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多年前三星堆是多个文明体系交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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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出制作技艺精巧红玉髓珠，造型奇异的金面罩，原生海域为印度洋马尔代夫周边太平洋热带暖海的主流货贝海贝，含金量24K微小金珠，这些物证充分表明，3000多年前，广汉地处中原文明、南亚文化圈、西北齐家文化等多个文明体系的交汇地带，已经成为不同文明圈信息与物质的汇聚之处，是不同地缘政治实体之间在这里频繁互动的重要渠道和场所。

这一时期三星堆文明一夜之间发展至顶峰状态，与周边其他有序发展，渐进缓慢的文明模式存在巨大差异。同时，作为高等级物质文化代表的金器，生产技术复杂、资源获取难度极高，需要历经漫长发展过程，绝非短时期内可以一枝独秀。三星堆跨越式，突发性发展，必然得到了强大的外部力量的持续支撑，大概率是与中亚、南亚文明交流的结果。

2019年，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红玉髓珠与青铜重器、黄金、象牙以及海贝一同出土于一坑的现象。相关资料表明，红玉髓属于蕴含氧化铁的隐晶质石英，在古代世界，它常被奉为身份与财富的象征。鉴于中国史前并无使用红玉髓的传统，在相当长的时间段内，学界普遍认为，东亚早期的红玉髓珠主要是经由长途贸易从西亚或南亚传入的。

近期，由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三星堆博物馆、珠饰博物馆、中国地质大学、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市考古研究院以及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等中外科研机构，共同开展的相关研究，其论文近日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

研究团队引入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技术，通过测定标本中极其微量的化学元素组成，对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玉髓珠展开溯源研究。研究团队率先搭建东亚首个大规模、标准化的红玉髓地球化学数据库，收集了来自中国、印度、蒙古国、孟加拉国27个矿源的总计300件地质样本，并针对每一个样本测量了57种微量元素。

通过进一步对11颗三星堆红玉髓珠进行指纹比对发现，样本中铀和锂等元素的分布特征，与印度德干高原及华南凉山、保山等地的矿源完全不匹配。其中7颗的成分特征指向了燕山造山带，另有3颗指向更为广阔的中亚造山带，还可能涉及河西走廊北部或蒙古高原等地的矿源，以及更为遥远的叙利亚东北部。

另据报道，1997年，在距离三星堆器物坑遗址约6.8公里的仁胜村墓葬，出土了4500年前的37颗黑曜石珠。经中国地质大学检测，这些黑曜石来自西亚的哈拉夫文化，位于叙利亚东北部。

这些检测结果意味着，3000多年前的古蜀人，已经与千里之外的北方草原，以及更为遥远的地区存在紧密的联系。

二、三星堆金面罩与古埃及金面具之相似性

三星堆遗址所出土的黄金面罩经检测，含金量超过90%，重达500多克，而且保存完整。毋庸置疑，其堪称古代蜀人运用黄金制作技艺的杰出范例。此金面罩轻薄如蝉翼，精准地覆于整个铜头像面部，上至额头，下抵嘴角，左右两侧连耳朵亦被妥善包裹，仅于眼睛和眉毛处作镂空处理，令头像在神秘深邃之余，更添一份雍容华贵之态。

从制作工艺角度而言，古蜀人先将纯金锤锻成金箔，而后制作出与青铜人头像相近的轮廓，精心挖空双眉、双眼之处，接着将其包贴于青铜人头像之上，再历经锤拓、蹭拭、剔除、黏合等一系列精细繁复的工序，最终制成与青铜人头像完美契合、浑然一体的黄金面罩。

我们知道，面具最初应用于狩猎与战争场景。《山海经》记载四方神仙呈现人面鸟身之形，如《大荒东经》所言：“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海外东经》记载：“东方句芒，鸟身人面”；《大荒西经》亦载：“西海陼中，有神人面鸟身”。相传在虞夏时期，我国便已将黄金、白银和铜区分为金三品。《尚书·禹贡》记载：“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史记·平准书》亦云：“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而在《汉书》中，更是明确将黄金列为最为尊贵的金属。《汉书·食货志》记载：“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银）为中，赤金（铜）为下。”从三星堆青铜人头像包贴金面罩这一现象可见，早在3000多年前，古蜀人便已经洞察黄金的尊崇地位。

