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赴台带走的不是黄金，而是他们！这四人才是真正“文化国库”

文| 方丈

编辑| 幸运

初审| 天坛

1948年末，南京城里已是风声鹤唳。长江边上，傅斯年和胡适对饮，背着陶渊明的诗，两人泪流满面。

同一时间，孔德成在美国接到电报，山东曲阜孔府的末代衍圣公，要做选择了。

这一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有几个人的去留，比黄金更重要。

1920年2月23日那天，曲阜孔府戒严了。

北洋政府的军队把守着每一道门，礼炮响了十三声。孔令贻的侧室王宝翠要生了，府里府外全是人。

山东督军田中军亲自坐镇，各房长辈分坐东西两厢，盯着产房，就怕有人狸猫换太子。

孩子生下来，是个男婴。百日那天，大总统徐世昌的圣旨到了——

袭封第77代衍圣公

。可这孩子命苦，出生才17天，生母就因产褥热去世了。

孔德成从小就知道自己不一样。别的孩子叫他"公爷"，见了他要行大礼。但他也知道，时代变了。1928年，8岁的孔德成用一百二十道菜的规格宴请蒋介石，蒋介石亲手剥了个橘子给他吃。这份关照，后来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

1935年7月8日，15岁的孔德成在南京宣誓就职。不是衍圣公了，改叫"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享受特任官待遇，月薪800元，办公费400元。

衍圣公的牌子挂了近千年，到他这一代，终结了。

孔德成对记者说得明白："我不从事政治活动，只想对教育事业有所努力。"

可时局不由人。

1937年12月，日军打到曲阜城下。蒋介石密令孙桐萱师长，

连夜护送孔德成夫妇离开孔府

。那天深夜，孔府数百名仆役才知道公爷走了，放声大哭。

历史上只有南宋那会儿，第48代衍圣公孔端友跟着皇帝南迁过一次。

这一走，孔德成再也没能回曲阜祭祖。

1948年，孔德成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电报一封接一封。1949年2月，

他从美国直飞台湾，落地台中

。随行的孔氏宗亲，整个"德"字辈八十人，只有族兄孔德冏一家。

台湾省政府在台中给他盖了官邸，1955年起，他在台大兼职教授。讲"三礼研究"、"金文研究"、"殷周青铜彝器研究"。学生说，

孔老师上课从不看表，讲到忘我，声音能传到校园大道上。

他严格得很。有次上课突然停下，点名让学生去书架翻书，找他讲的内容出自哪里。学生磨蹭半天找不到，孔德成说："我那时候背不出来是要挨板子的。"

被点名的学生面红耳赤，下定决心要好好读书。

1966年，孔德成联合1500名各界人士，倡议设立"中华文化复兴节"。台湾把孔子诞辰日定为教师节，就是他推动的。两个儿子考大学都落榜，他找蒋介石帮忙，保送进了大学。这事当年引起不小争议，

但孔德成不在意，圣裔也是人，也会为儿子的前途操心。

2008年10月28日，孔德成在台北慈济医院去世，享年89岁。

大陆的堂弟孔德墉说："我们的愿望是他能落叶归根，葬在曲阜孔林。墓地一直给他留着。"

最终，孔德成葬在台北县三峡镇龙泉公墓。

他是历史上第二位没能入葬孔林的衍圣公。

1939年，昆明的日子苦得很。

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住在郊区，物资紧缺，空袭不断。钱穆在这种环境下，

埋头写《国史大纲》

。他当时任北大历史系教授，跟着联大辗转了大半个中国。

这本书的引论，钱穆写得很直白：

"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之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1940年6月，《国史大纲》出版。教育部直接定为全国大学用书，风行一时。这本书不是简单的历史陈述，钱穆在民族危亡时刻，要唤醒国魂。他指出，研究中国历史第一要务，

是在国家民族内部求得其独特精神所在。

胡适那帮人搞疑古，钱穆偏不信这套。他在书里说得明白："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也应稍加修正。"他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

