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斤碱抵三十克黄金 他写了本书把价钱拆了

时间是一九二六年的八月，地点位于美国的费城。万国博览会的评奖结果已经公布出来了，永利的红三角牌纯碱把金质奖章拿到了手中。

所给出的评语仅仅只有一句，「中国近代工业进步的象征」。

上台领奖的是一位年纪为三十六岁的中国人，他的名字叫侯德榜。

很多人讲他的故事，讲到这块奖章就收尾了。把垄断打破了，把金奖拿到了，可以扬眉吐气了。

我觉得这个讲法只对了一半。

使得由英国人守了七十年的那一整套封锁彻底地失去效力的，是在七年之后纽约市面上所出现的一本书。那块奖章其实仍然还算不上。

这个价钱到底算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纯碱从表面上看，就好像是一堆白面，可实际上却是制革、造纸、纺织以及染料这些行业所用的底料。

二十世纪初的时候，中国每年所进口的碱，有着上百万担之多。在市场上，买上一斤纯碱所需要付出的钱，差不多能够抵得上三十克黄金。

一斤的碱，就能值三十克的黄金。

这个价格究竟是依靠什么，才可以守住七十年？

守着这个的，是英国人开办的卜内门公司，而它的背后，则有着一整套的苏尔维制碱技术。

一八六二年，比利时人苏尔维把这套工艺做成功之后，英国、法国、德国以及美国这几个国家的碱厂就组成了一个圈子，叫做苏尔维工会，而对于圈子以外的那些国家，这个圈子则一律不会把技术转让给这些国家，也不会把设备出售给这些国家。

说到底，这并不是商业历史当中所讲的一段老故事。

你公司里那台只有一家能供的机器，你项目里那套只有一个人会配的环境，你手里那份只有一家供应商能给的材料，只要只此一家，价钱就不是你说了算。

换一种说法，老板在跟你压价的时候，他的底气到底在哪儿，就在于他心里清楚，你根本没有办法找到第二家。

侯德榜打算动手拆掉的，恰好就是这么一道口子。

他究竟依靠什么，才可以把这东西拆掉？

这件事情得从一九二一年的春天开始讲起。在那个时候，他本人还待在纽约，博士论文才刚刚写完，就收到了一封从天津塘沽那边寄出的信。

写这封信的那个人，名字叫做范旭东，他是靠着经营精盐生意起家的。信里面所表达的意思就只有一个，那就是愿不愿意回到国内，创办中国自己的碱厂。

他已经回到了国内。

在他抵达塘沽的那个时候，永利碱厂依旧是荒滩上面的一个工地。图纸要自己动手画好，机器也要自己动手摸索清楚，工艺还必须从试验当中一点一点地把它试出来。

那一套被隐藏了七十多年的方法，根本没有任何一本说明书可以供人翻看。

卜内门的那位经理李特尔曾经对范旭东讲过这样一句话。

「碱厂对贵国确实非常重要，只可惜办早了一点，用苏尔维法制碱，日本尚且失败，何况中国？就条件来说，再迟30年不晚。」

这句话要是把它翻译过来的话，其实也就只有六个字，那便是你们现在不配。

侯德榜的回应不是吵回去，是钻进车间。

五度寒暑的交替，以及上千次的实验操作。

这上千次究竟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毛泽东同志曾经在《实践论》当中写下过一句非常朴素的话，「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制碱这件事情，那些配方全部都存放在别人的保险柜里面，他手上能够用得上的，也就只有这一条路。

就是把一批又一批的料投放进去，然后等候着它慢慢结出东西，查看所结出来的东西够不够白，够不够纯，接着从头再重新做上一遍。

一九二六年八月的那块奖章，就是像这样一遍又一遍地熬制出来的。

可是，拿到一块奖章之后，便算是把这个事情给办完了吗？

一九三三年，在纽约。有一本英文书被摆到了书架上面，这本书的书名叫作《纯碱制造》，而它的作者是侯德榜。

美国化学会把它收录进了自己所拥有的那套丛书里面，编号是第六十五卷。

这本书把苏尔维制碱的工艺、设备、操作细节，讲得清清楚楚。只要买上一本，就可以进行阅读，等看完了之后，便能够依照着书里的内容实际动手操作。

他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缘故，才肯动笔写？

要是把最要紧的东西公开地发布出去，那就等同于把对手所拥有的定价权整个地抽走。

那一堵墙仍旧还是立在那儿，只是价格却已经不复存在了。

这个动作搁到如今，差不多就等同于把自己公司最值钱的那一套内部工具整理得干干净净，并且把它开源给整个行业。

听着像是吃了亏，做这件事的人，却把这个账算得十分清楚。

垄断这门生意，所能赚取到的，就是其他人所不会的。要是整个行业都掌握了，那家一直把配方攥在手里、靠它卖高价的，就只剩下把价格降下来这一条路可走了。

要是放到现如今的情形中看，这个就如同是一份被压在箱底的岗位经验。你把它写出来并且交到同事的手上，在短期的这个阶段当中，你的不可替代性确实是往下掉了。不过，整条业务线上的效率已经得到了提升，在考核当中，第一个会被记住的人依旧是你。

