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94）——武汉:半夜突发的黄金劫案（下）

与此同时，刑警柳扬絮、孙阿模、张敬君、施琨四人正在进行另一路调查——查摸案犯作案时所使用的那辆自行车。

解放初期，公车通常是“公家自行车”的简称，公家除了机关，还包括国营工矿企业、医院、学校等单位。

前面说过，苦主事后回忆:

两个劫匪作案时骑的那辆自行车，后轮挡泥板上用红色油漆写着好像是代表公车的字样，由于现场光线暗淡，未能看清是哪个单位。

最初案情分析时，专案组将此作为调查的线索，予以落实，交由刑警柳扬絮、孙阿模、张敬君三人负责查摸。

三刑警甫一沾手，发现这活儿听上去容易，但一了解，发觉此念有错：

税务人员告诉他们，今年（1949年）自行车牌照税年初已由旧政权税务机构征收，新政权为人民服务，不能再收一次，所以要到明年征收。

侦查员以为，税务机关应该有接管旧税务局的资料，把这些公车资料抄录一份，上面哪个单位有几辆公车自是都写得明明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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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对方回答：

公车不征税，税务部门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如果要查，公安局内部有每辆自行车上牌照时填写的表格，肯定有这方面统计，公车也要上牌照，这个在旧社会就有规定。

于是，三刑警回身去了市公安局交警部门查档案。他们没想到，这种档案属于次要，接管旧警局时档案目录上有显示，但是具体放到哪儿就不清楚了。

武汉解放后，本地以及全国已经解放地区的社会部、公安局、政府因为历史问题，派人前来调阅查档，市局档案室同志应接不暇，忙不过来时，还要叫上外调人员和他们一起，到档案库房查寻需要调阅的档案。

这些档案原本就没有分门别类，理得整整齐齐，经此一折腾，类似自行车牌照材料这样不重要的材料，便不知被压到哪类档案的底下去了。

组长章治国听说这活儿耗时费劲儿，又给增拨了一名刑警。

一干人在档案库房里翻腾了两天，又闷又热，肺里面吸入了大量携带霉菌的灰尘，总算找到了公车统计材料，抄录下来一数，全市所有公家单位一共接管了两千三百辆自行车。

到底哪辆是曾经被案犯用来作为抢劫黄金时的交通工具呢？几人讨论下来，倾向于一种看法：

有可能是其中的一辆失窃车。

9月8日下午，刑警从自行车失窃登记材料中，查到截止黄金抢劫案发生次日的9月4日，全市自武汉解放以来共有十九辆公车失窃，其中十五辆已经在黄金抢劫案发生前被追回。

几位刑警中的负责人柳扬絮立刻向两位组长章治国、刘行博汇报情况说:

下一步，准备盯着那四辆失窃的公车展开调查，若其中一辆是劫匪用来作案，便可顺藤摸瓜追查案犯。

章治国听了没吭声，刘行博则缓缓摇头说:

看似简单，只怕真的干起来没那么容易。别看一辆自行车，在武汉这么大一块地盘上要查到下落，可能不是几天内就能拿得下来。老章，你看呢？

章治国看着柳扬絮，突然发问道：

“

这四辆自行车都是几时被窃的？”

对方答:

“

两辆是7月间失窃；另外两辆，一辆是8月上旬失窃，一辆失窃于黄金抢劫案发生前两天的9月1日，我们准备先盯着这辆自行车追查。”

章治国笑了笑，说道：

“

你以为劫匪那么愚蠢，偷了那辆自行车会让挡泥板上面的字迹继续保留，提醒别人‘这是一辆公车？’”

此语一出，柳扬絮顿时脸红。的确，他们在分析案情时，忘记了这一点：

苦主回忆，那辆涉案的自行车挡泥板上的红色油漆字样未曾去掉。

窃贼偷盗公车后，不管用于销赃还是自己骑行，要做的第一个动作应该是先把公车记号消除，否则很容易穿帮。

章治国说：

“这活儿还得多花点儿劲儿，我再给你派两人，可以分头到下面有公车的单位去调查。查摸得越仔细越好，具体怎么做，你们自己研究一下。”

很快，大伙便讨论议出一个法子：

分头跑遍武汉三镇所有有公车的单位，把每一辆公车一一检查到，了解案发当晚各单位的公车是否保存完好没被盗窃或者被偷偷使用。

这一查，花了整整两天，直到9月10日傍晚方才查完。情况是：

档案里所记载的两千三百辆公车一辆没少，还多出了十七辆，这是因为单位公车不够用后来自行添置，还未来得及去上牌照。

这些自行车，由持有单位后勤行政部门负责管理，没有一辆归私人长期使用。

刑警跟每个单位负责管理自行车的工作人员都接触过，一一谈话，做了笔录，每个被谈话者都信誓旦旦地保证，本单位的公车不可能涉案。

柳扬絮一脸沮丧地回去向专案组组长章治国汇报调查结果，章治国问道:

你们查看自行车时，留心过钥匙吗？

柳扬絮一怔，寻思领导这话问得似乎令人不解。他没想到，此刻在章治国看来，自行车钥匙跟涉案车还真有关系。

半小时前，花秋香来专案组驻地求见，说有情况要反映，就跟劫匪作案时使用的自行车有关。她说:

这几天，自己吃不好睡不着，不管白天黑夜，只要一合上眼睛，眼前就会出现案发当晚遭遇抢劫的那幕情景。

昨天下半夜，她勉强睡了一会儿醒来后，再也睡不着了，眼前映现出被劫时的情景，脑子里忽然闪现出那辆涉案自行车的车锁来。

当时的自行车一般都使用锁闸，这种锁具打开时钥匙自动咬合不能拔出，只有在锁合后才能够拔出。

由于钥匙小，人们通常会在上面穿一个小挂件防止掉落。

花秋香深夜回忆起来的就是那把车钥匙上的小挂件，一条用红色玻璃丝带编织的小金鱼。

当时，梅景道被劫匪喝令双手抱头蹲于地上，花秋香没有抱头，由于年龄大，蹲不住坐在地上。

劫匪翻腾行李时，花秋香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双眼呆滞地盯着眼前很小的一块视野，视野中有自行车后挡泥板、大半个后车轮、车锁及挂在锁眼里的钥匙和钥匙上的小挂件。

章治国对花秋香提供的这个细节很是重视，正要跟柳扬絮联系时，柳扬絮就来汇报调查结果。

于是，他把这个细节告知了柳扬絮，让刑警循着这条细小线索，继续开展调查。

刑警继续调查发现:

全市公车中有三辆公车的钥匙上系着一条用红色玻璃丝带编织的小金鱼，分别属于湖北省立传染病医院、省一中和市卫生局。

这三个单位，分别拥有三辆、两辆、五辆公车，其中车钥匙各有一把系着一条小金鱼。

所谓玻璃丝，是当时属于高科技新产品的塑料商品中的一种彩色线，“二战”后从海外逐渐流进国内，由于透明晶莹，民间称之为“玻璃丝”。

通常说来，这种编织的小金鱼不大会被人系在公车钥匙上，那这三把钥匙上的小金鱼是怎么回事呢？

刑警了解下来，得知传染病医院公车钥匙上的那条小金鱼，是一个女病人住院三个月，病情得到控制后，8月下旬出院时，为表谢意从自己的钥匙串上解下来送给主治医生。

传染病医院当时被新政权接管才三个多月，军代表对政治思想教育抓得很紧，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主治医生就把这件小饰品上交，军代表便把饰品系在医院的公车钥匙上，作为公物使用。

省一中公车钥匙上的小金鱼，则是原先经常使用这辆公车的女会计系上去的，这个会计武汉解放前夕已经辞职，随同丈夫去了海外。

市卫生局公车钥匙上的小金鱼，谁也说不清来源，接管时已经存在，不是特务联络接头的暗号，无人有兴趣予以追究。

刑警对此也持同样态度，他们感兴趣的是那三辆自行车是否涉案，接下来分别询问了管理人员。

传染病医院管理公车的是行政科办事员金某，这个中年男子办事很谨慎。他告诉刑警:

医院的三辆公车平时停在行政科楼下的走廊里，一律上锁，钥匙由他掌管。有人需要使用，到他这里来取钥匙时登记一下即可。

医院还规定:

只能在工作日的白天使用，用毕归还，晚上不准骑回家。

为了防止有人利用白天公出的机会偷配车钥匙，后面自由使用，他特地去买了铁链、挂锁，晚上和节假日用铁链穿过三角架，缠绕车龙头后用挂锁锁上。

9月3日是周六，下班前他把三辆公车用铁链穿拴后上锁，周一上班时未见异常，可以打包票肯定没有出过差错。

省一中的两辆公车没有在后勤部门集中管理，分别由使用者老朱和小梁自己掌握。

老朱是学校的外勤，负责对外联络和采购物品；小梁是位女青年，则武汉解放后才参加工作，接替那个辞职女会计，兼管学校工会。

小梁使用的是那辆车钥匙系小金鱼饰品的自行车，刑警专门与她作了谈话。她说:

尽管学校对使用公车没有规定不让骑回家，可老朱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她新参加工作，照着老朱的做法，不敢公车私用。

9月3日是星期六，下午四点多她下班时和往常一样，把自行车推进财务室，上锁离开，周一上班一切正常。

第三辆被调查车钥匙的公车倒是让刑警发现了破绽。

市卫生局的五辆公车管理方式别具一格，名义上由行政科管理，实际上根本不管。

五辆公车尽管锁具完好，可是白天黑夜从不上锁，停在门卫室侧边的车棚里，平时谁用只管去推，出门向门卫打个招呼即可。

门卫看到后，在专用本子上写下使用人的姓名、时间，回来时予以注销。

每天傍晚，夜班门卫与日班门卫交接班时，都会查验一番，毕竟那年头儿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自行车是一笔不菲的财产。

9月3日那天，日班与夜班门卫交接班时，确认有一辆自行车未曾骑回单位，就是钥匙上系玻璃丝小金鱼的那辆。

自行车由行政科负责采购的科员周斯者在下午四点十分骑出去，当晚没有回来，直到次日上午九点半，老周才把车送回。

9月4日是星期天，老周特地送回来，这种情况门卫还没有碰到过，公车由行政科管理，门卫自是无话可说。

刑警随即找了周斯者，这是一个在当年很少见得着的超级胖子，身高一米七左右，体重明显超过一百公斤。

刑警一见，心里便对其在9月4日星期天冒着炎热，特地把自行车送回单位感到反常，既然已经违规，犯得着放弃休息时间送回吗？

隔一天肯定也没事，专职采购员，随便找一个理由就是，谁会计较呢。

于是，刑警仔细询问老周用车经过、为什么拖到次日上午才把车骑回单位。

老周说得很详细，可对9月3日午夜前劫金案发生时，这辆自行车是否在他掌控之中，说得有些模糊。

武汉解放初期，西药奇缺，市上为了便于对一些紧俏西药统一调配，自7月中旬开始把药品分成甲乙丙三类，甲类西药一律归市卫生局统一采购，再分配给各公立医院使用。

局里特地成立了一个西药采购调配小组，由副局长李圣山担任组长。老周不是小组成员，但他解放之前就是旧卫生局的采购员，社会上人头儿很熟，说不上手眼通天，但许多事儿都能搞定。

