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95岁上海阿姨自述：没保姆没钟点工，我就靠1件事活到了95岁

一位95岁上海阿姨自述：没保姆没钟点工，我就靠1件事活到了95岁

今早洗菜的时候，自来水冲在手上凉丝丝的，我突然想起来，我在这间屋子里住了整整七十年了。七十年，比好些人的一辈子都长。楼下阿婆总跟人说：“张家阿姐厉害哦，九十五岁了还自己汏菜烧饭，连个钟点工都不请。”我听见了也不搭腔，只是笑笑。其实她们不晓得，我年轻时连饭都烧不熟，现在倒练出来了。

我姓张，熟人都叫我张家阿姐。其实我叫张秀英，但上海老城厢里，结了婚的女人就没了名字，不是“张家阿姐”就是“李家嫂嫂”。我老头子姓陈，走掉八年了，可这屋里到处还是他的味道——那口钢盅锅子是他从厂里带回来的，用了四十多年，底都磨薄了；窗台上那盆文竹是他种的，死了又活，活了又死，现在倒长得蛮好；连这水龙头滴水的声音，都跟他修了又修、总也修不好时叹气的声音差不多。

我每天五点半醒，不赖床。伸脚找到拖鞋，扶着床沿站起来，先开窗。窗子还是老式的木头窗，推出去要用点力气，咯吱咯吱响。外面天还没全亮，弄堂里安安静静的，只有隔壁老王家的猫蹲在墙头上舔爪子。我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有隔壁小囡家煎大饼的味道，香是香的，但太油，我吃不惯。我早饭简单，一碗白粥，一块红腐乳，有时候加个水煮蛋。粥是昨晚上就浸好的米，早上起来开小火慢慢笃，笃到米粒开花，上面浮一层米油。我老头子生前最欢喜吃这层米油，说比什么都补。

吃完早饭，我就开始忙。不是忙别的，是忙“动”。我这一辈子，就靠一件事活到九十五岁——就是“动”。不是你们年轻人想的跑马拉松、跳广场舞那种动。我就是闲不住，手要动，脚要动，心也要动。那时候厂里上班，三班倒，累得脚都抬不起来，可我下了班还要给老头子小囡织毛衣，织到半夜。手在动，脑子里就在想明天买啥菜、煤球够不够烧、小囡的学费还差多少。现在退休了，不用织毛衣了，我就擦地板，一块抹布跪在地上从前擦到后，再从后擦到前。邻居说我作死，九十五岁还跪在地上，我说不跪不行，站着擦不干净。我擦的时候哼评弹，哼《玉蜻蜓》，哼《珍珠塔》，哼到那句“为救李郎离家园”的时候，喉咙会发紧，想起我自己的李郎。

我老头子姓陈，可我偏要叫他李郎。他姓陈，名建国，山东人，一米八的大个子，在上海滩算稀罕。我们是1952年认识的，那时候我二十三岁，在杨树浦一家纱厂做挡车工。车间里轰隆隆的，说话要靠喊，汗水混着棉絮粘在脸上。有一天机器坏了，车间主任带了个修理工进来，个子高高的，戴着个鸭舌帽，蹲在机器旁边一修就是半天。我偷偷看他，他手指头很长，很白，不像个干粗活的。后来机器修好了，轰隆隆又响起来，他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灰，朝我这边看了一眼。就那一眼，我晓得完了，我的心像那机器上的纱锭子，开始飞快地转。

后来我就总盼着机器坏。机器不坏，我就故意往机器里多塞一把棉花，让它卡住。他来了，我就端茶给他喝，茶是车间里的大麦茶，苦得要命，但他每次都说好喝。有一回他修完机器，悄悄塞给我一个纸包。我打开一看，是一块红宝石蛋糕，奶油都化了，粘在油纸上。他说他排了半个钟头的队买的，听工友讲小姑娘都喜欢吃这个。我咬了一口，甜得发腻，可我眼泪差点掉下来。那时候一块红宝石蛋糕要四角五分，他一个月工资才三十几块。

