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乌兹别克斯坦物价低到不敢信，黄金储备却排前列

◎ 黄金在地库，苏姆在风里。

所有人都以为，一个黄金储备排在世界前列的国家，物价应该贵得让人不敢下手。毕竟地底下埋着金子，央行账上躺着几百吨硬通货，街上的面包总该硬气一点。可我在塔什干落地第三天，站在圆顶市场门口，手里攥着五万苏姆，买了十个馕、两袋酸奶、一捧樱桃，最后还找回来两万。那一刻我才明白，黄金储备和老百姓的钱包，根本不在同一个抽屉里。乌兹别克斯坦的物价低，不是因为国家富得流油，而是因为普通人挣得更少；黄金储备高，也不是因为街头有钱，而是因为国家把地下的财富抽进了央行的保险柜。我站普通人这边。我不羡慕那个黄金数字，我只记得祖丽菲娅大妈把硬币一枚一枚数进我手心时的温度。她数到第三枚，停了一下，抬头问我：“你是从中国来的？

”然后从围裙口袋里摸出一颗糖，塞进我装零钱的手里，“送你的。

”那颗糖不值钱，但它让我第一次看清：这个国家的便宜，是留给外国人的；这个国家的紧，是留给自己的。

一、馕摊上的苏姆

2024年9月16日，早上八点四十，塔什干圆顶市场。

天已经热了，阳光从铁皮棚顶的缝隙里漏下来，照在一排排馕摊上，空气里全是面粉烤焦的香味。

我走到祖丽菲娅的摊子前，她五十多岁，蓝白格子围裙，头发用一块深红头巾包着，门牙旁边有一颗金牙。她面前摆着三摞馕，圆滚滚的，中间凹下去，边缘厚，芝麻撒得密。我伸手指了指，她没说话，先拿起一张馕，翻过来看了看底，又放回去，换了一张更鼓的。

“十张。”我说。

她点点头，开始数。一张，两张，三张。她数得不快，每拿一张都要在手里颠一下，像在称重量。

数到第七张，她停下来，把一张边缘有点焦的馕抽出来，换了一张颜色更匀的。

数到第十张，她把馕叠成一摞，塞进塑料袋，递给我。

“三万。”她说。

我给了她五万。她接过钱，放进围裙前面的口袋，然后从另一个口袋摸出硬币。她数硬币的动作，我到现在都记得。

她把硬币一枚一枚数在我手心里，数到第三枚停了一下，抬头问我：“你是从中国来的？

”我说是。她笑了一下，金牙露出来，然后从围裙口袋里摸出一颗糖，塞进我装零钱的手里，“送你的。”

那颗糖是水果硬糖，包装纸有点皱。我捏着糖，站在摊子前没走。我问她：“馕一直这个价吗？”她说：“一直是。面粉涨过，气涨过，馕不敢涨太多。涨了，谁买？”我说：“你们国家金子多，物价还这么低。”她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看着我说：“金子？金子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一个月养老金一百二十万苏姆。馕三千，肉一斤十二万。你说我买得起什么？”

她说完，转身去招呼下一个客人。我站在旁边，把硬币放进口袋，硬币撞在一起，声音很轻。一百二十万苏姆，按当时的牌价，一美元换一万两千六百苏姆。她一个月养老金，不到一百美元。可一张馕只要三千苏姆，十个馕三万，她养老金能买四百张馕。听起来很多，但肉一斤十二万，她一个月养老金只能买十斤肉。如果交房租、买药、给孙子买鞋，馕就成了最便宜的选择。她说她儿子在莫斯科打工，三年没回来了。每年寄回来一次钱，换苏姆的时候，她都要在银行排一上午队。

“你儿子在莫斯科做什么？”我问。

“工地。他说那边冷，但挣得多。”她低头摆弄馕，“他寄回来的美元，我舍不得花。换成苏姆，放抽屉里，看着它变薄。”

她这句话说得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可我听懂了。黄金储备排在世界前列，和她的抽屉没有关系。国家有金库，她只有一个铁盒子。金价涨，她的苏姆跌，她能买到的肉越来越少。

馕摊上的价格稳定，不是因为经济稳定，而是因为所有人都穷，涨不动。

她递给我的那颗糖，不是热情，是一种同病相怜的客气。她知道我是外国人，她知道我手里拿的是五万苏姆，她可能一辈子没摸过五万苏姆一张的纸币。可她还是给了我一颗糖。

我走出市场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她又拿起一张馕，翻过来看底，换了一张更鼓的。阳光照在她头巾上，深红色变成暗红。我手里那袋馕还烫着，隔着塑料袋，热度一点点散出来。

