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让毛主席如鲠在喉18年的黄金失窃案，如何抓到凶手？

《——【·前言·】——》

各位看官，今儿看到这篇文章，算你幸运，这案子比悬疑剧还要精彩万分，那真是跌宕起伏、险象环生，一桩横跨十八年的黄金悬案，一头连着苏区的救命钱，一头牵着毛主席心上的刺，从1931年的血色上海，一直追到1949年的开国大典之后，硬是把一桩无头公案，给捋出了一条清晰的线索。这案子到底有多离奇？咱今儿个就掰开揉碎，慢慢道来，此案侦破过程无比精彩，堪称奇迹。

话说1931年的冬天，那日子可是真难熬。国民党的围剿一波接着一波，苏区的日子紧巴巴的，吃了上顿没下顿，可偏偏这时候，上海地下党那边传来了十万火急的消息——要救命钱！

咱先说说上海地下党当时的处境。自打顾顺章这个“大叛徒”临阵倒戈，上海地下党组织遭遇了毁灭性打击。

周恩来总理化名伍豪，在上海主持地下工作，可眼下紧跟着就是天大的难处：监狱里关着9个同志，不交保释金就得掉脑袋。

医院里躺着3个病重的战友，不交医药费就得眼睁睁看着他们咽气。

还有大同幼稚园里那群娃娃，全是烈士的后代，毛主席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也在里头，没了经费，幼稚园就得解散，这群娃娃就得流落街头，饿死冻死都有可能。

消息传到瑞金，刚当上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的毛主席，心里头跟针扎似的。

事关上海地下党的生死存亡，这钱，说啥也得送过去！毛主席把筹措经费的事儿，交给了“延安五老”之一的林伯渠。

林伯渠皱着眉头，把苏维埃政府的家底翻了个底朝天，最后凑出了一堆金首饰——金耳环、金项链、金镯子、金戒指，叮叮当当一大堆。

可这些零碎玩意儿，怎么从瑞金运到上海？

那会儿可不是现在，高铁飞机朝发夕至，那会儿到处是国民党的关卡、土匪的窝点，明晃晃的金首饰带出去，那就是找死。

林伯渠想了个妙招儿，他找了个手艺好的金匠，把这些金首饰化成金水，冷却之后铸成了十二根金条，一根十两，总共一百二十两，六公斤重。

这在当时，那可是响当当的“大黄鱼”，一根就能让人半辈子吃喝不愁，十二根，那就是能拯救上海地下党人的救命钱！

为了保险，林伯渠把十二根金条装进一个白铜盒子，用锡纸封得严严实实，然后想了个“天衣无缝”的运输法子

分七站转运，找七个绝对可靠的交通员，一人负责一站，互相之间不认识、不通姓名，接头靠三样东西：暗语、上个交通员用手里钥匙打开下个交通员的锁、还有一个刻着“快”字的象棋棋子。

这“快”字七笔，正好对应七个交通员，把这块象棋分成七份，每人拿一块棋子，对上了才能交接。

毛主席听完林伯渠的计划，都忍不住点头：“林老，您这法子，高！”

1931年11月底，第一任交通员骑着快马，背着那个沉甸甸的白铜盒子，从瑞金出发了。

谁也没想到，这一出发，就引出了一桩十八年的悬案。

按林伯渠的计划，这十二根大黄鱼，从瑞金到南平，再到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最后一站到上海，顶多一个月就能送到。

可左等右等，从11月底等到12月22号，上海地下党那边一点消息都没有；又从12月等到元旦，苏区连发五封电报，上海那边始终是石沉大海。

苏区的领导们慌了神，毛主席急得睡不着觉，林伯渠更是坐立不安。

赶紧查！一查才发现，前六站的交通员都顺利完成了任务，交回来的锁和棋子都好好的，唯独第七站——从松江到上海的这最后一站，断了线！

第七站的交通员，是上海地下党派去松江接头的，没人知道他的姓名，没人知道他的长相，只知道他要从第六站交通员手里接过那个白铜盒子，然后送到上海。

可这人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带着十二根大黄鱼，消失在了松江到上海的路上。

这时候，国民党的围剿越来越凶，苏区的日子越来越难，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转移，一路血战，从瑞金走到陕北。

