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治沪智慧：禁娼引发30万人生计危机，如何平衡道德与现实？

文|李默编辑|李默

《——【・前言・】——》

提起1949年上海解放后的禁娼，不少人总觉得是新政权一进城就大张旗鼓“一刀切”，把妓院全封了完事。可真翻当年的档案、看亲历者的回忆才知道，事实压根不是这么回事。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面对“立即禁娼”的提议，一句“这会让30万人失业”，硬生生把急风暴雨的激进方案压了下来。

这不是手软，更不是妥协，而是在烂摊子堆里找生路，在社会震荡中求安稳——比砸掉旧世界更难的，是给几十万人找出路，这才是新政权治理能力的真考验。

解放初的上海，哪是什么“东方明珠”，分明是个积重难返的“烂泥潭”。从十六铺码头到静安寺，从大世界游乐场到福州路书场，街头巷尾的妓院比正经商铺还扎眼。登记在册的妓女就有四千多，那些躲在弄堂、阁楼里的私娼，数都数不清，有人说最少三万。

更要命的是，围着这些妓院转的人太多了：拉皮条的“龟奴”、看场子的流氓、给妓院做饭的厨子、跑堂的伙计，还有靠客人赏钱过活的擦鞋童、卖香烟的小贩，连周边茶馆、戏班的生意，都跟这“灰色产业”绑在一起。算下来，整个上海靠这行当吃饭的，足有六十万人。

解放军进城时，枪杆子能管住街头斗殴，却管不了老百姓的肚子。陈毅刚接手上海，手里攥的不是富庶繁华的都市，是个一戳就破的“空壳子”：工厂停工、粮食短缺、物价飞涨，连自来水都时断时续。这时候要是硬来，把妓院全封了，把旧戏班全散了，三十万人突然没了活路，他们能去哪？要么沿街乞讨，要么聚众闹事，本来就不稳的局势，非得炸了锅不可。革命是为了让人过好日子，不是把人逼得跳黄浦江——陈毅心里门儿清，这禁娼的刀，得磨利了再砍，不能一刀下去伤了无辜。

有人说“先禁了再说，政府总能安排”，这话听着简单，做起来比登天还难。当时上海刚解放，工厂没恢复生产，商铺没开门营业，哪来的岗位安置几十万人？再说，那些妓女、舞女，大多没读过书，没学过手艺，除了原来的营生，啥也不会。真把她们从妓院里赶出来，没吃没住没手艺，最后还得走回头路。陈毅不搞“口号治理”，他跟干部们算过一笔账：一家妓院关了，不光妓女失业，连周边卖早点的、修鞋子的都得受影响。这不是小事，是牵一发动全身的社会大事，急不得，更乱不得。

要禁娼，先得把背后的“黑靠山”拔掉——旧上海的妓院，从来不是孤立的营生，全攥在流氓帮会手里。黄金荣、杜月笙这些“大亨”，表面是商会会长、慈善家，背地里控制着上海八成以上的妓院，收“保护费”、抽“皮肉税”，妓女挣的钱，一大半得流进他们的腰包。有的妓院老板，本身就是帮会分子，手里有枪有打手，寻常警察都不敢惹。陈毅知道，不收拾这些“地头蛇”，禁娼就是空话。

解放后，黄金荣倒是识时务。他知道新政权不吃“帮会那一套”，主动把家里的田契、地契，还有上海所有妓院从业人员的名册，全交给了公安局，还在报上登了“自白书”，说要“洗心革面，重做新人”。有人提议把黄金荣抓起来游街，陈毅却摆手：“抓了他容易，可他手下还有几百号人，逼急了反而生乱。”放黄金荣一马，不是纵容，是“敲山震虎”——连黄金荣都服软了，其他流氓还敢蹦跶？

紧接着，公安部门来了招“精准打击”。女警换上旗袍、涂脂抹粉，装成“找乐子”的嫖客；便衣警察扮成“龟奴”“茶房”，混进妓院摸清底细。不到一个月，就把那些逼良为娼、虐待妓女的老鸨、妓院老板抓了个遍，一共三百多人，全送进了教养所。这招妙就妙在，不搞大规模搜捕，不扰民用，却把最核心的“恶源”给掐断了——没了人逼着干，妓女们的心先松了一半。

