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小说：黄金穗

村里来了个文化馆长，夸我爷爷的农民画是“东方的毕加索”。

此后三年，县里市里省里的领导轮番来探望，记者记者拍个没完。

爷爷被捧成了农民艺术家，画架前摆着姿势，笑得脸都僵了。

他悄悄跟我说：“丫头，我已经三年没下过地了。”

直到那天，真正的毕加索画展在省城开幕。

馆长带着新发现的“民间天才”来了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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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是腊月二十三那天倒下的，小年。

我后来常想，要是那天没下那场雪，要是县里的车没打滑在半道上，要是爷爷能早半个时辰躺进被窝里——可世上的事哪有那么多要是。雪是后半夜开始下的，悄没声地，等天亮时已经把整个村子盖得严严实实。我爹早起扫雪，扫到院门口，看见爷爷站在柿子树底下，手扶着树干，望着南边的路。

“爹，回屋吧，雪还下呢。”

爷爷没动，也没回头，只说：“路不通，今儿来不了。”

我爹后来跟我说，那一刻他看见爷爷脸上有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松了口气，又像是空了一块。雪落在爷爷的毡帽上，落了薄薄一层，他也没掸。

那是爷爷这辈子最后一次望那条路。

我爷爷叫陈生根，七十三，属虎。土改那年分了三亩地，种了一辈子庄稼，六十岁上才开始画画。起先是在烟盒纸上画，后来用我写剩的作业本，再后来是村里供销社的麻大爷把包装纸攒着给他。他画地里的庄稼，画场院里的鸡鸭，画河滩上的鹅卵石，画冬天光秃秃的杨树杈子。他画得慢，一笔是一笔，从不打草稿。画完了就卷起来塞在炕席底下，也不给人看。

村里人知道他画画，但不当回事。一个种地的老汉，闲下来画几笔，算个什么稀罕？我娘拿那些画当引火纸，一摞一摞往灶膛里塞。爷爷看见也不拦，只是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眼睛望着远处的麦子地。

那一年我八岁。我记得爷爷那时候的手，指节粗大，皴裂的口子里永远嵌着洗不净的泥。他要是蹲在地头抽烟，脊背弯成一座拱桥，跟地垄上那棵老榆树的影子叠在一起，分不出谁是谁。

后来我才知道，那样的爷爷，叫作“泥土气息”。

那是文化馆的马馆长头一回进村时说的话。那年初秋，玉米正抽穗，一辆吉普车停在村口，下来一个穿白衬衫的人，胸口别着钢笔，手里提着皮包。村支书领着他在村里转了一圈，最后转到我家院墙外头，正赶上爷爷坐在墙根底下画那棵老槐树。

马馆长站住了。

他站了很久，久到日头西斜，久到他白衬衫的后背洇出一片汗渍。爷爷始终没抬头，只顾着画他的，铅笔在纸上沙沙地响。

后来马馆长走上前，蹲下来，看了半晌，说了一句话。那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不是因为听懂了，是因为那天晚上村支书来我家，把这八个字翻来覆去说了十几遍，说到唾沫星子喷到我脸上：

“东方的毕加索！生根叔，你是东方的毕加索！”

我问我娘毕加索是谁，我娘说不知道，反正不是种地的。

我爷爷也不知道。他坐在炕沿上，两只手搭在膝盖上，低着头，看着自己那双嵌着泥的指节。屋里点着煤油灯，灯光把他的影子打在墙上，一动不动。

“啥加索？”他问。

“毕加索！”村支书拍着大腿，“西班牙的大画家！人家画的那画，老值钱了！人家那画，也是你这路子！生根叔，你是个天才，咱村出了个天才！”

天才这个词，爷爷也是头一回听说。他后来跟我讲，那天晚上他一宿没睡着，翻来覆去琢磨这俩字。天才，天才是啥？是麦子地里拔节最响的那一棵，还是河滩上被水冲得最圆的石头？他没琢磨明白，天就亮了。

那年冬天，县里来了人。第二年开春，市里来了人。再到后来，省里的也来了。来的都是些穿制服、穿皮鞋的人，男的头发梳得光溜溜的，女的脖子上系着丝巾。他们站在我家院子里，站在猪圈边上，站在鸡窝前面，对着我爷爷画画的那个马扎拍照。有人拿尺子量那棵老槐树的粗细，有人掏出本子记我家的门牌号，有人追着我爷爷问这问那，问我爷爷小时候吃过什么，放过几年牛，夜里睡觉梦见过什么。

