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市井：全民经商的黄金时代

公元1077年，北宋熙宁十年。汴京（今开封）的州桥夜市刚点亮灯火，南来北往的商贩已占据街道两侧：东京的曹婆婆肉饼香气弥漫，临安的汪家果子铺前排起长队，波斯商人的琉璃器皿在灯笼下泛着微光，甚至有农户推着装满新鲜蔬菜的独轮车，与身着绫罗绸缎的官员讨价还价。这一幕，在唐代长安是绝无可能出现的——唐代坊市分离、宵禁森严，而宋代却打破了“市”与“坊”的物理界限，取消了宵禁制度，让商业活动渗透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北宋汴京常住人口超百万，仅登记在册的商户就有两万多家，连同流动摊贩、走街串巷的货郎，经商者占城市人口的三成以上。从皇室贵族到平民百姓，从文人墨客到僧人道士，几乎全民参与经商，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商业繁荣。当我们翻开《东京梦华》《武林旧事》等文献，结合考古发现的宋代货币、契约、商铺遗址，便能揭开宋代市井崛起的秘密，看见一场颠覆千年传统的商业革命。

（一）从“宵禁”到“不夜城”：时间限制的突破

唐代长安城实行严格的宵禁制度，每晚“暮鼓”敲响后，坊门关闭，街道禁止行人通行，违者将受重罚。这种制度将商业活动严格限制在“市”内，且营业时间仅为白天，严重束缚了商业的发展。

到了宋代，这一制度被彻底打破。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下令“京城夜市至三鼓已来，不得禁止”，首次以法律形式允许夜市存在。此后，宋代的宵禁制度名存实亡，汴京、临安等大城市逐渐形成了“昼夜不绝”的商业氛围。《东京梦华》中记载，汴京的夜市“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真正实现了“昼市夜坊”到“昼夜皆市”的转变。

夜市的繁荣，催生了丰富的夜间消费场景。汴京的州桥夜市、马行街夜市是当时最著名的夜市聚集地，售卖的商品从饮食小吃到衣物首饰，应有尽有。马行街夜市“灯火照天，每至四鼓罢”，即使是寒冬腊月，也有大量食客在此饮酒吃茶；临安的清河坊夜市则以小吃闻名，葱包桧、定胜糕、吴山酥油饼等美食吸引着无数市民，直到深夜仍人声鼎沸。

除了夜市，宋代还出现了“早市”“鬼市”等特色市场。早市在凌晨五更开启，主要售卖新鲜蔬菜、水果、肉类等生活必需品，满足市民的日常需求；鬼市则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交易，多售卖古董、字画、衣物等二手商品，价格低廉，充满神秘感。这些不同时段的市场，共同构成了宋代商业的时间全景图，让商业活动摆脱了时间的束缚。

（二）从“围墙”到“临街开店”：空间限制的瓦解

唐代的“市”是被围墙包围的特定区域，与居民居住的“坊”相互隔离，商业活动只能在“市”内进行。而宋代则彻底打破了这种空间界限，允许商户在坊内临街开店，形成了“坊市合一”的城市格局。

汴京的朱雀大街是当时最繁华的商业街，街道两侧商铺林立，“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从南到北，依次分布着绸缎铺、珠宝铺、瓷器铺、酒楼、茶馆等各类商铺，甚至还有当铺、钱庄、瓦子（娱乐场所）等配套设施。这些商铺不再局限于固定的“市”内，而是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商业网络。

临街开店的模式，让商业与居民生活紧密结合。百姓出门即可购物，极大地便利了日常生活；而商户也能更直接地接触消费者，了解市场需求，促进了商品的流通。这种空间上的自由，不仅激发了商业的活力，也改变了城市的面貌。宋代的城市不再是唐代那种规整但封闭的“棋盘城”，而是充满烟火气的商业都市，街道两旁的商铺、招牌、幌子，共同构成了宋代市井的独特景观。

（三）政策松绑：政府对商业的扶持与规范

宋代商业的崛起，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与唐代“重农抑商”的政策不同，宋代统治者采取了“农商并重”的策略，鼓励商业发展，同时加强对市场的规范管理。

在税收方面，宋代降低了商业税率。唐代的商业税率为“三十税一”，而宋代则降至“二十税一”，部分商品甚至免征商税。政府还设立了“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对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仅为“十税一”，极大地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此外，政府还通过发放“公凭”（营业执照）、减免徭役等方式，鼓励百姓经商，尤其是对中小商户给予了诸多优惠政策。