我们谈了三年。三年里他给我写了三百多封信，我识字不多，每次都要请工友帮忙念，念得我脸红红的。后来我学会了查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认，把那些信看了又看，信纸都磨破了。他在信里写，等他攒够了钱，就带我去外滩看日出，去城隍庙吃小笼包，去大光明看电影。他说以后我们生两个小囡，一个像我，一个像他。我说不行，要生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男的保护女的。他说好好好，都听你的。

1955年我们结婚，房子是厂里分的，就是我现在住的这间，十五个平方，外加一个灶披间。那时候觉得好大啊，放一张床，一个大橱，一张桌子，还有地方摆两个凳子。他亲手打了一个书架，木头是乡下亲戚送的，歪歪扭扭的，可刷上红漆好看得很。我们在门上贴了个大大的“囍”字，他用自行车把我从娘家驮过来，后座上绑着一床新棉被，被面上绣着鸳鸯。我坐在后座上，抱着他的腰，风吹起我的头纱，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

日子要是就这么过下去该多好。可日子从来不会让人舒舒服服的。1958年大炼钢铁，他因为是八级钳工，被抽去宝山那边搞技术支援，一去就是大半年。那时候我肚子里已经有了老大，一个人挺着肚子上班，下了班还要去居委会领任务——糊火柴盒，糊一千个给三分钱。我糊到半夜，肚子里的老大就踢我，踢得我心慌。我给他写信，写我不会写的字就画圈圈，他回信说快了快了，等钢铁炼出来就回来。可钢铁炼出来了，他又被派去支援安徽的钢厂。老大出生的时候，他不在身边。我疼了一天一夜，最后是隔壁王阿婆帮我接的生。老大哭声响亮，我抱着他哭，哭的是委屈，也是高兴。我想给老头子发电报，想想又算了，电报贵，而且他知道了也回不来，白让他担心。

他回来的时候老大已经满月了，抱着儿子手都在抖。他给我带了一包安徽的红糖，说是当地老乡给的，补血。我看他瘦了一大圈，脸上黑黑的，手上全是老茧。那天晚上他对我说，秀英，辛苦你了。我没说话，就是把那包红糖拆开，冲了一大碗，两个人分着喝了，甜得呛嗓子。

后来老二老三接连出生，日子更紧了。他工资涨到五十八块，我在街道工厂做工，一个月二十四块，加在一起八十二块。要养三个小囡，还要寄钱给他山东乡下的老娘。我学会了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买菜专拣收摊时候去，便宜；买布买布头，拼拼凑凑给小孩做衣裳；自己纳鞋底，一双鞋能穿三年。他看我辛苦，下班回来就抢着烧饭。他山东人，只会做面食，擀面条、蒸馒头，做得像模像样。上海人欢喜吃米饭，可我们家隔天就要吃一顿面，因为面便宜，而且他做得香。他擀面条的时候，我在旁边剁肉馅，他哼山东梆子，我哼沪剧，三个小囡在桌子底下钻来钻去。现在想想，那些日子穷是穷，可热闹。

真正苦的是文革那几年。他因为技术好，被厂里定为“白专道路”典型，拉去批斗。我站在台下看，看他低着头，脖子后面那根筋绷得紧紧的。那些人往他身上扔烂菜叶，吐唾沫，他一声不吭。我想冲上去，被旁边的人死死拉住，说你别犯傻，你还有三个小孩要养。那天晚上批斗完，我去厂里接他，他浑身脏兮兮的，坐在传达室门口。我把他扶起来，拍拍他身上的菜叶子，说回家吧，我给你下了面条。他看着我，嘴巴动了动，想说啥又没说。后来他告诉我，那天他想跟我离婚，怕连累我，可他说不出口。他说秀英，我这辈子最对不住你的就是那天晚上，我居然想过要放开你的手。