我爷爷站在人群中间，两只手不知道该往哪儿放。他先是垂着，后来背到身后，再后来抱在胸前，都觉得别扭。最后他索性把手揣进袖筒里，蹲在墙根底下，像他蹲在地头那样。

闪光灯咔嚓咔嚓地响，他眯起眼睛，脸上的皱纹挤在一处。

后来那照片登在报纸上，底下有行字：农民画家陈生根在自家院中。

我娘把那张报纸贴在墙上，逢人便指给人看。我爹那几天走路都挺着胸脯，见人就散烟，说是“孩子的爷爷上报了”。只有爷爷没什么变化，还是早起下地，晌午歇晌，傍晚蹲在墙根底下画两笔。

可慢慢的，他下地的时辰越来越短了。

先是乡里来人，要他去乡政府画一幅“春耕图”，说是要挂在会议室里。爷爷去了三天，回来的时候那块地已经让邻家代耕了。后是县里来人，接他去招待所住着，给县里的干部们“示范”画画，一住就是半个月。再后来是省城一家报社的记者来，一住就是三天，白天拍他画画，晚上拍他吃饭，临走还让我娘给他杀了一只鸡。

那一年麦收的时候，爷爷站在地头上，看着别人家的镰刀在麦浪里翻飞，看了半天，转身回家了。

“叔不下地了？”邻家在地那头喊。

爷爷没回头，摆了摆手。

他跟我说，丫头，我三年没下过地了。

说这话的时候，爷爷坐在堂屋里，面前支着画架子，架子上绷着一张雪白的宣纸。纸是省里送来的，说是一刀好几百块，金贵得很。窗外的阳光照在纸上，白得晃眼。爷爷攥着一支毛笔，笔尖悬在纸上，半天没落下去。

屋里静得很，能听见墙上挂钟的秒针在走。

“以前画画，”爷爷说，“是手痒。心里想画啥，就画啥。画完了，卷起来，往炕席底下一塞，完事儿。现在不一样了。”

“咋不一样？”

“现在画画，”爷爷把手里的笔放下，看着窗外，“先得想，这话不能说，这话不能说。画完了，还要笑，笑给人家拍。”

他的眼睛望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六月了，槐花开得正旺，蜜蜂嗡嗡地绕着一团白。树上有个鸟窝，喜鹊叼着虫子飞回来，落在窝沿上。

“那棵树，”爷爷指着窗外，“我画过八回。头一回是在作业本上画的，铅笔。画完了你娘拿去引火，我没吭声。那回画得最好，手跟着心走，像河水自个儿往前淌。后来那些，一张都不如那张。”

“那你再画一回不就行了？”

爷爷摇了摇头，没说话。

那一年开始，爷爷的笑不一样了。

以前他笑，是抿着嘴，眼角堆满褶子，露出豁了的两颗牙。那是见着庄稼长得好、见着鸡下了双黄蛋、见着我考了双百时的笑。那样的笑是从肚子里长出来的，捂都捂不住。

后来他笑，是嘴角往两边扯，扯到一定的位置就停住，等着。等着闪光灯亮，等着快门响，等着人说“好好好，再来一张”。那样的笑是挂在脸上的，像晾衣裳一样，挂上去，取下来，挂上去，取下来。

有一回省电视台来拍专题片，让他坐在柿子树底下画画。拍了两个钟头，太阳晒得人脸发红，那个举着话筒的姑娘还说不满意，让他“笑得再自然一点”。

爷爷就又笑了一回。

那天晚上吃饭，我给他盛了一碗玉米糊糊，他端着碗，半天没动。我问他咋不喝，他说，丫头，我的脸酸。

我那时候小，不懂，还笑他。

那年秋天，省城要办一个农民画展，马馆长亲自来家，说要拿爷爷的画去参展。爷爷把他领到炕前，把炕席底下的画一张一张抽出来。那些画纸都泛黄了，边角卷着，有的沾着饭渍，有的印着猫爪印。

马馆长一张一张翻着，眼睛越来越亮。翻到一半，他突然停住了，把一张画举到灯底下，看了半天，问：“这张，啥时候画的？”

