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94）——武汉:半夜突发的黄金劫案（上）

武汉，位于江汉平原东部、长江中游。

唐干元元年（公元758年），李白因永王李璘案被朝廷流放夜郎。途经这里时，登黄鹤楼听艺人吹笛，有感而发，留下《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一诗，其中“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成为千古绝句。

从此，也就有了“江城”之别称。

1949年9月，武汉发生一起拦路抢劫黄金案。由于涉案黄金高达百两之巨，影响甚大。

首先出场的是居住在武汉市第二区的失业教师梅景道。

三十二岁的他往上五辈至其父亲梅风彪，都是武师出身的保镖，后来，由于江汉铁路的修建，镖业一行迅速衰落。

于是，梅风彪改武为文，做了一名账房先生。但是，祖传的那份功夫却舍不得丢下，就让独子梅景道跟着习练武艺。

梅景道并不是一个用功之人，直到十八岁时老爸因病去世，功夫都很平常，先是给舞厅“抱台脚”（保镖），后又去一家公司看仓库，抗战胜利后在汉口的一家民办中学当了一名体育老师。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这所民办中学停办，梅景道失业，几经奔波失利后，不得不接受新政府“劳动者光荣”的理念，自食其力，当一名三轮车师傅。

他通过朋友，购买了一辆旧三轮车，喷上红色油漆，上书“镖师后人，承运安全”八个黄色大字，随后几天，相继前往公安局、工商局、人力车同业公会办理手续。

8月30日下午，各项手续终于全部办妥，梅景道准备明天正式上街，开始新的生活。三点多钟，他正在自家院子里把新领的牌照和准运证往三轮车上挂时，来了一个五十开外的老妇——花秋香。

花是南京人，早年考入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在武昌一所学校执教，二十一岁时她曾嫁过一个北洋军官，不久丈夫病殁，守寡十年后，迎来了第二次婚姻，嫁给汉口古董店“清昌斋”老板董博智做了续弦。

董家涉足古玩行业已二百余年，业内人都认为董家生意做得甚好，历代掌柜目光精准，胆大心细，而且敢做外埠生意，东赴上海，西去四川，北上关外，南下两广，收货送款从来不打回票。

当然，这需要有得力之人佑护，其得力之人，便是梅景道的祖辈经营的“显德镖局”。

董梅两家数代合作，一向默契，梅家护镖从无闪失，董家付款向守信用。因此，一直到梅风彪由镖师改行做账房先生后，两家还时有来往，逢年过节董家必请梅氏全家吃饭，这是累代常年不变的规矩。

所以，尽管梅景道没有做过镖师，他跟董家上下都很熟识。

那么，此刻花秋香登门所为何事呢？说来也简单：

今年4月，其夫董博智突发心脏病，撒手西归。花秋香嫁入董家虽已多年，总归是续弦，而且没有生育。

董老板一死，“清昌斋”便由长子董琰昌继承，其余财产，概由次子、幼子接管。

旧时结婚都早，这三个前妻所生的儿子自己的子女亦已有两三个，尽管还同住一座大宅院，但连花秋香已经是四个小家庭。那三户妯娌联合起来，时不时给花秋香这个名义上的老妈出一些难题。

花秋香是知识分子出身，不是笨蛋，所嫁的两任丈夫，一是旧军官，一是古玩商，数十年厮守下来，不说口授身传，光是耳濡目染也学会了一套识人本领，当下一看便知对方的意图，这是要把她撵走啊！

丈夫死后，她也正好产生了叶落归根之念，想回金陵故乡安度残生。被人赶走不如自己提出离开，花秋香便把三个名义上的儿子叫到一处，说了要回南京的想法。

武汉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对于那三家来说，自然“正合吾意”。于是便积极为花秋香返乡做准备，因其不是被扫地出门，再说她也有一些私有财产，准备下来也有两口硕大的樟木箱子，外加一个大号旅行包。

花秋香到汉口长江客运码头一打听，去南京的轮船的始发港是重庆，按照一般情况，抵达汉口客运码头是晚上十二点左右。

花秋香谢绝了三子的送行好意说:

自己解决！

当时，花秋香不但考虑了如何去码头之事，还考虑了旅途中的安全，思来想去，想到了梅景道，于是这天下午踏进了梅景道的家门。

花秋香说明来意，梅景道听后马上点头说:

花姨，您放心，我义务送您去南京，一直送到家门口，不要一文钱。

花秋香答:

小梅，你应承出这趟差，阿姨就非常高兴，不要说什么义务。梅、董两家已经交往了百多年，这种差使从来没有义务的说法，咱们还是照老祖宗留下的规矩办。

这样吧，你不要嫌少——把我送到南京，我支付你一百万元，行吗？（此系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为10000:1）

她见梅景道无异议，当即掏出一沓钞票递了过去，请他去汉口码头购买两张到南京的三等舱船票。

1949年9月3日，是动身的日子。梅景道按照约定，当晚十点过后，踩着三轮车前往竹牌巷接了花秋香一同前去登船。

从董家所在的竹牌巷到汉口客运码头，大约四公里地。六十多年前，那一带虽有沿江公路，但是一到晚上便冷冷清清，昏黄的路灯时有时无。

行不多久，梅景道拉着三轮车过了利济路口，进入一片路灯损坏的黑暗地带时，意外情况发生了。

一辆载着两个男子的自行车从前方迎面驶来，忽地一个刹车拦在三轮车前，梅景道下意识地按下了三角架上的手闸。就在这时，对方手上忽然像变魔术似的亮出一支手枪：

“别动！”

与此同时，另一个男子也亮出了手枪对准坐在后面的花秋香说道：

“

敢动，要你命！”

梅景道还没回过神来，对方已经厉声下令：

“

把车推那边去！”

