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打响阻击战：增持黄金、提振资产、扩大内需、对等反制

前言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国正式与大洋彼岸建交。当时后者之所以愿与我们成为伙伴，一方面是想牵制北方的红色帝国，形成三足鼎立的态势，另一方面是其开始奉行结交第三世界国家的外政方针，并于此后形成“里根主义”思想。

至于大洋彼岸与我们建交的目的究竟是出自于道义还是追求利益，我想身为历史见证者的我们心中已经有数。

待红色帝国解体后，时间步入1990年代，彼时无论是老布什还是克林顿内阁，除了针对日本发起贸易战，便是开始忌惮起我国的崛起态势。

没错，有点颠覆国人的一个常识是：我国并非从加入WTO以后才开始崛起的，而是从改革开放以来就已经有崛起的苗头。

毕竟如此大的规模和体量，对我们来说是天大的好事，但对西方人来说却是永远需要提心吊胆的概率事件。

伴随分税制改革而来的，乃是堪称以大洋彼岸为首的西方势力首次对我国发起经济方面的打压行动。

当然了，这样的定义实则是不严谨的，因为早在咱们建国的头三十年，西方势力就已经展开各种形式的打压，包括对我国实施军事禁运的瓦森纳协议。

然而，总设计师为了我国经济的前景能够好起来，不惜与大洋彼岸冰释前嫌，那我们也该一笑泯恩仇，从此讲述“春天的故事”。

可问题是，彼时西方势力并没有打算放过我们，不仅在入世谈判的过程中施加各种阻力，还挑起史上最严峻的海峡危机，甚至炸毁我国驻外大使馆。

从那会儿开始，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就已凝聚成型，并达到空前高涨的态势。

步入新世纪的第二年，西方与中东的“宗教战争”一触即发，我国不仅得以喘上一口气，还争取到了各种时代发展的绝佳红利：

先是历经十多年的谈判拉锯，竟于西方人的一念之间顺理成章的“入世”成功；

随后是与西方解除意识形态方面的纷争，加强与其等的经贸合作与政治文化方面的往来；

再来是成功举办奥运会，令民族主义情绪得到前所未有的升华。

不得不说，2001-2014年这13年间，不仅是我国与西方势力之间从对抗走向合作的“蜜月期”，还是全球范围内相对和平与经济增长相对高涨的一段时期。

尽管局部战争连续不断，却也促成了经贸全球化秩序的空前繁荣，除极少数国家或地区以外，几乎所有经济体都在这段期间享受到了实质性物质增长所带来的各项利益增值。

正当所有人都以为明天会更好之际，一如“911”事件如此突然地改变了世界局势，以克林顿为首的西方势力再一次于看似美梦的意境中惊醒：“此生我做过的最错误且致命的事情，就是让那个东方大国加入WTO……”

是的，这里又一次出现了颠覆国人常识的事实：西方势力开启第二次打压且遏制我国经济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并非川普于2018年挑起的贸易摩擦，而是早在奥巴马任期末尾，即2015年前后就展开了初步的战略规划，比方说军事重返亚太战略，以及与环太平洋等国家和地区共同成立经贸合作组织即TPP（CPTPP的前身）。

直到川普首个任期的末尾，大洋彼岸终于制定出针对我国经济发展形成全方面打压与遏制的战略规划：

一来，启动第四轮产业链大转移计划，旨在于从我国大陆地区转移到其他地区，而头三次产业转移从其本土转移到日本、亚洲四小龙地区，以及我国大陆地区，该计划乃是其主导与掌控全球产业链的关键。

二来，凭借强大且发达的金融资本市场，使我国的大类资产价值于长期无法收获其市场投资者的认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主权货币国际化的进程。

三来，充分利用主权实体各类形式的力量，结合地缘政治及文化观念等因素，联合其权力体系内的盟友一齐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构成生产要素配置不均等实质性阻碍。

而以上三大遏华战略规划在拜登任期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

针对第一点，不仅专业划分出制造产业归属及其各自的转移目标，并寻求高端制造产业回流本土，还对中低端制造产业的大规模转移创造了制度条件，即所谓的“友岸外包”政策；

对于第二点，推出诸如《通胀削减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爱国投资法案》等各种法案，以巩固战略规划的落实成果；