这桩黄金失窃案，就成了压在毛主席心头的一根刺，也成了一桩没人顾得上查的悬案。

而上海那边，没了这笔救命钱，监狱里的9个同志被杀害了，医院里的3个战友断了药，撒手人寰，大同幼稚园也解散了。

众多烈士后代下落不明，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兄弟三人，流落到上海街头，靠捡破烂、乞讨为生，毛岸龙最终不知去向。

直到1935年，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俩才被地下党李云找到，后来董健吾带着他们去了苏联，这才保住了两条性命。

这笔黄金的丢失，就像一把刀子，扎在了无数革命同志的心上。

可战乱年代，线索断了，人也散了，谁也不知道那十二根大黄鱼到底去了哪里，更不知道第七站的交通员，到底是生是死。

时间一晃，十八年过去了。1949年10月1号，天安门城楼上一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开国大典刚过两天，10月3号，上海公安局就接到了一份加密传真，紧跟着，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语气严肃：“这份传真，是毛主席亲自批示的，限你们火速破案！”

上海公安局的同志们一看传真，都倒吸一口凉气——要查的，就是1931年那桩十二根大黄鱼的失窃案！

原来，这十八年里，毛主席从来没忘了这笔黄金，没忘了那些因为缺了这笔钱而牺牲的同志，没忘了那些失踪的烈士后代。

如今全国解放了，百废待兴，可毛主席第一件要办的悬案，就是这个！

上海公安局不敢怠慢，立马成立了专案组，抽调了最精干的力量。

可拿到的卷宗，就两张纸，轻飘飘的，上面只写了“1931年，林伯渠组织转运十二根金条，分七站，第七站失踪”，连交通员的姓名都没有，更别说其他线索了。

这案子，就像大海捞针，难啊！

专案组的同志们先去找当年主持调查的邓发，可一打听，邓发1946年就跟着叶挺、王若飞他们，在飞机失事中牺牲了。

再去找林伯渠，林老这会儿是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日理万机，可一提起这桩案子，立马就想起了当年的事儿：“第一任交通员，是我手底下高自立将军的警卫员，姓秦，叫秦朴，后来好像去了广西，当了师长。”

这可是个天大的线索！专案组的同志们立马动身，从上海到北京，再到沈阳，找到病重的高自立，又从沈阳南下广西，一路颠簸，终于找到了秦朴。

秦朴这会儿已经是解放军的师长了，一听说是查当年的金条案，眼睛立马亮了：“对！我就是第一任交通员！那盒子沉得很，我假装腰闪了，去福建南平看中医，骑着快马跑了六天六夜，把盒子交给了关帝庙里的庙祝，那是第二任交通员。”

顺藤摸瓜，专案组又找到了第三、第四、第五任交通员，最后，终于找到了第六任交通员——刘志纯。

刘志纯这会儿在杭州开了个竹器行，当了个篾匠。

为啥一个交通员会改行做篾匠？说起来也是一把辛酸泪。

当年他完成任务后，上线牺牲了，没人能证明他的身份，只能隐姓埋名，靠编竹筐谋生。

一见到专案组的同志，刘志纯老泪纵横，握着他们的手说：“我等这一天，等了十八年啊！”他一五一十地说出了当年接头的经过。

1931年12月3号，刘志纯带着白铜盒子，从杭州赶到松江，住进了汉源客栈。第二天一大早，就听见楼下有人问：“有没有从杭州来的客人？”

刘志纯赶紧下楼，就看见一个大高个儿，三十多岁，一身黑——黑鞋、黑裤褂、黑小褂、黑帽子，跟个黑铁塔似的。

两人对上了暗语，刘志纯拿出钥匙，打开了那人手里的锁，又把自己手里的“快”字棋子碎片递过去，那人也拿出一块，一对，严丝合缝。

没错，这就是第七任交通员！刘志纯赶紧把白铜盒子交给他，那人接过盒子，转身就走。

刘志纯回忆说：“我当时就瞅见他裤兜里露出一张蓝色的纸，像是客栈的收据，跟我们松江的不一样，像是上海来的。”