对方未持枪的左手，指着左侧路边空地上的一棵高大茂盛的水杉树。

事实证明，镖师后人梅景道缺乏镖师祖辈的那份骁勇和机智，面对着劫匪的枪口，脑子里一片空白，下意识地服从了对方的指令，一手把持车龙头，一手扯着车座，乖乖地把三轮车推向指定的位置。

至于花秋香，已经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几近昏迷，只觉得自己的耳朵里像是被灌了水，与外界的声波传输几乎被切断，稍停只听见有人说了句什么，车就停下了。

花秋香没听清的这句话是劫匪对梅景道说的，这时，三轮车已推到大树下面，对方喝令停下，让他双手抱头就地蹲下。

梅景道遵命照办，花秋香被另一个劫匪扯下了车，令其蹲在梅景道旁边。

很显然，这俩人事先商量过分工，当下一个持枪看守梅、花二人，另一个则把花秋香的那两口樟木箱子从三轮车上搬到地面，从怀中抽出匕首，割断了箱子外面团团包裹着的草绳，看见搭扣上上着挂锁，便命花秋香交出钥匙。

然后，用钥匙打开挂锁后掀开箱子，借着从枝叶间透入的月光，快速翻检，把一件件物品取出，丢扔于地。

很快，一口箱子翻检完毕，接着又翻检另一口箱子。翻了一半，一声欢呼“有了”，双手捧起一口沉甸甸的白铜匣子，放在第一口木箱的箱盖上，揭开匣盖，匣内紫色锦缎内衬上平放着上下两叠黄金条块，一共十块。

两个劫匪一看得手，随即飞身上了自行车，转眼就消失在一片昏暗中。

被劫黄金共一百两，以当时每两市价九十六万元计算，共值九千六百万元，合新版人民币九千六百元。

这是1949年全国已解放省市所发生案值最大的一起抢劫案，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第二分局接到报案后，一面指派刑警火速前往现场，一面立刻向市局急报。

当时，武汉市与湖北省没有属地关系，直接隶属于中南军政委员会，市公安局的上级业务领导是中南公安部。

这等案子，自然要立即向中南公安部报告，值班室不敢延误，即刻报告部长卜盛光。

随后，卜盛光下令：

立即从武汉市公安局和案发地第二分局抽调精干刑警组建专案组侦查该案，由中南公安部派干部担任专案组领导，尽快破案，缉获劫匪，追回赃金。

很快，专案组成立，成员二十三名，组长由中南公安部章治国处长担任，武汉市公安局刑侦处第二科科长刘行博任副组长。

午夜时分，案件发生后大约一个半小时，专案组刑警已经全部到位，并举行首次案情分析会。

副组长刘行博主持会议，先把各人介绍了一遍，然后让参加勘查现场的刑警把相关情况作了介绍：

第一，梅、花二人夜行原因和案发情况。

第二，现场获取案犯仓促间失落的钥匙一串；从那两口木箱以及被翻检的物品上提取到了其中一名劫匪的指纹。

第三，梅、花二人根据在朦胧的月光中所见情形，提供了两名劫匪的特征，年龄差不多都在二十五至三十岁之间。

一个瘦高个儿，声音尖细，公鸭嗓子，头发有点儿长，穿一件浅蓝色有领短袖针织衫，米黄色卡其布西装短裤；

另一个稍矮，身板较厚，嗓音低沉，剪平顶头，有一对招风的大耳朵，穿一条黑色香云纱长裤，白色短袖衬衫的下摆塞在裤腰内。

武汉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由于苦主精神高度紧张，未曾注意他们所穿的鞋子。

第四，根据梅、花二人对劫匪所持手枪的描述，初步判断那个瘦高个儿拿的是左轮手枪，平顶头拿的是一支勃朗宁。

第五，二劫匪作案时所骑的那辆自行车，后车轮挡泥板下半截的白色喷漆上有红色字迹，因为稍有距离且字体较小，苦主未能看清，印象中是有一个小括号里面写着两个汉字，小括号下面也有三四个汉字。刑警判断这是某个单位的公车。

章治国是卜盛光部长的老部下，八路军129师保卫部出身，跟着首长一路走进了中南公安部，多年的斗争实践养成了不凡的思维能力。

当下，他一边听刑警汇报情况，一边思考，待到汇报结束，就已经找到了调查本案的第一个切入口：

花秋香离开武汉前往南京老家定居的信息散布范围和对象，只有知晓这个信息的人，才会留意她有什么东西要带往南京。

据花秋香向刑警陈述，她这一百两黄金是她的第一任丈夫留给她的遗产，一直放在身边，再婚时带往董家，但是从未向包括丈夫在内的任何人提起过，相信无人知晓。

但是，这次抢劫案的发生，表明这个重要秘密不但已被他人所知，而且对方料到其此行必把黄金带往南京，于是起了拦路抢劫之念。

章治国以上述内容作为案情分析会的开头之后，其它刑警纷纷开腔，顺着章治国的思路往下延伸，归纳为以下四条查访措施：

第一条，案犯得知花秋香即将携金回南京老家的消息，立马策划了这起拦路抢劫案，作案快捷、顺利，耗时颇短，整个过程简直可以用“行云流水”来形容，说明案犯准确掌握了花秋香动身前往码头的一应信息。

这种情形，只有那几天一直在留意花秋香一举一动的人才能做到，加上之前所说的“知晓花秋香有黄金遗产”信息的情况，初步可以推断:

案犯（并不局限于出面下手的那两个劫匪）就在花秋香的周围人群中，很有可能是跟花秋香经常甚至长期相处的人。

董家三个儿子及其眷属以及若干邻居应该被列入了需要调查的名单中。

第二条，调查镖师后人梅景道。

之前，刑警分别询问时已经了解到，花秋香在去雇请梅景道的时候，并不知道他已经改行做车夫，但是知晓这个被其视为侄辈的青年已经失业，认为他应该有空护送自己回南京。

花秋香的思路比较清晰，面对刑警反复询问梅景道与其接触的细节时说：

小梅应该跟劫金案无涉，关于她藏金之事，连其第二任丈夫生前都毫不知晓，梅景道肯定不可能知道；

她还告诉刑警，在跟梅景道说起这次回乡定居时所要携带的行李时，根本没有说过具体有些什么，只以“有两口箱子、一个旅行包”予以概括，当时对方听后只是点了点头，指着那辆新的三轮车说他有车，到时候去接她。

从劫匪作案经过可以看出，他们就是冲着黄金来的，两口箱子里还有董老板留给她的一只宣德炉、三件象牙古雕，都是比较值钱的古董，那个负责翻检的劫匪视若无睹。另外，还有一个放若干金银首饰的小缎盒，也没拿。

刑警认为花秋香的说法不无道理，当然，面对这样的大案，像梅景道这样的角色掺和在里面，不管有多少条理由摆在面前，都是需要对其进行查摸。

必须有充分确凿的证据表明他与案件无涉，才可以排除对他的怀疑。因此，专案组决定严密调查梅景道。

第三条，劫匪作案时所使用的自行车具有公车的特征，有必要调查全市各单位自行车保管和使用情况，据此发现线索，顺藤摸瓜。

第四条，不能排除劫匪在作案后立刻把赃金出手的可能，这种出手方式通常会是出售、改造，以及以金易物和折抵款项实物的典当行为。

因此，须在全市范围内对金铺、典当、银行等进行布控，并且严密注意金银外钞地下交易市场的此类交易情况。

至于劫匪在现场遗落的那串钥匙以及被提取到的指纹，眼下尚不能作为调查的条件，暂搁一边。

章治国、刘行博稍稍商量后，对上述各项调查工作的刑警分配作了安排。

次日，一干刑警按照分工出动，各自进行调查。

对董家成员的调查这一路分为四拨刑警：

一拨是专案组组长章治国、刑警彭信扬、诸葛峰三人前往董家老大董琰昌执掌的“清昌斋”古玩铺找董老板了解情况；

另一拨则由副组长刘行博和刑警老李、小杨等一行六人去竹牌巷董家向董家三妯娌调查；

另外两拨则分别去了董家老二董琰恕、老三董琰远所供职的汉阳“大茂公司”和武昌丁字桥“荣昌私立职业学校”。

四十七岁的董琰昌自初中毕业后就开始随父经营古玩，浸淫商海三十年多年。他一边给刑警沏茶，一边脸色平静地说:

昨晚发生了那么大事情，知道刑警必定会来调查。

章治国跟董老板宛若好友聊天似的谈了个把小时，把董家内部的关系以及与花秋香的瓜葛，初步查摸了一个大概。

董氏三兄弟的性格与其父相似，最为突出的就是惧内。不过，两代人的感受截然不同，三兄弟的老爸董博智在这方面堪称运气绝佳，因为他所娶的两任妻子性格都很温和，天生一副菩萨心肠，她们跟丈夫的关系属于“两情相悦，相敬如宾”，如此，董老爷子的惧内倒成了调剂夫妻感情的润滑剂，使他受益不浅。

可是，他的三个儿子却没有这份福气。所娶的妻室一个比一个蛮横凶悍，他们的惧内成为各自老婆河东狮吼的助推剂。

幸亏董老爷子性格中另备一份特点，而且据算命先生讲他跟三个儿媳妇属于“命中犯克”，是压得住她们性气的——当然，这是迷信，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老爷子手中掌握着全家的财政大权，他时常喜欢动用经济杠杆来压制和管理家政。

因此，三个儿媳妇不敢过于放肆，长期以来只能私下发作——变相虐待丈夫，借“教育”子女发泄对公公婆婆的不满，再就是互相之间进行地下斗争。

那么，三个儿媳妇是否跟昨晚发生的劫金案有涉呢？董琰昌认为:

老二、老三的妻子似乎都有涉案嫌疑。

老二董琰恕的妻子孟慧琴，其出身梨园世家，六岁就已学艺，吹拉弹唱无不精通，人也长得很俏丽。不过，她从未登过台演过戏，也不客串，甚至连票友也不是。

旧时艺人社会地位很低，其父不想让这个娇贵的独生女儿蹚这摊浑水，宁可放在家里养着，一直养到二十四岁上方才嫁给董家。

她的出现，在给董家老二的虚荣心得到充分满足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份副产品——绿帽子。

孟父晚年已经不再唱戏，凭着名气和本领，做起了教师爷。老爷子多才多艺，唱戏，戏路子广，主打老生，客串武生、丑角；乐器，琴、弦、笙、笛无不精通，收的学生很杂，专业艺人、票友、玩家都有。

孟慧琴闲着无事，随父学乐器，数年下来，已达到了专业水平。之后协助老爸辅导那些非专业学生，一直到二十四岁那年出嫁。

以孟慧琴当时的年龄、相貌，整天跟那些以纨绔子弟为主的非专业学生（都是富家子弟、风流玩客）待在一起，哪有不出事？

据说，她嫁到董家之前，已经打过三次胎。

婚后，孟慧琴见丈夫生性怯懦，根本不把他当回事，继续与以前的相好来往，其中有两个对象是固定的。

董琰昌听其妻秦淑娟私下嘀咕了几次，委托朋友跟踪了一段时间，终于摸清了情况，证实其确实屡屡出轨，与至少五名男子有染，其中两名是老相好，三名是婚后回娘家时新结识的孟老爷子的学生。