金箔在西方的使用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考古发现，5400年前，南美洲的工匠们将金加工成金箔并贴在铜制品上。4700年前，埃及国王的精致头盔就采用薄金片制造。在全球范围内，最为声名远扬的黄金面具，当属希腊阿伽门农黄金面具和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木乃伊所覆盖的黄金面具。在迈锡尼文明中，黄金象征着地位和权力；而在古埃及文明里，黄金被视作太阳神的象征，黄金面具可用于保护木乃伊的身体，是埃及法老统治阶级特权的体现，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力。

三星堆出土的黄金面罩与古希腊和古埃及的金面具相比较，在形态造型、装饰手法、用途含义等诸多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它并非用于覆盖死者面部，而是粘贴于青铜人头像的面部，这些青铜头像皆是大型祭祀活动中巫师或部落首领的象征。由此可见，在古代蜀人的观念中，黄金面罩与重大祭祀活动紧密相连。

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古希腊和古埃及的金面具与长江上游的三星堆，跨越了漫长的时空距离，为何会出现艺术风格相似的神面形象呢？尽管古希腊和古埃及的金面具年代早于三星堆黄金面具，但当时各地贸易交流极为频繁。在那个青铜器刚起步的年代，黄金更多是象征身份、祭祀、王权。能把黄金打造成型，做成面具，更说明三星堆文明的信仰、礼仪、社会组织已经非常成熟。

提及古代中外贸易通道，人们往往首先联想到张骞通西域之后开辟的“丝绸之路”。然而，诸多事实显示，早在商代晚期，地处四川盆地腹地的古蜀人，已经成功地将印度洋的贝壳运至自己的家园。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了约 4600 枚海贝。这些海贝具有统一的穿孔加工方式，磨损痕迹显著，背部呈扁平状。此外，三星堆出土的海贝均遭受过火烧损毁。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海贝主要有三种类型：虎斑宝贝（Cypraea tigris）、货贝（Monetaria moneta）、环纹货贝（Monetaria annulus）。经物种鉴定，三星堆出土的主流货贝，其原生海域为印度洋马尔代夫、安达曼海、南海诸岛以及菲律宾所在的太平洋热带暖海。

资料表明，在殷墟商甲骨文、金文中，存在大量诸如“赐贝、赏贝、贡贝”之类的文字记载。殷墟时期，贝以“朋”作为法定计量单位（五贝为一串，两串合为一朋），王室赏赐、邦国盟誓、商品交易、赋税结算等活动皆使用货贝。妇好墓出土6800 多枚海贝，陕北商代遗址同期也大量出土了印度洋原生贝币。

汉字文明与海洋贸易关联密切，诸如财、货、贵、贸、贡、宝等，但凡与财富商贸相关的汉字，皆带有“贝”字旁。文字体系与远洋海贝深度交融，证明海洋贸易、跨洋货币早已经融入国家文明的根基。

据《诗经·商颂》记载，“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此句直白地表明商族曾经经略海外，跨海使四方部族臣服；周成王时期，倭人跨海入贡、于越献舟，说明东亚海上航线彼时已实现常态化通航。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海贝，其鉴定结果更倾向于“印度洋来源说”，至少印度洋是主要来源地。这意味着，在直线距离海岸线超 1000 公里的四川盆地深处，出现了一批来自南亚海域的海洋生物外壳。这绝非偶然的“舶来品”，更像是有定向、有组织、大规模贸易活动的成果。

2021 年，考古人员于三星堆 5 号坑发现了 24K 微小金珠。于显微镜下审慎观察，这些金珠，小者仅零点几毫米，大的约一两毫米。

考古人员在五号坑采集了数件小金珠样品，送至四川大学考古实验室，开展了一系列分析检测。检测结果表明，小金珠的纯金含金量竟超过 99%。基于此情况，考古人员推测，小金珠的形成存在两种可能性。其一，可能是其他金器在烧熔进程中滴落而形成的金珠；其二，或许是古蜀先民运用专门工艺制作而成。

据技术人员介绍，炸珠工艺是凭借黄金的液态表面张力，使熔融金液或金碎屑凝结为微小圆珠的技术。其制作方法如下：

其一，将黄金溶液滴入温水或炭灰里，借助温差使金液瞬间凝结成圆珠。

其二，把金碎屑置于炭火上加热，待其熔化时，金屑呈露滴状下落，冷却后便形成小金珠。

其三，在陶瓷罐上铺撒炭粉，使用锉具挫磨黄金，使金粉落于炭粉之上，随后加热熔化，经水洗筛出金珠。

查阅相关资料可知，现存最早的炸珠器物出土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今伊拉克），年代约为公元前 2500 年。古埃及公主墓中出土的炸珠金饰，年代约为公元前1900 - 2000 年，这表明该项技术在当时地中海东岸文明中得到成熟运用。三星堆五号坑的这一考古发现，将中国炸珠工艺的起源提前至商代晚期（约公元前 1200 年）。