他还说，刚送走这人，国民党的警察就来查店了，翻箱倒柜，差点就搜到他的行李，多亏他机灵，塞了点钱才打发过去，真是险之又险！

专案组的同志们一听，立马来了精神。松江当年就五家客栈，汉源客栈是一家，剩下四家，肯定有一家住着这个黑衣人！

他们赶紧跑到松江，挨家挨户查，可查了三天，翻遍了当年的登记簿，愣是没找到一个上海来的、穿黑衣服的大高个儿。

眼瞅着线索又要断了，春节也快到了，专案组的同志们只能先回上海过年，约定大年初五再来。

可谁也没想到，一个偶然的机会，让这桩案子峰回路转。

专案组有个同志，老家是山东的，在松江司令部有个老乡，姓杜，是个参谋。

过年的时候，他去看望杜参谋，俩人喝酒聊天，就说起了这桩案子。

杜参谋叫来一个鲁菜厨子，做了一桌子好菜，几个人边喝边聊。

那厨子听了半天，突然插嘴：“你们是不是漏了一家客栈？

当年松江还有个富春楼，是国民党保安司令部的内部客栈，不是谁都能住的，得营级以上干部担保，住那儿还发蓝色的出门证，军警都不查。”

蓝色的出门证！刘志纯说的蓝色纸片！专案组的同志一下子就跳了起来，酒都醒了大半。

这是个重大线索，所有专案组成员年都不过了，立刻就跑到松江，找到了富春楼。万幸的是，富春楼还开着，当年的掌柜和伙计一共六人，如今有四人还在酒楼。

掌柜的是个有心人，十八年的旅客登记簿，居然都好好地收着。

专案组的同志们翻到1931年12月3号那一页，上面写着三个人的名字：保安副司令的老姨和姨夫，还有一个上海人，叫梁壁纯！

伙计们一看“梁壁纯”这三个字，立马就想起来了：“对！这人高个子，三十多岁，一身黑，住了一晚，4号一大早出去，就没回来退房！”

还有个老伙计说：“他是保安司令部的郭营长担保的，说他是上海恒香德药铺的药剂师，来松江采药。”

线索又接上了！专案组马不停蹄，跑到上海查恒香德药铺，可惜药铺1941年就注销了，不过他们找到了当年的一个伙计，那伙计还藏着一张和梁壁纯的合照。

照片拿给刘志纯一看，刘志纯一拍大腿：“就是他！当年接头的就是这个人！”

梁壁纯找到了！他这会儿在上海浦东的杨泾镇，改名叫申继谷，开了个钟表铺，当了个修表匠。

专案组的同志一进门，梁碧纯就瘫坐在椅子上，叹了口气：“该来的，还是来了，”他没等审问，就把当年的事儿全说了。

原来，梁壁纯从刘志纯手里接过白铜盒子，就赶紧往上海赶。他从松江坐船到曹家渡，下了船就打了一辆黄包车。

刚坐上黄包车，走到一座桥的上坡，就看见两个人从旁边窜出来，假装帮车夫推车。

梁壁纯刚想探头看看，其中一个人突然掏出一块沾了迷药的毛巾，捂在了他的脸上。

应该是乙醚，这玩意儿，一吸就晕，梁壁纯立马就失去了知觉。

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躺在一家旅社的床上了，身边的白铜盒子、旅行袋，全没了！

他赶紧问旅社伙计，伙计说：“昨天中午，三个拉黄包车的把你送过来的，说你喝多了，给你开了房就走了。”

梁壁纯当时就傻了眼。他知道，这盒子里的东西肯定是被抢了，可他是地下交通员，丢了这么重要的东西，回去怎么交代？

再说他是百口莫辩，说金子被抢，谁能证明呢？

思来想去，他让旅社的掌柜和伙计写了一份证明，证明他是被人麻醉抢劫的，然后就揣着这份证明，隐姓埋名，跑到崇明岛当了和尚。

当了几年和尚，看风头过了，又跑到上海沦陷区，后来才回了老家，把老婆接出来，改了名字，靠修钟表过日子。

这十八年，他天天提心吊胆，生怕组织找上门来，也盼着组织能找上门来，还他一个清白。

专案组的同志们拿着那份证明，跑到曹家渡的那家旅社，果然找到了当年的伙计，证明梁壁纯说的都是实话。

看来，梁壁纯不是私吞黄金的人，真正的凶手，是那三个拉黄包车的劫匪！

劫匪是谁？这又是一个难题。当年的黄包车，早就没影了，上哪儿找去？

专案组的同志们想了个法子——找当年的旧社会警察问。

那会儿上海刚解放，提篮桥监狱里关着不少旧社会的警察，他们对当年的地面事儿门儿清。

专案组的同志们把这些旧警察召集起来，好吃好喝招待着，让他们回忆当年有没有用乙醚麻醉抢劫的案子。

这些警察七嘴八舌说了半天，都没啥有用的线索。

可就在他们准备散伙的时候，一个姓曾的警察回了监号，跟狱友冯安宝吹牛：“今天吃了顿好的，专案组让我们回忆当年的黄金抢劫案，说找到线索就能立功减刑。”