在市场管理方面，宋代建立了一套完善的规范体系。政府设立“市令”“监市”等官员，负责管理市场秩序、监督商品质量、调节物价。《宋刑统》中明确规定，商户必须“明码标价”，禁止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禁止售卖假冒伪劣商品，“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狭而卖者，各杖六十”；对于缺斤短两的行为，也有严厉的处罚措施，“诸以伪滥之物交易者，没官；短狭不如法者，还主”。

这些政策的实施，既为商业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又保障了市场的公平公正，让宋代的商业在有序的轨道上快速发展。

（一）皇室贵族：放下身段的“官营生意”

在宋代，经商不再是平民百姓的专利，皇室贵族也纷纷涉足商业领域，开办各类商铺，赚取利润。这种“官营生意”的出现，打破了“士农工商”的等级界限，成为宋代商业的一大特色。

宋真宗时期，皇后刘氏的家人在汴京开办了多家绸缎铺、珠宝铺，凭借皇室背景，生意十分红火；宋徽宗时期，宦官杨戬、李彦等人更是利用职权，垄断了汴京的茶、盐、酒等行业，获利丰厚。甚至连皇帝也参与经商，宋高宗赵构在临安设立“御前酒库”，垄断酒类销售，每年获利数百万贯，用于宫廷开支。

皇室贵族经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垄断了部分行业，挤压了中小商户的生存空间，但也带动了商业的繁荣。他们凭借雄厚的资金和资源，开办大规模的商铺、作坊，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商品质量的提升和行业的发展。例如，宋代的官营瓷器作坊“汝窑”“官窑”，生产的瓷器工艺精湛，成为后世追捧的珍品；官营的织锦作坊“绫锦院”，生产的锦缎色彩艳丽、图案精美，畅销全国。

（二）文人墨客：“学而优则商”的观念转变

唐代文人大多不屑于经商，认为经商是“市井之事”，有失文人风骨。而宋代文人则打破了这种观念，许多文人不仅不排斥经商，还积极参与其中，形成了“学而优则商”的新风尚。

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不仅是文坛领袖，还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在杭州任职期间，开办了“东坡肉铺”，售卖自己发明的东坡肉，因其味道鲜美，深受市民喜爱；他还在黄州开垦荒地，种植茶叶、柑橘，加工后运往各地销售，获利颇丰。苏轼曾在诗中写道：“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既体现了他的文人情怀，也反映了他对商业活动的热爱。

除了苏轼，宋代还有许多文人参与经商。南宋诗人陆游在成都开办了“书坊”，刻印自己的诗集和他人的著作，畅销全国；北宋学者沈括在扬州经营盐场，积累了大量财富。文人经商，不仅为自己带来了经济收入，还促进了文化与商业的融合。他们将文人的审美情趣融入商品设计中，使得宋代的商品不仅实用，还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例如，宋代的文具、书籍、字画等商品，制作精美，充满文人气息，成为当时的畅销商品。

（三）平民百姓：生计驱动的“全民从商”

对于宋代的平民百姓而言，经商是维持生计、改善生活的重要途径。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乡村农民，都纷纷投身商业活动，形成了“全民从商”的热潮。

城市中的平民百姓，大多以开设小商铺、摆摊设点为业。汴京的西市、临安的东市，是平民商户的聚集地，这里的商铺规模不大，但种类繁多，从饮食小吃到日用百货，应有尽有。例如，汴京的“张记胡饼铺”“李记馄饨店”，临安的“王记葱包桧摊”“赵记剃头铺”，都是当时小有名气的平民商铺，凭借实惠的价格和优质的服务，赢得了市民的喜爱。

乡村的农民也积极参与商业活动，形成了“农商结合”的生产模式。他们不仅种植粮食作物，还种植茶叶、棉花、水果等经济作物，加工后运往城市销售；许多农民还利用农闲时间，制作手工制品，如竹编、木雕、纺织品等，在集市上售卖。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宋代的乡村集市“墟市”十分繁荣，“岭南村墟聚落，间日会集裨贩，谓之墟市”，农民通过墟市，将农产品和手工制品转化为货币，改善了生活水平。

此外，宋代还有许多特殊群体参与经商，如僧人、道士、妇女等。僧人开办的“茶寮”“素斋馆”，道士经营的“药铺”“占卜馆”，都深受市民欢迎；妇女则多从事纺织、刺绣等手工业，或开设小食店、杂货店，成为宋代商业的重要参与者。