但他说自己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

陈寅恪读了《先秦诸子系年》，对人说："钱宾四此书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

这是极高的评价了。

1949年春天，钱穆在无锡江南大学当文学院院长。4月，广州私立华侨大学校长王淑陶来信，请他南下任教。钱穆带着唐君毅等同仁，从无锡到广州。

秋天，华侨大学迁回香港。

在香港，钱穆做了件大事——创办新亚书院。

1949年末，张其昀找到钱穆，提议办"亚洲文商学院"。钱穆答应了。

1950年，学院改名"新亚书院"，钱穆任院长。

那时候的香港，办学难得很。没钱，没地方，没师资。钱穆就靠一股劲，白手起家，硬是把新亚办起来了。他和一帮文化人，在毫无依凭的情况下，

为流亡学生搭起一个读书的地方。

新亚书院的学生，后来很多成了大家。钱穆治学严谨，待人温和。他在台大教书五十年，2005年获台大荣誉博士学位。受奖那天，孙女孔垂玖陪他去，

老人家说："自己在台大教书五十年，贡献甚少，很感谢，也觉得很惭愧。"

1966年，钱穆移居台湾。在中国文化大学任职，当上中研院院士，还是故宫特聘研究员。他在台北双溪素书楼住下，

潜心写《朱子新学案》，五大册的煌煌巨著。

1986年6月9日，92岁的钱穆在素书楼，给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班学生上最后一堂课。下课时，他对学生说："你们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

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杭州南路寓所去世，享年96岁。

余英时写挽联："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傅斯年的两年台大

1948年12月31日，南京长江边。

傅斯年和胡适喝酒，两人背着陶渊明的诗，背着背着就哭了。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胡适后来回忆，那时傅斯年身上经常带着安眠药。屈万里听说，

傅斯年预备紧急关头可以"随时吞药自杀"。

12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任命傅斯年为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不想去，但蒋介石和教育部长朱家骅轮番劝说，

拗不过。

1949年1月19日，傅斯年从南京飞台北。临行前，史语所的老工仆来送别，还有胡适。

两人相交三十多年，亦师亦友，这一别，再也没能重聚。

第二天，傅斯年正式接任台大校长。

他给新同事题字："归骨于田横之岛"。

台大那会儿是个烂摊子。前三任校长都没干出什么名堂。傅斯年来了，第一件事就是整顿人事。不合格的教员，一律解聘。权贵要员举荐的亲友，他不买账："总统介绍的人，如果有问题，我照样随时开除。"

他在校长办公室门口贴了张字条："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傅斯年！"

招生考试，傅斯年严得吓人。印刷试题时，把印工和职员全关在楼里，断绝交通，四周警察看守。考题在考试前几小时才付印，考试没完，监守不撤。

录取标准决定前，不拆密封。

傅斯年公开声明："假如我们以任何理由，答应一个考试不及格或未经考试的进来，这对于大学校长一职，实有亏职守。如果有人查到我有例外通融之办法，应由政府或社会予以最严厉制裁。"

他说到做到。

1949年4月6日，四六事件爆发。军队闯进台大和师范学院抓人。傅斯年火了，直接找最高层交涉。他对警备司令彭孟缉警告："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这事后来传开了，台大学生都知道，傅校长护着他们。

傅斯年拼命给台大要钱。找省主席陈诚、吴国祯，甚至直接找蒋介石，每次都满载而归。他自己说："胡适比我伟大，但我比胡适能干。"

可傅斯年的身体，早就垮了。他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台大的事太多，他每天操劳过度。

1950年12月20日下午，傅斯年列席台湾参议会第五次会议。下午5点40分，议员郭国基突然跳起来质询台大的事。

教育部从大陆运来的器材怎么处理？台大招生能不能放宽尺度？

这些问题敏感又复杂，台大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各界还是不满意。郭国基这些失意政客，抓着台大不放。

傅斯年在台上回答质询，越说越激动。突然，他面色发白，倒在讲台上。

送到医院，已经来不及了。

脑溢血。享年54岁。

消息传出，新闻广播说"傅斯年先生弃世"，被学生听成了"傅斯年先生气死"。台大学生聚众，要求校方惩办凶手。直到台湾当局官员出面解释清楚，学生才退去。

台大师生把他葬在校园里的树林，命名"傅园"。竖起一口傅钟，刻着傅斯年的名句："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用来沉思。"