我忽然觉得，这个国家的物价低，不是恩赐，是一种被按住的平衡。

馕不敢涨，因为工资不涨；工资不涨，因为国家要把黄金换成外汇，稳住汇率，进口粮食和药品；外汇进了国库，金库越来越沉，普通人的口袋越来越轻。便宜是真的便宜，但便宜背后，是所有人都在替这个平衡买单。

二、拉达车的账本

从帖木儿广场到琼苏巴扎，地图上八公里。我站在路边招手，停下一辆白色拉达。车很旧，后视镜用黑色胶带缠了两圈，车门打开时吱呀一声。司机叫鲁斯塔姆，四十岁上下，胡子修剪得很整齐，穿一件褪色的蓝衬衫，袖口卷到小臂。他回头冲我笑了一下，露出一口白牙。

“去哪儿？”

“琼苏巴扎。”

“三万。”

“两万五行吗？”

他想了想，点头：“上车。”

车里没有空调，窗户摇下来一半。塔什干的街树从窗外往后跑，树干刷了白灰。鲁斯塔姆开车不急，遇到坑洼就绕，遇到行人就停。他右手搭在挡把上，左手偶尔抬起来，跟路边熟人打招呼。

我问他开多久了，他说这辆车是2012年的，从他姐夫手里买来的，跑了三十多万公里。

“一天跑几个小时？”

“十二个。”他说，“早上七点出来，晚上七点回去。中午吃一个馕，喝一壶茶。”

“油钱多少？”

“八万。”

“净落多少？”

“好的时候十五万。不好的时候十万。”

我在心里算。一天十五万苏姆，一个月三十天，四百五十万苏姆。按一美元一万两千六百苏姆，三百五十多美元。他说他有两个孩子，一个上小学，一个上幼儿园。妻子在幼儿园做清洁工，一个月一百五十万苏姆。全家一个月六百万苏姆。

房租一百八十万，水电煤气二十万，孩子学费和文具五十万，吃饭两百五十万。

剩下的，存着，给女儿以后嫁妆。

“你存美元还是苏姆？”我问。

“苏姆。”他说，“美元换不到。银行要预约，一次给两百美元。黑市有，但我不去。被抓到麻烦。”

“你们国家黄金那么多，为什么美元还紧？”

他笑了一声，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黄金是国家的。美元也是国家的。我只有这辆车。”

车开到一半，他拐进一个加油站。加油员是个小伙子，穿着黄色背心，手里拿油枪。鲁斯塔姆从钱包里掏出一沓纸币，全是十万和五万的苏姆。他数了八张十万，递给小伙子。小伙子找了零，他又数了一遍，放回钱包。他数钱的动作很慢，拇指一张一张搓，像在确认每一张都还在。加完油，他上车，重新打火，发动机抖了一下才启动。

“你刚才说金子。”他一边开车一边说，“我们这里金店里卖金子，一克一百一十万苏姆。我一天净挣十五万，不吃不喝，七天买一克。你说，我关心央行有多少吨？”

我没接话。他又说：“中国金子多少钱一克？”

我说了人民币价格，他换算了一下，摇摇头：“还是你们便宜。”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中国的金价和国际接轨，乌兹别克斯坦的金价却要叠上汇率、管制和现金溢价。

对鲁斯塔姆来说，黄金不是投资，是橱窗里的东西。他每天在路上跑，挣的是苏姆，花的是苏姆，存的是苏姆。苏姆贬值，他的十五万就变薄。可他离不开苏姆，因为他的生活全在苏姆里。

到了琼苏巴扎，我多给了他五千。他不要，我塞进他衬衫口袋。他低头看了一眼，没再推，说：“你下次来，给我打电话。我带你去吃抓饭，一份三万五，比游客区便宜。”我问他游客区多少。他说：“五万。一样的米，一样的肉，就是多收你一万五。”他说完笑了，露出白牙，然后开车走了。白色拉达混进车流，后视镜上的胶带在太阳底下反了一下光。