至于第三点，拜登内阁对华表述及定位较川普首任时期发生显著变化，那便是从意识形态的敌对势力转变成全方位的竞争对手，对华究竟是更“鹰”还是更“鸽”，见仁见智。

我国对此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同样采取未雨绸缪的战略布局：

针对第一点，发动转口贸易及产业资本出海相结合的招式得以破解；

至于第二点，对外继续维持以资本为主的要素管制措施，对内延续生产供给优势巩固出口实力，瓦解产业大规模转移的势头；

而这第三点，则通过各种多边主义合作倡议并建立本币互换结算体系得以对冲。

若要说我国为反制从来没有付出任何代价，那绝对是不可能的，甚至从长期来看，无疑会形成类似于恶性肿瘤一般缓慢发作的各种“灰犀牛”因素：

比如，转口贸易和产业出海需要长期维持出口退税以激励相关主体的积极性，由此加剧税收方面的恶化态势；

再比如，因维持制造生产优势，从而通过人为行径长期使居民薪资及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跑输GDP乃至M2增速，由此使得如今宏观层面陷入流动性陷阱，而微观层面却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泥潭，无法自拔。

尽管需要承受以上这些负面影响，我国却依旧能够保持宏观经济增长的活力。

直到全球瘟疫大流行爆发，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开始中断，由此不仅使得旧有经贸全球化秩序在加速崩解的基础上雪上加霜，也造成我国经济基本面陷入持续下行的局面。

然而，大国博弈却不会因此而停滞不前。

虽然我国较早恢复正常状态，但后来又遭遇瘟疫防控的最严阶段，且大洋彼岸经济强势复苏的后劲，使其有底气加大对华的打压力度。

于是乎，我国面临来自西方势力的第三次遏制行动：从川普第二任期开始，直到最近其对我国发动总税率高达245%的“关税战”，由此说明大国博弈已经上升到了持久战中最为关键的“战略相持”阶段，还揭示了西方势力干扰我国正常发展或崛起之势头的战略意图越发明显。

我国对此需延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方针，并为阻遏海外对华不友好之势力发动各种经济制裁或打击，从而宣布打响向外对等反制的经济阻击战。

我认为，这场经济阻击战的开打在当前的外部环境越发恶化的情况下显得十分必要，其意图不仅在于威慑对手这么简单，还得形成长期的“防御工事”，以及随时具备有效打击能力的手段或措施才行。

而我本人针对这场经济阻击战制定了四大具体战术举措，以支撑有效反制外部势力的战略规划，它们分别是：增持黄金、提振资产、扩大内需、对等反制。

我国于近期之所以大规模增持黄金，除了对冲国际秩序混乱乃至崩塌所做的避险行为以外，乃是为了弥补此前抛售美债之后空出来的主权信用价值。

众所周知，我国于过去12年间陆续减持美债规模，已经从巅峰时期的1.2万亿美元减持到如今的7000多亿美元，债主地位从第一沦为第二。

而增持黄金的行为，充其量是在用黄金等贵金属的储量，以此为失去了以美债等外汇储备为锚的主权货币及其计价的大类资产价值背书。

所以说，美债与黄金之间出现此消彼长的现象，属实是正常的。

目前看来，虽然我国的黄金储量位居世界第四，但于近年来的增持规模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或地区里最大的。

其不仅对国内的贵金属商品产生了价值上涨的影响，还对国际金价起到了支撑作用，比如最近包括纽约及伦敦交易所在内的期货黄金价格已突破3000美元大关。

尽管增持黄金于短期内确实能缓解资产保值与否的焦虑情绪，但从中长期来看，增持黄金治标不治本，该做法根本无法解决主权信用计价资产长期增值即价值投资的安全边际或隔绝金融风险等问题。

基于上述论据，我们来分析金本位货币体系的弊端，其早在半个世纪前即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时就已败给信用货币体系，以目前来看是有原因的：

一来，现货黄金的稀缺性与全球经济体系的财富增长及债务滚续形成二律背反；

二来，金本位货币制度必然限制各类形式的资源要素流通，此或将严重阻碍市场经济发展效率；

三来，基于前两点，揭示金本位货币制度或体系不仅将限制各类风投等金融系统的集约化发展，还会对科技研发投入领域造成不可磨灭的消极影响，从而制约人类文明现代化根本性的发展，久而久之便会使工业革命技术发展停滞不前，导致人类社会重回中世纪时期。

既然金本位制度再也回不来了，即永远也行不通，那么建立并完善出一个以各国本币计价的贸易乃至金融结算体系，以此取代美元体系，是否可行？

我本人早在此前写过的一篇文章中就对上述问题进行过全方位且系统性的解答，最终结论是不可行，具体的论证过程如下：

自从人类文明步入信用货币时代以来，各个国家或地区所发行的货币信用皆不完全是基于其等自身的资产价值，而是取决于一个由各国主权货币参与汇率市场定价并经历各种比较后所得出的相对值。

