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岗前我在库房发现4米长的蛇皮，我提醒厂长：蛇蜕皮后凶性最大

下岗那天我在库房角落摸到一张四米长的蛇皮，我第一反应就是去找黄金龙——蛇刚蜕完皮那阵子最躁，也最饿，真要出点事，厂里谁都跑不了。

我叫林武，四十八了，脸上褶子比仓库那堆纸箱还多。别看我现在就是个看库房的，在别人眼里顶多算个“看门的”，可我小时候在贵州山里长大，跟我爷爷混过林子。我爷爷是那种老一辈的“蛇医”，村里谁被咬了、谁家鸡被吞了、哪条蛇躲在屋梁上，他一眼就能看出来。那几年我跟着他采药、捉蛇，手上没少沾过腥味。说句不怕人笑的，蛇这东西，我比很多人都懂。

九十年代初那会儿，山里穷得叮当响，我背个蛇皮口袋就南下广东，进了金龙电子厂。刚来时还行，厂子也像那么回事，机器响一整天，车间里一排排女工戴着手套装零件，谁也不闲。后来就变味了——不是机器坏，是人心坏。黄金龙当了厂长之后，厂里就开始抠得离谱：加班不给钱，工资拖着不发，伙食油里都能捞出一层黑沫子。

偏偏这几年行情不好，说裁员就裁员。像我这种没学历、年纪又大的，名单上排得很靠前。厂里一早就放风，说要“优化”，听着像给厂子抹粉，其实就是踢人。

那天中午，黄金龙让秘书通知我去他办公室，说谈“手续”。我一进门，他那股雪茄味就先把我顶回去半步。黄金龙坐在真皮椅子上，手上那块金表晃得人眼睛疼，桌上放着大哥大，旁边还有杯没喝完的洋酒——大白天的，他就这德行。

“老林啊，”他一开口还是那副假慈悲，“厂里困难，你也理解。你干了这么多年，我不可能一点不顾情面，补偿嘛，给你这个数。”

他把一叠钱推过来，皱巴巴的一千五，像从裤兜里掏出来的一样随便。

我手指一碰就知道少得离谱。按规定我干了快八年，怎么也不止这一点。可话说回来，我跟他讲法，他跟我讲什么？讲他那点脸色，讲他一句“你爱干不干”。

我没吭声，心里那口火翻来翻去，顶在胸口，吞不下也吐不出来。就在这时候，门“砰”一下被撞开，包装车间的阿强冲进来，脸白得像没晒过太阳的墙皮，直接扑通跪在地上。

“黄厂长，求求你，先把上个月工资发我一部分行不行？”阿强嗓子都哑了，“我妈住院，医生说得动刀，不交钱不让进手术室啊。”

阿强才二十来岁，整个人瘦得一阵风能吹跑，手里攥着一张医院的单子，边说边抖。那一刻我看得出来，他不是来闹的，他是真被逼疯了。

黄金龙连眼皮都没多抬一下，嘴角一撇，像看见地上有摊脏水。

“工资按季度结，你听不懂？”他站起来，抬脚就踹，鞋尖正踹在阿强肩膀上，阿强整个人歪到一边，差点磕到茶几角。

“你妈死不死跟我有什么关系？没钱就去想办法，别在这儿哭丧，影响我心情。”

阿强想把单子递过去，黄金龙一把夺过来，连看都不看，直接撕碎，碎纸甩在阿强脸上。

那画面我到现在都忘不了：一堆纸片贴在阿强脸上，像雪一样落下来，而阿强那双眼睛红得厉害，眼神却突然冷了。

黄金龙冲外头喊保安，两个人进来，把阿强像拖麻袋一样拖出去。走廊里传来阿强挣扎的声音，后来就只剩下鞋跟敲地的哒哒声，越来越远。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黄金龙坐回去，整理他那条金利来领带，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他抬头看我，笑得特别轻松。

“看见没？不守规矩的下场。老林，你也别学他。把手续办了，拿钱走人。”