（一）商品体系：从奢侈品到日用品的全面覆盖

宋代的商品种类极为丰富，涵盖了奢侈品、日用品、农产品、手工制品等各个领域，满足了不同阶层消费者的需求。

奢侈品市场主要面向皇室贵族和富裕阶层，商品包括珠宝、玉器、丝绸、瓷器、香料等。宋代的丝绸品种繁多，有绫、罗、绸、缎、锦等，其中“宋锦”以其精湛的工艺和华丽的图案，成为当时最著名的丝绸品种；瓷器方面，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五大名窑生产的瓷器，造型优美、釉色温润，是皇室贵族的珍藏品；香料则主要从海外进口，如沉香、檀香、龙涎香等，价格昂贵，是富贵人家的必备之物。

日用品市场则面向普通百姓，商品包括粮食、蔬菜、水果、肉类、衣物、鞋帽、厨具等。宋代的粮食市场十分繁荣，汴京、临安等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主要依靠漕运和本地生产，市场上的粮食种类繁多，有稻米、小麦、粟米、豆类等；衣物方面，宋代的棉纺织业逐渐兴起，棉布因价格低廉、保暖性好，成为普通百姓的主要衣料，此外还有麻布、丝绸等供不同阶层选择；厨具方面，铁锅、瓷器餐具等已普及到普通百姓家庭，极大地便利了日常生活。

农产品和手工制品市场是宋代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产品包括茶叶、棉花、水果、蔬菜等，其中茶叶是宋代最受欢迎的饮品之一，全国有许多著名的茶产区，如福建的建茶、浙江的龙井、安徽的祁门茶等，茶叶通过商业网络运往各地，形成了庞大的茶叶市场；手工制品包括竹编、木雕、纺织品、陶瓷等，这些手工制品大多由民间艺人制作，工艺精湛，价格实惠，深受消费者喜爱。

（二）流通体系：水陆交通与货币革新的支撑

宋代商业的繁荣，离不开完善的流通体系。发达的水陆交通和先进的货币制度，为商品的流通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交通方面，宋代的水陆交通网络十分发达。陆上交通以汴京、临安为中心，形成了纵横交错的驿道网络，驿道两旁设有驿站、客店，为商人提供住宿和运输服务。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宋代的驿道“四通八达，无远不至”，从汴京到广州、成都等大城市，都有直达的驿道，商人往返十分便利。水上交通则以大运河、长江、黄河等河流为骨干，形成了庞大的水运网络。大运河是宋代最重要的漕运通道，不仅运输粮食，还运输各类商品，从江南运往汴京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大多通过大运河运输；长江则是连接东西的水运大动脉，上游的成都、重庆，下游的扬州、临安，都通过长江紧密相连，促进了区域间的商品流通。

在货币方面，宋代进行了重大革新，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北宋初年，四川地区因铜钱短缺，商人发明了“交子”，作为一种信用货币，用于商品交易。交子的出现，极大地便利了商品流通，解决了铜钱沉重、运输不便的问题。后来，政府将交子收归官办，设立“交子务”，负责交子的发行和管理，交子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流通。除了交子，宋代还发行了“会子”“关子”等纸币，形成了纸币与铜钱并行的货币体系。此外，宋代的铜钱铸造量也很大，每年铸造的铜钱达数百万贯，满足了日常交易的需求。

（三）经营模式：创新与多元化的商业实践

宋代的商人在经营模式上不断创新，形成了多元化的商业实践，为商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连锁经营是宋代商业的一大创新。许多著名的商铺在各地开设分店，形成了连锁经营的模式。例如，汴京的“薛家彩帛铺”，在临安、成都、广州等地都设有分店，统一管理、统一进货、统一定价，提高了品牌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临安的“楼外楼”酒楼，也在各地开设分店，凭借优质的菜品和服务，成为宋代著名的餐饮品牌。

品牌意识在宋代也已萌芽。许多商户注重打造自己的品牌，通过独特的商品质量、服务理念和招牌设计，吸引消费者。例如，汴京的“曹婆婆肉饼”，以其独特的配方和制作工艺，成为著名的小吃品牌，深受市民喜爱；临安的“汪家果子铺”，以新鲜的水果和精美的制作，赢得了消费者的信赖。商户还通过在商品上刻印店铺名称、商标等方式，树立品牌形象，防止假冒伪劣商品。

此外，宋代还出现了分期付款、赊销等经营方式。对于价格较高的商品，如房屋、土地、大型农具等，商人允许消费者分期付款，减轻了消费者的经济压力；对于日常用品，许多商户实行赊销制度，允许消费者先拿货后付款，定期结算。这些经营方式的出现，极大地刺激了消费，促进了商品的流通。