那么他所图的到底是什么？

他也不见得就是一点都不感到心疼的。

他后来跟人回忆，说自己的美国老师杰克逊常讲一句话，「科学技术是属于全人类的，它应该造福于人类。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决不能把科学技术作为谋求个人财富的工具」。

这一番话，听上去就好像是在唱高调一样。可要是把它放在一个刚刚被人卡了七十年脖子的行业里面，那它其实就能算得上一笔最为划算的账。

这一笔账，他算得比任何一个人都要明白。

如果把这个配方守住，他就能够多挣几十年的钱。如果把这个配方给写出去，那他就有能力使得整个行业从那时候起不必再看别人的脸色。

问题就在于，这门生意所赚到的钱，从来都是出在那道信息差上面，技术本身只不过是那道差价的由头罢了。

那他为啥挑中了后面那一条？

因为有人先一步把他的那个碗给砸过了。

一九三七年的那个冬天，南京。永利在南京的那座铔厂，属于当时亚洲最为先进的化工厂，合成氨、硝酸、硫酸以及硫酸铵，它都具备生产的能力。

日本人很早就已经把它给盯上了。日方几次三番地派人上门，口中讲的那些话显得很客气，只要双方展开合作，就可以把工厂的平安保住。

进行合作真的能够保住平安吗？

范旭东给天津、南京这两个厂的负责人回复了一句话，「宁举丧，不受奠仪」。

要是双方怎么谈都谈不拢，那轰炸机马上就会抵达。

在短短的数日当中，厂区接连三次遭受到轰炸，落下的炸弹一共有八十七枚。厂房已经发生了坍塌，那些设备也遭到了毁坏，生产同样陷入了停顿。

侯德榜没有离开。他带领着工人趁着轰炸的间隙，冲进那片废墟之中，对机器进行抢修。

金陵兵工厂迫切需要硝酸铵这种原料用于制造炸药，技术上的难题，他当场就把它解决掉了。

把厂子里那一百多台最好的机床都搬进了厂子外面的山洞，随后还搭起了芦苇席棚，紧接着就对飞机所用的炸弹进行加工。

厂子都已经炸成了那么一个样子了，人为什么还是不肯离开？

你看，一个在实验室里做事的人，那几天所干的，是车间主任要干的活，是采购方面的活，也是抢险队要干的活。

一直等到南京陷落的前夕，他才完成了撤离。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五日的夜里，在长江的边上，那艘承担着运送最后一批人员以及物资任务的拖轮，马上就要开始起锚了。

汽笛一遍遍催，他站在甲板上，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个厂，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一九三八年那一年，永利川厂是开办在四川乐山五通桥这个地方的，他担任着厂长兼总工程师的职务。

紧接着，各类难题就跟着出现了。

四川的盐是用卤水熬制而成的，价格上比塘沽的海盐要贵出一大截。要是仍然继续用索尔维法的话，那么每天都会有大把的盐伴随着废液一起白白地流失掉。

这个老办法已经用了二十年了，为什么就不可以接着用下去？

他本来是打算把德国人的察安法买下的。

谈到了最后的时候，德方那边提出了一个条件，「将来使用察安法专利的产品，不准在东北三省出售」。

这件事现在已经不再是价钱方面的问题了。

那会儿其实总共也就只有三条路。一条就是把塘沽那套老办法原封不动地搬到四川，成本会高到根本养不活。一条路是掏出一笔钱，把德国人所拥有的专利买下，而所购买到的，是一个带着锁的技术。第三条是最难的，自己从头开始一点一点地摸索出一套谁都没有走过的工艺。

前面的这两条路都已经摆在了桌面上，图纸、报价以及合同，一样都不缺。

范旭东以及侯德榜把第三条路给挑选了出来，站起身子便马上动身离开，回到国内自己动手干了起来。

这一动手干，就是五百多次的循环试验。

这个新的办法说起来并不复杂。

把氨厂以及碱厂建造在一起，让氨厂所产出的氨以及二氧化碳直接供应给碱厂，再把食盐添加进去，使母液里的氯化铵结晶出来当作化肥，剩下的盐水还可以循环回去继续用。

最终跑下来的结果就是，设备数量减少了三分之一，成本下降的幅度达到了四成，盐的利用率被提升到了96%，原先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废液，转变成了氯化铵。

一九四三年，中国化学工程师学会把这一套工艺正式命名成了侯氏联合制碱法。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细节是值得把这个脚步停下，然后看上一眼的。

他所面对的那道题，认真一算，其实就是一个成本上的问题，跟化学配方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个老办法，他已经做了有二十年了，闭着眼睛也都能把它背下来。可是华西的盐价就实实在在地摆放在那里，那套老办法就是行不通。

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说的正是这个意思。要把眼前这些具体的条件当作出发点，而不是把自己最熟悉、最有感情的那一套办法当作出发点。