我说你想也别想，我们结过婚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

1976年他平反了，补发了一笔钱，不多，两百多块。我们商量着买了一台电视机，九寸的，黑白的，凯歌牌。三个小囡高兴得跳起来，把邻居家的小孩都叫来看。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五口挤在床上看《大闹天宫》，他搂着我的肩膀，说秀英，好日子要来了。我靠在他怀里，觉得这十几年受的苦，好像都值了。

可好日子来了，人也老了。八十年代三个小囡陆续长大，老大顶替他进了工厂，老二考上了大学，老三去了深圳闯世界。屋子一下子空下来，空得让人心慌。我每天还是五点醒，还是烧粥，还是擦地板，可是擦到一半会突然停下来，站在屋子中间发呆。他看出来了，就拉我去逛公园。每个礼拜天，不管刮风下雨，我们都去人民公园，他带一个馒头掰碎了喂鱼，我坐在旁边的长椅上打毛衣。有时候一坐就是一下午，两个人话不多，但手拉着手。他的手还是很大，很暖，就是没有年轻时候那么有力气了。

1989年他退休，我们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两个人过日子。他学会了烧上海菜，红烧肉、油爆虾、腌笃鲜，样样都做得像模像样。我说你个山东人怎么比上海人还上海人，他说娶了上海老婆就得做上海菜。我们每天一起去买菜，他拎着篮子，我跟在后面挑挑拣拣。卖菜的小贩都认识我们，说老陈头你家阿姐真会过日子。他听了就笑，笑得满脸褶子。

本以为就这么过下去了，过到走不动为止。可老天爷不答应。2008年，他查出来肺癌。拿到诊断书那天，我坐在医院走廊上，手里的纸轻飘飘的，可我觉得有千斤重。他倒比我镇定，说你哭啥，人总有这一天的。我说你要活到一百岁的，你说过要陪我看一百次外滩日出的。他摸摸我的头，说看了也不止一百次了，够本了。

他最后那半年，我没请护工，全是自己照顾。喂饭、擦身、端屎端尿，我一点都不觉得累。他有时候疼得厉害，我就握着他的手哼评弹，哼《玉蜻蜓》，哼《珍珠塔》。他不懂评弹，但他说听我哼他就没那么疼了。有一天晚上他突然精神很好，跟我说想吃红宝石蛋糕。我跑了好几条街买回来，他咬了一口说，没当年甜了。我说奶油都换过了，当然不一样。他笑，说当年那个蛋糕啊，他攒了两个月的私房钱买的，怕我发现，藏在工具箱里，结果奶油化了，弄得扳手钳子全是奶油。我听着也笑，笑着笑着眼泪就掉下来，掉在蛋糕上，咸的。

他走的那天是个春天，窗外的文竹冒了新芽。他拉着我的手，说了最后一句话。他说秀英，我这辈子值了，你把我照顾得太好了，下辈子我还娶你。我说不要下辈子，这辈子还没过完，你给我撑住。他摇摇头，慢慢闭上眼睛，手松开了。我喊他的名字，建国，建国，他再也没应。

他走后的第一个月，我不知道怎么活。饭做了没人吃，菜买了没人洗，床那么大半边空着。我整天坐在他坐的那把藤椅上，闻他留下的味道，闻着闻着就哭。三个小囡轮流回来看我，老大说要接我去他家住，老二说给我请个保姆，老三说妈你一个人我们不放心。我一个都没答应。我说我就住这儿，哪儿也不去。这屋子里有他，我走了他就找不着我了。

后来有一天，我坐在藤椅上又哭，哭着哭着看见窗台上那盆文竹。文竹旁边有他一个旧烟灰缸，他戒烟十几年了，烟灰缸一直留着。烟灰缸底下压着一张纸条，是他以前写的，上面就四个字：“好好活着。”我拿着那张纸条，纸都黄了，字也淡了，可那四个字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我站起来，去灶披间煮了一碗粥，粥里放了两颗红枣。我坐在桌子前，一口一口把粥喝完。从那天起，我不哭了，我开始“动”。

