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台”：意象生成与景观塑造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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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黄金台”作为招贤纳士的经典文化符号，其形成是一个不断“层累”的过程。魏晋以前，文献中并无“黄金台”的记载，魏晋至隋唐时期，文人糅合战国时期的招贤事迹，构建出理想的“黄金台”意象，并随着唐代文学的传播深入人心。经过千年积淀，“黄金台”的文化意义超越了招贤功能，演变为人才理想、家国情怀与地方意识的复合载体，在今北京、河北易县、定兴等地形成多处黄金台景观。黄金台景观的塑造，既受燕国历史地理的影响，亦与后世政治需求、地方记忆密切相关，成为涵盖帝王士绅、地方精英、普通民众的集体记忆。其“在地化”与“实体化”的过程，提供了一个观察文化符号具象化的经典案例。

关键词：

“黄金台”；意象生成；景观塑造

引言

“黄金台”有着鲜明的意象，象征着君王对贤才的渴望与重用。古代文人大多对“黄金台”情有独钟，从南北朝直至清代吟咏不绝，“黄金台”成为既有史实依据又融入了美好想象的经典意象。

“黄金台”和“黄金台”现象的出现是经过后世文人的加工和想象的。宋代周密《〈史记〉无燕昭筑台事》中就提出“《史记》止云：‘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初无‘台’字”。明代刘侗《帝京景物略》：“黄金台名，后人拟名也。其地，后人拟地也。”不过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对黄金台位置的争论，关于“黄金台”意象的形成过程与构成要素的研究并不多，对其多地分布的原因的讨论也不够充分。

一、从“筑宫”“筑台”到“黄金台”

战国时期，燕昭王为复兴燕国，求贤若渴。传说他筑黄金台，置千金其上，以招揽天下贤才。不过查诸早期史书，燕昭王招贤的史实可以确认，但其中并没有关于燕昭王筑黄金台的记载。“黄金台”意象的形成，是战国至隋唐近千年不断“层累”建构的结果。

“黄金台”的原型，一般认为是燕昭王为贤士郭隗所筑宫殿，也与战国时期崇尚“千金”之风、以金取信的历史元素有关。《战国策》记载燕国贤士郭隗向燕昭王进谏招贤之法：“今王诚欲致士，先从隗始；隗且见事，况贤于隗者乎？岂远千里哉？”于是，“昭王为隗筑宫而师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凑燕”。《史记·燕召公世家》载：“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远千里哉!’于是昭王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战国策》记载燕昭王为表示对贤才的重视，为郭隗“筑宫”，可能是专门为郭隗新筑宫殿，待之以师礼；《史记》记为“改筑宫”，或是对原有宫殿改筑，同样待之以师礼。细节虽有差异，但总体都是“筑宫”，与后世“黄金台”故事相差甚远。

经过代代流传，到东汉时“黄金台”故事完成了从“筑宫”到“筑台”的演变。汉末孔融《与曹公论盛孝章书》：“昭王筑台以尊郭隗。隗虽小才，而逢大遇，竟能发明主之至心。故乐毅自魏往，剧辛自赵往，邹衍自齐往。”此处提到燕昭王筑台，但没有“黄金”二字。

实际上，“筑宫”与“筑台”并无本质区别。《尔雅·释宫》：“四方而高曰台。”先秦至两汉，高台建筑是礼制要求和身份地位的象征，大型重要建筑多采用高台建筑的形式。如刘向《新序·刺奢》：“纣为鹿台，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临望云雨。”董仲舒《春秋繁露》：“鲁庄筑台，丹楹刻桷。”先秦至两汉出现了大量名台，如先秦赵国之丛台、楚国之章华台，汉代之灵台、铜雀台等。

南北朝时，“黄金台”的细节日益完善。任昉所著《述异记》记载：“燕昭王为郭隗筑台，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为贤士台，亦谓之招贤台。”比任昉稍晚的郦道元《水经注》中有“金台”记载。《水经注·易水》记载燕下都有金台陂，“东西六七里，南北五里”，陂北十余步有“金台”，“东西八十许步，南北如减”。北有小金台，小金台北又有兰马台，这几处高台“悉高数丈，秀峙相对。翼台左右，水流径通”。高台之上，“长庑广宇，周旋被浦，栋堵咸沦，柱础尚存”。就是说这几处高台当年是有宽敞宏丽的殿宇建筑的，经过数百年风吹日晒雨淋，如今这些殿宇的栋梁和墙壁都不在了，但是柱础尚存。

