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55岁成为村官“黄金年龄”：乡村治理需要怎样的“银发智慧”

村委办公室的木门吱呀作响，55岁的王主任又在调解宅基地纠纷。窗外的梧桐叶沙沙作响，仿佛在诉说着乡村治理的时代之问——当年轻人奔向城市霓虹，月均两千的工资条留不住持证社工，难道五旬村官真的“过时”了？或许我们该重新审视：在乡土中国的肌理里，“银发智慧”恰是最接地气的治理密码。

今天的村委早已不是“传话筒”角色。土地确权要吃透28份政策文件，医保征缴需逐户上门解疑，邻里矛盾可能牵扯三代恩怨，防汛抗旱时要熟知每处危房的住户脾性。这些工作既需要政策执行力，更离不开“人情账本”：张大爷家的孙子在哪打工，李婶家的母猪何时出栏，王主任抽屉里的笔记本，记满了比数据库更鲜活的民生档案。这种扎根土地的“在地性”，正是老同志用半世纪光阴攒下的治理资本。

当985毕业生对着“如何劝返撂荒户”的问卷抓耳挠腮，退休教师出身的村支书却能坐在田埂上，用三句农谚说动倔脾气的老汉；当年轻社工为“空心村”治理方案熬夜查资料，退伍老兵出身的治保主任早已带着巡逻队走街串巷，用老辈人的威严镇住了偷倒垃圾的卡车。每月两千的报酬，对需要养家糊口的年轻人确是现实考验，却难不倒把“为乡亲办事”刻进骨子里的银发族——他们图的不是工资条，而是村口老槐树下的那声“老主任”。

数据显示，全国60岁以上农村留守老人已超5000万，当治理主体与服务对象共享相似的生命经验，这种“代际同频”本身就是高效治理的基础。那些被视作“过时”的银发村官，正用走街串巷的脚步丈量着治理精度，用家长里短的絮语编织着乡村纽带。在城乡鸿沟尚未弥合的当下，与其空谈“年轻化专业化”，不如珍视这份带着泥土气息的“岁月馈赠”——当白发与麦穗一同在秋风中摇曳，那正是乡村治理最本真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