我那一刻其实已经不太想跟他争了。不是我怂，是我知道跟这种人讲理没用。可命运这东西，偏偏就爱在你最没心思的时候，往你脚下塞一块石头。

我从办公室出来，回库房收拾东西。库房那地方阴，墙角常年潮得发黑，废纸箱一堆堆垒着，老鼠都敢大白天跑。我蹲下去搬一个靠墙的旧木柜，手刚伸进去，指尖先碰到一种奇怪的湿滑。

我以为是烂布，拽出来一看，心里“咯噔”一下。

那是一张蛇皮，完整得吓人，像一条银灰色的带子，从头到尾几乎没断过。还带着粘液，闻起来腥得发土，说明刚蜕下没多久。更要命的是，我用胳膊一比——三截胳膊还不止，差不多四米。

这种尺寸的蛇在厂区里出现，不是什么“吓唬人”的故事了，是能要命的东西。我盯着蛇皮的鳞纹，越看越觉得背脊发凉：过山峰，眼镜王蛇。

我在山里见过一次，印象太深。那家伙不是普通毒蛇，胆子大，攻击性强，而且蜕皮后那阵子最凶——就像人饿急了，谁挡路都不管。

我拿起蛇皮，几乎没想就冲回办公楼。走廊里人来人往，我一边跑一边闻到那蛇皮的腥味在身上拖着，跟影子似的甩不掉。

“黄厂长，出事了！”我推门进去，蛇皮往他桌前一放。

黄金龙先是皱眉，然后捏着鼻子，嫌弃得像我往他办公室倒了一桶粪。

“什么鬼东西？”他眼角扫了一下，“你拿这种破玩意儿来吓唬谁？”

“库房发现的，刚蜕下来的。”我压着火，“这是过山峰，四米多。它还在厂区里。蜕皮后凶性最大，饿了就会捕食，真出事不是闹着玩的。”

黄金龙愣了半秒，随即嗤笑一声，站起来，一脚把蛇皮踢到角落。

“林武，你一个看仓库的，懂个屁的蛇？”他指着门口，“我警告你，赶紧去人事把下岗手续办了。别在这装神弄鬼，影响我发财。”

我看着他那副嘴脸，心里沉下去，像一块石头掉井里。别人不信还能理解，他这种不信，是带着那种“你们死活跟我没关系”的不信。

我深吸一口气，换了个说法：“黄厂长，就算你不信我，你也得为厂里一百多号人想想。先停工，找人搜一下，报个警——”

“报什么警？”他把桌子一拍，“你想让我订单黄了？你知不知道停工一天我损失多少？你赔得起？”

他指着我鼻子：“你就是想借蛇的事搞事，跟阿强那小子一伙的吧？一个要工资一个吓唬人，你们这套我见多了。我告诉你，今天你不去办手续，我就让保安把你扔出去。”

话说到这份上，我知道他一句也听不进去。我把蛇皮捡起来，手上那股湿腻滑得难受。

“我走可以。”我盯着他，“但这事我还是得说一句：蛇蜕皮后最凶，你好自为之。”

黄金龙翻了个白眼，拿起大哥大，像赶苍蝇一样挥手让我滚。

我出了门，脚步却没往厂门口去。说白了，我那天要真就这么走了，之后厂里出什么事，我也许逃得过责任，可心里那关过不去。我在这厂里待了这么多年，工友们再苦再累，也都是活生生的人。谁家没老人孩子？谁愿意为了挣点钱把命搭进去？

下午吃饭的时候，我端着饭盒坐到老王和阿贵那桌，把蛇皮摊在桌下给他们看。两个人眼睛瞬间瞪圆，筷子都停了。

“我操，老林，这真的假的？”老王压着嗓子，声音发飘。

“你摸摸。”我说，“还湿的。四米的过山峰，真要咬人，药都来不及找。”

阿贵脸色发青：“那怎么办？报警吧。”

“黄金龙不让。”我咬了咬牙，“他怕停工。你们先别声张，晚上别落单，尤其宿舍后面那片荒地，千万别过去。上厕所都结伴，听见没？”