这一时期，可能已经流传着“黄金台”的传说。南朝诗人鲍照比任昉、郦道元生活的时代要早，他是目前公认文学史上第一个吟咏“黄金台”的诗人。鲍照出身寒微，很想为国家建功立业，但在讲究门阀士族的时代，出身寒门较难有出头之日，由于怀才不遇，就常常借物、借史咏怀。他在《放歌行》中咏道：“夷世不可逢，贤君信爱才。明虑自天断，不受外嫌猜。一言分珪爵，片善辞草莱。岂伊白璧赐，将起黄金台。”这是目前文献中所见“黄金台”第一次在诗歌中出现。“岂伊白璧赐”是用典，“虞卿说赵孝成王，一见赐黄金百镒，白璧一双”。“黄金台”与之对仗，自然也是用典。前述任昉、郦道元的记载，比鲍照要晚，并未提及“黄金台”之说，可见南北朝时即便“黄金台”意象已经建立，也还没有广为传播。

从现存记载来看，“黄金台”故事真正完成建构并为文人普遍接受，是在隋唐时期。《上谷郡图经》是目前所见最早完整记录“黄金台”故事的史籍，原书已佚。唐人给鲍照《放歌行》“黄金台”作注时，曾引用《上谷郡图经》之语：“黄金台，易水东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于台上，以延天下之士”。这就是后世普遍接受的经典“黄金台”故事。《上谷郡图经》的成书时代，一般认为是隋朝，可见“黄金台”故事真正成型，应该在隋朝。更为重要的是，隋代图经的编纂被纳入官修轨道。《上谷郡图经》中对“黄金台”故事的引用，表明这一典故已经完成了由文人想象向官方叙事的转型，从此成为一段信而有征的历史典故。

这一故事，以燕昭王为郭隗“筑台”为招贤表率的原始记载为基础。郭隗为燕昭王所讲的千金买马骨的故事，则将筑台与千金联系在一起。《战国策》记载郭隗向燕昭王进谏：

臣闻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于君曰：“请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马，马已死，买其首五百金，反以报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马，安事死马而捐五百金？”涓人对曰：“死马且买之五百金，况生马乎？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马今至矣。”于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马至者三。

在郭隗讲完千金买马骨的故事之后，紧跟着的记载就是燕昭王为郭隗筑宫（筑台）等行为，以彰显招贤决心。昭王为郭隗筑台，虽有示范表率作用，但毕竟还是针对郭隗个人，无法满足后世士人对“悬爵待士，唯有才者得之”的想象。于是战国后期又一个经典故事情节被杂糅到昭王纳贤的故事中。

《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战国后期春申君等四君子礼贤下士，网罗人才：

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吕不韦“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的做法，虽满足了士人对招贤的想象，但他以商人出身，进行政治投机，且私德有亏，并非正面人物，更不是君王，与后世士人“忠君报国”的道德准则相抵牾。其招贤后的故事，与燕昭王击败强齐雪耻的传奇故事相比黯然失色，也不符合士人对纵横捭阖、经邦纬国能力的期许，于是吕不韦招贤的故事自然“嫁接”给燕昭王更合适。

这样，“黄金台”故事以昭王筑宫为原型，以郭隗所讲的千金买马骨的故事为纽带，结合吕不韦“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的细节做法，构建出“燕昭王置千金于台上，以延天下之士”的故事，满足了后世士人对于君王重贤、风云相济、成就不朽功业的美好想象。

到了唐代，“黄金台”在众多历史典故中脱颖而出。盛唐士人多有强烈的功名心，敢作公卿之想。这些诗人只要觉得仕途与自身文才不匹配，自己的政治抱负无法实现，便有仕途不顺的感慨。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招贤纳才象征的“黄金台”在唐诗中大量出现，成为唐代文学中的经典意象。万岁通天元年（696），陈子昂北上幽州，在《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中两次使用“黄金台”意象，“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隗君亦何幸，遂起黄金台”，开创了唐代诗歌引用“黄金台”的先河。“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作为“唐之诗祖”和“一代文宗”，陈子昂在《蓟丘览古》《登幽州台歌》中对“黄金台”典故明确且系统的使用，激发了后世文人追忆“黄金台”故事与借古抒怀的传统。此后士人多借“黄金台”表达对贤明君主、君臣相济的渴慕，对自身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愤懑，如李白“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李贺“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罗隐“浮世近来轻骏骨，高台何处有黄金”，等等。

