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开战前，必定先对中国单身女青年使用诡计，历史教训很惨重

刀在炕角锈了半辈子，谁还记得它砍断过一个日本间谍的喉咙。那晚风大得吓人，王玉兰没哭，只死死咬着被角，血顺着腿流进旧草席，一滴一滴，和窗外海上的炮火竟像是同一种节拍。孩子没了，丈夫也死了，可她心里那根弦，直到北洋舰队在天边烧成黑烟时，才“嘣”地断了。

她原本啥也不懂，就是个旅顺口边撒网捞蚬子的姑娘，19岁，手脚粗糙，梦想不过是一冬不冻，秋后多攒几袋地瓜。那年秋天，芦苇荡里捞起个快断气的男人，手细得不像渔民，指缝干净，连老茧都没有。她爹是退伍的弓兵，刀疤横脸，一眼看出不对劲，却被她一句“人快死了，救一下”堵得说不出话。

三个月后，她嫁了这人，叫“田老二”。酒席上竹筒炮噼啪响，全村都乐，没人想到，那声音像是给后来的炮战打了个预告。

后来清军来查，说岸上有灯闪信号。王玉兰抱着田老二哭，他磕头磕到额头冒血，哨官走前甩下一句：“姑娘，留心。”话像锈钉，钉进她耳朵里，再也拔不出。

七月初四那夜，他揣着半截船灯出门，腰上绑着信号粉。她没睁眼，却把潮水涨落的时间算得清清楚楚——什么时候光能被海上舰艇看见，她心里一本账。他回来时，一身硝味混着海腥，她翻他旱烟袋，摸出张图纸，上面标着黄金山炮台射程、水雷位置，还有日文写的“第三批已扫除”。铜牌背面刻着“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明治二十七年。她抖得咳起来，纸缝里漏出的粉呛得喉咙发紧。

她没声张。那晚熬了鲅鱼汤，煎了海蛎饼，还拿出爹藏了多年的米烧。田老二喝得舌头打卷，靠桌傻笑。她在灶房磨刀，厚背刀在石上“嘶啦嘶啦”，她一只手按着肚子，那里已经隆起一小块。她看着刀光，眼神空得像退潮后的滩涂。

第一刀下去，卡在锁骨，她听见“咔”一声，人原来这么脆。血喷到脸上，温的，腥的。第二刀戳进肺，他嘴里冒血泡，喘得像破风箱。第三刀，他睁大眼，嘴动了动，没声。

爹冲进来，看见血地，抄起旱烟袋，铜牌落地一闪。老头啐了口：“倭狗！”没骂她，只拿了布，擦她额头的血。她嗓子哑得像砂纸：“爹，熬药。”老头手抖得端不住碗。

那一夜药罐子没熄火，艾叶和麝香压住血腥。天刚亮，北面炮响如雷——丰岛海战打响了。史书说那是甲午第一枪，她记得的，是身下那一盆盆血，和海面升起的硝烟，颜色一模一样。

后来黄海败了，威海卫丢了，李鸿章在马关签下条约，赔了两亿两白银，割了台湾。消息传到辽东，她正背着破筐捡海草。风刮得眼睛干，她抬头看了眼天，又低头继续捡。

乡里人说她是“杀夫弃子”的狠人。可没人知道，她手腕废了力，杵臼再举不动，剥蚬子得用脚踩、用牙咬。她得修船、补网，撑起一家老小。日子像张漏风的帆，倒不了，也走不远。

有人问她恨不恨，她摇头。恨是口气，吹灭也好，咬住也罢。她这辈子，再没提过“信”字。

多年后，曾外孙从炕洞摸出那把刀，锈得不成样，血斑乌黑。老人说别动，让它烂了。可孩子悄悄洗了，包上油纸，塞进枕头——他不知道那夜有多冷，只知道这铁疙瘩，沉得睡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