美元何以成为“世界货币”，正是因为其乃当今世界各个主权货币里信用最好的那一个。

纵然未来采用先进技术，使得本币结算的经贸体系实现集约化运作，然而无论技术如何发展和迭代，都无法计算出全人类所需资源的最大值。

这意味着，任谁也无法知晓全人类的潜在需求价值到底等同于多少的货币供给量，于是市场交易费用等制度成本始终无法依靠计划思维来降低或抬高，而是需要依靠市场自发决策来调整。

全球主要资本市场之所以采纳美元来做交易，本质上是因为这么做可以使代价降到最小。

另外，对于“建立健全一个跨区域性货币以期替代美元是否行得通”这一问题，我的答案是“否”，原因在于无论是采用本币结算，还是新建区域性货币，都会涉及到主权让渡的问题。

尽管这么做，可以提高各个国家的主权货币于全球经贸市场的交易份额，却也会终将丧失对货币发行及相关政策颁布的主导权，使参与国或地区的各种决策受制于外部环境。

至于对待“无论是当下还是将来，我国为何需要维护美元体系”以及“如何维护美元体系”这两个问题，我亦在前不久发表的文章中答疑解惑了，具体内容如下：

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美元体系的实质性瓦解对我们而言是非常不利的。

由于特里芬难题的二律背反效应始终存在，我国似乎无法成为接替大洋彼岸以主导新型全球化体系运营的区域性力量，只能屈尊于过往的全球化体系，以维护旧有的多边主义为己任，并保证美元体系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崩溃，如此一来才能继续攫取净效益最大化的实质性利益。

基于此，在具体的战略上则需要保留三千亿至五千亿美元左右的美债规模，并且积极融入世界主要经济体所组成的各类交易市场及供求价值链。

论述完第一项战术举措，紧接着我们来分析这第二项战术举措，即“提振资产价格”。

首先，让我们来回顾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大类资产是如何受到内外双重压力的巨大冲击。

自从2021年美联储开启美元加息周期以来，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向大洋彼岸，不仅推动美元资产价值走强，还使得包括我国在内的非美元货币贬值压力加剧，叠加瘟疫大流行之后，全球经济复苏呈分化态势。

而我国资产由于宏观经济持续低迷、房地产行业的债务风险凸显，因此陷入“价值洼地”的极端困境之中。

反观彼时，美股因流动性较好而持续推高其泡沫化趋势，我国资本市场则受到资本外流和信心缺失的双重承压，出现资产定价比美元资产低至少一半以上的背离态势。

除了外部因素以外，国内经济基本面亦长期存在结构性矛盾。

一方面是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继2020年“退房令”后，房企融资骤然收紧，房价距离峰值下降近四成左右，居民财富缩水显著。

与此同时，金融系统内货币传导机制不畅，M2与M1的剪刀差不断扩大，导致资金始终淤积于金融体系内空转，未能有效转化为实体投资与消费，加上地方财政收入因土地出让金大幅收缩，导致城投债等债务压力加剧，进一步抑制经济活力。

另一方面是资本市场走势长期低迷，导致相关资产估值处于历史低位，叠加大国科技竞争加剧，外资对我国资产的配置意愿显著下降，形成资产折价的恶性循环。

其次，自从去年我国上面开启“9·24”救市行情以来，迄今已经推出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拳。

一来，保障货币与财政政策协同发力：

央行通过降准降息、下调存量房贷利率，以及创设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释放近四万亿流动性；

