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黄金荣被陈毅派去扫大街，蒋介石得知此事后：陈毅真厉害

1951年冬天，上海街头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场景：一位身穿蓝布中山装、年逾八旬的老人，正在扫着马路。路人驻足，议论纷纷，因为扫街的人，竟是曾经叱咤风云的上海滩大亨黄金荣。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台湾，蒋介石听闻之后感慨不已：“陈毅真厉害！”昔日威风八面的“黄老板”，如今为何沦落到扫大街的地步？

在旧上海滩的三位显赫人物中，黄金荣无疑是发迹最早的一个，他本名荣麟阁，浙江余姚人。晚清末年考入江南水师学堂，但很快因缘际会投身警界，后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督察。凭借在警界的权势，他与黑社会关系日益密切，逐渐脱离公职，走上了半黑半白的帮会道路。

在20世纪初期的上海滩，社会秩序混乱，各路势力割据。黄金荣凭借与租界警务体系的勾连，迅速聚敛起巨额财富，成为上海最早的“青帮三大亨”之一。他经营赌场、鸦片馆、妓院，掌控码头、会馆，甚至操纵地方司法，在黑白两道都拥有不小影响。相比之下，杜月笙、张啸林等人都是后来者。

1947年农历十一月初一，上海漕河泾黄家花园张灯结彩。这天是黄金荣八十大寿，整个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贺寿。黄金荣穿着崭新的绸缎长衫，在花园里迎来送往。就在寿宴接近尾声时，管家急匆匆跑来报告："蒋总统的秘书陈布雷来电话，说明日蒋总统要亲临拜寿！"

次日清晨，黄家花园戒备森严。蒋介石身着蓝色长袍黑色马褂，头戴铜盆帽，在陈布雷等人陪同下缓步走来。见到黄金荣，蒋介石快步上前："未来拜寿，又因公事繁忙，请见谅。"

黄金荣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进入大厅后，蒋介石亲自搬来红木椅子，又取下软垫，扶着黄金荣坐下。更令人意外的是，蒋介石突然跪地磕头行礼。黄金荣慌忙搀扶："使不得，使不得！"这次会面虽短，却意味深长。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黄金荣已年过八旬。与杜月笙选择避走香港不同，黄金荣没有离开上海。他曾私下对友人说：“我这把老骨头，折腾不了长途奔波。”而对于这位老牌黑帮头子的去留问题，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早有安排。

新政权接管上海后，面临的不仅是城市治理的挑战，更重要的是如何处理旧势力。黄金荣作为青帮元老，其政治象征意义极大。陈毅决定不立刻清算，而是采取政治感化、依法治理相结合的方式，让黄金荣“留得住、稳得下”。

在这个背景下，陈毅安排人通过黄金荣的结拜兄弟——国民党将领出身的杨虎传达一封简短的纸条：

“望荣公安心留沪，为民服务，自有安排。”

这张字条不仅展现了新政权的策略智慧，也给黄金荣吃了一颗“定心丸”。

黄金荣也意识到，形势已变。他开始主动表示效忠，采取一系列“自赎”之举：

其一，他没有参与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的国民党特务大搜捕行动；

其二，他将掌握的物资分布、地下情报交予地下党；

其三，命令门生收集沪上帮会头目活动动向，上交公安局处理；

此外，象征性的一幕也发生了：他命人将黄家花园“四教厅”悬挂多年的“文行忠信”匾额砸毁，那是蒋介石亲笔题赠，表达了他“弃暗投明”的姿态。

1950年，为了表示支持新政权，黄金荣购买了五万元人民币的人民公债。虽是象征性数字，却也在当时引发舆论关注。

然而，生活并未因此变得宽裕。黄金荣的财产早年已被后妻李志清悉数掌控。晚年经济拮据，他派亲信陈锡文赴香港向杜月笙索还当年“周转借款”十万元。杜月笙最初拒绝，后来在陈锡文连发急电施压下，才勉强交还五万元。

不久后，杜月笙于1951年8月在香港病逝，身后遗产被几房妻妾瓜分殆尽。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彼时仍留在大陆的黄金荣，正经历人生又一次转折。

同年秋季，上海市政府安排他参加了一次具有政治意味的“劳动教育”活动——清扫南京路一段街道。不同于强制性的劳动改造，这是一次象征性的“以劳树德”行动，意在震慑帮会残余、稳定社会秩序。

清晨，南京路尚未喧嚣，街边市民陆续聚集，一眼望见那位戴草帽、拄着拐杖、动作迟缓的老人时，众人惊呼：“那不是黄金荣吗？”

这一幕传遍沪上。茶馆里、弄堂中、报纸上，街头巷尾议论纷纷。有人感慨：“想当年上海滩风头最劲的就是他，如今也拿扫帚了。”这一事件既震慑流氓帮派，也赢得了部分市民的认同。

对于这一“扫街风波”，陈毅的态度明确。他在内部会上曾表示：“黄金荣虽罪恶累累，但其悔意尚诚，若能有所改正，亦可为我所用。”

市委方面决定将此事作为“以德驭旧势”的范例，宣传“新旧交替、公平公正”的理念。

黄金荣并非不明白这一切。他曾对家中晚辈说：“扫街不丢人，能留下命、还能尽点心，是共产党给我机会。”

与此同时，远在台湾的蒋介石得知此事后，显得颇为震动。他身边的陈布雷向其汇报时特意提到：“黄金荣如今自扫门户，已入陈毅管辖。”蒋介石沉默片刻，缓缓道出一句：“陈毅手段，果然厉害。”

从前，黄金荣、杜月笙这些黑白通吃的人物，能与蒋介石、汪精卫平起平坐。但在新中国的治理体系下，一切特权和帮派被制度逐步清除，即使如黄金荣，也得放下身段、履行公责。

黄金荣之后不久病重，1953年在上海病逝，终年八十六岁。他的晚年未见豪华，更无声张，生活简朴，时常反思往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