字，穿越了朝代的变迁。

金石学家认为它短。长篇碑铭可以互相抄录，短刻却常常保留现场感。年号、月日、官职和地名性质的实物指示可以同文献中的人物任命及东北关系相校正。崔忻这个名字在正史里不显赫，在石刻上固定的是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金石学家”指的是对青铜器、玉器等古代金属材料的研究者，其研究范围包括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各个方面。

碑文中没有“渤海国”三个字，后人就不能把以后正式国号直接倒灌进开元二年的石面；碑文里出现“靺鞨使”，也不能用后来的民族分类来代替唐代官署用语。史学工作常常从一个字开始，后面面对的是无法随意填补的空白。

井水也在变化。

海岸盐分升高之后井壁被风吹磨掉；当地居民取水、修路、砌墙都会造成遗址环境的变化。金属器具和石刻相遇留下浅痕；苔藓长入字槽颜色由青转黑。每一个时代看到的石面都是不同的。铭文最初是锋利的，后来成了阴影，最后只剩下局部笔画。

清末辽东成为列强争夺和军港经营最集中之处。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在旅顺拥有控制权；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在南满有了更大的军事和行政力量。黄金山附近有炮台、道路、营房、港口设施等古代石刻所在地的空间被纳入到近代的军事地理里面去。

古碑前面就是测量人员所绘的图纸了。有一个人用铅笔画出字口来，另一个人则将岩石大小一一记下。旧井旁无礼仪乐曲之音，仅有尺子与石面相触时发出的声音。

05

1908年日本把鸿胪井刻

石从旅顺黄

金山移至日本。对于搬运过程、参加机构以及具体存放位置，目前的研究和档案整理还存在相互参照的情况，“日本军队拆走并藏入皇宫”这句话所指代的是日据时期对旅顺石刻的迁移及东京皇居相关收藏空间的占用问题，但是“藏入”一词具有叙事特征，在严谨表述上应该以档案、照片、宫内厅记录和调查报告逐项核对。

可确认的事实，就是石刻已经离开原址了。

拆石不是把一块普通的碑板拿出来。工匠要判断刻面、岩体、裂隙和重量，清理周围的土层，用工具分离出石块来。石头被敲击断裂时就会出现二十九个字的情况；如果刻面损坏了，崔忻留下的年月以及职名就失去了重要的笔画。“成稿”指把草稿重新修改后形成的稿件，“成文”则是指完成写作任务，使文章形成完整的书面作品。

请改写以下内容：旅顺当地居民见过搬运。

有人站在路旁看到木架、绳索和车辆缓慢地移动起来；有人听到铁器撞击岩石的声音；有人把手中的篮子放在脚边看着石刻从山脚下经过。搬运队伍并不需要解释唐代使臣为什么要刻字，也不需要用海岸来证明谁拥有它。行政命令写在纸上，石头就改变了归属。

一千一百九十五年前，崔忻把文字刻在石头上；经过了很长时间之后，在一个不知名的年代里，有人使用了绳索将这些已经离开海岸的石头又拉回去了。

东京皇居不是旅顺黄金山。石刻进入新的空间之后，原来的海风、井水和山势不再围绕它了。收藏、展示、保管和占有之间存在着差别，在殖民统治之下，古物离开原址并不只是简单的文物交流。石头随着军事力量的移动而迁移，并且原来的居民也没有在原址上进行平等的协商地位。

日本近代国家把辽东当作战略区域，旅顺港、南满铁路、军政机构以及海军设施一起形成统治网络。古代石刻落入其中，便不再只有金石学意义。它成为被带走的地方记忆，也成为日本方面保存、展示或者隐匿历史关系的物件。

当石刻装上车之后，在井边留下的就是个长方形的缺口了。雨水顺着断面向下流，掺杂着石粉落入土中。

06

日本方面搬运石刻之后旅顺的空间就发生了新的变化。军港封闭、山道受管制、旧址周围地理名称进入日文地图和军事测绘中来。对普通居民来说古碑不是抽象的国际关系，而是每天经过时少了一块石头，井口旁少了一片阴影。