所以，李副局长遇到有些为难的事情时，就会给行政科打电话，让科长通知老周到场处理，有时还会直接指派。

9月1日，老周接到一桩差事：

有消息说，市工商局截获了一批从广州那边偷运过来的盘尼西林、强效磺胺等市场紧俏西药，已经决定没收。

这些药品没收后，要么被军方要去，要么调拨给市医药公司下辖的批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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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医药公司归工商局代管，市卫生局想把这批西药弄到手，至少弄到一部分。

这件事，不可能通过公事公办的方式去办理，也不能纯靠私交去打通关节，必须公私结合搅在一起进行。

所以，就需要发挥周斯者的作用，李副局长下令批给他一笔交际费，让其出面，宴请有关人员。

那天，老周接受任务后，去了武昌大东门“味好美酒家”，一共请了五位客人，酒喝得有些多，忘记自己是怎么来的饭馆，就把那辆自行车扔到脑后。

临末，烂醉如泥的他被朋友叫了一辆三轮车送回家，次日早上醒来，回忆起昨天那一幕，这才想起那辆自行车，赶紧直奔饭馆。

好在，自行车被饭馆伙计推到了后院放着，心里一松，赶紧把车骑往单位停好。

了解到这些情况，刑警直奔“味好美酒家”。让店主刘老板把店里的一干伙计统统叫来，分成四拨，分别调查9月3日晚上那辆自行车的情况以及各人的行踪。

原来，那辆自行车被周斯者停在饭馆门前的一棵树下，饭馆伙计按照惯例，又在自行车三角架上加了一根铁链锁上，免得回头发生了失窃影响饭馆声誉。

周斯者那一桌食客一直闹腾到晚上十点左右离开。他们离开后，伙计才发现门口那辆自行车还锁在树上。刘老板忙让伙计搬进后院，放在堆放杂物的棚子里，仍用铁链拴锁住。

一直到次日上午八点多，周斯者去时方才开锁，整个晚上没人动过。饭馆一干人员、刘老板和账房王先生以及厨师住在家里，三个尚未成家的伙计长年住在店里，他们都说:

当晚收拾好后，就在店堂里打地铺睡觉，没有哪个离开过饭馆，可以互相作证。

如此，循着自行车这条线索找到破案突破口的希望落空，案件的侦查陷入了僵局。

9月12日，专案组再次开会讨论案情和侦查思路，从下午两点一直开到9月13日凌晨三点。

组长章治国要求每个与会刑警踊跃发言，亮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哪怕相同也必须使用自己的语言，不能以“我同意某某同志的观点”予以概括。

大伙儿按照领导的意思，各自回顾并总结了自己之前九天中所做过的工作，案情分析会开得冗长、沉闷不说，最要紧的是没有效果。

要说收获，无非是大家面对着种种分析，都有一种“想不通”的感觉：

案犯只有知晓花秋香装在铜匣内的百两黄金，并且准备动身返回南京老家定居，以及准确的搭乘客轮的开船信息，才可策划实施。

专案组根据这个分析思路展开了侦查，一招招路数实施下来，竟然都是泥牛入海，这让他们怀疑起“逻辑推理”这个说法的存在。

事后想来，正是这种“想不通”，才使大家懂得：

任何刑事案件都有形成的原因，这起劫金案也是这样，之所以没有线索和思路，还是没有找到形成本案的原因。

9月13日上午十点，会议继续。就在这时，花秋香前来专案组驻地询问案情进展，组长章治国便让刘行博、彭信扬两人出去接待。

花秋香此番前来，竟然拿了两条华成烟草公司出口的“美丽牌”香烟，说是南京亲戚寄来的，犒劳一下辛苦工作的刑警。

这种情况，刘行博还没有碰到过，微微一怔之后，指了指左胸佩戴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的胸章说：

“

心意我们领了，非常感谢！不过这烟我们不能收，解放军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希望大嫂不要使我为难。”

花秋香又把烟往彭信扬手里塞，也遭到了拒绝。刘行博知道苦主心里不踏实，生怕刑警不肯使劲儿开展工作，便给她说了一些宽慰话。

说也奇怪，这些话一说完，他的脑子里忽然灵光闪现似的掠过一个念头：

黄金和动身船讯等信息，花秋香跟南京的娘家亲戚是否透露过？

这样想着，刘行博和彭信扬把花秋香带到接待室，一番闲聊，使得专案组从中获取了侦破这起大案的关键信息。

花秋香说:

其出身于南京一个富裕家庭，祖上数代经营绸缎生意，到了他的父亲手里，除了继续经营绸缎庄，还开了一家有两个门面的金店，唤作“喜迎凤”，专做女性首饰，生意不错，后来毁于1937年日寇侵华兵火。

此时，她到武汉已经二十多年。在那场著名的大屠杀中，她的父母以及两个弟媳均死于日寇之手，两个弟弟当时不在南京，侥幸逃过这场厄运。俩兄弟后来再婚另娶，以经商为业。

花秋香是家里的独生女儿，自幼娇生惯养，便形成了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个性。十八岁那年，她不顾父母的反对，坚决要考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立志要当一名教师。

父母拗不过女儿，只好答应，心里默默希望她考试失利，落第而归。但是，花秋香进考场后发挥正常，以优异成绩达到了目的。

花秋香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在武昌当了一名小学教师。此时，家里再次对花秋香产生了担忧，父亲曾数次从南京赶到武昌，动员女儿回南京去当教师，遭到拒绝。

