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玉孤身重建山东党组织，冒死转运13万两黄金，半生蒙冤终平反

1936年春天，济南街头多了一个拉黄包车的汉子。这人三十岁上下，山西口音，话不多但车拉得稳当。

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车夫的真实身份，他叫黎玉，是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来的山东省委书记。那时候山东党组织被破坏得很厉害，从上到下差不多被连根拔起。黎玉没带一分钱经费，也没有能接上头的同志，就这么一个人来了。白天他混在车夫堆里拉车，晚上才敢悄悄联络失散的党员。

十年后，他手下有了几万抗日武装，从胶东往延安秘密送去了大约13万两黄金。又过了六年，他从省部级干部一路降到上海市委劳动工资处处长。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事？故事得从1906年山西崞县那个农民家庭说起。

黎玉原先的名字叫李兴唐，1906年5月生在山西崞县东野庄一个农民家里。1925年“五卅惨案”闹起来的时候，他还在崞县中学读书，思想慢慢起了变化，从组织学生上街，到乡下宣传。1926年9月，黎玉经人介绍入了党。

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3月，黎玉被国民党的“清党委员会”抓起来，关进太原第一监狱。一年后放出来，他随后考上北平大学法政学院，东找西找，好不容易才重新接上组织关系。

从1930年起，他先后当过北平市委职工部长、天津市委书记、唐山市委书记。1928年到1933年这几年里头，他三次被抓进监狱，回回都是死里逃生。

1934年，他领头搞了开滦五矿三万工人的大罢工，闹了近50天，逼着矿方答应了工人条件，当时国内国外都轰动了。可这事办成了，反倒挨了组织处分——河北省委批他“抵制左倾路线”，把他职务撤了。这个处分当时看是坏事，可后来证明，正是他能自己拿主意的这股劲儿，让中央三年后把最难办的事交给了他。

1933年7月，山东省委机关遭了第十次大破坏，全省党组织没了统一领导，跟北方局和中央断了联系，这一断就是三年。济南乡师党支部书记赵健民这些人一直坚持活动，到处找上级。

1935年冬天，赵健民骑着自行车，顺着黄河边跑了五百里地，在濮县徐庄找到直南特委书记黎玉，把山东的情形汇报了。黎玉答应帮着转报北方局。1936年4月，北方局任命黎玉当山东省委书记，派他一个人去济南重建组织。

黎玉住在济南上新街甲三号一座僻静的四合院里。白天拉黄包车，晚上悄悄联络同志。武中奇家的曹家巷11号成了秘密联络点，武家老小轮班放哨。

1936年5月1日，在济南四里山北边一片坟地里，黎玉主持开了重建省委的头一次会。到场的只有三个人:黎玉、赵健民、林浩。会上决定先不用“省委”名义，对外叫“山东省工委”，黎玉当书记，赵健民当组织部长兼济南市委书记，林浩当宣传部长。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全省跟省委有联系的党员发展到了快两千人。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月底北平、天津就丢了。黎玉连夜开省委会议，响应北方局号召，要求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

12月，日军分两路渡过黄河，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带着十万大军望风而逃，山东全境都沦陷了。就在韩复榘逃跑那会儿，黎玉带着省委机关撤到泰安篦子店。

1938年1月1日清早，在徂徕山西麓大寺前，160多号抗日志士聚到一块儿。这些人有穿棉袍的，有穿大褂的，手里的家伙五花八门。黎玉宣布起义，成立“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洪涛当司令员，黎玉当政委，赵杰当副司令员。这天，山东地面上头一回打出八路军的旗号。

队伍刚拉起来那会儿，连个正式印章都没有。擅长金石书法的武中奇找了块小砚台磨平，连夜刻出第一枚印章。一个星期后，队伍发展到四百多人。到1938年4月，第四支队已经有四千多人了。

1938年4月，黎玉去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主席听完后连声说好，专门让他站起来给高级干部介绍山东的经验。黎玉趁这个机会开口要人，中央领导一口答应，先后派了郭洪涛、张经武、江华等160多名红军干部过来。1938年12月27日，八路军山东纵队正式成立，一共两万四千五百多人，张经武当总指挥，黎玉任政委。

这支土生土长的队伍，打这儿起成了山东抗战的骨干。接下来，黎玉要办一件更隐秘的事——从胶东往延安送黄金。

1938年夏天，黎玉去延安汇报那会儿，亲眼看到党中央财政上很紧张，国民党停了军饷，对边区搞经济封锁，延安连买弹药和药品的钱都拿不出来。黎玉想起一件事:山东胶东一带有金矿。他跟中央建议，用胶东的黄金资源往延安送，支援中央财政。