一个人干了二十年的看家本事，说放就放，这比从头学一门新手艺难多了。

要是搁在职场上，那就好比是让一个早就带团队带惯了的老手，把自己原先那一套东西整个推翻，重新开始，并且还得啃一块完全陌生的业务。

这事儿难就难在，他得先承认自己那套看家本事，在新的条件下不灵了。

同样是在一九四三年，英国化工学会把名誉会员的这个称号授予了他。在当时，全世界已经把这个称号拿到手的化学家，把他也一并算进去，也总共只有十二个人。

也就是在同一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把荣誉科学博士授予了他。

在抗战胜利以后，他就返回到了南京这座城市。铔厂仅仅剩下了断壁残垣，硝酸车间的那些设备早在一九四二年的时候就被日本人拆卸掉并且搬走了，最后运送到了日本九州的大牟田。

他把一份多达一百多页的设备清单整理好了，这份清单详细得就连一颗螺丝钉也都列在里面了。国民政府方面的态度十分冷淡，他于是就在《大公报》上面动笔撰写文章，把那些遭到劫掠的设备的原始设计图纸统统摊开，跟别人一条一条地进行核对。

打官司的这一条路，在那个时候，当真能够行得通吗？

在一九四七年的七月，他亲自抵达了东京。

到了第二年的春天，那一千四百八十二件、五百五十吨的设备被装到了船上，并且被运送回到了南京。

等到验收的时候，又一次生出了岔子。在设备上面，那张最要紧的铂金网已经消失不见了。他再一次把法律这个工具拿了起来，依靠着它进行交涉，最终交涉到日方重新制作了一套同样品质的铂金网，并且在当年十月的时候把这套铂金网用空运的方式运到了上海。

仅仅是一台遭到拆除并且被运走的机器，难道就真的值得他耗费这么多年的时间一直追查吗？

这属于中国在战后从日本那里所索讨取回的仅有一套设备。

回头再看他这一辈子所干过的两件事情，从表面上看起来却是相反的。

其中的一件，就是把那些被别人拿走的东西重新讨要回来，一颗小螺丝钉都要讨回来。另外一件，就是把自己手里所掌握的最值钱的那些东西给送出去，还把它们写成书，以公开的方式出版，不管是什么人都能够看。

这两件事情所包含的内核，其实说到底就是同一件事情。

他所想要的，从来就是把这扇门变得根本就不存在，而不是由他自己充当那个守门的人。

这个才算得上是最难迈过的一个关卡。要把自己的东西重新要回，所依靠的就是骨气。把手里最值钱的东西交出去，依靠的是能够把账一直算到十年之后的那种眼光。

他当年到底是怎么下定那个决心，把书写出去的，我实在是猜不透。

封锁所依靠的从来都是技术背后所存在的那道信息差，技术本身也只不过是一个外壳罢了。只要只有一家会，价钱就归他说了算。

等到大家都把这个学会了，那堵墙还能把谁给挡在外面？

换句话说，他砸的不是那堵墙，是墙后面那个价。

把这一点放到今天，同样也是这个样子。你手上攥着的那份旁人没有的资料，还有你脑子里存着的那套唯有你才会跑起来的流程，只要把这两样东西牢牢攥住，你就能多领好几年工资。

要是把它交到别人手里，你就有可能会被别人说傻。可是如果整个行业都缺少这一套东西，那把它攥在手里的人，到最后往往就会是那个被别人绕开的人。

那到底应该把它攥在手里，还是把它交出去？

到底该把多少攥在自己的手里？

这到底是图个什么？

我所持有的看法是，先得看清楚你守着的到底是什么。

你始终牢牢地守着一门手艺，兴许就能把它守得住。你守着一个行业都所需要的知识，越是这么守着，就越贵，到最后多半是守不住的，并且还会把你自己守成了最招人恨的那一个。

他让出去的东西，是一本书的版税，而他所换回来的，是这条路上从此再没有人能够把中国卡住。

一九五五年的时候，他当选成为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这个身份也就是后来所称的院士。

侯氏制碱法要想真正在工厂当中得到实际运用，那就得等到一九六一年的时候，大连的那个车间开始进行试生产。一九六四年国家科委组织鉴定，认为这套成果可以在全国推广。

差不多已经有二十年的时间了。

有这么一门技术在纸面上搁置了将近二十年，方才真正得以落地。这个速度要是放在今天这个时代，那听上去就会让人感到着急。

可要是没有一九三三年的那本书的话，那么后面这些就连门都不会拥有。

再重新回到一九二一年春天的那封信上。他回到塘沽的那个时候，大概也没有想清楚这一辈子要把配方送出去。

可要是他在当年的时候，把《纯碱制造》这本著作一直压在保险柜里面，那到了今天，还有几个人会提起这本书？

大概已经没有几个了。那些压箱底的东西，到了最后，多半都会是跟着人一块儿走掉的。

要是换到现如今这个时候，那也同样是如此。你手里所掌握的那点别人不会的东西，到底是牢牢攥着，还是把它交出去，先要自己想清楚，自己守着的到底是一门手艺，还是那道本来就应该属于所有人的信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