父母最担心的是以女儿的这种性格，很容易头脑发热做出无法挽回的事情，果然后来就发生了情况：

学校旁边是北洋军第二十五师的一个旅司令部，一天，一个小兵溜马时撞伤了一名学生。

花秋香是级任老师（班主任），和教导主任一起去司令部交涉，对方出面接待的是一个姓丁的参谋长，事情很快得到解决，责任在军方，马上作了赔偿。

不想，因为这次交涉，那位丧偶了的参谋长看上了花秋香，随即展开追求。

一段时间过后，花秋香心动，觉得对方比她大了二十岁，并不构成婚姻障碍，从其身居高位却没娶妾，丧偶后还为发妻守了三年这点来看，还是一个靠得住的男人。

于是，花秋香在向对方提出约法三章后，答应了这门亲事。待到家里知晓此，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婚礼已经举行过三天。

婚后，丈夫对花秋香很好，可她未能怀上子女，可能是丈夫的原因，因为丁参谋长之前的婚姻持续了十二年也未曾留下后代。

花秋香认为此系命运使然，也就认了。后来，丈夫竟然患上了当时被视为“绝症”的肺结核，于1926年去世。

临终前，丈夫告诉她，在汉口英租界银行的保管库内，放着他的毕生积蓄——一百两黄金，留赠给她，也算是夫妻一场。

安葬丈夫后，花秋香凭着丈夫的亲笔遗嘱和密码，去汉口英租界银行取出了黄金，转放于武昌的一家银行。

次年寒假，花秋香回南京探望父母家人，这是她离开南京十多年后第一次回家，这么些年来经历了许多人生变故，母女见面，自有一番倾诉。不过，她并未向家人透露过亡夫留给她百两黄金一事。

此刻，花秋香面对刘行博、彭信扬那含着疑问的眼神，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

“

这个我记得很清楚，我并没有告诉父母和两个弟弟关于黄金遗产之事。不管是那次回家，还是后来三次，我都没有透露过这个秘密。

这次遭遇抢劫后，我才在9月4日给两个弟弟发加急电报告诉他们未能如愿返乡的原因。

昨天，我收到了弟弟寄来的香烟、板鸭、夫子庙的糕点，他们让我把这些礼品作为慰问品送给各位刑警。

不瞒您二位说，香烟寄来了二十条，我今天只是先拿两条来意思意思，如果你们肯收，回头我再把其它礼品送过来。”

刘、彭二人对这个结果感到失望，他们想着南京方面很有可能是本案的一个新的突破口，可花秋香再三表示，她多年来始终对此事守口如瓶，这下子，根本没法儿继续往下探究。

刘行博想了想，问花秋香：

“

主观上，您没有透露亡夫遗留黄金的意思，但在跟南京亲友的接触中，是否在客观上无意识透露过？

比如，亲戚聚会，喝了几杯酒，大伙儿谈兴正浓时，你无意间说过，只不过自己当时和事后都没有意识到。请你回忆一下，这种情况是否有可能？”

花秋香几乎不假思索地摇头否定:

她向不饮酒，也不喝茶，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

送走花秋香后，刘、彭二人去会议室参加继续进行的案情分析会。他们进门一看室内的气氛，便知跟昨晚一样，案情分析无甚突破。

专案组组长章治国的情绪因此明显低落，见两人进来，扫了他们一眼说：

“

谈了这么久，苦主缠上了？”

刘行博说了花秋香送香烟遭到拒绝的情况后，把话题扯到了跟她进行的那番谈话上，章治国顿时眼睛一亮，其它刑警的精神也立马振奋起来，大家听完结果，又都微微叹息，神情沮丧。

章治国喃喃自语轻声道：

“

这应该是一个有价值的思路……就是……她怎么否认有在无意间曾经透露过遗金的可能性呢？”

稍停，他提高了声调:

“

同志们，请大家一起想想这会是怎么一种情况。”

刑警葛汉松朝会议桌上两位领导的方向看了看，那一闪而过的欲言又止之状没逃过刘行博的眼睛：

“

老葛，您有话要说？请说吧！”

话音未落，一支香烟飞掷过去，章治国声如洪钟：

“老葛快说！”

葛汉松平时不大喜欢说话，说话时也是慢慢吞吞，他先把那支香烟叼在嘴上，点燃后深吸了一口，这才开腔。

大家都以为他会发表一番长篇大论，哪知只说了一句话：

“

我琢磨的不是黄金，而是那个装黄金的白铜匣子，不知是否与那被抢的一百两黄金是原配？”

就这一句话，使在座至少一半以上的刑警在一瞬间反应过来：

对啊！如果那铜匣跟黄金不是原配，花秋香就是特地为装这些黄金而设法搞到的，那个给她铜匣的人，不就很有可能知晓黄金的信息吗？

章治国兴奋得一拍桌子道：

“

赶快把苦主追回来，立刻调查这一点！”

花秋香还没走远，便被彭信扬追了回来，直接带到了会议室。一问得知:

丈夫去世后，她去汉口英租界银行保管库取回那一百两黄金时，装在一口红木盒子里，盒内没有绸缎衬绒，用一方红色丝帕包着。

盒子的容积和黄金的体积不相匹配，花秋香检查过后，原封不动地送往武昌的一家银行，办理了贵重物品保管手续，亲手放进了地下库房的保管箱内。

当时是1926年，从那时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她一共回南京娘家四趟。1932年寒假第三次回去时，无意间弄到了那个白铜匣子。