“黄金台”意象生成后，后世文人士大夫追捧其意象，并对区域历史景观进行塑造，形成了众多黄金台景观，实现了“黄金台”的“在地化”与“实体化”。

二、“明君贤臣”的双向政治表达：都城黄金台景观

按照前述任昉《述异记》记载：“燕昭王为郭隗筑台，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述异记》影响颇大，唐代以后围绕北京分布的黄金台多因此而建。光绪《顺天府志》记载：“史记，昭王为郭隗改筑宫而师事之，不言筑台。后汉孔融论盛宪书，始云昭王筑台以事郭隗，然亦无所谓黄金台。郦道元水经注、文选李善注引王隐晋书、隋上谷图经，始有黄金台之名，然皆在今易州。惟述异记谓台在幽州，后人缘此以筑耳。”

唐代“黄金台”实体塑造中，蓟城西北蓟丘首先被陈子昂附会为“黄金台”所在。高适也有“题诗碣石馆，纵酒燕王台”的经历，这里燕王台指的应该就是蓟丘。晚唐诗人汪遵《燕台》讲到黄金台与蓟城的位置关系，“礼士招贤万古名，高台依旧对燕城”，正符合蓟丘与蓟城的位置关系。可见蓟丘被视作黄金台，并非陈子昂个人行为，而是当时比较流行的观点。

唐代蓟城“黄金台”还属于附会，到了金元时期，北京由燕国故都、幽燕重镇上升为王朝的都城、“天下之中”。金代海陵王迁都北京，强调“不若徙燕，以应天地之中”，“顾此析津之分，实惟舆地之中”。为了彰显“招贤”风度，体现都城的文化中心地位，统治者开始有意识地在京城修筑“黄金台”，以满足“天子脚下招贤纳士”的政治隐喻，“黄金台”成为“明君贤臣”的鲜明政治符号。

对于文人士大夫来说，“黄金台”是其积极入世、治国平天下的象征。历代士人对于“黄金台”的不断吟咏，或是渴望明主赏识，建功立业，或是抒发怀才不遇的愤懑。都城黄金台景观，对于怀揣济世报国之志的文人士子，有着强烈的仪式感。如：李东阳《金台夕照》“往事虚传郭隗宫，荒台半倚夕阳中。回光寂寂千山敛，落影萧萧万树空。飞鸟乱随天上下，归人竞指路西东。黄金莫问招贤地，一代衣冠此会同”；唐时升《金台夕照》“千山紫翠远氤氲，车马纷纷带夕曛。圣代只今求国士，不知谁是望诸君”；何绍基《作时应秋试至都》“黄金台下骏马骨，待君拾取从荒榛”；嵇曾筠《金台夕照》“莫羡燕昭筑此台，贤关圣代喜频开。徒闻骏骨千金售，争及鸿儒万国来”。在科举仕途不如意时，“黄金台”则成为倾诉愁苦、寻求慰藉之地，如“燕台空骏骨，汉宫摈朱颜”（张时彻《君房下第归至》），“山风吹人难久住，明年候子黄金台”（顾清《戊辰子南下第归为书其扇》），等等。

在“明君贤臣”的双向政治表达中，都城黄金台景观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自金代以来，北京城虽历经多次改朝换代，城址也发生过变化，黄金台景观也随之而变，但始终是都城的标志性景观，“至于燕京，上黄金台，睹宫阙之宏壮”。

金元时期，都城中可考的黄金台有两处。元代诗人纳新《黄金台》诗中写道：“落日燕城下，高台草树秋。千金何足惜，一士固难求。沧海谁青眼，空山尽白头。还怜易河水，今古只东流”，诗注中提到黄金台的位置是“大悲阁东南隗台坊内”。隗台坊应该是得名于昭王为郭隗筑台。此黄金台在何处呢？据《宸垣识略》记载：“金台在大悲阁东南隗台坊内，其地约今白纸坊，殆金所筑也。”李文辉考证认为，金代所筑这处黄金台应该在今法源寺北，教子胡同附近。除隗台坊黄金台外，金元时期奉先坊内亦有黄金台。《析津志辑佚》：“燕台，在南城奉先坊元福寺内。十五年前木庵英长老有诗：于期已死不复返，空有层台壮古燕之句。此台乃后人创置，以惑于时者，不过慕名而已。”