爷爷凑过去，眯着眼辨认了一会儿：“这个啊，早的了，得有五六年了。”

“五六年？”马馆长转过头来，脸上的表情很奇怪，“你是说，这画，是五六年以前画的？”

爷爷点点头。

马馆长把那幅画小心翼翼地卷起来，没再说话。

那幅画上画的是我家的猪圈，一头老母猪侧躺着，一窝小猪挤在它肚皮上吃奶。猪圈的墙是土坯的，墙头长着狗尾巴草，远处能看见麦子地和那棵老槐树。画是铅笔画的，却画出了猪毛的软，泥土的糙，麦浪的风。

后来我才知道，那幅画送去省城，得了个一等奖。报纸上又登了爷爷的照片，这回旁边多了一行字：真正的民间艺术。

那时候爷爷已经很少画画了。

不是不想画，是画不出来。纸是上好的宣纸，笔是几十块钱一支的狼毫，墨是徽州的陈墨，摆在面前，应有尽有。爷爷坐在这堆好东西中间，攥着笔，眼睛望着窗外，一坐就是一整天。

有时候他试着画两笔，画完就撕了。撕完再把纸摊平，用镇纸压着，从头再来。

“手生锈了。”他说。

那些年，我家院子里的柿子树越长越高，每年结的柿子没人摘，熟透了掉在地上，摔成一摊红泥。猪圈早就空了，我娘说养不起猪了，天天来人，猪见了生人就不吃食。鸡窝也拆了，盖成一间杂物间，里头堆着各种奖状、锦旗、镜框，都是各级单位送来的。

只有那棵老槐树还站着，站在院墙外头，每年春天开一树的白花。

爷爷还是爱坐在墙根底下。不过现在他坐的不是原先那个马扎了，是县里送来的一把藤椅，说是坐着舒服。藤椅旁边放着一张茶几，茶几上摆着茶壶茶杯，也都是送的。

他就那么坐着，从早晨坐到晌午，从晌午坐到傍晚，望着南边那条路。

那年冬天来得早。刚进腊月就连着下了几场雪，把路封得严严实实。爷爷每天还到柿子树底下站着，望着南边。我娘劝他回屋，他不听。我爹劝他，他也不听。

腊月二十二那天晚上，他跟我娘说，明儿个把那只老母鸡杀了，炖上。

我娘问为啥，他说，来客。

“谁来客？”

爷爷没答话，望着窗户外面。雪又下起来了，纷纷扬扬的，把窗玻璃糊成一片白。

第二天是小年，雪停了。我娘一早起来杀鸡炖汤，香味飘了半条街。爷爷穿戴齐整，坐到柿子树底下那把他坐了三年多的藤椅上，等着。

等到半晌午，没来。

等到晌午，还没来。

我娘端了碗鸡汤出来，让他喝，他摇摇头，望着南边那条路。

过了晌午，路那头终于有了动静。一辆吉普车打滑着开过来，后面还跟着一辆面包车。车在村口停下，下来几个人，打头的是马馆长，他身后还跟着一个生面孔，手里提着个画箱子。

马馆长走到爷爷跟前，笑得脸上开花：“老陈，给你介绍介绍，这位是小周，咱们新发现的民间天才！画得好啊，真正的毕加索风格！”

那个小周站在马馆长身后，腼腆地笑着。他看起来三十出头，穿着件灰扑扑的棉袄，脚上是双沾着泥的胶鞋，手里提着那个画箱子，指节粗大，皴裂的口子里嵌着洗不净的泥。

爷爷看着那双嵌着泥的手，看了很久。

他慢慢从藤椅上站起来，没有寒暄，没有招呼，就那么看着。

院子里静得很，能听见雪从树枝上滑落的簌簌声。

爷爷忽然笑了。

不是那三年里挂在脸上的笑，是他早年那种笑，从肚子里长出来的，捂都捂不住的笑。他笑着转过身，一步一步走回屋去。走到门口，他停下来，回头看了马馆长一眼。

马馆长站在院子当中，手里还攥着那张准备介绍小周的名片，脸上的笑僵在那里，一点点往下掉。

爷爷进了屋，再没出来。

那天晚上，我娘炖的那锅鸡汤，没人喝。凉在锅里，凝了一层白花花的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