清末民初的旅顺人口流动频繁。军人、铁路工人、商贩、渔民、译员和地方居民在港口附近交错生活。有人服务于新来的行政机构，有人靠海谋生，有人因军事禁区失去原有道路。古碑被搬走之后消息不能立刻传遍所有的村落，只能停在茶摊码头街巷里。

“唐碑被日本人运走了。”

一句话就到这里了。说话者并不一定认识开元二年，并且也不认识“靺鞨”这两个字；他明白石头原来是在山上的，并且知道来人拆下了它，也知道了它的运输路线以及它被运往港区之后又离开了旅顺。

旅顺

近代历史上经历过许多强权的争夺。甲午战争、俄国租借、日俄战争、日本长期经营南满，地名反复出现在外交文件中，也经常出现在军事报告上和新闻报道里。港口曾经停泊军舰，铁路把煤、粮食和军需运到内陆去，在山岭上修建起炮台来切断山路。古碑的迁徙就处在近代东北秩序变动当中。

日本对于东北古代遗物的调查，并不是完全等于是科学保护。考古、测绘、博物收藏和殖民行政可以使用同一批人员、同一批工具，但是服务的对象不同。对一处古迹进行记录既可以给学术提供材料也可以使统治者把地方过去纳入自己的知识体系。

东京保存石刻为旅顺失去的原物。两处地点相隔海域，时间也被切开。研究者后来寻找它，需要依靠照片、拓片、宫内有关记录等；原址调查者则面对风化后的残迹，面对字口渐浅、石面断裂和环境变化等情况。

碑文没有移动自己的位置。改变它的人使它的证词环境发生变化。

旅顺居民在黄金山旧址停下脚步，手心放在空缺的岩面上，指尖沾上了白色的石粉。

07

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有关

鸿胪井刻石

的所在位置、保存状况以及日本方面保管情况的调查一直持续进行。中国学者、地方文史工作者和文物部门用旧照片、拓片、档案和现场踏查来寻找刻石下落。研究过程并不是唯一的答案，资料之间有时候互相补充，有时候留有空缺。

石刻原址的价值在于不可替代的地点关系。“两口井”碑文上写着“两口井”，但“井”并不是随意搬运来的道具，“黄金山也不是可以被任何山岭替换的背景”。刻字是在唐代东北交通现场进行的，石头和井、山和海一起成为证据。石头离开现场之后，文字仍然存在，原来的时空关系就被削弱了。

东京保存的石刻属于另一组证据。照片可以显示刻面形制、拓片可以辨认笔画、收藏记录可以追踪迁移路径。若记录不完整，则研究者只能把确定事项、推定事项和无法确认事项分开书写。面对一块跨越千年的石头，谨慎不是冷淡，而是对每一笔字负责的体现。

边疆记忆

并不只存在于疆界图上，它还存在着驿道宽度当中、官员所携带的节里面、使团经过关卡时留下的文书之中以及井旁不合后世想象出的二十九个字里。现代地图绘制线条，古代石刻留下动作。二者不可以互相代替。

中国学界一直把石刻和渤海史、唐代东北关系作为重点进行研究。有关成果将碑文同《旧唐书》《新唐书》，唐代诏令，地方遗址和东亚交通史材料结合起来，来分析开元初年唐朝与东北诸部的政治联系。学者对于崔忻具体出使对象、石刻初始形制、后世位置变化还存在不同的意见，分歧本身也是研究进展的一部分。

之后的公共记忆常常将复杂的全过程简化为一句：唐朝石碑被日本人夺走。

话很短，情绪很重。它说出原址和异地之间的失衡，并且也遮住了考据工作所需要的层次。归还问题不能只靠愤怒来推进，保存状况、法律依据、历史责任、馆藏规则以及国际文物伦理等也都应该被纳入到正式的交涉当中去进行学术性的论证。“话很短，情绪很重。”它指出原址与异地之间存在的不平衡状态，并且也遮挡了考据工作所需要层次。归还问题不能仅靠愤怒来推进，保存状况、法律依据、历史责任、馆藏规则和国际文物伦理等都应该成为正式交涉和学术论证的组成部分。