前面说过，花秋香的父亲是南京富商，先是经营绸缎，后来又开了一家“喜迎凤”金店。

“喜迎凤”专门制作、出售女性金银珠宝饰品，同时收购赤金、纯银作为原料，由于经营得法，生意很好，有时正规原材料断货，就打广告向社会收购。

旧时，黄金允许自由买卖，花秋香的老父生性谨慎，没有直接跟携带黄金前来的卖家做交易，而是向辖区鼓楼警察分局申请，若有卖家登门，便打电话过去请派警员到店核查。他宁愿多出一些钱钞，给卖家加价和支付警员小费，以此买个太平。

1932年1月底，那天是腊月二十四，过小年。下午花秋香闲着无事，外出逛街，回来时经过“喜迎凤”，走得有些累，便进店堂内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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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老父开的金店，父亲非常高兴，账房贾先生对花秋香也很客气，亲自沏茶送上。

众人跟花秋香聊了片刻，来了一笔大生意：

一个阔太太坐着私家黄包车，车后跟着一个仆人，来到金店门口，车夫把车停稳，跟随的那个仆人把她搀扶下车，车夫又从车上双手捧下一个紫色小包袱，走在阔太太前面，进入店堂。

阔太太向老板说有货出售，然后落座，车夫方才把包袱放在她面前的茶几上，解开包袱，出现在众人眼前的就是那口小巧精致的白铜匣子，匣内放着十根金条。

花老板开金店是半路出家，便由南京颇有名气的顾师傅查验货色，看过之后又请账房贾先生复鉴了一遍，两人得出结论：

此系足赤黄金，纯度颇高。

于是，花老板往鼓楼警察分局打电话，在等待警察过来时，老板、贾先生等陪同阔太太说话，仆人、车夫把黄金送进店堂后，主动退到外面等候。

一会儿，一个警察骑着自行车过来。按照规矩，只要不是本埠或者外地警察局布控的赃物，警察不会向卖家提任何问题，到场后看一下东西即可。

这个被店方称为“裴先生”的警察当下看了看黄金，接着点了点头，就到另一侧墙边的椅子上坐下，抽烟喝茶，不管是否成交，等着拿小费。

这笔交易进行得很顺利，阔太太拿了支票离开，警察得到了小费告辞，这边按照惯例，顾师傅等人又把黄金仔细查验了一番。

整个过程，花秋香尽收眼底，看中了那口盛放金条的白铜匣子，觉得用来放亡夫留给她的那百两黄金真是再好不过。

她便耐着性子跟父亲开口索要这口匣子。父亲感到意外，随口问了句：

“

你要来干什么？”

没等她答话，又点头说:

于是，老父让顾师傅把铜匣捧到店堂后面的那间密室，顾师傅退出后，他打开保险箱把黄金放到了里面的一个暗格里，腾出铜匣送给了女儿。

账房贾先生生怕花秋香路上不好拿，又找了一个手提布兜儿装起来，让她提着离开。

花秋香告诉刑警:

当天吃晚饭时，父亲在饭桌上说起此事，不过没问她用处。

两个已经成家的弟弟和弟媳听说后，都要看这口铜匣，所以晚饭后她就把铜匣拿出来给大家看了一下。

不过，自始至终没有谁问过她拿这口匣子准备装什么，她自己也没有透露亡夫遗留黄金之事。

寒假结束前，花秋香返回武昌，之后去了趟银行，把黄金从原来的红木盒子移到铜匣里，非常满意。

送走花秋香，专案组刑警继续开会，大家一致认为:

这口铜匣的获得，非常有可能向金店和娘家的成员变相透露了花秋香有百两黄金的秘密。

于是，专案组志在必得，副组长刘行博带着十七名刑警前往南京，组长章治国与四名刑警留守武汉应对意外情况。

十八名刑警在赴南京途中的长江客轮上开会分析案情，得出以下结果：

凡是当时知道花秋香向其父要下那口铜匣的人，都有可能推断出她拥有黄金，而且那些黄金是十根“大黄鱼”（每根十两的大条）。

因为，这口由上海老字号“杨庆和银楼”特制的铜匣只有用来盛装“大黄鱼”最为合适。知晓人员分成两部分：

一是“喜迎凤”包括花父在内的店员；

二是花母和两个弟弟及配偶。

这一次，就是要对这些人中还健在的进行调查。从年龄上判断，劫匪不可能是这些人中的某一位；如果是，花秋香当时应该可以认出。

劫匪既有获得花秋香藏有百两黄金且放在那口白铜匣子内信息的便利，准确掌握她返乡定居消息以及搭乘客轮船期时间，应该与其娘家的某人有涉。

所以，专案组决定抵达后，首先对花家成员展开调查。

9月15日晚上，刑警一行到达南京，在鼓楼区花秋香的娘家附近的一家旅馆住下后，刘行博连夜去了南京市公安局。

刚解放时，各大城市的公安局都有专门协助外地同行前来本埠办案的“交办”、“协办”或办公室之类的部门。

之前，南京警方已经收到中南公安部的案情通报和布控通知，知道武汉发生了这么一起大案，他们不感到意外，出面接待的“协办”值班领导，答应次日上午即指派警员去专案组报到，协助办案。

次日上午八点多，南京“协办”派来的两名警员来到旅馆，听刘行博介绍情况后，当即通过电话跟鼓楼分局联系，分局立刻通知辖区派出所派户籍警等三名警员协助专案组展开侦查工作。

户籍警老耿向专案组介绍了花家的情况：

1932年，花秋香亮出铜匣时在场的家庭成员中，其父母、两个弟媳都已死于“南京大屠杀”，健在的是两个弟弟花秋思、花秋行和已故弟媳各生的一个女儿，侄女当时是学龄前，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涉案的话，可能是“二花”，以及两人后来又娶的媳妇顾慧珍、常海瑛（顾、常婚后各生一子，现在一个读初一，一个读小学六年级，也可忽略不计）。