他们俩连连点头，嘴里说着“娘欸”，像被人从脖子后面倒了一盆凉水。

可人多口杂，这种事哪瞒得住。到了傍晚，厂区里就开始乱，女工宿舍那边最明显，走廊里挤得满满当当，有人拿拖把顶门，有人把窗户用铁丝绑住，嘴里念叨“别来别来”。

晚上快七点，给食堂送菜的老李跑来找我，气喘吁吁，脸上一层汗。

“林哥，你快去看。”他抓着我袖子不放，“我那两条狼狗不见了。”

老李那两条狼狗我见过，凶得很，平时有人靠近菜地它们就扑，链子都拽得哗啦响。真要说“被偷”，我第一个不信。厂里谁敢偷那玩意儿？

我跟着老李绕到食堂后面，狗窝还在，铁链断成两截，断口不是锈断那种，是被硬生生挣断的。地上还有一条粗粗的拖痕，压得泥里都起了一道沟，一直拖到围墙的缺口那边。

更要命的是，那股腥味，浓得像把蛇放在锅里煮过。

我蹲下来，摸了摸那拖痕边缘，心里发冷。

“完了。”我说。

老李声音发抖：“怎么就完了？是不是跑了？”

我没回答他“跑了”还是“没跑”。我只知道，过山峰要是吃了那两条狗，短时间内会找地方盘着消化。可消化完之后呢？那才是最要命的。它会更大、更凶，也更敢靠近人。

第二天一早，厂里就有人收拾包袱跑了。十几个人，连工资都不要，直接走。剩下的也不是不怕，是没路可走。你怕，你回家种地？家里地早卖了；你怕，你换厂？身份证押着，介绍信没有。很多人就这么硬着头皮上班，走路贴墙根，上厕所得三五成群。

黄金龙为了“辟谣”，让保安拿着棍子在厂区巡一整天，还开广播骂我，说我造谣、煽动、破坏生产秩序。广播声音刺耳，车间里的人低头干活，没一个敢接话。可我看得出来，他们手在抖，眼神也总往角落瞟。

我心里窝着气，干脆把那一千五几乎全拿去买雄黄粉。药店老板看我提一大袋子出来，还笑：“老哥，你这是要抓蛇啊？”

我没笑得出来。雄黄这玩意儿对一些蛇有点用，但对过山峰这种级别的，说实话更多是心理安慰。不过能做点总比干等好。我把粉撒在宿舍门口、厕所周围、食堂后门，还有库房门缝。撒的时候那股粉尘呛得人直咳，可我不敢停。

黄金龙还故意卡我手续，说要我写检讨，说我“散布谣言扰乱秩序”，不写就不给我结清。摆明了恶心我，也摆明了把我拖在厂里当出气筒。

那天下午我回库房收拾最后一批东西，正弯腰装被褥，黄金龙又来了。他手里晃着一串车钥匙，像故意在我眼前晃钱。

“老林，想通了没？”他语气轻飘飘，“签个自愿离职，检讨写了，我马上给你办。要不你就耗着，耗到你一分钱拿不到。”

他把一份纸拍在木箱上，我瞄了一眼——自愿离职申请书，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本人自愿辞职，放弃补偿。

我抬起头，看他那张油光满面的脸，忽然就笑了。不是开心，是那种忍到尽头之后的冷笑。

“黄金龙，”我慢慢说，“山里老人讲，人做事别太绝。太绝了，报应来的时候，你躲都躲不掉。”

他像听到笑话，哈哈大笑：“我就信钱，不信报应。你还是先想想你下岗之后吃什么吧。”

他说完转身走了，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啪嗒啪嗒响，像在炫耀他脚下踩着谁的命。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第二天早上，黄金龙没来。到中午都没影，秘书电话打爆了也没人接。下午他老婆打来问，说一夜没回家。厂里开始慌了，保安去他办公室找，门锁着，窗帘拉着，里面安安静静。

再后来，警察来了。

两辆警车停在办公楼前，闪灯一闪一闪，像把厂区的脸照得更白。带队的是个老刑警，叫赵卫国，眼神很硬，站那儿不说话都压人。他问了一圈，最后把我叫过去。

“你是林武？”他翻着记录本，“昨天下午五点左右，你是最后一个见过黄金龙的人？”