抓了坏人，更要救好人。那些妓女，大多是苦出身：有的是被拐卖的农家女，有的是家破人亡的孤女，还有的是被丈夫卖掉的媳妇。进了妓院，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十有八九还得了性病。新政权没把她们当“坏人”，反而当成需要救的“受害者”。

政府专门办了“妇女教养所”，就在今天的上海长宁区。进去第一件事，不是训话，是体检、治病。当时治疗性病的青霉素，全靠从国外进口，美蒋还搞封锁，只能从香港偷偷运进来，一支青霉素的价格，相当于普通工人半个月的工资。可陈毅拍了板：“不管花多少钱，只要能治好她们的病，国库再紧也得拿！”光是治病，政府就花了上百万银元，把几千名妓女的性病全治好了。

病治好了，再教手艺。教养所里请了裁缝、织袜工、保育员当老师，教妓女们缝衣服、织袜子、带孩子。百乐门的舞女，身段灵活，学织袜子一学就会；原来在妓院管账的，脑子灵光，就教她打算盘、记账。政府还跟工厂对接，上海的纺织厂、服装厂、食品厂，都接收了不少从教养所出来的妇女。有的妓女手艺好，进了工厂还成了生产能手，拿的工资比男工还高。

除了安排工作，政府还帮她们“改头换面”。有的妓女想回老家，政府给开证明、发路费；有的想留在上海，就给落户口、分住房；还有的想嫁人，街道干部就帮忙牵线搭桥。有个叫“小红”的妓女，从教养所出来后，嫁给了一名工人，还生了两个孩子，后来在居委会当起了调解员，逢人就说：“是新政府给了我第二条命。”

1951年11月25日，上海市政府终于贴出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布告》。这一天，距离上海解放已经过去了两年多。不是政府不想早禁，是得等条件成熟——社会稳定了，就业岗位有了，妓女们有了出路，这时候禁娼，才不会出乱子。

布告贴出来的当天，公安、民政、妇联的干部一起行动，全市72家持照妓院，一天之内全封闭了。没有哭闹，没有反抗，因为大家都知道，政府不是要赶尽杀绝，而是要帮她们过好日子。最后一批妓女进了教养所，政府还给每个人发了新衣服、新被褥，跟她们说：“从今天起，你们再也不是妓女了，是新中国的公民。”

到1952年底，上海所有的妓女都得到了安置：有的进了工厂，有的当了保育员，有的回了老家务农，没有一个人流落街头。原来的妓院，有的改成了工厂车间，有的改成了居民楼，有的改成了学校教室——福州路上原来最有名的“会乐里”妓院，后来成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办公楼，再也没有了往日的乌烟瘴气。

这事儿，连国外媒体都觉得不可思议。《纽约时报》的记者到上海采访后，在专栏里写：“这是东方世界的一个奇迹——没有暴力，没有流血，没有公开羞辱，只用了两年时间，就把存在了上百年的娼妓制度彻底铲除了。”法国的社会学教授来上海考察，看到从教养所出来的妇女，穿着工装、戴着工帽在工厂里干活，感慨地说：“中国政府做的，不是简单的‘禁娼’，是对人的‘重塑’，这比任何暴力手段都更有力量。”

有人说，禁娼不就是关妓院吗？可只有真正经历过的人知道，难的不是关妓院，是给几十万人找出路；难的不是喊口号，是一步步解决吃饭、治病、就业的实际问题。陈毅那句“这会让30万人失业”，不是犹豫，是担当——他知道，新政权的厉害，不是能砸烂旧世界，而是能建设新世界；不是能赶走坏人，而是能帮好人过好日子。

上海的禁娼，从来不是一场“运动”，而是一次实实在在的“社会改造”。它让人们明白，真正的治理，不是靠铁腕，是靠民心；真正的进步，不是靠破坏，是靠建设。从“妓女”到“公民”，从“烂泥潭”到“新都市”，上海的这两年，藏着新政权最硬核的底气——不是枪杆子有多硬，是心里装着老百姓，手里握着解决问题的办法。

参考资料：

《陈毅在上海解放初期》，共产党员网，2011年6月29日

《上海解放后对游民、妓女、舞女的改造》，《同舟共进》，2018年第6期

《新中国7年打赢“禁娼”战》，民主与法制网，2023年3月15日

《陈毅主政上海：从“解放”到“治理”的破局之路》，央视网，2021年7月1日

《上海妇女教养所档案史料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版

《“会乐里”的消失：上海娼妓制度终结实录》，《新民晚报》，2020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