我给自己定了规矩：每天必须出门一趟，走不动就慢慢走，走到弄堂口买份报纸，或者走到菜场买两根葱。回来以后擦地板，擦完地板择菜，择完菜洗衣裳。手不停，脚不停，脑子也不停。想他的时候我就哼评弹，哼到嗓子哑。我把他的衣服一件件叠好放在箱子里，时不时拿出来晒一晒，衣服上还有淡淡的肥皂味。我把他的工具箱擦了又擦，扳手钳子摆得整整齐齐，他要是回来，一打开就能用。

邻居们看我一个人进进出出，觉得我可怜。楼下阿婆说我命苦，年轻时候吃了那么多苦，老了又守寡。可我不觉得自己命苦。我这辈子嫁对了人，生了三个孝顺的小囡，住在这间屋子里七十年，什么风浪没见过？文革的批斗，我挺过来了；三年自然灾害，野菜树皮我也咽过；大炼钢铁的时候一个人生娃，疼得咬破了嘴唇我都没哼一声。那时候都能活，现在有吃有穿，有什么活不下去的？

其实他们问我长寿秘诀，我就笑。哪有什么秘诀，我就是不甘心。不甘心就这么瘫在床上等人伺候，不甘心让老头子在天上看着我活得窝窝囊囊。我就靠一件事活到九十五——就是“动”。动了，人就立起来了；立起来了，日子就过得下去。

去年老大给我买了个智能手机，教我视频通话。我学会了，隔两天就跟三个小囡视频。他们在手机里喊我“姆妈”，问我吃了没有、睡了没有。我说吃了，一大碗饭，一条鱼，半斤青菜。他们不信，非要视频看我的饭碗。我把饭碗端到镜头前，他们看了才放心。老小在深圳做生意，赚了钱，非要给我请钟点工，我说不要，我还能动，等我动不了再请。他说妈你都九十五了还怎么动，我说你看好了。我当着他的面，把地板从这头擦到那头，擦完气都不喘。他在视频那头哭，哭得说不出话。我说你哭啥，姆妈还年轻着呢。

其实我知道自己老了，是真的老了。腿疼，膝盖一弯就咯吱咯吱响。眼睛也花，看报纸要戴老花镜再加个放大镜。耳朵也背，跟人说话要侧着头。可我心里明白着呢。我算过，老头子走了八年，两千九百二十天。他刚走的时候，我一天一天数着过。后来不数了，因为数也数不完。我把他那三百多封信又翻出来看，信纸一碰就碎，我用透明胶一条一条粘好，装在一个铁皮盒子里，放在枕头底下。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就摸一摸，像摸着他。

前阵子楼下搬来个年轻姑娘，一个人住。有天晚上我听见她在哭，哭得很大声。我想了想，烧了一碗酒酿圆子端下去。她开门的时候眼睛肿得像桃子，看见我愣了一下。我说小姑娘，哭啥呢，天塌不下来。她抽抽搭搭说跟男朋友分手了，觉得活不下去了。我把酒酿圆子递给她，说你吃，吃完听阿婆讲个故事。我坐在她床边，从红宝石蛋糕讲起，讲到批斗会，讲到文竹，讲到他走的那天。她听得一愣一愣的，圆子都忘了吃。最后我说，小姑娘，人这一辈子长得很，你现在觉得天塌了，过几年看看，就是朵云飘过去了。她看着我，说阿婆你真坚强。我说不是坚强，是日子总要过的。你动起来，烧饭，洗衣裳，擦地板，忙着忙着就没空哭了。

她后来成了我家的常客，隔三差五来蹭饭。我教她包馄饨、腌咸菜、做酒酿。她说阿婆你一个人不寂寞吗？我说寂寞啥，我有他呀。她不懂，但她也没再问。这姑娘今年结婚了，请我去吃喜酒。我封了个红包，里面放了两块红宝石蛋糕的券。她打开一看笑了，说阿婆你这个礼轻情意重。我说你记住，过日子就跟这蛋糕一样，再甜也有化的时候，化了的奶油擦擦干净，日子还得过下去。