傅园成了台大的精神圣地。后来五十年，台大每次校园抗争，都在傅钟前慷慨上演。

张大千的漂泊

1949年12月，成都双流机场。

张大千托人争取到最后一班军机的两个座位。他整理好毕生收藏，

带着四夫人徐雯波和三岁小女儿，上了飞机。

飞机已经超重了。阎锡山座位底下放了几箱黄金，众人劝他扔掉一些。

张大千坐小汽车赶来，带来几大箱敦煌临摹壁画。

教育部长杭立武认得这些东西的价值。他做了个决定：

把自己的两箱行李扔下飞机，里面有毕生积蓄——20两黄金。

条件是：

张大千带的这些敦煌壁画，要捐给故宫博物院。

张大千答应了。

后来杭立武才知道，78幅画里，只有62幅是敦煌临摹壁画，其余12幅是张大千的私人珍藏。而且，张大千后来把这些画借到巴西、印度展览。

直到1969年，才兑现承诺，捐给台北故宫。

张大千没在台湾待多久，又走了。

1950年，他应邀去印度新德里办画展，住在大吉岭一年多。1953年，移居巴西，买了150亩地，建了个中国式庄园——八德园。在那儿住了17年。

张大千在海外办画展，声名大噪。1956年，他带着敦煌临摹壁画去日本展出，《朝日新闻》主办，轰动一时。

展览结束，画作直接运到欧洲。

那年，张大千去见毕加索。朋友劝他别去，怕碰钉子。张大千不管，让翻译直接打电话预约。

见面那天，毕加索穿了正式的衬衫长裤皮鞋，两人聊了一下午，还戴着搞怪面具合影。

西方媒体称这次会面为"中西方艺术的高峰会晤"。

"东张西毕"的说法，就是那时候叫响的。

可张大千心里，一直惦记着家乡。

他在海外写诗："行遍欧西南北美，看山须看故山青。"

那份乡愁，藏在字里行间。

1969年，巴西八德园因修水库被征用。张大千不得已，移居美国加州，建了"环荜庵"。

可他的身体越来越差——眼疾、胆结石、糖尿病，一起折磨着他。

1972年，右眼失明了。

左眼做了白内障手术，勉强保住视力。

1976年，张大千决定回台湾定居。

他在台北士林区买了块地，亲自画建筑草图，盖了"摩耶精舍"。这是他在中国土地上第一次建自己的居所。

那年，他80岁。

台湾裕隆汽车公司董事长严庆龄登门求画，

张大千画了幅荷花相赠。严庆龄知道张大千没车，主动送了一辆"裕隆200型"。"一朵荷花换一辆轿车"的佳话，就这么传开了。

1981年，日本友人请张大千画庐山。张大千从没去过庐山，但他答应了。历时一年七个月，画了一生中尺幅最大的《庐山图》。虽然因展期将至未及落款钤印，但已完成近九成。

这幅画，2019年被定为国宝。

1983年4月2日，张大千因心脏病在台北去世，享年84岁。

中国美术协会发唁电："惊悉大千先生在台北病逝，至感悲恸。先生中国画艺成就杰出，向为人所仰慕，他的逝世是中国美术界一大损失。"

张大千葬在摩耶精舍后院的梅丘。家属遵其遗愿，把摩耶精舍捐出，成立"张大千先生纪念馆"。

半生漂泊，文脉永续。

孔德成守着儒学，钱穆写着国史，傅斯年护着台大，张大千画遍天下。

他们带走的，不是黄金，是中华文化的火种。

如今，两岸儒学交流日益密切。2011年，孔德成的长孙孔垂长发起成立"中华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协会"，

每年都率团赴大陆交流。

《国史大纲》仍是两岸高校历史专业的经典教材。傅园的傅钟依然在台大校园响着。张大千的画作在拍卖市场屡创天价。

文化的根脉，从未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