我点头，把他来库房逼我签字那段话原原本本说了。

赵卫国听完没吭声，旁边一个年轻警察看我的眼神已经变了味，像在看一个“最有动机的人”。我心里一紧，但也只能站稳，不然你越慌越像。

警察开始搜厂，调监控。门口监控显示黄金龙的车还在停车场，从昨天下午到现在没出去。人没离开厂区，却不见了。

然后警犬来了。

狗一路嗅，嗅到库房那边时突然狂吠，对着我发现蛇皮的那个旧木柜疯了一样叫，尾巴夹得死紧。赵卫国立刻让人拔枪，叫我打开柜门。

我把柜门拉开，里面空空的，只有那股浓腥味钻得人脑仁疼。警犬还叫，但不敢往前。

我低声说：“这里有蛇。”

赵卫国看着柜子深处，又看了我一眼，忽然下令：“先把林武带回去。”

手铐扣上那一下，我整个人像被凉水浇透。不是疼，是屈辱——我明明一直想救人，结果先被当成凶手。

就在我被押出库房的时候，有个警察从办公楼跑来，手里举着证物袋，脸色发白：“队长，在黄金龙办公室发现这个。”

袋子里是一张被撕碎又勉强拼起来的纸，上面有血迹。赵卫国的脸当场沉了。我瞄到那血色，心里反而更乱：如果真是蛇咬人，现场不会这么干净；蛇吃东西更不可能留一张带血的纸在办公室里。这事不对劲，像有人故意摆出来。

我坐在警车后座，手铐勒得手腕生疼，车窗外的厂区往后退，天色一点点暗下来。我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阿强那天被拖走时回头的眼神——不是求饶，也不是单纯的恨，更像一条冷冰冰的东西在黑暗里盯你。

这时候，我腰间的寻呼机突然震得厉害。我费劲掏出来一看，屏幕上跳出一串数字，后面还有一句话：

“林叔，来晚了，他就剩这点东西了。”

那串数字不是电话号码，是坐标。是我们老家山里那种没人去的废矿洞位置，我小时候跟爷爷去处理“死蛇窝”、清理脏东西，记过一次。知道的人不多，阿强偏偏知道——他也是那片山里出来的。

我背上一阵发麻。不是因为“鬼”，是因为人。

我明白了：黄金龙八成不是被蛇弄没的，是被人弄没的。而现在，最容易被推上去顶罪的人，就是我。

到了派出所，赵卫国审我，一问就是几个小时。我咬死一件事：蛇确实在厂里，但黄金龙的失踪不一定是蛇干的。赵卫国不喜欢听这种“可能”，他要的是证据。可我也没法把寻呼机那条信息直接亮出来——那样只会让他们觉得我跟阿强有联系，越描越黑。

我熬了一夜，天快亮的时候，我跟赵卫国说：“厂后面东南方向，有个废弃矿洞，去看看。蛇也好，人也好，都可能在那里躲着。”

赵卫国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像在掂量我这句话到底是线索还是烟雾弹。最后他还是带队去了。

我被关在讯问室，墙上钟表滴答滴答，像在敲我的神经。一直到第二天中午，门开了，赵卫国走进来，眼睛布满血丝，但神情却像是终于抓到了重点。

他把手铐钥匙丢桌上：“你的嫌疑先放一边。”

我手抖着把手铐解开，手腕一圈青紫。

赵卫国把几张照片推过来：废矿洞通风井底下，有烧过的痕迹，烧得只剩一堆金属框架的车钥匙，还有一条被烧得发黑的皮带扣。更关键的是，有布料残片上提取到了黄金龙的血。

他吸了口烟，烟雾从鼻子里喷出来，声音压得很低：“我们查了阿强。他母亲三天前在老家医院去世了，没钱做手术。”

我听到这句，胸口像被人捶了一拳。三千块，黄金龙随便一个饭局就能花掉，可一个女人就因为三千块没了。

赵卫国又说：“阿强昨天下午买了去广西的火车票，今天早上七点那趟。我们去车站堵，没堵到人。”