我站在巴扎门口，手里攥着找回来的零钱。抓饭三万五，茶两千，馕三千，地铁一千四。这些数字像钉子一样钉在我脑子里。物价低是真的，低到你觉得自己占了便宜。可鲁斯塔姆的账本也是真的：油钱八万，净落十五万，一克黄金一百一十万。

这个国家的黄金在地库里堆成山，他的钱包里只有一沓越来越薄的纸币。

低物价不是因为他挣得多，而是因为所有人都挣得少。他不敢涨价，乘客也不敢多给。整个城市都在用最低的价格维持运转，而黄金，在另一个账本上，安静地增加。

三、金矿不进市场

我后来去了纳沃伊。不是为了看矿，是为了见贝赫佐德。他是地质工程师，在穆龙套金矿附近工作。

我们约在纳沃伊市区一家茶馆，他穿灰色工装，袖口有油渍，安全帽放在脚边，手上有厚茧。

他点了绿茶和馕，把馕掰成小块，泡在茶里。

“你想问金子？”他开门见山。

“为什么国家黄金储备那么高，街上却这么便宜？”

他嚼着馕，想了一会儿，说：“你搞反了。不是因为金子多才便宜，是因为便宜才稳。国家挖金子，卖到国外，换回美元。美元用来买粮食、买药、买设备，稳住苏姆。苏姆稳，物价才稳。可苏姆稳不等于你有钱。你挣多少，还是多少。”

他拿出手机，翻出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一个巨大的矿坑，像地球被挖开的一个伤口。坑壁一层一层往下旋，卡车在坑底像玩具。他说：“穆龙套，世界最大的露天金矿之一。我们的卡车轮胎有三米高，一车拉两百吨。三班倒，昼夜不停。去年全国产金一百一十吨左右，央行储备三百七十吨。出口黄金八十多亿美元，占出口收入很大一块。”

“你一个月挣多少？”我问。

“八百万苏姆。”他说，“在矿上算高的。普通工人四百万到五百万。我干了十二年，有补贴，有夜班费。”

八百万苏姆，按一美元一万两千六百苏姆，六百多美元。在乌兹别克斯坦，这是高工资。可他每天下矿，吸粉尘，三班倒，一年有一半时间不在家。他说他儿子在塔什干上学，学费一年一千万苏姆。他妻子没工作，在家照顾老人。他一个月房租、吃饭、交通，剩不下两百万。

“金子挖出来，去哪儿？”我问。

“直接进央行。”他说，“我们挖出来，冶炼成金锭，押运车送到塔什干。央行入库，然后通过出口换外汇。市场上买不到。

你去金店买一克，一百一十万苏姆，那是加工过的首饰金，不是投资金。

真正的金锭，普通人一辈子见不到。”

“所以金子没有变成街上的钱？”

“没有。”他把手机收起来，“金子是国家的底。国家有底，不代表居民有底。你看到物价低，是因为工资低、气电补贴、农产品自己种。不是因为央行卖了金子给老百姓发钱。”

他说话的时候，茶馆老板过来添茶。老板叫阿里，五十多岁，胖，围裙上全是油点。他听见我们聊金子，插了一句：“金子？我表弟在矿上开车，一个月五百万。可他腰坏了，去年做手术，花了三千万。国家报销一部分，自己掏一半。你说金子多，他看病便宜了吗？”阿里说完，摇摇头，去招呼别的客人。

贝赫佐德看着他的背影，说：“这就是我们这里。国家有金库，医院排长队。你拿着美元来，什么都便宜；你拿着苏姆过日子，什么都贵。”他掰了一块馕，蘸茶，“你那天在市场买馕，觉得三千很便宜。可祖丽菲娅大妈的养老金一百二十万，她买十斤肉就没了。金子再挖一百吨，她的养老金也不会多一分。因为金子进的是央行，不是她的口袋。”

我问他，那为什么物价还这么低？他说：“低是相对的。对游客低，对本地人不低。你住酒店一晚三十万苏姆，觉得便宜。可酒店前台一个月挣四百万，她住不起。你吃抓饭三万五，觉得便宜。可出租车司机一天净挣十五万，他吃一顿就少一顿。物价低，是因为所有人的工资都被压在地板上。国家用黄金换外汇，稳住汇率，让进口粮食不涨价。可工资不涨，物价再低，也还是买不起。”