明清时期，黄金台景观所体现的“明君贤臣”的政治文化符号，与北京作为王朝都城的地位极为契合。明清帝王为彰显“重才”姿态，不断强化黄金台在都城景观体系中的地位，“都人士偏乐引为燕京古迹者，盖礼贤下士乃人君之盛轨······台在而名传，台不在而名亦传。且附近乎台者，可以台称；即远望乎台者，亦可以台称”，都城及周边同时出现了众多“黄金台”与“金台夕照”景观。

朝阳门外黄金台，《长安客话》记载：“出朝阳门循濠而南，至东南角，岿然一土阜是也。日薄崦嵫，茫茫落落，吊古之士，登斯台者，辄低回睠顾，有千秋灵气之想。京师八景有曰‘金台夕照’，即此。”

永定门是明清北京外城的正门，也是从南部出入京城的通衢关口。永定门外辽金时为燕台乡，琉璃井东街又恰有郭公庄。“燕台”“郭公”被认为与黄金台和郭隗有关，遂永定门外三里许的土阜被视为“黄金台”所在。《宸垣识略》：“金台在永定门外东南三里许，岿然土阜，有亭勒御书金台夕照四字，为燕京八景之一。”清代朝鲜来京使者亦记载：“黄金台，在顺天府永定门外。”

除城门及官道附近黄金台外，明清时期北京城内亦有黄金台分布。

明初，金人所筑隗台坊黄金台在文献中仍有记载。“昔燕昭王尊郭隗，筑宫而师事之。置千金于台上，以延天下士，遂以得名。其后金人慕其好贤之名，亦建此台，今在旧城内。后之游者，往往极目于斜阳古木之中，徘徊留憩，以寄其遐思，故曰‘金台夕照’。”这“旧城内”黄金台即指隗台坊黄金台。

广渠门内夕照寺，因寺名“夕照”，被附会为“金台夕照”所在。《宸垣识略》载：“夕照寺在万柳堂西北，创建年月无考。或云：燕京八景有金台夕照，此寺之所由名也。”清代道光年间朝鲜使者《金台寺记》载：“自万柳塘西行里许有金台寺。金台夕照为燕都八景之一，故或称夕照寺云······或云黄金台即此地，故因旧墟而建寺。”按照民国《北平旅行指南》记载：“寺僧言及该寺建于明万历年间。庙前有土台，名黄金台，高可五丈，传为燕王隗筑台拜乐毅为将遗址。庙前有河，每届夏日，绿漪满塘，弱柳修列，舟可以泛行。际夕阳衔山之时，登台一望，则翠盖十里，远山映辉。故有金台夕照之名。”

清朝至民国时期，与“黄金台”相关的景观，还有“金台书院”，在前门外晓市大街路北。此地原为洪承畴之赐园。清康熙年间，设大兴义学于此，名首善义学。至乾隆十五年（1750）始改名金台书院，“当时肄业之盛，为京师首”。《北平旅行指南》记载：“或谓该地，亦为燕京八景之一：‘金台夕照’。”此外，东城灯市口东口外路北，旧有二郎庙一座，闻该处即内城“金台夕照”。

在都城众多黄金台景观中，朝阳门东南的黄金台凭借鲜明的政治象征与优越的地理位置逐渐脱颖而出，最终在清乾隆时期成为钦定“燕京八景”之一。

金章宗时期，金章宗完颜璟将燕京的八处景观名胜选定为燕京八景。燕京八景自金元时期产生以来，至明清历经数次改朝换代，名称和排序都有较大改易。元明之时，八景有着不同的版本，其中“金台夕照”与“道陵夕照”竞争激烈，如元代《群书通要》记载八景有“道陵夕照”而无“金台夕照”，明代《大明一统志》则有“金台夕照”而无“道陵夕照”，《夜航船》则仍记“道陵夕照”而无“金台夕照”。直到清代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皇帝重定“燕山八景”（即“燕京八景”），“金台夕照”的地位才彻底稳固。乾隆帝重定“燕山八景”，体现了皇权对景观体系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政治意涵。

