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假休得是老师和学校？”

最近广东、浙江一些地方已经试行春秋假，上海一些地方也在等待春秋假的消息。不过有观点认为，“休假休的是老师是学校，不是学生和家长”？

这种观点的产生，源于以下几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困境：

“影子学业”的困扰：

对于学生而言，假期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放松”。在学校停课的背景下，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学业压力并未停止。堆积如山的假期作业、家长安排的各类补习班、兴趣班可能会填满整个假期。学生只是把学习的场所从学校转移到了家里和校外机构，负担甚至可能更重。

家长的时间与金钱枷锁：

时间困境： 中国的职工带薪休假制度尚不完善，很多家长尤其是双职工家庭，很难为了一个短暂的春假或秋假而专门请假。孩子放假而家长不放假，带来了“孩子谁来看管”的巨大难题。

经济压力： 假期往往是旅游、消费的旺季。如果家长选择陪同，将面临机票、住宿、门票等全面上涨的开销，这是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这导致所谓的“国民旅游休闲”对于很多普通家庭来说，是一种奢侈。

尽管现实骨感，但我们不能因此全盘否定春秋假的探索价值。它的提出具有前瞻性和积极意义：

初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政策的本意是打破“唯分数论”，鼓励学生走出教室，接触自然、了解社会，促进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这与“双减”政策的精神内核是一脉相承的。

推动带薪休假制度的落实。 学生假期的落地，客观上会形成一种“倒逼”机制，促使更多企业和单位思考并落实员工的带薪休假，从而推动整个社会休假制度的完善。

缓解旅游业的“黄金周”病。 探索春秋假有助于分散休假时间，缓解“十一”黄金周等集中休假带来的交通拥堵、景区超载等问题，提升国民的旅游休闲体验。

所以，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是否应该放春秋假，而在于如何为学生和家庭创造一个能够真正享受假期的生态系统。

要让春秋假从“学校的假期”变成“学生和家庭的假期”，至少需要以下几方面的协同努力：

强制推行并严格落实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允许家长在孩子放春秋假时能够灵活使用自己的带薪假期，这是最关键的一环。

提供丰富的公共产品，如社区、博物馆、科技馆、青少年宫等公共机构应在假期组织更多公益性、普惠性的活动，为孩子们提供安全、有益的去处，缓解家长的看护压力。

总而言之，“休假休的是老师”这一观点，深刻地揭示了在现有社会结构和教育压力下，一项良好政策的落地困境。它不是一个应该被驳斥的“错误观点”，而是一个需要被认真倾听和解决的“社会信号”。只有当全社会的支持系统构建起来，春秋假才能真正成为滋养孩子成长的“甘霖”，而非落在家庭肩上的又一副“重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