我心里更沉：买票是障眼法。他没走。

我抬头看赵卫国：“他会寄钱回家。”

赵卫国一愣：“你怎么知道？”

“人到绝路才会杀人。”我说，“但杀完人，最怕的不是警察，是良心。他妈刚没，他不可能把钱花在自己身上。钱会寄回去，给他爹办后事，也当赎罪。”

赵卫国盯着我，半信半疑，但还是拨电话让人查汇款记录。不到一小时，结果出来：昨天下午五点半，有人用假名字往贵州某个偏远村账户汇了三万，收款人是阿强的父亲。

阿强被全国通缉。

厂区暂时封了几天，工人放假，大家在宿舍里坐着发呆。有人骂黄金龙活该，有人骂阿强冲动，还有人骂命苦。骂来骂去，最后都落到一句话：以后怎么办？工资还发不发？

一周后厂子撑不住了。供应商堵门要货款，客户撤订单，黄金龙老婆来闹，穿着貂皮戴金链子，哭一场骂一场，骂阿强是白眼狼，也骂我们工人没良心。可骂完之后，她一句“厂里破产清算”，把所有人的嘴都堵死了。

欠的工资、补偿金，眼看要打水漂。工人堵在厂门口吵，吵到后来嗓子都哑了，还是没人给一句准话。那种绝望跟蛇的腥味一样，黏在空气里，甩不掉。

就在这当口，赵卫国又找到我，脸色很不好：“阿强回来了。”

我脑袋嗡一下：“回厂里？”

“有人半夜在厂附近看见他影子。”赵卫国压低声音，“我们怀疑他藏在厂里，穷途末路，什么事都敢干。老林，你熟厂区，帮我们走一趟。”

说不怕是假的。我一个下岗的老头子，凭什么跟一个已经杀过人的年轻人对上？可我又不愿意躲。阿强走到这一步，固然有他自己的错，可黄金龙那种把人逼进死胡同的狠，也是真狠。事情到了这份上，不收住，会死更多人。

那天夜里，我们四个人进厂：我，赵卫国，还有两个年轻警察。厂区没灯，风吹过荒草，沙沙响得像有人在拖脚。我们打着手电，一点点摸到库房。

库房铁门虚掩着，缝里漏出一点黑。我刚推门，就听见里面“哗”一声，像有什么东西从高处滑过去。赵卫国立刻做手势，枪口抬起来。

我们往里走，地上突然“砰”一声，一个大麻袋从货架上砸下来，白粉炸开，呛得人睁不开眼。

“面粉！”有人咳得直弯腰。

下一秒，货架顶上响起阿强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刮铁：“再往前一步，我点火！”

我抬头，手电光晃过去，阿强蹲在最高的货架上，手里拿着打火机，火星一闪一闪。面粉粉尘在空气里飘着，那玩意儿真点着了，不是烧一片，是整个库房都会炸。

赵卫国低声骂了一句，立刻示意撤出去。我们退到门外，谁也不敢乱动。僵在那儿的时候，我听见自己心跳得像擂鼓。

赵卫国咬牙：“强攻不行，他真点火就同归于尽。”

我看着那黑洞洞的库房门，心里忽然明白：阿强不是要逃，他是要把这事彻底做绝。他回来，可能就没打算活着走。

“让我进去跟他谈。”我说。

赵卫国一把拉住我：“你疯了？他手里有火，情绪也不稳——”

“他信我。”我盯着赵卫国，“而且我不进去，他更不会放下那打火机。你们进去，他只会更快点火。”

赵卫国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点头：“有任何不对，立刻出来。”

我把身上能扯的都扯下来，外套也脱了，双手举着，慢慢走进库房。里面粉尘还没散，呛得我眼睛发酸。我没开手电，怕刺激他，只是站在中间，抬头冲上面喊：

“阿强，是我，林叔。”

他没说话，我能感觉到他盯着我。那种沉默比吼叫更吓人。

我放低声音：“你妈的事，我听说了。”