那天下午，贝赫佐德带我去看了一个废弃的矿场。铁门生锈，轨道上长草。他说这里以前也出金，后来挖空了。他站在轨道旁边，点了一根烟，说：“我们挖金子，挖了几十年。国家储备排到世界前列。可你走在纳沃伊街上，看看那些房子，看看那些车。金子没有变成路，没有变成医院，没有变成学校。它变成了一个数字，存在央行的账上。数字越大，我们越不敢花钱。因为谁都知道，那个数字不是我们的。”

四、国家的底，居民的底

回到塔什干，我住在一家小酒店。前台叫阿齐扎，二十八岁，英语说得很慢，但很准。她白天在前台，晚上去大学教课。她说她一个月工资四百万苏姆，房租三百五十万苏姆。我一开始以为听错了。她说：“你没听错。我租一个一居室，离这里四十分钟地铁，三百五十万。我工资四百万。剩下五十万，吃饭、坐车、买电话费。你说我怎么活？”

她说完，笑了一下，不是开心的笑，是那种“我已经算过一百遍”的笑。她穿酒店制服，白衬衫，黑裤子，头发扎成马尾。她手机屏幕裂了一道纹，用透明胶粘着。

她说她想换手机，看中一款韩国牌子，一千两百万苏姆，分期十二个月，一个月一百万。

她算了一下，说：“我要是买了，就只剩三十万吃饭。算了。”

我问她：“你们国家黄金储备那么高，你觉得自己受益了吗？”她想了想，说：“黄金是国家的底。国家有底，我们没底。你看，银行里美元要预约，一次给两百。黄金你买不到。物价低，是因为我们挣得少。你拿美元来，当然觉得便宜。我拿苏姆，什么都贵。”

第二天，我去银行换钱。柜员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叫迪尔多拉，戴眼镜，手指修长。我把美元递进去，她数了两遍，然后从抽屉里拿出苏姆。我问她：“美元紧吗？”她说：“有，但要预约。你要换多，得提前三天。”我问：“黄金呢？”她抬头看了我一眼，说：“黄金是国家的，苏姆是你的。”她把钱推出来，又补了一句：“你花不完，走之前换成美元。苏姆带出去没用。”

我站在银行门口，手里拿着厚厚一沓苏姆。十万一张，五万一张，一万一张。我数了数，一共一千两百六十万苏姆。按金店价格，一克一百一十万，这些钱能买十一克黄金。可我要拿这些钱去吃饭、坐车、住酒店。我突然想起阿齐扎的账：工资四百万，房租三百五十万。她一个月剩五十万，能买多少克黄金？半克都不到。国家储备三百七十吨，三百七十吨等于三亿七千万克。她一个月剩的钱，买不到半克。这个差距，不是靠物价低能填平的。

我在酒店楼下的小摊买了一个冰箱贴，三万苏姆。摊主是个老头，叫尤尔达什，戴一顶旧毡帽，耳朵上夹着一支铅笔。他卖冰箱贴、明信片、小陶器。我问他生意怎么样。他说：“夏天好，冬天差。一个月挣两百万到三百万苏姆。房租一百二十万，吃饭一百万，剩不下。”他拿起一个冰箱贴，上面画着撒马尔罕的蓝色穹顶，说：“你们来，觉得什么都便宜。我们在这里，觉得什么都贵。你们花美元，我们挣苏姆。这就是区别。”

他这句话，把我说愣了。

我站在摊子前，手里拿着冰箱贴，忽然意识到：我之所以觉得乌兹别克斯坦物价低，是因为我带着美元来。

我换了一千两百六十万苏姆，觉得厚厚一沓，像发了财。可阿齐扎一个月挣四百万，祖丽菲娅养老金一百二十万，鲁斯塔姆一天净挣十五万，贝赫佐德一个月八百万。他们的苏姆，和我的苏姆，不是同一种苏姆。我的苏姆是换来的，花完就走；他们的苏姆是挣来的，花完还要挣。黄金储备高，是国家的底；物价低，是居民没有底。国家用黄金换外汇，稳住汇率，让我的美元能换更多苏姆。可他们的工资，被锁在苏姆里，跟着汇率一起沉浮。

五、便宜的是我

离开那天，我在塔什干机场。安检前，我想把剩下的苏姆换回美元。窗口前排了五个人。轮到我的时候，我把一沓纸币递进去。柜员是个年轻男人，头发梳得很亮，衬衫领子硬挺。他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然后把纸币推回来一部分。

“硬币不收。”他说。

“为什么？”

“规定。只收纸币。”