当时，董老爷子尚健在，其对董琰昌的小报告没有表态，董老大便明白老爷子已经没有精力料理家务事，也就适可而止。

不过，董琰昌适可而止，孟慧琴却不想太平。两个月前，董琰昌的妻子秦淑娟与老三妻子陶应珍陪同婆婆花秋香去归元寺烧香。

孟慧琴信奉道教，没有随行，说要回娘家，而且确实是在门口雇了辆三轮车坐上去后吩咐车夫前往娘家所在地。

可是，下午董琰昌就听店员李晓山说:

午后，他从外面办事回来，路过同德里“正兴馆”时，看见孟慧琴与一个风度翩翩的男子挽肘而出，两人脸色都有些红，显然喝过酒。

那个男子，李晓山认识，是唱武生的资深票友袁少君。董琰昌当时听了很是恼火，最初是想跟老二谈一下让他注意监管妻子，甚至还想叫上老三一起对老二施加压力，转念一想，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武汉解放后，古玩生意滑坡，还是把心思放在经营上为妥。

这事过去半个多月，大暑那天，董琰昌去工商联开会，听到一个消息：

“

袁隆昌金店”经营不善，面临倒闭。

董琰昌听了心里一动，“袁隆昌金店”的老板袁思量就是袁少君的父亲，不知金店经营不善是否跟袁少君与孟慧琴的轧姘头有关？

如果有关，只怕会牵连到他们整个董氏家族。董琰昌多生了一个心眼，表面上不露声色，暗地里却打听这个消息的真实情况。

最后，终于弄清楚所谓“经营不善”的原因：

袁少君一年前练功时摔伤了一条腿，一直没有恢复到位，便从此告别了舞台，闲着无事沾上了赌博，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便是债台高筑。

袁思量一心扑在生意上，根本没留心儿子的玩法已经转型，等到听见风声想要过问时，已经迟了。

他担心债主讨上门来，于是放出风声称金店经营不善，准备歇业。

武汉解放后，金店的生意确实不如以前，袁老板放出风声后，还真准备关门打烊。

本来，董琰昌也没将此当作一回事，但是现在发生了继母黄金被抢劫的案子，就想起了袁少君，此刻刑警登门调查，他觉得有必要把这一情况向刑警反映。

接着，董琰昌又说了其认为老三董琰远的妻子陶应珍也可能涉案的理由：

陶应珍是武昌“富源泰商行”老板陶瑟兰的女儿，“富源泰商行”是一家只有两个门面的店铺，经营一些杂货，算不上显赫。

不过，陶瑟兰在武汉三镇颇有些名气，因为他是青帮头目，在上海出道，据说与沪上大亨杜月笙是同门，杜氏唤其师兄。

后来，他回到武汉，自立山门开香堂广收徒弟。武汉三镇近二十年的起码二十起引起警察局重视的案子都与其有关，但他竟然从未折进过局子。

陶瑟兰所犯的事儿，如果活到解放后，肯定要挨枪子儿，一直跟随其作恶的大弟子李鑫发在武汉解放后第三天被捕，一个月后即被军管会判处死刑执行枪决了。

不过，陶瑟兰倒是逃过了血光之灾，他在武汉解放前一个月已经病亡。

陶应珍这个出身于帮会头子家庭的女子，性格酷似其父，天生一股霸气，秦淑娟、孟慧琴一般当面都让其三分，因此便在董家形成了说一不二的气场，除了公公董博智，谁都不让。

不过，陶应珍倒还有其父的那份老江湖行事风格，知道见好就收，适可而止。

武汉解放后，有人登门拜访，被她安排在家里的男佣住处住过一夜，没向派出所报临时户口，大房二房也没向天天下基层了解治安情况的户籍警报告。

此刻，董琰昌要向刑警提供的嫌疑对象，就是那个在一周前前往董家拜访陶应珍的男子。

董琰昌当时正好去信阳办事没在武汉，没跟该男子见面。事后，其妻秦淑娟告诉他此事时说:

这个男子很恭敬，唤其姐姐，不过陶应珍没称他为兄或弟，只是叫他小钉子，不知两人是什么关系。

董琰昌听在耳里，没有吭声，心里却是一动：

这次，他出差信阳回来时，在火车站看见新张贴出的武汉市军管会的通缉令中有彭子益其名，还注明“绰号小钉子”。

由此可见，小钉子这厮是逃犯，走投无路之际撞到董家门上找陶应珍躲了一天。

要说董琰昌的法制观念应该有的，可他不想为此事得罪弟弟、弟媳，这事说小也小，说大也大，一旦政府真的要追究起来，有可能把陶应珍拘进去，那就有辱董家门风。

好在他知道此事时，小钉子已经离开，董琰昌心里一松，只盼那厮远走高飞，免得哪天一旦落网，嘴巴不紧交代出曾在董家落脚过一天一夜，只怕警察就要登门调查。

可是，哪知仅仅过了数日，这边就摊上了大事，继母黄金被劫，眼下还真难说这个案子跟小钉子的到访究竟有没有关系。

于是，董琰昌丢弃了之前的那份顾虑，觉得还是照实向警察反映，免得以后说他知情不报，那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前往调查的专案组组长章治国、刑警彭信扬、诸葛峰听到这里，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

这个怀疑可以作为重点来看待。

刑警之前向花秋香了解到，准备行李的那几天里，为了防止被人窥探，她对家人佯称自己身体不适，白天很少露面，一直待在自己的卧室里，甚至有几餐饭都让女佣直接送到房间里去。

收拾行李都在晚上，选在下半夜夜深人静之时，收拾百两黄金时，曾听见过卧室窗外似有轻微声响，她一个激灵，当即扯开床上的一条被单遮住黄金，然后打开窗户向外查看，并无动静，想想还是不放心，又开门往外探身查看，亦无异样。她定定神，又把窗帘蒙得严严实实后再作收拾。