这句话一出口，上面传来一声压得很紧的抽泣，像他咬着牙不让自己哭出来。

我继续说：“那天在办公室，你跪着求他，他踹你。我看见了。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可你现在这样，真能把事情变好吗？”

阿强终于开口了，声音发抖：“他该死。”

“他是该死。”我没有替黄金龙说话，“可你杀了他，你能换回你妈吗？你爹能睡得着吗？你躲在这儿，外头那些工人就安全了吗？”

阿强喘得厉害，像一口气卡在嗓子眼。过了一会儿，他忽然说：“他骗我。”

我皱眉：“什么意思？”

阿强像被逼急了，把话一股脑倒出来：“他说找蛇给我五千，让我去库房搬货顺便找。我去了，他反悔了，还要叫保安打我。我跟他拉扯，他摔到货架上，后脑勺全是血……我吓疯了，我想叫人，他却抓着我裤腿，说要我坐牢，说要整死我。林叔，我那一瞬间脑子空的，我就……我就捂住他嘴——”

他说到这儿，彻底哭出来，哭得像个没地方躲的孩子。

我闭了闭眼，心里一阵酸。黄金龙到死都在用“整死你”吓人，结果真把人逼成鬼。

“你回来干什么？”我问。

阿强哽咽：“我不敢走。我一闭眼就梦见我妈在床上喊我……我想把钱留给我爹，可我也知道警察迟早找上门。林叔，我对不起你……我本来以为你走了，他们就会怀疑你，我也没办法，我慌得要命……”

他那句“对不起你”，像一根针扎在我心里。我终于明白那张带血的纸为啥会在黄金龙办公室——有人想把火引到我身上，好让自己多一点时间逃。

“阿强，”我叹口气，“放下打火机。出来。自首。你还有机会。”

“没机会了。”他声音突然变冷，“我出来就一辈子完了。”

我刚想再劝，他手里的打火机“咔哒”一下，火苗蹿出来，橙黄的一点，在白粉尘里像一根刺。

我浑身汗毛都立起来：“别点！”

那火光照亮他半张脸，也照亮我脚边一本厚厚的仓库账本。我脑子没时间想，身体先动了——我抬脚一踢，那账本带着风飞上去，正好砸在他手腕上。

阿强痛叫，打火机脱手往下掉。

赵卫国带人冲进来，强光手电一扫，枪口对准货架顶：“不许动！警察！”

我扑过去，在打火机落地前一把捞住，掌心全是冷汗。要是晚半秒，那东西掉地上弹一下，谁也说不准会不会擦出火星。

阿强被带下来时没反抗，整个人像泄了气。他经过我身边，低声说：“林叔，谢谢你。”

我没回答。不是不想，是喉咙像塞了东西。你说谢什么呢？谢我把你从死路里拽回来？可那条路，原本也不该有。

后面的事走了法律程序，阿强被判了无期。赵卫国说，考虑到他自首配合、还有被长期拖欠工资和母亲病亡的刺激，没有判死。听到这句，我心里没轻松，反而更沉。无期两个字，对一个二十岁的人来说，跟把一生掐断差不多。

厂子最后还是散了。黄金龙老婆把欠薪勉强结了一部分，剩下的就进了清算。工友们各自找出路，有人回老家，有人去别的厂，有人去工地。走的时候大家在厂门口抽烟，烟一根接一根，谁也没说什么漂亮话，只是互相点点头，像把这些年的苦都咽回肚子里。

我也走了。临走那天，我回库房看了一眼，墙角已经干了，蛇皮早被警察拿走做记录。那条过山峰后来也没人再见过，有人说它早跑了，有人说它还在荒地里盘着。其实它在不在，都没那么重要了——真正让人怕的，从来不是蛇，是人把人逼到没有退路的那股狠劲。

我背着包走出厂区，回头看了一眼那块掉漆的招牌。风吹过来，带着一点潮湿土腥味，我忽然想起小时候爷爷说的话：蛇蜕皮那阵子最凶，因为它要活下去。

人也是。被逼到只能“蜕皮”的时候，凶起来，比蛇还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