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技政策完成向国家竞争工具的根本性转换

7月21日，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齐奥斯向特朗普总统提交了一份长达122页的报告——《科学：新黄金时代》（Science: A New Golden Age）。这份报告折射出美国科技界对“战后科研范式为何失灵”的深层焦虑，也集中呈现了其面向未来重构制度优势的改革逻辑，而报告中的涉核内容占据了相当的比重。为此，我们将持续予以报道解读。

1945年7月，时任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局（OSRD）局长范内瓦·布什向杜鲁门总统提交《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以下简称“布什报告”）。而进入“新黄金时代”，美国科技政策完成了一次从“自由探索”向“国家竞争工具”的根本性范式转换。

美国希伦哈里斯核电站

从“无尽的前沿”至今的发展历程

1.发布背景

布什报告诞生于二战后向和平过渡的转折点。前任总统罗斯福要求布什回答的核心问题是：战时由政府、大学和工业界共同形成的科研能力，如何转入和平时期，继续服务于国家安全、健康和经济发展。彼时美国面临的战略焦虑是内部能力赤字，基础研究过度依赖欧洲，且大学研究经费严重不足。布什的经验来自OSRD统筹雷达、青霉素和曼哈顿计划早期阶段的战时体制，任务是将战时科技动员能力转化为和平时期的国家建设动力。

2.具体实践及成效

布什报告确立了战后美国科技政策的基本框架。

1950年，杜鲁门签署《国家科学基金会法》，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正式成立。至今，NSF支持的研究人员获得约223项诺贝尔奖，成为美国基础研究的核心支柱。与此同时，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于1958年成立，以任务导向方式推动高风险、高回报的技术突破。从互联网原型到隐身技术、从GPS到无人机，DARPA的早期投入深刻塑造了美国的技术版图。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于同年设立，承担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大科学工程。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持续扩展，成为全球生物医学研究的最大资助方。这些机构共同构成了“政府出资、大学研究、企业转化”的科研体制。在这一制度框架下，美国在半导体、计算机、航空航天、互联网和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起长期技术优势。从晶体管到集成电路，从阿波罗登月计划到互联网的诞生，从人类基因组计划到mRNA疫苗技术，布什报告所奠定的制度安排为这些重大突破提供了持续的经费支持和组织保障。

3.发展演进

布什报告确立了此后数十年美国科技战略的基本范式，但政策并非一成不变。

冷战时期，美国科研体系以国家安全为核心驱动力，大学成为军工学复合体的一部分，联邦研发投入持续增长，太空竞赛和军事技术研发构成主线。20世纪70至80年代，政策目标从国防科技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发展。1980年成为关键年份——《拜-杜法案》允许大学和非营利机构保留联邦资助科研成果的专利权，极大地促进了技术转移和产学研合作；同年《史蒂文森-怀德勒技术创新法》出台，推动联邦科研机构向产业界开放技术成果。此后《小企业创新发展法》（1982年）、《国家合作研究法》（1984年）相继颁布。1980至2000年间，美国科技政策主要致力于提高产业技术创新力和国际竞争力。

冷战结束后，科技政策面临新环境。1994年8月，克林顿政府发布题为《科学要服从国家利益》的国家科学政策报告，这是白宫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发布的首个关于国家科学政策的公开报告，阐明了联邦政府科学投资与国家战略目标的联系，明确了政府在资助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方面的作用。

进入21世纪，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美国意识到其全球科技领导地位受到挑战。2007年《美国竞争法》通过，被誉为美国科学事业的路线图。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强化科技战略布局，美国围绕半导体、先进制造、关键供应链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展开布局。2019年《核能创新和现代化法案》通过，旨在发展先进反应堆创新和商业化所需的专业知识和管理流程，为美国下一代先进反应堆的开发和商业化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2025年3月，特朗普致信克拉齐奥斯，提出三大核心问题：如何确保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全球领导地位；如何振兴科技企业、减少行政负担、赋能研究人员；如何让科技进步惠及全民。2026年7月21日，《科学：新黄金时代》提交，被视为80余年间美国科技政策最全面的审视与重构。同日，OSTP与美国刑侦管理和预算局（OMB）联合发布FY2028预算优先事项备忘录，要求联邦机构90天内提交行动方案，将报告主张直接转化为预算指令。

TerraPower位于怀俄明州凯默勒的Natrium先进反应堆项目

从“无尽的前沿”到“新黄金时代”

的比较分析

1.战略环境：从战后重建到大国竞争

两份报告最显著的区别在于战略环境。布什时代面临内部能力赤字，而非外部科技竞争。《新黄金时代》则诞生于美国科技霸权受到系统性挑战的时期：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研发支出已与美国持平。报告指出这是美国即使在冷战时期也从未面临过的局面——苏联经济体量远小于美国，而中国是同等量级的竞争对手。与此同时，美国科研体系自身僵化，科学产出效率趋于放缓，传统同行评议从申请到获批周期长达近20个月。研究人员近一半时间耗费在文书和行政事务上，间接成本率平均超过40%。

2.科学范式：从线性模型到递归迭代

布什范式的核心是“线性模型”——基础研究经应用研究到开发，单向流动。《新黄金时代》则宣告线性模式不再适用，现代发现是基础与应用之间“持续迭代”的产物。报告援引斯托克斯“巴斯德象限”，强调应用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晶体管、Transformer架构、蛋白质折叠计算等变革性发现，均来自既有理论雄心又与实际问题深度关联的探索。从“好奇心驱动”到“使命驱动+好奇心驱动”的双轨制，标志着科学哲学的根本重塑。

3.资助逻辑：从同行评议到多元工具

布什时代依靠同行评议向大学提供稳定资助。《新黄金时代》主张多元化资助机制：“黄金票”赋予单个评审专家支持高风险项目的权力；快速资助通道压缩决策周期；长周期资助为优秀科学家提供长期稳定经费（如参照NIH“院长先锋奖”模式）；奖励竞赛与预先市场承诺按成果付费。报告明确提出“押注于人”而非“押注于项目”，将资金直接投向科学家个人而非机构，并扩大可随人流转的研究生奖学金。这种多样化反映了风险资本思维对公共科研管理的渗透——政府应像成熟投资者一样统筹项目组合，而非依赖共识机制筛选提案。

4.执行主体：从大学中心主义到多元主体

布什将大学视为基础研究的几乎唯一合法载体，认为工业界通常受预设目标、明确标准和商业必要压力的阻碍，难以产生满意的基础科学进步。《新黄金时代》则指出大学已不再是美国最具创新性的唯一科研阵地，主张支持更广泛的执行主体——X-Labs（敏捷、有期限的专业团队），扩展的ARPA类实体，初创企业（越来越多地开展基础研究，模糊基础与应用界限），以及好奇心驱动的研究机构。

5.国际维度：从开放世界主义到竞争性民族主义

布什强调“政府应在促进科学信息国际流动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新黄金时代》则对科学开放性的态度更为复杂，呼吁制定全面的科研安全策略，防止开放体系被利用。报告指出了“深层不对称”——竞争对手利用美国教育体系和开放发表制度获取人力资本和数据，同时限制自身数据共享。报告强调不能再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科学的成果一定惠及本国国民，必须重新将科学发现与制造生产结合起来。这标志着从“开放的世界主义”向“竞争性的民族主义”的明显变化。

原文刊于《中国核工业》杂志202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