（一）饮食文化：舌尖上的商业盛宴

宋代的饮食文化极为繁荣，饮食市场成为宋代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街头小吃到高档酒楼，从本地美食到异域风味，宋代的饮食市场可谓百花齐放，满足了不同阶层消费者的需求。

街头小吃是宋代饮食市场的一大特色。汴京的州桥夜市、临安的清河坊夜市，是小吃的聚集地，各类小吃琳琅满目，让人垂涎欲滴。常见的小吃有胡饼、馄饨、汤圆、粽子、煎饼、油炸食品等，还有许多地方特色小吃，如汴京的炒肺、临安的葱包桧、苏州的定胜糕等。这些小吃价格低廉，制作精美，深受普通百姓喜爱。例如，胡饼是宋代最受欢迎的小吃之一，做法简单，口感酥脆，价格仅几文钱，成为百姓日常的主食之一；葱包桧则是临安的特色小吃，将油条和葱包裹在面皮中，压平煎熟，味道香浓，是市民早餐的首选。

高档酒楼则面向皇室贵族和富裕阶层，提供精致的菜肴和优质的服务。汴京的“樊楼”、临安的“楼外楼”，是宋代最著名的酒楼，装修豪华，菜品丰富，仅菜单上的菜品就有数百种。这些酒楼的菜品注重色香味俱全，烹饪工艺精湛，有烤、炸、蒸、煮、炖等多种做法。例如，樊楼的“姜芽鸭”“莲花鸭”，楼外楼的“西湖醋鱼”“东坡肉”，都是当时的名菜，深受食客喜爱。除了菜品，酒楼还提供歌舞表演、戏曲演出等娱乐活动，让食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享受视听盛宴。

宋代的饮食市场还融合了异域风味。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许多外国商人来到中国，带来了异域的饮食文化。汴京、临安等大城市都有专门的“胡食店”，售卖波斯、阿拉伯等国家的美食，如烤羊肉、手抓饭、胡饼等。这些异域美食的传入，丰富了宋代的饮食文化，也促进了中外饮食文化的交流。

（二）娱乐消费：瓦子勾栏中的市井狂欢

宋代的娱乐消费市场十分繁荣，瓦子勾栏成为市民娱乐的主要场所。瓦子是宋代城市中综合性的娱乐场所，内有勾栏（演出棚）、酒肆、茶馆、商铺等，是市民休闲娱乐、购物消费的好去处。

汴京的东角楼瓦子、西角楼瓦子，临安的北瓦、南瓦，是当时最著名的瓦子，规模宏大，设施齐全。每个瓦子内有多个勾栏，上演着戏曲、杂技、说书、皮影戏、魔术等各类节目，吸引着大量市民前来观看。戏曲是瓦子勾栏中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宋代的戏曲称为“杂剧”，由多人表演，通过对话、动作、歌舞等形式演绎故事，语言幽默风趣，情节生动曲折，深受市民喜爱；杂技表演则包括吞刀、吐火、走钢丝、耍杂技等，惊险刺激，常常吸引大量观众；说书则以讲述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为主，说书人语言生动，声情并茂，让听众如临其境。

除了瓦子勾栏，宋代的娱乐消费还有许多其他形式。茶馆是市民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汴京、临安的茶馆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不仅提供茶水，还设有说书、弹唱等表演。市民可以在茶馆中品茶、聊天、听书，享受悠闲的时光；酒楼则在提供美食的同时，也提供歌舞表演、戏曲演出等娱乐活动；此外，宋代还有许多民间艺人走街串巷，表演杂技、魔术、说书等节目，为市民带来欢乐。

（三）购物体验：从集市到商铺的消费升级

宋代的购物体验相比唐代有了很大的提升，从集市到商铺，从线下交易到信用消费，宋代的购物方式更加多样化、便捷化。

集市是宋代最基础的购物场所，分为城市集市和乡村集市。城市集市如汴京的东市、西市，临安的清河坊、武林门，是商品交易的核心区域，商铺林立，商品种类繁多；乡村集市则称为“墟市”，定期举办，农民将农产品和手工制品运往墟市销售，同时购买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集市上的商品价格实惠，交易方式灵活，是普通百姓购物的主要场所。

商铺则提供了更加专业、优质的购物体验。宋代的商铺注重装修和服务，门面装饰精美，店内商品摆放整齐，店员热情周到。许多商铺还提供定制服务，根据顾客的需求制作商品。例如，绸缎铺可以根据顾客的喜好，定制不同花色、款式的丝绸衣物；珠宝铺可以根据顾客的要求，加工制作珠宝首饰。此外，商铺还注重售后服务，对于质量问题，允许顾客退换货，提高了顾客的满意度。