回到山东后，黎玉马上布置任务。胶东区委派苏继光这些人化装成矿工，钻进日本人控制的玲珑金矿，在敌人眼皮底下组织工人往外带金粉。有的把金粉搓进头发里，回家再洗出来；有的藏在棉袄夹絮、鞋底夹层里；有的把高品位的矿石混在废渣里运出去。

可凑齐黄金只是头一步。从胶东到延安几千里地，当中要穿过敌占区和顽固派控制区，怎么把黄金安安稳稳送过去，才是更大的难题。

黎玉亲自安排每一趟运送。黄金熔成子弹夹大小的金包，缝进战士的子弹袋里，每人带五十两左右。带队干部只说是“特别要紧的物资”，战士们并不知道自己身上背的是黄金。送金的队伍有时走“渤海走廊”，有时走“滨海通道”，分拨分段，像接力一样往前送。

这条通道从1938年一直跑到抗战胜利，总共往延安送了大约13万两黄金。13万两是什么数？按那时候的买法，能换差不多6亿斤小米，顶得上陕甘宁边区1943年财政收入的7倍。

到1945年抗战胜利那会儿，山东根据地已经发展到12.5万平方公里，人口2400万，党员20多万，八路军正规部队27万人，占了全国人民军队的五分之一还多。

1945年8月13日，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改成山东省政府，黎玉当选第一任主席。他还兼着中共山东分局副书记、山东军区副政委、中共七大候补中央委员，可以说山东党政军都是他一手抓。

1946年5月4日，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就是大伙儿说的“五四指示”，决定把减租减息改成“耕者有其田”。照着这个精神，黎玉主持定了华东地区土改的《九一指示》，主张土改里分情况对待，保护工商业，联合中农。

1947年1月，饶漱石从东北来到山东，主持华东局工作。没过多久，康生也到了山东。这俩人一到，就把山东土改全盘否定了。饶漱石批《九一指示》是“富农路线”，说山东党是“富农党”。康生在延安那会儿还参加过起草五四指示，可到了山东，也跟着一块儿批。

黎玉当面问饶漱石:“从前白区工作里头，王明就是用‘富农路线’整人。你们说山东搞的是‘富农路线’，那你说的这‘富农路线’到底是个啥？”饶漱石被问住了，半天回不上来话。

可政治风向已经变了。1947年2月21日，华东局发出指示，正式给山东土改扣了帽子。黎玉头上被扣了十几顶罪名:富农路线、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地方主义。他在山东十几年攒下的功劳，一夜之间全给否了。

1947年7月，华东局在诸城寿塔寺开扩大会议，公开批判黎玉。饶漱石在会上给黎玉扣上各种帽子，还编瞎话，说“人家到处挂黎主席像，喊黎主席万岁”。黎玉当场反驳，要他一块儿去看看，饶漱石张不开嘴了。

会后又发了《七七指示》，把《九一指示》全盘否了，宣布不执行山东省政府的土地法令。批判越来越厉害，到1948年12月华东局扩大会议时，黎玉头上的罪名只多不少。1949年3月开七届二中全会，黎玉虽然是候补中央委员，可被“停止到会”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黎玉跟着华东局南下，离开了他战斗生活了13年的山东。陈毅推荐他当了上海市委秘书长。

可上海的工作还没干多久，新的麻烦又来了。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撤了黎玉的候补中央委员资格。1952年2月29日，上海市委开全市党员干部大会，宣布撤了黎玉市委秘书长这些职务，把他降到市委劳动工资处处长。

从省部级干部到处级，落差大得吓人。可黎玉平静接受了。他说过一句话:“就是去当马夫，我的信念也不会动摇。”在劳动工资处长这个位置上，他照样本本分分干活。

1953年，黎玉调到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后来又先后当了一机部副部长、农机部副部长、八机部第一常务副部长这些职务。虽说级别回来了一些，可1948年的错误结论一直压在他头上，一压就是三十八年。

1984年，黎玉跟林浩一块儿向中央申诉，要求查清楚问题。1986年3月13日，中央批复山东省委，同意撤销华东局1948年对黎玉作的错误结论，恢复他的政治名誉。这时候黎玉已经病重住在医院里，听到消息后只说了一句话:“感谢党终于了了这桩事。”

两个月后，1986年5月30日，黎玉在北京去世，享年80岁。2012年10月，上海市委又把60年前撤职的事复查了一遍，撤销了1952年的处分决定。到这儿，黎玉受的冤屈才算彻底洗干净。

他走的时候很安静。那些关于黄金、关于山东、关于十三年艰苦日子的往事，他都没多说啥。只留下一句话:“有些东西，宁可永远不说，也绝不能漏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