很快，专案组刑警分成四拨，分别跟“二花”夫妇作了谈话。

“南京大屠杀”后，花家昔日的辉煌时代过去，金店已毁，绸缎行依然存在，由花秋思接替老爸当了老板。

他同时还承担了“长兄为父”的责任，与花秋行统一思想，坚持不分家，两个小家庭仍旧住在父母留下的宅院里，由顾慧珍主持一应家政，过着安逸的大家庭生活。

弟弟花秋行是船厂工程师，其妻常海瑛在一家私营贸易公司做会计。花氏兄弟两个前妻所生的女儿小娟、小萍，这时已经长大成人参加了工作，一个是护士，一个是小学老师。

花氏兄弟的说法一致，他们都还记得1932年姐姐寒假期间回南京探亲时，向父亲要了一口白铜匣子这件事。

那口匣子制作得精致美观，很惹人喜爱。当时，父亲说了一句：

“

这个匣子是用来装金子的，可以装十根‘大黄鱼。”

本案发生后，兄弟俩这才知道姐姐原来有百两黄金，怪不得当时她向老爸要了那口匣子。

当时，他们还年轻，根本没往其它方面想，对于他们来说，姐姐饭桌上亮铜匣之举不过是人生长河中的一朵微不足道的泡沫，事后他们根本没再提起。

“二花”的说法被他们的妻子顾慧珍、常海瑛所证实。俩人告诉刑警:

丈夫婚后曾经提到过武汉那个经历丰富、行事特立独行的姐姐，说的都是她人生中的一些趣事，从来没有提到过白铜匣子，刑警来了解情况，这才听说。

谈话的第二个内容是关于花秋香回乡定居和具体船期时间信息是否向外人说起过，“二花”夫妇所陈述的综合情况如下：

花秋香平时与花秋思通信，花秋思收到姐姐的信函后，会在当天晚餐后向妻子和花秋行夫妇通报，然后议论一番，说说如何回信，或者要给姐姐寄什么东西，由谁负责购买和邮寄。

姐姐这次欲回乡定居的决定，是今年6月中旬来信说起，征求了他们的意见，大家自是表示欢迎，回信请其尽快决断。

7月上旬，姐姐从武汉邮电局拨打长途电话到船厂花秋行办公室（花秋思的绸缎行里无电话）说:

她已决定回乡，正在办理户口迁移手续，武汉那边办好后，会寄到南京请弟弟去向南京公安局申报，只要南京这边准许落户，武汉那边就可迁出。办妥户口迁移后，即做动身准备。

当晚，花家开了一个家庭会议，连正在上学的两个少年也参加了，全家大小八口都很高兴，“二花”夫妇对接下来要做的工作进行分工：

顾慧珍负责办理户口迁移，花秋行负责联系匠人把姐姐以前居住的房间装修一新，常海瑛和小娟、小萍负责采买姐姐回来后要使用的生活用品，费用由花秋思从绸缎行的利润中拨款支付。

8月中旬，花秋香寄来了户口迁移的一应材料，这边花了一个星期顺利办妥。

9月1日，花秋香发来电报告知，已经购妥回乡的船票，不日将在友人陪同下登船动身。花秋思回电：

电悉。届时弟等将往码头恭候。

花秋香回乡定居之事，花家之前曾跟邻居说起过。但是船期信息，全家谁也没向外人说过。

专案组当晚汇总情况，研究一番后决定次日扩大调查范围，把“二花”的四个子女也列为谈话对象。

9月17日上午，刑警分四拨分别找“二花”的四个子女谈话，他们都说根本不知道铜匣之事，至于姑姑即将回南京定居的消息，他们全都知晓，船期也清楚，没有跟外人说过，只是互相商量过是否随同父母去码头迎接。

中午，专案组诸刑警面对这个结果正觉失望时，花秋行忽然打来电话:

刚才，其妻常海瑛从其供职的公司给他来电说，突然想起在收到船期的电报当天，她在路上遇到贾先生，俩人驻步问候，曾告诉对方，花秋香将于9月3日晚上在汉口登船回南京的消息。

贾先生是以前花家所开的“喜迎凤”金店的账房先生，跟花家是亲戚，“二花”唤其表姑夫。

金店毁于战乱后，贾先生另谋了一份会计工作，抗战前两年已退休，如今已是一七旬老者，身体尚健，每天外出散步健身。

当初，花秋香要了铜匣后，金店那些店员推测到她有数量不菲的“大黄鱼”，专案组分析案情时，那些人不具备知晓她回乡准确船期这个作案的必备条件，暂未将其列为调查对象。

现在有了这个情况，当然不会放过，随即决定找原“喜迎凤”的那伙成员了解情况。

刑警先跟贾老先生接触，他本人应该不可能涉案，其家庭成员简单，三个女儿、两个外孙。

一个外孙是医生，另一个外孙是区民政局科员，不是那种动邪念的角色。

老先生对武汉刑警的突然到访感到奇怪，便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花秋香出事儿了？

待到听说百两黄金被劫大惊，老先生的脑子还行，不等刑警往下发问就开腔说:

他在得知花秋香将回乡定居船票信息的当天，散步经过原金店伙计项时运家，跟往常一样进去歇脚，两人闲聊时，说到了大小姐将回南京之事。

他认为，大小姐是老东家的独生女儿，回乡定居放在以前乃是一桩大事，咱们这些老伙计应该摆一桌酒席，为她接接风。

老项闻讯极表赞同，说他比贾先生小一轮，腿脚还行，这事就交给他，这就去知会众人。

哪知，第二天老项来给我回话，说酒席看来是摆不起来，他跑了六户人家，竟然个个摇头。

有三个没说原因，另三个说现在解放了，还有什么大小姐，如果老东家在世，论成分也该是资本家，属于剥削阶级，咱们是劳动人民，也该少来往为好。

刑警一听，这就是说，船票信息已经泄露出去，原“喜迎凤”的店员都已具备“既知黄金，又晓船期”这两个涉案必备条件，专案组决定对所有八名店员一一进行外围调查。

9月18日晚，专案组汇总情况，发现店员吴广严的儿子吴达庆有作案嫌疑，具体如下：

第一，其年龄、身形、相貌与苦主陈述的两个劫匪中的那个公鸭嗓子相似，平时说话也是一副南腔北调，让人难以判断其究竟是何地人氏；

第二，有作案动机；

此人是个浪荡子，二十八岁还未成家，平时不务正业，偷蒙拐骗，南京解放前曾被日伪、国民党警方拘留过多次，只因涉案的金额小未被送进老虎桥监狱。

南京解放后，曾被收容过三个月，出来后仍有劣行，未被抓住现行而没折进局子。

据南京警方获得的线报，此人在8月下旬曾先后两次与人喝酒时，扬言要“好好干一次，然后歇菜”；

第三，9月2日，曾有人看见他骑着一辆后挡泥板上写着红漆字样分明是公车的自行车在马路上招摇而过。

副组长刘行博闻之，当场拍板：

立马拘押！

当天午夜，吴达庆从外面厮混结束回家时，在家门口被捕，专案组所有刑警都对这次行动寄予极大希望。

吴被押解到市局后，刘行博亲自讯问，这是一个多年来屡屡跟警方打交道的常客，寻常那套秋风黑脸拍桌踢凳的路数对其可能无效，因此对其采取“怀柔方针”，沏茶递烟。做完这几个动作，刘行博一看，心里一沉：

没戏！

他发现，吴达庆是个左撇子。劫金案发生伊始，刑警在向苦主了解现场作案情况时，曾反复了解过两个案犯的动作手势，确认不是左撇子。

现在，这个吴姓小子却是个左撇子，由此看来并非涉案人，讯问下来，吴对自己“不在现场”具有确凿的时间证明。

这时，在吴家执行搜查任务的刑警报来结果：

未发现与劫金案有涉的赃金、作案工具等证据，只有几个空钱包，估计是最近作案的“战利品”。

次日，刑警找了吴达庆提供的十名能够证明其“没有作案时间”的证人进行调查，吴与劫金案的确无涉。

到这一步，一干刑警疲惫不堪中又有一种“傻了”的感觉，再开案情分析会时，一时间谁也不说话，扭头转颈，面面相觑。

不过，到了这一步，再难走的路也必须走下去，大家反复讨论下来，认为原金店店员那一块可能尚未查彻底，有必要继续了解情况。

9月19日，专案组在夫子庙“茶楼”召集原金店的八名店员举行座谈会。口才颇佳的刑警诸葛峰出面向大家介绍了案情，要求与会者畅谈想法，协助破案，对提供有价值线索而使案件顺利侦破者，将给予物质奖励。

此时，有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店员，即前文曾经提及过的在南京金业颇有名气的顾师傅，漫谈中突然想起了十七年前花秋香向其父索要那个白铜匣子后的一个情节：

有一个店外人当时也知道花秋香把那个铜匣拿走了！

一干刑警顿时兴奋，个个眼珠子闪光，盯着顾师傅问：

“

是谁？”

可是，顾师傅却闭口不提，只是端杯饮茶。有人以为他老人家是在卖关子，刘行博一看，认为他有顾虑。于是站起，离座一指店堂一侧的老板室，做了个手势。

顾师傅会意，起身尾随刘行博而去。这边座谈继续进行，不一会儿，二人神色平静地返回。

顾师傅依旧入座喝茶，刘行博没有坐下，指了指彭信扬等七名刑警，大伙起身随其下楼。这一去，就没有再回来。

原来，顾师傅所说的那个店外人士，是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的警察，名叫裴成大。

裴成大在前面曾出现过，他就是当初那位阔太太携十根“大黄鱼”来出售时，金店向鼓楼分局打电话请求派员前来查验的那个警察。

当时，他在阔太太离开后拿了金店给的小费告辞而去。这边，花秋香向父亲要了那口铜匣后也走了。

这时，顾师傅烟瘾上来，一掏口袋却是空的，于是出门买烟，在店门外不远处，与骑车而至的裴成大劈面相遇。

顾师傅见对方去而复返，心里下意识地一惊：别是这笔交易有问题啊！裴成大见顾师傅神情紧张，知道误会了，下车笑着说:

没事，只不过突然想到刚才那位阔太太的那口白铜匣子挺精致，想请店里回头把空出来的匣子留给他。

顾师傅一听此话，不无抱歉地告知对方铜匣已被老板的大小姐要去了。裴成大听后倒也没生气，只是笑了笑，把自行车调了个向，脚踩踏脚板准备上车时，神情倏地一变，然后问道:

大小姐要那口匣子，是用来放金器的吧？

大小姐没说，他们也没问。

裴成大又自言自语似的说了句“听说大小姐去世的丈夫是北洋军官，那肯定是有金器的”，便一边说一边骑车而去。

顾师傅说完上述内容，还特地补充道：

“

南京解放后，裴成大被人民政府留用，仍旧做警察，穿上了军装，所以我不敢乱说，只能向您一个人反映。”

