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平凡照亮世界：阿巴斯与伊朗电影的黄金时代

在技术狂欢、特效泛滥的影坛，有一位导演始终坚守着影像的本质——用朴素镜头捕捉生活本真，他就是被誉为“90年代世界最重要导演”的伊朗电影大师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这位没有科班背景的导演，以儿童视角为窗，以日常琐事为料，不仅让伊朗电影从边缘走向国际中央，更用极简美学重新定义了电影的力量。

阿巴斯的电影之路始于1969年接手卡伦青少年教育学院电影系，1970年的短片《面包与小巷》初露锋芒，而真正奠定其风格的是“村庄三部曲”：《哪里是我朋友的家》《生生长流》《橄榄树下的情人》。在《哪里是我朋友的家》中，他将镜头对准一个为归还同学作业本，在山间小路上往返奔走的男孩阿穆德。没有激烈冲突，没有戏剧化转折，只有“Z字形”山坡上执着的小小身影，却让观众在平淡叙事中感受到儿童世界的纯粹与坚守。这种以小见大的创作手法，成为阿巴斯最鲜明的标签。

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电影创作面临严格审查，暴力、情爱等题材被明令禁止。阿巴斯巧妙地选择儿童题材作为突破口，既规避了审查风险，又以最纯真的视角折射社会现实。他启用非专业演员，让他们在镜头前自然流露真实状态，这种“纪录片式的框架+真实生活的节奏”，打破了传统叙事的桎梏。在《生生长流》中，他将1990年伊朗大地震后的重建现场与虚构情节交织，镜头跟随一位寻找演员的导演，记录下废墟中人们坚韧的生命力，这种模糊纪实与虚构边界的尝试，为后续作品埋下伏笔。

1997年，《樱桃的滋味》横空出世，成为阿巴斯的集大成之作。影片讲述中年男人巴迪寻找人帮自己完成“死后掩埋”心愿的旅程，没有惊天动地的剧情，只有车内与不同路人的对话，却探讨了生死这一终极命题。阿巴斯用长镜头、大景别构建出宁静而深邃的叙事空间，让观众在缓慢的节奏中思考生命的意义。这部作品一举摘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不仅让阿巴斯跻身世界顶级导演行列，更让伊朗电影获得全球瞩目。此后《随风而去》延续其美学风格，进一步巩固了伊朗电影在国际影坛的地位，促成了90年代伊朗电影的异军突起。

阿巴斯最具颠覆性的创作，当属1990年的《特写》。影片取材于真实诈骗案件：失业青年萨布齐恩因冒充名导穆赫辛·马克马尔巴夫而被捕。阿巴斯让当事人重演事件经过，同时插入真实庭审记录，通过画面颗粒感的差异、刻意“不自然”的表演，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片中萨布齐恩右袜上的破洞，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却无声揭示了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 。这部作品打破了伊朗电影以儿童为中心的创作惯性，将社会关怀与哲学思考熔于一炉，为伊朗电影开辟了新路径。

作为“伊朗电影新浪潮”的核心人物，阿巴斯的影响远超个人创作。他摒弃技术堆砌，坚持“删繁就简”的美学，用路旁洗衣的妇人、提牛奶的小孩、背着柴火的行人等看似游离主线的画面，还原生活的本真面貌 。他曾说“观众可以依据自己的感觉选择特写”，这种给予观众充分解读空间的创作理念，影响了侯孝贤、贾樟柯等众多导演。在他的引领下，伊朗电影摆脱了好莱坞模式的束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实主义风格，成为第三世界电影的典范。

2016年阿巴斯离世，但他的电影精神永远留存。那些山坡上的奔跑、旷野中的对话、废墟上的微笑，不仅记录了伊朗的社会变迁，更触摸到人类共通的情感与困惑。在视觉奇观主导的当下，阿巴斯的作品如同一股清流，提醒我们：电影的真正力量不在于炫目的技术，而在于对人性的洞察、对生活的敬畏。这位用平凡照亮世界的导演，不仅缔造了伊朗电影的黄金时代，更给全球影坛留下了最珍贵的精神遗产——让电影回归生活，让真实触动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