信用消费在宋代也已出现，为购物提供了更大的便利。许多商铺实行赊销制度，允许顾客先拿货后付款，定期结算；对于价格较高的商品，还可以分期付款。这种信用消费方式，减轻了顾客的经济压力，刺激了消费需求。此外，宋代还出现了“交子务”发行的纸币，方便了大额交易，避免了携带大量铜钱的不便。

（一）土地兼并与贫富差距的加剧

宋代商业的繁荣，在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土地兼并和贫富差距。随着商业利润的增加，许多商人、地主纷纷购买土地，导致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农或流民。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北宋中期，全国的土地有三分之二集中在地主、官僚手中，而农民仅占有三分之一的土地。许多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向地主缴纳高额的地租，承受着沉重的经济压力。此外，商业的繁荣也导致物价上涨，尤其是粮食、房屋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让普通百姓的生活成本大幅增加。而富裕阶层则通过经商、土地兼并等方式，积累了大量财富，过着奢华的生活，与普通百姓的贫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土地兼并和贫富差距的加剧，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沦为流民，四处流浪，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一些农民因无法承受沉重的负担，纷纷起来反抗，导致农民起义频繁发生。北宋末年的方腊起义、南宋末年的钟相杨幺起义，都与土地兼并和贫富差距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官商勾结与市场秩序的破坏

宋代政府对商业的扶持政策，在促进商业发展的同时，也滋生了官商勾结的现象。许多官员利用职权，与商人相互勾结，垄断市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破坏了市场秩序。

例如，北宋末年的宦官杨戬、李彦等人，利用皇帝的信任，垄断了汴京的茶、盐、酒等行业，通过抬高价格、强制收购等方式，赚取巨额利润，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和中小商户的利益；南宋时期的权臣贾似道，通过控制海外贸易，垄断了香料、珠宝等商品的进口，从中谋取暴利。官商勾结的现象，不仅破坏了市场的公平公正，还导致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加剧了社会的腐败。

此外，随着商业的繁荣，一些商户为了追求利润，不惜售卖假冒伪劣商品、缺斤短两，欺骗消费者。虽然政府制定了严格的法律条文，打击这些违法行为，但由于监管不力，这些现象屡禁不止，影响了商业的健康发展。

（三）宋代市井经济的现代启示

宋代市井经济的崛起，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商业革命，其成功经验和历史教训，对现代商业发展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开放包容的政策是商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宋代打破了坊市制度和宵禁限制，实行“农商并重”的政策，为商业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现代社会应借鉴这一经验，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打破行业垄断，鼓励创新创业，为商业发展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完善的流通体系是商业繁荣的基础。宋代发达的水陆交通和先进的货币制度，为商品流通提供了有力保障。现代社会应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物流体系，推进货币金融创新，提高商品流通效率，促进商业的快速发展。

创新是商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宋代商人在经营模式上不断创新，出现了连锁经营、品牌意识、信用消费等新的经营方式，为商业发展注入了活力。现代企业应注重创新，不断优化产品和服务，提升品牌竞争力，适应市场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

注重社会公平是商业健康发展的前提。宋代市井经济的繁荣，因土地兼并、官商勾结等问题而潜藏危机。现代社会应加强政府监管，打击垄断、不正当竞争等违法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同时，要注重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商业发展与社会稳定的良性互动。

宋代市井经济的崛起，不仅改变了宋代的城市面貌和社会结构，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打破了“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让商业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打破了坊市制度和宵禁限制，让城市成为充满烟火气的商业都市；它打破了“士农工商”的等级界限，让全民参与经商成为可能。

从汴京的州桥夜市到临安的清河坊，从苏轼的东坡肉铺到曹婆婆的肉饼摊，宋代的市井充满了活力与创新，展现了中国古代商业的最高成就。虽然宋代市井经济也存在着土地兼并、官商勾结等问题，但它所蕴含的商业智慧和创新精神，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今天，当我们漫步在现代城市的街头，感受着商业的繁荣与便利时，不应忘记宋代市井所奠定的基础。那些打破束缚的制度创新、全民参与的商业热情、不断进取的经营智慧，不仅是宋代市井的辉煌所在，也是中国商业文明不断演进的动力源泉。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继承和发扬宋代市井的创新精神，推动商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让市井烟火气延续千年，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