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亡了百余年，香港法庭竟还在用《大清律例》断案？

2024年的香港，霓虹闪烁，法治昌明，谁能想到，一本尘封已久的《大清律例》竟在庄严的法庭上“死而复生”？

这并非穿越剧的荒诞情节，而是一起真实发生的遗产纠纷。一位老人离世，只因1939年的一桩领养旧事，法官竟搬出了乾隆年间的老皇历作为断案依据。大清早就亡了一百多年，这部封建法典为何还能在现代香港“借尸还魂”？这不禁让人瞠目结舌：难道时光在香港的司法界倒流了？

这一切的根源，还得从香港那段波诡云谲的历史说起。1841年英国人查理·义律踏上香港岛，为了减少治理阻力，玩了一手“以华治华”的把戏，允许华人照旧遵循大清习俗生活。待到1898年英国租借新界，清廷据理力争，硬是保留了当地的法律与习俗。

英国人为了安抚民心，顺手制定了《新界条例》，白纸黑字写明：新界土地诉讼，适用中国传统法律。这一权宜之计，让《大清律例》在香港这片土地上顽强存活，甚至一度与现代法律形成了奇特的“双轨制”，仿佛两个平行时空在香江之畔交汇。

这种法律上的“时空错乱”，造就了无数令人咋舌的社会现象。最著名的莫过于“一夫多妻制”。

在1971年之前，香港男人若是想纳妾，只需搬出《大清律例》，便是合法合规。看看那位叱咤风云的澳门赌王何鸿燊，一生娶了四房太太，育有17名子女，这豪门恩怨、家产争夺，哪怕是到了2011年，依然闹得沸沸扬扬，甚至被媒体形容为“撼动港澳稳定”。还有丽新集团林百欣家族、周生生珠宝周芳谱家族，这些豪门的财产大战，背后无不闪现着旧律例的影子，成了现代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旧时代的阴影，不仅笼罩豪门，也曾让普通人透不过气。在那个讲究“父死子继”的年代，女性往往成了牺牲品。曾有位叫邓阿妹的女子，家中独女，侍奉双亲至孝，父母离世后，村里的阿婶竟依据旧律例，声称女儿无权继承，要由自家三个儿子来瓜分家产。

“为什么照顾父母的女儿无权继承？”这一问，问出了多少心酸与不公。好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1994年《新界土地（豁免）条例》通过，女性的继承权才终于在法律上得到了正名，这迟到的正义，虽迟到了许久，终究还是来了。

法律的改革之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1971年，港英政府颁布《婚姻改革条例》，算是正式废除了《大清律例》在婚姻家庭事务上的适用。然而，旧势力的顽固超乎想象，甚至有乡绅为了抗议新界土地继承改革，当众斩首议员的人偶以泄愤，场面骇人。

即便如此，法治现代化的步伐并未停歇。就像2002年的“邓光裕堂案”，涉及乾隆年间设立的家族公产，法院依然依据“族产不可分割”的传统法则进行了判决，这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契约精神的坚守。

如今漫步香港街头，摩天大楼与古老祠堂并存，现代法治与古老习俗交织。2024年的这场判决，并非封建复辟，而是香港法律体系对“行为时法”原则的坚守。法官并非留恋旧时代的糟粕，而是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时，必须回到那个特定的时空去寻找答案。正如法学界所言，这是对法律连续性的尊重。随着时间推移，那些适用旧律的人和事终将走进历史博物馆，但这起案件留下的思考，却让我们看到了法律在变革与传承之间的艰难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