海潮拍打在黄金山脚下，潮水退去之后，在字槽中留下的就是几粒细沙。

08

决定性的瞬间不是崔忻落刀的时候，也不是1908年石块离开地面的时候。真正的漫长转折是在石刻成为现场证据之后才发生的。

如果石头留在原处，则来者首先看到的是山、井、海，最后看到的是字。若石头被移到皇居相关空间中去，则来者先要面对收藏秩序的安排再通过文字追问它从何处而来。相同的二十九字放在不同的空间里，所唤起的记忆也不同。

日本关东州时

期旅顺及南满被纳入到日本殖民统治体系之中。港口、铁路、学校、警察以及土地管理之间互相连接起来的地方资源和人员流动都处于新的权力安排之下。古物的移动一般都会伴随行政和军事扩张而出现，不能单独脱离殖民背景来理解它。

近代日本对于东亚古代遗产的研究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记载，也存在着复杂的权力问题。摄影、拓印、测绘和考古技术保存了资料；同时调查者有决定什么被带走、什么留在原处的权利。学术记录可以帮助后人识别出石刻，但是搬运行为却改变了地方社会接触历史的方式。

文物返还

并不是仅仅问“石头属于谁”。它还追问石头是如何离开的，原址是否得到同意，搬迁是否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现存保管者是否承认了地点关系以及双方如何使公众再次看到完整的歷史。国际文物保护领域越来越重视出处、非法流失、殖民时期取得和社区记忆，因为物件的生命史不能只写最后一位收藏者。

中国寻找归还的依据需要面对现实材料有1908年搬运记录、日方行政文件、宫内相关档案、旧照片、石刻位置说明、战后处置记录等。每一个档案都是井边的一块石头，单独地握着是不够的，只有拼合起来才知道路在哪里。

归来有各种形式。“归来”是直接的归还方式；高精度复制、拓片公开、原址展示、数字档案共享等可以补充研究与教育，但是不能代替原物回到原生地点。复制品可以表现字形，而原石还保留着拆运痕迹、风化层以及现场缺失的历史。

崔忻刻下“永为纪验”，却并没有想到后世会围绕石头展开跨国档案追索。石刻静静地承受着搬运、收藏、遗忘和辨认的过程。一个东京工作人员戴上白手套，拂去石面尘埃，在灯光下二十九个字显现出了浅浅的墨色。

09

2026年距离开元二年的已过一千三百年，距1908年搬运也已过去一百一十八年。题目中的“118年后”既是时间长度又是把问题推到今天，“碑文日渐模糊”，边疆铁证还能不能回来？

“模糊”有两层含义。石刻本身受风化、人为环境的影响，在字口上就会变浅；历史记忆也会因为资料的散失而变得越来越薄了。照片保存一个时期的外观，拓片保存部分笔画，档案保留搬运路径，现场保存山海和井的位置。四种材料共同存在才不会只留下一张模糊的照片。

唐代不能

被缩写成单向扩张史也不能被改写成后世民族国家边界的预演。唐朝同东北诸部之间存在着册封、朝贡、战争、贸易、迁徙以及婚姻等各样的关系，彼此间并没有只有臣属和对抗两种形式。大祚荣建立渤海政权之后，渤海同唐朝保持长期往来，渤海使团多次赴唐，唐朝的文化、官制和文字对渤海产生影响，而渤海也以自身的政治传统参与到东亚的交流当中。

崔忻的石刻正处在关系尚未完全定型的时候。它并不给后世提出一个答案，但是记录了唐朝使臣到达海岸、靺鞨使者出现、皇帝旨意落下的具体时刻。“研究者如果尊重文字的话，就会同时尊重它的明示和不言。”

边疆史不能只由都城书写。长安官署存贮诏令、辽东海岸保存石刻、山林部落保存口述和遗址、海上航路保存沉船和货物。不同材料之间有距离，也有错位。“历史不是从一份文件直线到达今天，许多证据要经过重新发现。”