我低头看，手里还有十二万苏姆，其中两万是硬币。我数了数硬币，一枚五百，一枚一千，沉甸甸的。我想起祖丽菲娅。

那天她数硬币，数到第三枚停了一下，抬头问我是不是从中国来的，然后塞给我一颗糖。

那颗糖我吃了，包装纸还夹在护照里。我把硬币放回口袋，换了两万五千苏姆的纸币，又买了一杯咖啡，两万五。冰箱贴三万。剩下的钱，刚好够买一瓶水。

我端着咖啡，站在机场落地窗前。窗外停着一架飞机，地勤人员穿着橙色背心，在行李车旁边走动。我喝了一口咖啡，很烫，味道一般。我想起鲁斯塔姆的拉达车，想起贝赫佐德的矿坑照片，想起阿齐扎裂了纹的手机，想起尤尔达什耳朵上夹着的铅笔。

这些人一个月挣四百万、八百万、一百二十万苏姆，而我用十二万苏姆买了一杯咖啡和一个冰箱贴。

我觉得便宜，是因为我挣美元。他们觉得贵，是因为他们挣苏姆。

登机口开始排队。我把咖啡喝完，杯子扔进垃圾桶。口袋里还有那两万硬币，我没花出去。我把它们掏出来，放在手心。一枚五百，一枚一千，一共四枚。硬币上刻着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徽，太阳、麦穗、棉花。我忽然想起迪尔多拉那句话：“黄金是国家的，苏姆是你的。”她说的没错。苏姆是我的，因为我要走了，花完就没了。苏姆是他们的，因为他们要留下，每天数着花。

我站在登机口，手里攥着四枚硬币，心里咯噔一下。不是难过，是一种说不清的清醒。这个国家的黄金储备排在世界前列，物价低到我不敢信。可这两件事从来不矛盾。黄金是国家的保险，物价低是居民的低水位。国家把地下的财富变成央行的数字，普通人把每天的劳动变成一把越来越薄的纸币。我作为一个游客，享受了低物价，是因为有人替我承受了低工资。便宜的是我，不是他们。

六、超市里的馕

回到北京后，我在小区超市看见货架上的馕。包装好的，八块钱一个，圆圆的，芝麻撒得稀。我拿起来看了看，又放下。手机里还存着塔什干圆顶市场的照片，祖丽菲娅的馕摊，三摞馕，阳光从铁皮棚顶漏下来。我算了一下，一个馕八块，十个八十。

在塔什干，十个馕三万苏姆，按一美元一万两千六百苏姆，不到三美元。

可鲁斯塔姆一天净挣十五万苏姆，祖丽菲娅一个月养老金一百二十万苏姆。他们买十个馕，要花掉一天收入的五分之一。我买十个馕，花掉八十块，可能只是我一天收入的零头。

我把馕放回货架，走出超市。外面风很大，吹得塑料袋贴着地面跑。我摸了摸口袋，那四枚乌兹别克斯坦硬币还在，一枚五百，一枚一千。硬币冰凉，边缘有点磨圆。我站在超市门口，忽然想起祖丽菲娅塞给我的那颗糖。糖早就吃完了，包装纸还在护照里。我把硬币放回口袋，没再算下去。

旅行Tips：

1、吃饭：塔什干抓饭中心一份抓饭三万到三万五千苏姆，茶两千，馕三千；游客区抓饭五万。

带现金，很多小摊不收卡。市场里樱桃一公斤两万到三万苏姆，酸奶一袋五千。

2、住宿：塔什干一居室月租三百五十万到五百万苏姆，民宿一晚二十五万到四十万。

撒马尔罕老城双人间三十万左右，布哈拉古城民宿二十万到三十万。提前订，旺季涨价。

3、交通：塔什干地铁一千四百苏姆，出租车用Yandex，八公里两万五到三万五千苏姆，机场到市区六万到八万。别坐黑车，开口要十万的很多。火车塔什干到撒马尔罕高铁二等座约二十万苏姆，提前三天买。

4、换汇：银行和换汇点带护照，一美元约一万两千六百苏姆。换钱多要纸币，硬币离境前花完，机场窗口不收硬币。美元最好新钞，无破损无涂写。

5、穿衣：春秋温差大，白天二十五度，晚上十度，带薄羽绒。夏天四十度，防晒帽和水。冬天零下十度，厚外套。进入清真寺女性带头巾，男性不穿短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