巧的是，那一夜正是小钉子留宿董宅的那晚，她那天没和全家一起用餐，不知道家里来了外人，也就没跟刑警提及。

与此同时，副组长刘行博和刑警老李、小杨等一行六人在对董家三妯娌分别进行调查的时候，也有收获。

秦淑娟、孟慧琴对陶应珍的态度跟董琰昌相同，之前虑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没向户籍警报告，因为她们并不知道小钉子是被公安局通缉的逃犯。

可是，眼前这件事儿实在太大了，两人便都说到了陶应珍曾容留过小钉子之事。

当然，刑警在接触陶应珍时，她也说到了她对大嫂秦淑娟的怀疑，这个情况是董琰昌没有向刑警说到过，秦淑娟的老爸曾是武汉地区出了名的收赃大佬！

武汉老照片

秦淑娟的父亲名叫秦隐峰，湖南株洲人氏，早年拜师习练巫家拳，颇有成就，实战能力比较强。

可是，出师之后，在社会上多行不轨，欺男霸女，不服师门管教。于是，巫山拳掌门人就按照本门的戒律，废其功夫。

秦隐峰唯恐遭到曾被他欺凌对象的报复，被迫离开湖南，悄悄来到武汉，从事一份社会地位卑微的职业——收破烂。

秦隐峰性格中还有另外一面，坚忍、吃苦和精明，凭着这三点，他在十年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掌握着武汉三镇三分之一收购废品和处置权的把头，而且还是当时湖北较有名气的帮会组织“必复堂”的中层头目。

这一年，他三十挂零，事业有成，购房娶妻，当年便生下了大女儿秦淑娟。

秦隐峰与“清昌斋”老当家董博智的结识，跟两人所从事的职业有关。那个年代像秦隐峰这样有眼光的破烂王很容易收到古董赃物，收到后就要找下家以合适价位出售。

按照行规，正规古玩店铺不能收赃。不过，也有古玩店铺玩曲线，不从盗贼手里收货，而从收破烂那里买下他们暗地里收购的赃物，先付一笔定金，暂不取货。

放上两三年后，再收货并付清余款，然后作为本字号的珍藏品推出。这种玩曲线的古玩店铺在整个古玩行业中极少，“清昌斋”恰恰正是其中之一。

董琰昌与秦隐峰的交往由此开始，随着一次次合作的成功，他们之间的友情也日渐增加，最后竟然成了铁哥们儿。

董琰昌与秦淑娟的婚姻就是在双方老爸的这种交情中确定，据说两人成亲时，秦隐峰为防别人看不起他的出身，陪嫁的嫁妆特别丰厚，具体有些什么外人不清楚，坊间传说，其价值可开一家不大不小的中型商铺。

不过，这份财富后来又花到了秦隐峰身上，老家伙在抗战胜利后被清算出其出任日伪政权伪职的汉奸罪行，秦淑娟为营救其父，把全部嫁妆和私房钱都拿出来请人疏通，最后以“因病保释”的名义恢复了自由。

不过，秦隐峰的家产已经全部被没收，而且已被帮会除名，为谋生计，他重新做起了破烂王。

可是，由于秦隐峰已经声名狼藉，以前素有来往的那些江湖有名的盗贼已不屑与其交往，他只能跟一些小偷毛贼打交道。

不过，老家伙有老而弥坚之势，三四年折腾下来，又建立了一定的势力。

三妯娌在长期的交往中就像一部活三国，互相之间的敌友关系经常变换，对立时水火不容，怒目相视；亲密时可达割头换颈，无话不谈。

陶应珍告诉刑警的以上情况，就是秦淑娟有一次吃了孟慧琴的亏后，拉拢她联手对付孟慧琴时，请她去外面喝咖啡时透露的。

专案组决定集中力量循着小钉子那条线调查，兵分两路，一路是以派出所调查情况为名传讯陶应珍，另一路是直接调查小钉子彭子益。

陶应珍听刑警一说小钉子曾去过她家之事，毫不慌张，平静地告诉刑警：

小钉子名叫彭子益，二十三岁，湖北巴东人氏，十年前一个偶然机会被她的父亲陶瑟兰看中。

当时，他是一个流落到武汉来行乞的小叫花儿，一天晚上路遇帮会火并截杀陶瑟兰。

当时的情势有些惊险，陶的两个保镖都已被乱枪击毙，他自己也中弹，肠子流出，血流如注，昏迷在路边。

小钉子这时恰巧经过，从已死的保镖身上解下腰带，先把陶的肠子塞回腹腔，用他那口要饭的粗瓷碗反扣伤口后再用腰带扎住。

然后，他从痛醒的伤者口中得知电话，奔到附近一家工厂央求人家打电话。

陶瑟兰的手下闻讯赶到，将其送进医院。医生后来说:

若不是这番急救措施，必死无疑。

于是，陶瑟兰决定违背自己已经立下“不再收徒”的誓言，破例把小钉子收为关门弟子，并将其安置在“富源泰商行”学着做事。

那么，小钉子来找陶应珍干什么呢？她也有一番说辞：

武汉解放后，军管会把父亲遗留下的商行没收，伙计都是陶瑟兰的帮会徒弟，全部遣散。

于是，小钉子失业，这段日子流落在江湖上四处奔波，想筹措一些旅费去南方谋生。

这是小钉子这次来告诉她的。陶应珍猜测他可能想去海外，如果是去广州的话不必非要筹措旅费。要想偷渡，或者打点黑社会，那就得花钱，而且是花较大数额的金钱，还得是“黄白绿”（即黄金白银和美钞）。

陶应珍听后说:

没问题，她在外面有一笔账款，对方答应这两天要还，让小钉子多住几天，到时候把钱拿去。

小钉子当时听了双目闪光，透出渴望之欲。可是，次日一大早，陶应珍刚起来，就接到董宅佣人老安转告的小钉子留下的话:

有点儿急事，必须赶紧去办，原谅他的不辞而别。

几位刑警听到这里，很自然地作出了推断：

上一天晚上，小钉子留宿董家，半夜曾起来在宅内转悠，最初的用意是想找些可以窃取的值钱物品，转悠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花秋香在整理行李时打开那个盛放百两黄金的小铜匣的一幕，于是见财起意，有了打劫黄金的想法。

这笔“买卖”可是千载难逢，他得赶紧做准备，因此次日早晨等不及陶应珍起床匆匆离开，这不是凭空演绎，而是有陶应珍的陈述作为依据：

她跟小钉子聊天时，曾说起过花秋香将于近日去南京，且再也不回武汉之事。

另一路刑警也获得了一些情况：

市局刑侦处第五科侦查帮会黑道的同志介绍，陶瑟兰系武汉一霸，其生前与大弟子李鑫发狼狈为奸，作恶多端，其手下有彭子益等近二十名骨干分子为非作歹，因此，彭被定为这个恶霸犯罪团伙的主犯之一。

该团伙的另外十七名嫌疑人中已有十五人被捕，一人自杀，一人病亡，只有彭子益在逃，刑警已经对他进行多日追捕，并无线索。

这次市局发布通缉令抓捕重要案犯时，决定将其列入被通缉的三十名案犯之中。

向刑警介绍上述情况的是分管查缉彭子益那个小组组长老孙，专案组副组长刘行博一听，立刻要求对方一旦发现彭子益的线索，即刻跟专案组联系。

老孙继续说道:

日前，他们已经查到过彭子益的线索，对方在前天——9月3日晚上曾在汉口客运码头露过面，这是他们的一个线人提供的情况。

刘行博听后一个激灵，要求对方详细介绍，结果获知：

9月4日下午，那个线人从一个姓王的扒手那里，听说彭子益在汉口客运码头露过面。

扒手王某那天晚上去汉口客运码头偷窃，一直没有适合机会，按照贼不走空的规矩，在码头耗着，碰上了彭子益。

王某的年龄比彭大一倍，是个老扒手，在武汉扒手中也算是小有名气的人物。

按照帮会规矩，扒手不能参加帮会，所以他没有后台，又因生性内向，不善交友，所以在江湖上一直处于“放单吊”的境地，见到帮会人物不得不点头哈腰。

那天晚上，他正在码头候船室转悠时，突然劈面跟彭子益相遇。

彭子益以前曾为朋友被窃钱包之事找过王某命其追回，王某相帮追回后，彭还给了他一条香烟。所以，两人还算熟悉。

当时，彭子益看着王某，轻声说了一句话，王某立马转身离开码头。这句话是：

“

这么晚了，你可以回家去休息了。”

——由此可见，彭子益很厉害！同时，王某对道上的另一个人也有些惧怕，就是老孙的那个线人钱某。

钱某向来不跟他所看不起的人讲道理，一言不合马上动手，他不是武林高手，据说可能连拳也没练过，不过这人天生敏捷胆大，属于亡命之徒，动手多半伴随刀子，眨眼之间往人不紧要的部位，捅一个不深不浅的窟窿。

钱某从来没有捅死捅残过人，警察虽都知道此人，但由于没有接到报案（道上规矩，挨了刀向警方报案是塌面子之举，故此不屑），从来没有折进过局子。

钱某在道上，赖以生存的就是凭此特长向偷盗者勒索钱财，京城道上行话谓之“吃佛”，据说他已经“吃”了十多年。

武汉解放后，新政权刑警找到他，将其发展为线人，老孙打听彭子益的消息，动用了钱某。

钱某四处打听，不得；这天正好遇见王某，随口一问，王某不敢隐瞒，就一五一十说了，老孙接着就去找了王某，他说了上述情况。

当下，刘行博和刑警施琨、小杨便按照老孙提供的地址，在武昌丁字桥派出所跟王某见面。

刘行博对王某很客气，请他坐下，递上事先已经泡好后凉着的绿茶，对方一看，马上从兜里掏出“红双喜”香烟散给众刑警。

因为有这个良好气氛的开头，谈话进行得很顺利，王某把他在汉口客运码头遇见彭子益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一下，并没有使刑警“一个激灵”的内容。

临末，刘行博问他与彭子益相遇的时候大概是几点钟。王某说:

他没有表，不过走出候船室的时候，记得大门口挂着的那口时钟上显示的是一点二十分。

刘行博眉峰一耸：

几点？

对方答:

一点二十分！

刘行博问:

没看错？

对方答:

我这双眼睛，哪会看错呢。

王某离开后，刘行博摇了摇头，微叹一口气说:

看来没戏，这案子不是姓彭所为。

小杨忙问:

为什么？

刘行博答:

道理很清楚：抢劫案发生在深夜十一点半左右，对于彭子益这样一个年纪轻轻但出道已有十年的江湖老手来说，不会不想到这等大案发生后苦主立刻会报警，而公安肯定会对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予以布控。

如果这个案子是彭子益策划的，那两个案犯是受其指使而作的案，那么，他敢在案子发生后两小时来汉口客运码头转悠吗？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即使是携金外逃，他也不可能这样做。否则，姓彭的也不可能在刑侦五科对其开展查缉后，仍在法网之外逍遥这么些日子。

所以，我认为小钉子与本案无涉，他是在对该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出于另一种目的去的汉口客运码头。

这番分析，把其它几位刑警说得连连点头，都觉得不无道理。刘行博又说:

这只是一种推理，说得准不准，还要看接下来的实际情况。这话题比较重要，回头得在案情分析会上好好分析一番，万一小钉子的脑子发生短路，剑走偏锋不按规则出牌，诱使我们分析出错。