行政部门设立资本市场稳定基金，直接干预市场交易，缓解价格波动造成的流动性危机；

国家层面发行特别国债，用于基建与消费补贴，推动M1向实体经济转移并渗透。

二来，大力推进资本市场制度改革：

针对市值管理出台新政，将国企央企的市值管理纳入考核范畴，强化分红、回购等股东回馈机制，推动破净企业修复资产估值；

中长期引导资金入市并形成制度规范，放宽风投、社保等入市限制，鼓励长线投资，稳定市场预期。

三来，新质生产力驱动市值上涨：

以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兴科技为核心，政策资源倾斜以支持科创企业融资；

今年两会工作报告将人工智能及其衍生产业列为战略方向，推动科技资产价值重估，从而使得整个资本市场的预期有所改善。

再来，为何我国于当前必须提振国内大类资产的价格乃至价值？

第一，此时此刻必须遏制全民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势头。

根据经济学家辜朝明的相关理论，我们得知资产价格下跌会加剧居民和企业去杠杆的倾向，导致社会消费与实体投资双重萎缩。

由于我国居民资产近八成集中于房产和股票，企稳楼市与资本市场的举动有助于遏制财富缩水的势头，从而释放消费潜力。

第二，如今不得不使出各种手段吸引全球资本以实现投资再平衡。

自从去年九月美联储开启美元降息周期以来，美元流动性开始从大洋彼岸溢出至全球其他市场。

由于我国资产估值呈现洼地的绝佳特征，必定能够吸引外资回流，比如恒生科技指数于年内涨幅达到惊人的近四成。

第三，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提振资产价值乃是必然要求。

待作为旧动能的房地产市场出清完毕，需通过资产价值重估为新动能经济提供融资支持。

而科技资产往往具有极强的资本吸纳能力，比如在数字经济和高端制造领域，其等已推动科创板于去年的融资规模同比大涨四成。

除此之外，我觉得上述的原因及方法必须与制度性改革相结合，方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用，否则任何具有支撑经济基本面之效力的决策，终将昙花一现。

短期的政策刺激或许可以快速修复市场情绪，但若缺乏制度性改革作为支撑，则必然加剧诸如流动性空转、投资标的荒等恶性循环。

唯有通过土地、金融、国企制度等深层次改革，才能将资产价值的提振有效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实现以科技驱动实体投资与社会消费的经济良性循环。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过往那一套以“出口-房地产”即制造商品贸易叠加土地财政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早就难以为继，急需将其转型至以内需为主的全新模式。

其次，扩大内需市场必须通过提振消费即居民购买力的方式得以实现：

一来，其乃建立并健全内循环经济体系的关键性举措；

二来，此属消化国内过剩产能为数不多甚至是唯一的有效方法；

三来，其亦是促使产业技术升级及经济结构转型的必要手段或措施。

再来，如若按照当前不做任何制度性改革即不做任何逆周期乃至跨周期调节的手段，诸如启动政府债务红利增发债券以融资或改善投资模式以提升居民收入和企业利润的前提下所呈现出的经济基本面，光凭现有政策工具箱即大规模以旧换新补贴以及社会设备更新改造等举措，无法实现拉动消费以达到上述三个愿景的目的。

况且，这些政策以目前来看似乎已抵达上限，继续刺激它们的效果恐十分有限，想要在保持数量足够多的情况下追求质量稳定且可持续发展，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如何有效扩大内需即拉动消费，本质上与扩大税基的道理是一样的，即以优化或改善需求端即居民以初次分配收入乃至财富再分配结构为主要目标，想方设法增加居民三大来源收入所得，即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社保性收入，以及构成实体经济企业主体能够长期扭亏为盈甚至持续保持盈利的商业生态以正向循环。

事实上，扩大内需只能是权宜之计，而非长期可行的措施，原因如下：

第一，原本足以供给全球的生产能力，如今却退缩回区域性需求市场，本就是自行削弱最大竞争力即“半废”武功，而这也是西方势力旨在于打压对手最大杀手锏的长期战略之一。

第二，往后包括劳动力人口结构、财富分配等各项宏观基本面发展趋势皆不再支持生产供给能力重回巅峰时期的可能性。

一旦启动以内需为主的时代性发展决策，则不可逆地导向相关制造产业占全球价值链的比重逐渐下滑的结果。

第三，尽管提振内需须官方改善结构性分化的现状，却也是经济规律对供求失衡进行自然修复的体现。

然而，届时我国内部消费场域亦无法成为全球性需求市场，原因在于国内竞争主体具有非对称优势，且其等占据市场生态位，导致国内市场趋于饱和状态。

如此一来，国外投资主体被这一客观因素拒之门外，进而使社会资源及生产要素配置更加扭曲，无法成为资本或其他生产要素配置以流通效率最大化的区域性市场，始终造成优质投资标的荒的现象。

目前看来，这一点似乎不以人为意志及政治行为而发生根本性改变，只因其结果与提振内需的基本决策形成二律背反。

除此之外，扩大内需是如何阻碍技术创新及产业升级，使其无法跨越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最基本的门槛？

其一，原本足以供给全球需求市场的生产能力收缩至供给区域性需求市场，必然打击参与主体之于制造工程创新或灰度创新的积极性，导致其等只需维持现有生产规模或使技术迭代慢下来以降低市占成本，更遑论其等于原创性科研成果、商业化范式创新及落地实践。

其二，国内竞争主体通过非对称优势占据市场生态位，致使海外投资主体无法越过客观事实层面的市场准入门槛，从而使海外技术无法涌入国内市场，即使通过行政等权力引进相关技术，不仅成本相对高企，还会变相垒高交易费用，形成长期的市场经营风险。