现在我每天还是五点醒，开窗，烧粥，擦地板。粥还是白粥，腐乳还是那块红腐乳。窗台上的文竹又长新枝了，绿油油的。老头子那个旧烟灰缸我还留着，里面放了几个硬币，买菜的时候随手拿。他的藤椅我还在坐，坐久了腰疼，我就垫个枕头。柜子里他的衣服我前几天又拿出来晒了，晒完叠好放回去。工具箱我昨天擦了，扳手上没灰，锃亮的。

昨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们又回到年轻时候，他骑着自行车驮我去外滩。我抱着他的腰，风把刘海吹起来，他回头看我，说秀英你抓紧了。我说抓紧了，一辈子都不松手。醒来的时候天还没亮，枕头上有点湿。我摸摸心口，心跳得稳稳的。起来推开窗，弄堂里已经有早起的脚步声了。对面楼的大饼摊升起了白烟，香喷喷的。我深吸一口气，去灶披间淘米，开了小火。米在锅里咕嘟咕嘟响，像我年轻时在纱厂听见的机器声。那时候轰隆隆的，现在想想，其实挺好听的。

有人问我怕不怕死，我说怕啥，他等着我呢。但我不着急去，我还能动。能动一天，我就好好活一天。这地板我擦得锃亮，等他回来一看，哟，张家阿姐还是那么干净。这粥我煮得软烂，他牙口不好，正好喝。这文竹我浇水了，他喜欢看绿颜色。我什么都准备好了，他就慢慢等着吧，等我再动几年，动到实在动不了了，我就去找他。见了面我要跟他说，建国，你让我好好活着，我活着呢，活得挺好的。你看，没请保姆没请钟点工，我一个人，也活到了九十五。

窗外的太阳升起来了，照在窗台上，文竹的叶子亮晶晶的。我扶着桌子站起来，腿有点酸，但站得挺直。我拿起抹布，跪下去开始擦地板。从这头到那头，从这头到那头。我哼起《珍珠塔》，哼到那句“为救李郎离家园”，喉咙一紧。但这次我没哭，我笑了。我一边擦一边笑，笑得抹布掉在地上，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楼下阿婆要是听见了，肯定又说我疯了。

疯就疯吧。九十五岁了，疯一疯又怎么样呢。我就靠着一件事活到了今天，这件事叫“动”，也叫“不甘心”，还叫“他让我好好活着”。其实说到底，就两个字——活着。活着，动起来，把日子过成日子，把一个人过成两个人。他走了，可他还活着，活在我擦的地板里，活在我煮的粥里，活在那盆文竹的绿颜色里。我动一天，他就活一天。我擦一天地板，他就多陪我一天。

所以我不停，我停不下来。这双手要洗菜，这双脚要走路，这颗心要跳。跳到跳不动的那天，我就去找他。到那时候我要告诉他，你看，我听你的话了，我好好活着，活到了九十五，活够了本，现在来找你了。你得请我吃红宝石蛋糕，要排半个钟头队的那种，奶油化了的也行。

自来水还在流，我关了龙头，把洗好的青菜沥干水。中午打算炒个青菜，煎一条小黄鱼，再烧个番茄蛋汤。一个人吃，三个菜，够丰盛的了。我把菜端到桌子上，摆好碗筷，又拿了一个空碗、一双空筷子，放在对面。那是他的位置，八年了，雷打不动。我坐下来，对着那副空碗筷说，建国，吃饭了。然后我自己吃，一口一口，吃得干干净净。

窗外弄堂里人来人往，电车叮叮当当开过去。隔壁老王家的猫跳上我的窗台，喵了一声。我给它夹了块小鱼，它叼着跑了。阳光照进来，照在对面那把空椅子上，暖洋洋的。我靠在椅背上，眯起眼睛，觉得这辈子，真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