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主席安排罗瑞卿追查十八年前的黄金丢失案，真相如何？

文学和历史，其实都对人有启迪作用——文学通过虚构，历史通过现实，让人看懂一些人生哲理、社会规律。

金条

其实有时候，小人物如果不走正道，也会造成捅破天的后果，最终把自己葬送。比如1949年的时候，主席就让罗瑞卿调查一件陈年往事。而这件事的真相，其实就是几个小贼，捅破了天。

事情还得从1931年说起。

那时候虽然红军在苏区建立政权。但是，我党的临时中央还在上海。并且中央的运作需要大量经费来支持。因此当时，苏区需要通过秘密交通线，把经费运送到上海——当时苏区有银行这类机构，并且还可以通过打土豪负责缴获来的财物补贴各项经费。

这一天，苏区相关部门锻造了重量为120两的金条。并且，苏区相关部门还做出了运送计划：那就是通过七个交通员接力运送，把金条从瑞金送到上海。

但是问题来了：人性靠不住，组织上该如何保证在金条运输途径中，不会被个别交通员私吞？毕竟这可是120两黄金，是一笔巨款啊！

120两黄金，就是6千克，按照现在的金价，姑且就照1克800元的价格计算，这120两黄金就是480万巨款。在网民号称年收入二三十万很寻常的今天，相信也没几个人敢说480万是小钱。

为了防止运送途中有人会中饱私囊，于是相关部门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把一个有“快”这个字的印章，分拆7部分，然后上一个交通员把黄金交给下一个交通员的时候，下一个交通员把自己手里的印章残部交给上一个交通员，并借此作为证明：黄金完成了交接。

并且组织上也可以根据这个确定黄金的运输进度情况。

“快”印章，被分成7块

1931年11月上旬，第一个交通员从瑞金出发。但是直到1932年年初的时候，上海中央也没收到这笔黄金。消息反馈到苏区以后，苏区的相关首长第一时间意识到：黄金运输途中必然出现变故了。于是当时保卫局负责人邓发负责调查此事。

一般认为，苏区的保卫局，是现在公安部门的前身。所以邓发作为这个部门的负责人，负责此事的调查非常合理。

而邓发根据印章的拼凑情况，最终确定：事情出现在第七个交通员身上。

邓发交接到。第七个交通员，是从松江接收黄金，然后将其运送到上海中央。

当时在上海，我党的情报组织——特科，还在活动。因此邓发把情况通报给上海特科，希望特科能代为调查。

当然说到这有必要说一句：特科是在国统区进行活动，主要任务包括情报搜集以及刺杀叛徒等业务。而保卫局则是在苏区负责各种保卫工作。两者的业务有相似，但也有侧重点不同。但是，双方互动较多：比如上海特科发现中统特务潜伏到苏区，会把情况通报给苏区的保卫局，由苏区保卫局锄奸。而苏区保卫局对于出逃的叛徒，以及国统区的一些调查事情，需要委托给特科。

上海特科收到消息以后，也着手调查此事，最终把消息回馈给保卫局：第七个交通员消失了，下落不明。

线索的中断，导致保卫局无法继续追查下去。

并且因为这120两黄金的失踪，也产生了一定的历史变量：因为这笔钱的用途是有计划的。

首先，这笔钱的一部分，是需要用于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烈士的。但是因为没了这笔钱运作，导致这些烈士遭到杀害。

1930年代上海家庭的陈设。上海当时是亚洲最大的城市，同时也是列强掠夺中国的桥头堡。

由于特别经费未能送到上海，导致临时中央无钱打点关系，营救被捕同志，使得九名同志惨遭杀害。

此外，还有一些烈士家属需要这笔钱安置。但因为这笔钱没了，导致烈士儿女沿街乞讨。

总之，造成的破坏很大。

而上海的中央因为没了这笔钱，也无法在上海继续运作下去。无奈之下，上海的中央只好迁到中央苏区。

1949年，主席向公安部门做出批示：那就是在我党历史上的一些悬案进行调查。这其中包括红军数百名官兵在六盘山莫名遇害事件，也包括1931年这笔黄金神秘丢失事件。

罗瑞卿对于这个案子有顾虑——因为人心难测。罗瑞卿不敢确定这个黄金丢失事件到底是怎么丢失的。闹不好，是当时上海中央的某个领导，从中参与导致的丢失也说不定。所以罗瑞卿对于这个事情的调查，提出个建议：1931年的事情，现在都1949了……这么多年，这……

主席当然知道罗瑞卿的担心。主席表示，这个案子务必水落石出，不管牵扯到谁，都得一查到底！

罗瑞卿有了主席的支持以后，也安排公安系统内的破案高手，成立专案组，针对这一案件进行深入调查。

当时这件事的苏区经办人是邓发和林伯渠。

上海药铺伙计形象。本文的第七个交通员，当时的职业就是药铺小伙计。

在电视剧《风筝》里面，郑耀先就是邓发安排潜伏到军统的。邓发在1946年的时候，和叶挺一家一起遭遇空难。所以罗瑞卿能联系上的经办人也只有林伯渠。

其实七个交通员，林伯渠也只是认识第一个。因为林伯渠在1931年负责的是苏区的财政。而交通员的安排属于情报部门的事情。林伯渠没有了解的权限。因此林伯渠只认识第一个，这也是因为当时黄金被交接给了这个交通员。其余六个，林伯渠也不知道是谁。