其三，上面关于市场经济融资与地区营商环境的结构性问题，以及“只管有行业主体却不管其规模盈利与否”的体制内生性风险，叠加市场参与主体“只看重是否具有相关产业补贴或国家政策扶持与否”的搭便车动机乃至实质性投机套利的行为，共同构成长期阻碍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及经济结构转型的主要因素。

探讨完前面的三项举措，接下来我们来看最后一项，即“对等反制”。

首先，承接前言所述之以大洋彼岸为首的西方势力展开第三次打压或遏制我国以正常发展的战略行动，即从拜登时期的全方位竞争对手之定位再次转变或恶化为如今川普第二任期的全方位敌对势力。

比方说，此次“对等关税战”实则已经符合除热战以外“冷战”的全部要素。

由于大国关系稳定与否的“压舱石”正是经贸领域，然而川普敢拿它来开刀，预示着大国博弈已然步入零和博弈的白热化且最为关键的阶段，亦标志着过往旧有的全球化秩序正式分崩离析。

其次，我国一向主张并采取“对等反制”的措施，其必要性在于以下两点：

第一，外部对华具有针对性，凭借跪求对方撤回其战略的行为绝不可能实现我方诉求；

第二，我国发展至如今的综合国力已不允许其继续韬光养晦下去。

再来，基于当前的国际地缘形势而言，大国博弈已经陷入几乎全面脱钩的“新冷战”且相互处于“战略相持”的持久战阶段。

我认为，重点在于比拼双方整体即社会总体资源消耗的可持续性，而非以国破家亡这种连热战都无法做到的地步为战略目的。

反过来看，决定此次大国博弈胜负的关键，乃是在相互全面脱钩的情况下，哪一方承受或付出的代价更大。

对大洋彼岸来说，其遭遇与华脱钩的难题如下：

短期内，社会物价飞涨与进口商企业成本高企的现象并存；

于中期，重塑中低端制造产业供应链地区多元化，巩固高端制造产业价值链本土化；

于长期，建立一个排除我国在外的全新的国际经贸及金融体系。

对此，大洋彼岸的应对方法如下：

短期乃利用关税收入补贴消费者及进口商企业，并促使跨国公司加速产业及资本从中国转移出去；

中长期乃延续此前对华全面遏制及打压战略，寻找美债接盘侠及始终引领先进生产力革命，以使资源增量源源不断地扩大。

而对我国来说，应对“对等关税”等与美全面脱钩的有效方法如下：

短期内，推行出口转内销的策略；

于中期，寻找其他外需替代美市场份额；

于长期，形成强大的内需市场与社会保障体系。

然而，我国仍面临来自全面脱钩的世纪性难题，具体原因如下：

短期面临竞争主体间于总量的过度平替、产品性价比不高从而弱化消费边际倾向、加剧内卷化及流动性陷阱等现象；

中期面临全球经济形势恶化遂使总量市场萎缩，而增量市场分化程度依照二八定律，头部市场对其限制市场准入；

长期则面临经济模式转型的时间成本、社会实际购买力即有效需求不足、社会形态客观性与制度内生性缺陷等难题——

首先，从总人口筛出劳动力人口结构，再将其通过财富规模及边际效用等效应，最终筛出真正具备实际消费购买力的人群数量。

其次，纵观过往发展历史，即主要先发经济体从外贸驱动转向内需支撑经济增长这一过程所需花费的时间，以及与各国基于同样方式筛出的数据作横向比较，得出初步结论，并指出其非严谨性。

再来，论述社会形态客观性与制度内生性缺陷。

一是宏观与微观类系统间生态位错配，也就是区域性需求市场无法完全消化全球性生产供给体系的规模产能，导致几乎一切正向反馈因素及其发展趋于负和化；

二是对外资源或要素管制措施于内部亦被迫形成协同效应，导致国内统一大市场无法从外部攫取资源以发展规模或提升效率。

然而，内部主体间亦有诸多规则管制，或受到对外管制措施的负面影响，从而加深地方保护主义。

写在最后

综上所述，面对以大洋彼岸为首的外部势力欲要打压和遏制我国正常发展诉求的战略行动，我国必须打响一场经济阻击战，具体战术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增持黄金储备、提振资产价值、扩大有效内需，以及向外对等反制。

总之，我们必须采取“以战止战”的战略措施，充分发挥出专属于生活在这片神州大地的十四万万同胞的集体智慧，不仅要挫败西方势力极力遏华的狼子野心，还得树立起我国发展现代化市场经济及化法治社会的决心与勇气，从而朝着伟大复兴的目标不断前进！

让我们一起努力奋斗，坚决打赢这场经济阻击战！

作者：@邹狂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