如果将来有更加完整的日方档案出现，则可以对搬运细节做出相应的修改；如果石刻所在的位置得到可靠确认，那么公共展示和归还的讨论也会有更多的基础。对于存疑之处，“尚待核定”比填入一个漂亮而错误的故事更接近史学本分。

旅顺黄金山附近的工作人员用软毛刷清理字槽，在“崔”字左边的区域里有碎屑掉下来。

10

历史走到最后也无止境地无法停止于石头是否返回到旅顺上。问题还在于人对于一个被迁走的文物是如何理解的、对跨越了各个朝代、政权和边界的证据又是怎样处理的，又如何使原址居民重新参与到叙述之中去。

开元二年

的二十九字没有写宏大的疆域图，也没有写后来会出现的国号争论。它只记录了日期、使命、官职、使者以及两口井的名字而已。小小刻面拒绝后人的过度添加。“靺鞨”在唐代文书中的含义是“北狄”，即北方的少数民族，而“持节宣劳”指的是鸿胪事务中的一种职务，“石刻与渤海早期历史之间可以建立怎样的联系？”

石刻运往东京之后就失去了地点关系；原址残迹保存下来之后又变得脆弱。归还如果发生，首先要使石头和黄金山再次相遇；若归还还没有实现，则应该公布完整的档案、拓片、高清影像、搬运记录以及现存状况，让公众知道它从海岸到远方经历了什么。

文物保护不能只是保存字面。保护字面是为了防止风化继续吞没笔画；保护来源是为了承认原址和社区；保护历史就是把搬运、收藏、研究与争议全部写进说明。缺少任何一层，石头都会被重新剪裁。

历史记忆

也不能止于损害和愤怒。愤怒可以留住问题，却不能代替证据；证据可以理清事实，却不能抹杀人的感受。旅顺居民在空缺岩面上所感受到的是地方记忆被带走；东京保管者面对石刻时，则是看到了一件具有明确来源、复杂的东亚古代遗物。双方都需要面对石头完整的生命史。

从中国古代史的角度来讲，边疆不是沉默的远方。“官员、译者、士兵、商人、部落首领、井边的石工”这些人物都参与着政治关系的形成。“朝廷的意旨需要经过人的脚步才到海岸；石刻的文字也要经过后人辨认才能重新进入公共记忆。”

从世界文物史来看，在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收藏体系依然会一直影响到今天。很多物件离开原址的时候并没有平等协商过，后来却被包装成了单纯的保存行为。真正的文明交往不是把所有的过去改写成自己喜欢的故事，而是接受物件曾经属于哪个地方、经历过怎样的权力转移、又怎样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修补关系。

史学家伏在灯下，逐字核对拓片。“唐”的横画还清晰，“开元”两个字出现了风化的痕迹，“崔忻”两个字中间留下了一道细裂痕，纸页被翻动的时候会发出沙沙的声音。

石头是否归来还需要档案、交涉和时间共同回答；但是二十九个字已经从模糊中站起来了。它要求后人记下崔忻曾在海岸停留过，两口井曾给使者供水过，1908年的搬运改变了原址，也记住任何关于归还的讨论都不能避开事实。

历史给现在留下的，并不是对石头说话的权利，而只是听完了石头所讲的一切。

夜里，黄金山的井口盖着一层水光，在远处可以听到一声汽笛声。

石头可以离开原址，证据不能离开事实。

参考史料：

《旧唐书·玄宗本纪》、《旧唐书·北狄传》、《新唐书·渤海传》、资治通鉴中唐朝的记载；册府元龟有关朝贡和册封的记录；唐代鸿胪井刻石拓片以及旅顺黄金山遗址调查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东北史研究相关成果，剑桥中国史隋唐时期相关卷，剑桥世界近现代史东亚近代史相关卷，日本近代旅顺、关东州行政档案和宫内厅有关文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被盗和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返还公约及相关解释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