几人正讨论着，市局刑侦五科的老孙打来电话说:

彭子益已经落网，专案组是否需要讯问。

刘行博问道:

是在哪里抓到这主儿的。

老孙在电话里说:

刘行博听后，当下立刻去市局讯问彭子益，结果证实了刘行博之前的推断，彭并未参与劫金案，也根本不知道发生了这么一起案子。

那么，他去董宅找陶应珍次晨又不辞而别是怎么回事呢？

彭子益说:

他打算去广州，在那边寻找机会去香港或者澳门，想找陶应珍筹措一些钱款。

陶应珍答应把她一笔借给别人的款子这几天收回来后给他，他很高兴，当晚住下。

原先确实准备住在董家等候数日，不过他当晚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被捕了，于是决定提前离开，钱款的事情过几天再说。

原本满怀希望的一个嫌疑对象被排除，专案组上下人人沮丧。组长章治国说:

幸亏在小钉子身上耗费的时间不长，现在赶紧调头转向，重新部署对其它线索的调查。

一是董家老大琰昌之妻秦淑娟的社会关系；

二是董家老二琰恕之妻孟慧琴的社会关系；

三是之前已经着手过但正在等候数据的一路——对涉案自行车的调查。

从9月6日下午开始，专案组刑警分为三路，分别对这三条线索进行调查。

刑警彭信扬、葛汉松、老曹、小杨四人负责对秦淑娟之父秦隐峰进行调查，为防止打草惊蛇，他们先与其住宅地管段派出所联系。

像秦隐峰这样的角色，一直是派出所的重点关注对象，户籍警老赵每天下巷子时都要向甲长问及。

不过，老赵最近问得少了。秦老头儿在8月初的一个闷热难挨的傍晚，突然中风，急送医院经抢救侥幸留得性命，却落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说话也是含糊不清。

彭信扬问:

8月初，具体是几日？

老赵还真不简单，张口就说:

那天是8月2日，星期二，秦隐峰是傍晚六点四十分被送的医院；第二天他还特地去医院跑了一趟，向医生了解一应情况，得知确实是脑中风。

这个情况，他在8月3日下班前的碰头会上也向所里汇报过，所里有记录。

彭信扬等人听着，暗暗屈指一算，那时候花秋香还没决定几时动身，当然谈不上收拾行李，那个装黄金的小铜匣也没露过相，大儿媳秦淑娟不可能知晓，也不可能跟她老爸说起。

接着，老头子瘫痪，秦淑娟即便暗中窥察到花秋香的藏金秘密跟老头子说起，他也不可能策划作案。

如此看来，秦淑娟这条线索并无涉案可能。不过，一干刑警对此仍然存疑，觉得不解：

既然秦老头儿早在8月2日就出事了，为什么董家那边谁也没有提起过呢？这不是反常吗？

于是，四个刑警分为两拨，分别向董家和秦家的邻居了解情况，然后再碰头汇合。

一拨是这样的：

秦家那边的邻居说，秦隐峰与大女儿秦淑娟的关系一向很好，但是，最近发生了变化。

因为，秦老头儿预感到自己日暮西山，一天不如一天，便在今年阴历六月初六的天贶节那天，召集全家人借贺节为名，当众宣布：

所有财产死后留给儿子秦志得。

另外两个女儿听了无言，只有大女儿秦淑娟听后，当即像是踩着了地雷般，一下子蹦了起来。

当初，抗战胜利后老头儿身陷大牢，她把全部嫁妆和私房钱都拿出来请人疏通方才得以营救出，老头儿感激涕零之余，曾经当众宣布，今后只要他有东山再起，出头之日，百年之后所有家产全部归秦淑娟继承。

这话仅仅隔了三年多，怎么就推翻了？

不过，像秦隐峰这样的老江湖，自有他的一番说法，况且在场还有他请来的几个江湖老友，每人只轻轻说了数言，就把秦淑娟连吓带压，弄得不敢开腔。

这件事，当天便由受秦老头儿指使的两个佣人传到了众邻居那里，附近的居民便人尽皆知。

另一拨了解到的情况是：

六月初六，秦淑娟从娘家贺节返回董家后，情绪明显低落，但是没对任何人吐露什么，只称身体不适。

秦淑娟在娘家的地位一向突出，自称秦老头儿都听她的，所以这事瞒住了专事四处探听别人隐私的孟慧琴和陶应珍，这边的邻居更是无从得知。

所以，刑警没有探听到什么结果。不过，六月初六晚上秦淑娟赴宴回来的“情绪低落”足以可与前一拨刑警了解到的情况相佐证。

这样一来，秦淑娟的这条线索也被排除掉了。

与此同时，另一路刑警刘行博、诸葛峰、胡三相、老李正在对老二董琰恕之妻孟慧琴及其姘头袁少君进行调查。

调查从两个月前目睹孟慧琴与袁少君在“正兴馆”用过午餐后挽肘出门的“清昌斋”店员老李开始。

老李向刑警复述了他曾向董老板说过的那一幕，确认自己没有看错人，那二位确实是孟慧琴和袁少君。遗憾的是，除此以外，他却再也提供不出其它有用的细节。

刑警便请管段派出所出面把孟慧琴传唤到派出所与其谈话，副组长刘行博德生了一个心眼，叫上诸葛峰两人出面，另外二位刑警隐藏起来。

孟慧琴有一种跟生人打交道时自来熟的天性，见面听刘行博报出专案组侦查员的身份后，主动发问：

“

又是我婆婆被抢黄金的事儿吧？”