刘行博意识到，这应该是一条有价值的线索，当下指派彭信扬等七名刑警前往鼓楼分局进行外围调查，同时要求他们琢磨一下，这人怎么知晓花秋香动身船期。

彭信扬等七人的调查进行得很顺利，南京解放后，裴成大被留用，岗位由原来的治安股调到了户政股，他是老南京，熟悉本埠诸多情况，主要工作是登记户籍信息。

刑警马上想到，花秋香的户口迁移是否会曾经其手？鼓楼分局接待人员当即调出底卡，第一关登记果然在其手里，是他把花秋香的申请信息抄录到公安局统一制作的表格上，下面落款的第一栏经办人有裴成大的亲笔签名。

如此一来，裴成大了解花秋香准备从武汉返回南京定居、目前婚姻状况是丧偶等情况，由此推想到此番“举家迁回”，肯定是要把属于她名下可以移动的财产全部运回南京。

鼓楼分局接待人员向刑警介绍情况时说:

裴成大被留用后，虽然工作比较积极，也有相当的经验，不过，这几个月里，组织上接到其它留用警察和社会上的一些反映，检举其在1928年到1949年做旧警察期间，利用职权向百姓索要钱财，虽然数额不大，次数却不少，还有奸淫良家妇女的劣迹。

因此，鼓楼分局已经把裴成大列入分流名单，准备将其劝离公安岗位，调往其它单位。饭碗是有的，薪水肯定会降。

上级要求要做好分流人员的思想工作，分局已经在大会上吹过风，凭裴成大的那份精明，应该估计得到自己会被分流。

据其同事反映，裴成大曾放出风声说，他接到澳门胞弟来信，邀请其去澳门相帮经营公司。

专案组刑警认为:

这可能是裴成大策划作案的原因。

那么，准确船期他又是怎么得来的呢？刘行博说:

这个问题暂不考虑，先传讯吧，我当面跟他聊聊。

正好，当晚南京为迎接开国大典采取全市治安大扫除，各分局警员一律加班。裴成大被分在内勤，负责登记一批批被捕人员的原始信息，一直忙碌到午夜过后。

忙完去食堂吃过免费夜宵，正要回家时接到了传讯通知。与此同时，多名刑警前往其住宅进行搜查。

刘行博亲自讯问，见面后让人沏茶递烟，然后说:

老裴，你如果有什么情况需要交代，趁早说，说完了该休息大家就都去休息；现在不想说，待会儿说也可以。

你是老警察了，知道办案的路数，这会儿我们肯定已去你府上惊动一番了。

裴成大听后没有吭声，刘行博看着报纸不再说话。如此僵持了许久，裴成大终于开口:

“

我想问一下，我的情况……”

话没说完，消息传来，从其住宅里搜出藏在煤球炉里已经估计是用酒精喷灯熔化了的四个金坨坨。

刑警立刻去附近敲开一家首饰店的门，借用天平称了称，每个重量正是十两。

刘行博搜查情况告知对方：

“

藏得还不算特别隐秘……行了，老裴，赶紧交代吧。”

裴成大交代的案情跟专案组估计的差不多：

当年，他从顾师傅口中得知花秋香要走了那个铜匣后，心里便对花秋香有黄金留了个印象，不过从没想到过要劫取。

上月经办户口迁移手续时，得知花秋香欲回乡定居，也没动过这样的念头。

直到几天后他收到胞弟从澳门寄来的信，邀其移民过去相帮经营公司，以及听到风声要被分流，这才决定在移民澳门的同时，筹取一笔资金入股。

对于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老警察来说，面对如此金额的大案，裴成大的心态很平静，没有丝毫惊慌不安，就像准备做一笔没有风险的买卖一样，只用了半个晚上，就策划出了犯罪方案：

物色两个帮手前往武汉，这段时间，那里往南京方向的长江客轮途经汉口都是半夜前后，那就采用半途拦截的方式。

他从解放前与其有过勾结的若干个角色中，挑选了两人——蒋金兴、赵超，二位系“长江兄弟”出身，兼做“陆路买卖”，干这一票大生意应该没有问题，他跟俩人一联系，对方求之不得，一迭声的“行行行”。

然后，裴成大又通过以前的老关系，向公家单位“船舶研究所”借了一辆公用自行车，佯称届时办案需要。

为防止在轮船上遭到乘警盘查，又向该所请求，出具了一纸证明。

接下来，就是如何获取花秋香的动身时间，这对于裴成大来说并不是难事，8月29日，他去了趟市电报局，给以前有工作来往，也是留用人员保卫干事谭俊佯留下一张纸条，若收到收报人为花秋思或者花秋行且从汉口发来的电报，请其誊抄一份后，通知他来取。

谭某不疑有他，果然照办，裴成大掌握了花秋香的准确船期后，当即通知蒋金兴、赵超携带自行车和事先准备的假枪、匕首等作案工具乘坐客轮逆流而上赶往汉口。

二位抵达汉口后，凭着裴成大提供的地址踩点，反复盯着裴成大从户籍档案中偷偷取出的花秋香的近照，强迫自己在脑子里留下印象。

9月3日晚上，蒋金兴、赵超顺利作案后，合骑那辆自行车前往码头，凭事先从黄牛手里购买的船票登船，返回南京。

事后，裴成大与二人以4:3:3的比例分赃。

9月20日上午，蒋金兴、赵超、谭俊落网，从现场提取到的指纹比对和那串遗落钥匙对应核查，确认蒋、赵确是作案的劫匪。

1950年2月10日，武汉市军管会对劫金案作出宣判：判处裴成大死刑，立即执行；蒋金兴无期徒刑；赵超有期徒刑二十年；谭俊有期徒刑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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