不过，办案人员还是找到了第一个交通员，并通过一路调查，找到了前六个交通员。

第六个交通员回忆起1931年的往事，他表示在1931年12月月初，这笔黄金就交给第七个交通员了。之后的事情自己也没有权限去监督过问。

结合1932年上海特科表示第七个交通员离奇失踪的消息，所以办案人员再度判断：问题还是出现在第七个交通员身上。

眼看线索就要断了。办案人员无比着急。

不过，第六个交通员提出了一个看似有用但似乎没啥用的线索：那就是第七个交通员接收黄金，递交印章残片的时候，从口袋里掉出了一张票据。这票据类似现在的宾馆押金票据——当然那个年代，叫客栈。

苏区运送到黄金到上海的交通线。因为当时国民党封锁，所以从苏区到上海需要迂回前进，避免被国民党发现

于是办案人员查阅国民党时期的档案，走访松江城所有的客栈，让第六个交通员看看，当初的票据是哪家的。最终，找到了一个线索：那就是那个票据，是当时国民党松江保安团的内部招待所的。于是根据招待所的存档，最终确定了第七个交通员的身份——此人当时在上海一家药铺当小伙计，姓梁。

于是相关部门根据这个线索不断追查，最终找到了梁某某。

梁某某得知相关部门的来意以后，吓得浑身瘫软，急忙表示黄金不是被自己给贪污了。他表示自己接收黄金以后，在法租界遇到打劫的，身上的黄金也丢了。并且他自己在路上被打劫，醒来的时候发现出现在一个旅店里。

梁某某知道自己丢了这么多黄金，肯定难逃罪责于是脱离组织躲了起来。

相关部门于是根据梁某某提到的旅店调查。旅店老板回忆半天，表示确实救下过一个在路上被迷药迷晕了的人。这个人还说自己丢了金条。因此组织上初步判断：看来梁某某说的没撒谎。

当然有人要问了：为啥组织上不怀疑是梁某自导自演？这其实也和背景调查有关，因为梁某描述的，和旅店老板提供的证词，综合起来，是上海道上的人打劫采用的手段和伎俩。梁某的履历和背景，即便是自导自演，也不会编造的这么逼真。

因此办案人员分析：这笔黄金，应该被上海道上的人给劫走了。

当然，说到这可能很多人又问了：就不能是普通人见财起意给劫走的？

其实所谓江湖，就是山头、帮会这些概念。想当小偷、榴芒也得拜码头，所以能干这个营生的，断乎不是小白丁所谓。

所以相关部门开始沿着这个方向调查。

办案人员于是找到上海的一些江湖人士、帮会分子，要求他们提供线索。

当时上海的江湖人士、帮会分子，很多都在监狱里，等着新社会改造。办案人员表示，能提供这个案子的线索的，一定减刑，闹不好还额外有奖励。

听到这个情况，监狱的犯人议论纷纷，都深很自己知道的太少，错失了机会。

之后有个姓冯的囚犯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情况。他找到办案人员表示：长官，我知道个事儿，不知道是不是和你说的有关系。

“哦？”办案人员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那个。”冯某舔了舔干了的嘴唇，然后继续说道：长官你说事情是在1931年12月。我表哥吉某，也没听说会做生意，平日里拉洋车，结果1931年12月，我表哥突然发迹了，还买房子买商铺。然后他也从来不说哪来的钱。所以我怀疑……

办案人员觉得，这冯某怀疑的有理。

于是办案人员找到吉某，通过查抄，赫然发现了一个重要物证：那就是当年装金条的盒子！

吉某也知道无法抵赖。于是表示自己当时确实拉车，还和另外两个朋友整天策动干大事——所谓干大事，就是打劫有钱的乘客。

梁某那天坐车，看起来神色紧张抱着怀里的包。吉某怀疑里面应该是金银珠宝，于是伙同自己其他俩同伙，在拉梁某走路的时候，在路上伙同俩同伙用沾了迷药的毛巾，迷倒了梁某。之后害怕出人命，于是把梁某拉到前文提到的客栈，然后表示是梁某喝醉了。

客栈老板其实也知道咋回事，但本着不惹麻烦的想法，装不知道。

事后，吉某和俩同伙平分黄金。

于是办案人员询问其余俩同伙的下落。吉某供述表示，其中一个还在上海，另一个则在抗战时候死了。

于是办案人员逮捕了另外一个同伙，并且把案情上报给罗瑞卿和主席。

最终上级首长批示处理。1950年，吉某和同伙被判死刑，而梁某因为玩忽职守，被判十年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