不待刑警回答，马上自顾说下去，责怪婆婆保密工作做得太好，黄金藏了这么些年头儿竟然无人知晓，其实，即便让家人知道了也没有啥的，小辈又不会问她提出分几两的；

如果家里人知道的话，肯定会提醒琰昌哥派两三个伙计护送她去码头的，那就不至于出事了，现在弄得……

刘行博打断了孟慧琴的唠叨，随即在白纸上草书“袁少君”三字，推到她面前。问道:

此人你认识吗？

孟慧琴一见，脸上笑容立刻消失，点头说:

认识！

刘行博又问:

什么关系？

对方答:

关系？没有什么关系呀，就是认识而已，他经常到我娘家向老父请教一些事儿，见得多了，就认识了。

留用刑警诸葛峰在一旁冷笑，用一口纯正的武汉话说:

恐怕没那么简单吧，袁少爷在武汉三镇有些名气，他跟你孟小姐什么关系，圈内人可都心知肚明。

孟慧琴是个豁得出的女人，见刑警把话说到这份儿，也就承认袁是她的“朋友”。刑警对此并无兴趣，他们关心的案子，就问了最近一段时间两人的接触情况。

孟慧琴说:

武汉解放以后， 她跟袁少君的接触明显减少了，袁的心思已经不放在她身上，也不在演戏上，而是在赌博上，最近一段时间只见过一次面。

就是老李看见的那次，那天正好巧遇对方，又在午饭时间，两人进饭馆一起用了午餐，天热还喝了些啤酒。

孟慧琴的陈述顺畅，神情正常，刑警没发现什么破绽，结束谈话后，让她离开。

这是刘行博事先预料之中的，孟慧琴是个对江湖有较多见识的角色，即使她涉案，在没有确凿掌握其证据的情况下，无法使其乖乖交代。

当然，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刘行博还留有后手，事先他已经密嘱在派出所没有露面的刑警胡三相、老李在其离开后，暗暗跟踪，看她到底去哪。

这一跟，很快有了结果，孟慧琴并未回家，径直去了袁宅，进去待了十来分钟，袁少君送其出门，招手拦住一辆正巧路过的三轮车，嘴里一迭声“你放心，你放心”，俩人握手而别。

此举引起了刑警的兴趣，通常说来，如果没有问题，孟慧琴有必要搞串供吗？于是，刑警决定二次传唤其人。

重新出现在刑警面前，孟慧琴那份江湖见识显示出来，她矢口否认离开派出所后去跟袁少君见面，谎称其去附近百货公司转悠，想买丝袜没有看中，就回家了。

孟慧琴没有想到，刑警同时传讯了袁少君。此人倒很配合，有问必答，很快道明俩人分手时那句“你放心”的含义：

袁少君确实因赌博而债台高筑，但是还没有外界所说的那么严重，否则，只怕他要么沉尸长江，要么远走高飞，反正不可能再在武汉露面。

一个月前，他的债主中，有三个因历史问题捕的捕，逃的逃，他的压力一下子减轻了一半以上。

当然，对于像他这样虽然不是资深但赌资巨大的赌棍新秀来说，戒赌似乎不太可能，他永远不会认输。只想继续下去，把输掉的钱钞赢回来，而且要有剩余，才能考虑收手问题。

袁少君本着这样的想法给孟慧琴寄了一封信，要其看在多年情人的分儿上给他提供若干赌资，使他实现东山再起之梦。

这封信里所说的内容，早在两个月前他们巧遇一起进饭馆吃饭时，袁就跟孟说过了，对方倒很爽快，一口答应。

后来，袁又说不用着急，这一阵儿他的赌运还不错，等到万一运气转换时，输光了手头儿的赌资再向她求援。

大约过了一个月，赌运真的不佳，他立马写了那封信，孟慧琴很守信用，立刻把自己的私房钱和若干件陪嫁首饰悄悄送到了袁宅。

此事，孟慧琴瞒着所有婆家人，尽管董琰恕惧内，但这种事情若是穿帮，绿帽子加上钱财损失，肯定是不能接受。

而且，秦淑娟和陶应珍都不是省油的灯，大伯子哥和小叔子也不会袖手旁观，届时一场家族内战发生起来，只怕她要逃回娘家避祸，会不会被董琰恕休掉还是一个未知数。

因此，孟慧琴被刑警传唤离开派出所后，认为接下来他们肯定要去找袁少君调查。

这倒无所谓，刑警说过他们无意也无权过问两人的生活作风问题，袁少君将其原原本本和盘托出也没啥了不起。

可她顾虑的是刑警在对董家人继续调查时，会不会泄露此事，这样就可能会出现自己担心的状况。

这样想着，孟慧琴决定立刻去一趟袁家，统一口径，其曾资助之事向刑警只字不提。

哪知，袁当时答应得好好的，临末被刑警提溜过去，秋风黑脸几下喝问，马上挺不住道出了实情。

刑警没想到，孟慧琴竟是这么执拗，这是一个跟案情无涉的情节，她竟然硬顶着不肯松口。

几个回合后没办法，刑警只好让袁和孟当面对质，孟的性子还真有些烈，听袁一说，竟倏地从椅子上一跃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了袁一个拳头。

要不是袁练过武功避让得快，没准儿当胸挨这一下吐血也难说，刑警就不得不用手铐把孟铐在椅子扶手上继续进行谈话。

到了这一步，孟慧琴实话实说，按照刑警的要求她把另外四个情人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而另一间屋子里，袁也根据刑警的要求，把自己这一阵儿的日常活动情况作了详细交代。

刑警对两人交代的情况进行了详尽调查，没有发现涉案，这条线索也被排除。

孟慧琴在传唤当天被留置于派出所，次日上午通知其丈夫把她领回去。

袁少君就没那么幸运，虽然他与黄金抢劫案无涉，但他的赌博行为情节较重，专案组将其转给了分局治安科作另案处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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