冯安宝一听，眼睛立马亮了。他是个纨绔子弟，家道中落，小偷小摸被抓进来的。他赶紧向曾警察大喊说：“我知道！我知道那桩案子！”

冯安宝说，当年他买了一辆黄包车，车牌号是300169，自己没舍得用，就借给了表哥吉良贵。

吉良贵借了车，六天后还回来，就跟变了个人似的——买了新宅子，天天大吃大喝，抽大烟、逛窑子，钱多得花不完。

冯安宝一直纳闷，表哥哪儿来的这么多钱？现在一听专案组查的案子，立马就明白了。

而另一边，富春楼的老伙计也回忆起，当年梁壁纯坐的黄包车，车牌号尾号是196，跟冯安宝说的300169，就差了一个数字，这更加证实了侦破方向的正确性！

专案组的同志们立马出动，找到了吉良贵。

吉良贵这会儿开了个米粉店，早就没了当年的阔气，一见到警察，立马就怂了，竹筒倒豆子似的把当年的事儿全招了。

原来，吉良贵也是个败家子，家产败光了，就想着歪门邪道。

他找了两个发小，刘阿古和庄克，合计着用黄包车抢劫。他们专门盯着渡口下来的、带着行李的人，梁壁纯正好撞在了他们的枪口上。

那天，吉良贵拉着黄包车，刘阿古和庄克假装帮忙推车，趁机用乙醚毛巾捂晕了梁碧纯，抢走了白铜盒子。

他们把梁壁纯送到旅社，然后找了个僻静地方，撬开了白铜盒子。一看见里面的十二根大黄鱼，哥仨都乐疯了！

吉良贵说：“当时我们都傻了，哪见过这么多金条！”

哥仨商量了一下，一人分了四根，然后约定：从此天各一方，再也不见面，免得被人抓了把柄。

分了金条之后，三个人的命运也各不相同。

庄克后来参加了国军，在抗日战争中死在了前线，他的四根金条，不知道丢在了哪里。

吉良贵是个败家子，四根金条没几年就被他挥霍一空，最后只能开个米粉店糊口。

只有刘阿古，胆子小，没敢花金条，把四根金条打成了金戒指、金手镯，藏在了家里。

专案组的同志们赶到刘阿古家，果然搜出了十四件金器，一称，正好是四根大黄鱼的重量！

案子查到这儿，终于真相大白了。十八年的悬案，终于告破！

最后的结局，也算圆满。刘志纯因为证明了身份，落实了政策，在杭州安度晚年。

梁壁纯虽然丢了黄金，但情有可原，而且提供了重要线索，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两年后就被特赦了。

冯安宝和姓曾的警察，因为立功，都被提前释放，还安排了工作。

而吉良贵和刘阿古，因为抢劫苏区的救命钱，给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被依法枪毙。

那十二根大黄鱼，找回来四根，剩下的八根，要么被挥霍，要么不知所踪。

可这桩案子，却永远留在了历史的长河里。

各位看官，案子讲到这儿，就结束了。这桩十八年的黄金悬案，是不是比说书先生讲的评书还要离奇？

你说吉良贵和刘阿古，本来也就是想抢点小钱，混口饭吃，哪知道抢的是苏区的救命钱？

他们拿着这些钱，吉良贵挥霍一空，落了个枪毙的下场；刘阿古藏着不敢花，最后还是难逃法网。

这正应了老辈人说的那句话：勿饮过量美酒，勿贪意外钱财。

这世上的钱，哪有那么好拿的？不义之财，就像一把双刃剑，看着光鲜，实则藏着杀身之祸。

当年要是吉良贵他们没起贪念，梁壁纯就能把金条送到上海，监狱里的同志就能活下来，病重的战友就能治好，大同幼稚园的娃娃们也不会流落街头。

可偏偏，一步错，步步错，最后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而那些为了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人，像秦朴、刘志纯，他们或许隐姓埋名，或许默默无闻，但他们的心里，始终装着信仰，装着同志。

这桩案子，不仅是一桩悬案，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见证了革命的艰难，见证了信仰的力量，也见证了那句老话：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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