五、三星堆是一个以祭祀和礼仪为核心组织形式的文明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11颗红玉髓珠，恰似地图之上熠熠闪烁的坐标，确凿无疑地证实了不同地缘政体之间存在着频繁的互动路径。古地中海沿岸是人类最早使用黄金制品的区域。三星堆的金面罩与希腊阿伽门农黄金面具，以及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木乃伊所覆盖的黄金面具极为相似，表明两地存在着高层级的交往。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主流货贝多达4600余枚海贝，其原生海域为印度洋马尔代夫及太平洋热带暖海，这显然是远距离贸易的结晶。此外，三星堆5号坑发现的24K微小金珠，其炸珠工艺与45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毫无二致。

这些物证清晰地昭示，四五千年前四川广汉地处中原文明、南亚文化圈、西北齐家文化等多个文明体系的交汇之处，俨然成为不同文明圈信息与物质交换的关键枢纽。

史书记载，在古蜀国的鼎盛时期，其疆域“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褒斜位于陕西汉中附近，是进入蜀地的重要通衢；熊耳、灵关靠近云南，是由蜀地进入滇地的门户；玉垒山、峨眉山堪称天险；汶山成为天然的畜牧之所，云南、贵州则宛若后花园。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古蜀国既能汲取各方文明的滋养，又能保持相对独立的发展轨迹。

早在3000多年前，于成都平原之上，便有一群古蜀人有条不紊地推进城市规划工作。他们指挥工匠铸造出高达3米多的青铜神树，2米有余的青铜立人像，并且独占了与神灵沟通的祭祀大权。三星堆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南向印度洋、东向长江中下游、北向西北地区，共同绘就了一个辐射范围极为广袤的三维贸易网络。

三星堆遗址总面积约12平方千米，其核心都邑区域面积约为3.6平方千米。这一规模表明，它并非寻常村落，而是一座由“一大三小”城邑组团架构而成的早期国家都城。此城邑依傍鸭子河与马牧河水系而营建，宛如3000年前繁华的“大都会”。

这种显著的地理优势，使三星堆得以连接不同的资源区与文化区，进而获取持续的外部输入与创新刺激。三星堆文明的资源体系宏阔，涵盖青铜、象牙、玉器、黄金、海贝等诸多品类。其资源来源彰显了三星堆文明的发展程度以及古蜀国的控制能力。以三星堆为中心向外辐射，一个延伸范围极为广泛的资源、技术、文化互动网络已经成型。

珍稀资源、重要技术、宗教礼仪等文化观念，在这一宏观网络中展开复杂的互动。与此同时，在社会结构层面，对贸易的掌控或许进一步巩固了神权贵族阶层的权力与财富。由此推断，三星堆极有可能是一种以祭祀和礼仪为核心组织形式的文明。古蜀国的主要物资流通模式，带有浓厚的“政治化”特征。海贝或许作为“货贝”在贸易活动中流通，黄金被锻造成独具特色的神器，玉料被加工成庄重的礼器。整个体系恰似一个精密的转换器，将外来原料转化为蕴含本地神权色彩的文化符号，成为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关键组成部分。

结束语

三星堆文物证表明，3000多年前，广汉地处中原文明、南亚文化圈、西北齐家文化等多个文明体系的交汇地带，已经成为不同文明圈信息与物质的汇聚之处，是不同地缘政治实体之间在这里频繁互动的重要渠道和场所。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三星堆文明一夜之间发展至顶峰状态，与分布在成都平原岷江冲积扇台地的新津宝墩古城、郫都区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古城、崇州紫竹古城、大邑盐店古城、大邑高山古城等城邦遗址有序发展，渐进缓慢的文明模式存在巨大差异。

按照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逻辑，一个区域独立孕育高端黄金文化，拥有先进技术优势，必然会形成工艺迭代、产能扩张、礼制完善，的发展态势。但是，三星堆金器既无本土周边稳定可长期开采的优质金矿支撑，又无配套金加工产业链，无层层堆叠的金渣作坊地层，更无世代传承的匠人体系。

同时，作为高等级物质文化代表的金器，生产技术复杂、资源获取难度极高，需要历经漫长发展过程，绝非短时期内可以一枝独秀。况且，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黄金文物，在文化形式和风格上不同于古蜀本土文化，甚至不同于同时期中国其他地区的文化。三星堆跨越式，突发性发展，必然得到了强大的外部力量的持续支撑，大概率是与中亚、南亚文明交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