朝阳门外黄金台之所以能够取代金元时期隗台坊、奉先坊黄金台，在明清时期永定门外、广渠门内等众多黄金台中脱颖而出，也与北京交通体系的变化有关。

侯仁之先生认为，北京早期城市的起源与太行山东麓大道密切相关。金代隗台坊、奉先坊黄金台，位于今北京老城西南，体现的是原有陆路交通——太行山东麓大道的影响。经过金元两朝的经营，明清时期北京的地位日益稳固，以其为中心的政治与经济地缘结构日趋完善，以北京为目的地的全国性水运网络形成。京杭大运河与京师北京构成的经济系统，是最重要的王朝支撑体系之一。元明清三代，朝阳门是北京东部非常重要的城门，离京南去的官员士绅，或是南方士子入京科考朝觐，往往在朝阳门经停，“商贾行旅，梯山航海而至者，车毂织络，相望于道”，成为攸关京师生计的“东门孔道”。

交通便捷的朝阳门外，成为黄金台景观的“理想选址”，“黄金台······今朝阳门东南岿然土阜，好事者即以实之。所传古迹，大率类是”。阿莱达·阿斯曼提到，回忆风景的文本只有那些已经了解其内容的人才能够读懂，这是一种追念的阅读，而不是信息性的阅读，“回忆将在记忆的维度里重新唤醒被时间撕裂和消灭的东西，并且把它们组合在一起，使之获得生命”。中国古代文人对待景观的普遍态度是重意而不重形，不纠结于史地考辨。他们注重的是从物境到情境再到意境的精神升华过程，是借景物抒发感情、寄寓理想的自我重塑过程。在景观的塑造过程中，追求的是“意”，“其意在，则董仲舒之蔬圃也，袁广汉之北山也，王摩诘之辋川廿景，杜少陵之空庭独树也，皆园也，无以异也。不得者，且为荡丘，为聚血，为哄市，为棘圄，为斜阳荒草、狐嘷蛇啸之区”。

总之，以都城为中心的黄金台景观塑造，往往是因为统治者希望借助这一景观将招贤意象纳入都城空间，彰显知人善任的好贤之风。正如乾隆皇帝《金台夕照》诗所言：“九龙妙笔写空濛，疑似荒基西或东。要在好贤传以久，何妨存古托其中。”文人士子借“黄金台”这一都城色彩鲜明的政治符号，或抒发入世雄心，或感慨怀才不遇，或安慰友人。在“明君贤臣”的双向政治表达中，朝阳门外黄金台成为清代北京城标志性景观之一，强化了北京城的政治与文化中心地位。

三、地方记忆的演绎与强化：畿辅地区黄金台

除了北京城拥有多座黄金台外，北京周边地区黄金台的分布更为广泛。易县、定兴、满城、固安等地，均有黄金台分布，其景观形成过程中，地方认同与地方记忆的塑造发挥着关键作用。

（一）燕都记忆：易水流域黄金台景观的形成

受《水经注》《上谷郡图经》影响，易水流域黄金台呈现集中分布的特点，包括易县燕下都、定兴北章村、定兴金台陈村等。众多黄金台的分布，体现了地方士绅与普通民众共同参与地方景观文化塑造与强化的过程。

明清方志对易县燕下都黄金台多有记载。如光绪《畿辅通志》记载：“黄金台，在易州东南十八里。”民国《易县志稿》认为燕下都黄金台的具体位置在今易县武阳台，“今考黄金台，即郦注之招贤台，《寰宇记》之东金台，距县东南三十里，在今定兴县界，旁有燕昭王庙。而《述异记》所云在燕王故城中之金台，则为《水经注》所云之小金台，距县十五里，今称武阳台，以在武阳城中而名之”。在燕下都考古过程中，考古工作者在燕下都张公台南侧发现一处古湖泊遗迹，堆积有流砂、淤泥和黑胶泥土，有人推测是《水经注》中“金台陂”所在，由此推断“张公台附近的地下夯土台基即为历史上的黄金台”。

明清时期定兴县有“金台夕照”，为定兴八景之一，“每到夕阳欲下，衰草含秋，对古人胜迹，把酒问天，自然心高志旷，慷慨悲歌。欲起前贤而揖之也，其留连何极矣”。关于定兴黄金台的具体位置，自明代以来一直存在北章村和金台陈村两种观点。

北章村黄金台，在今定兴县城西南高里乡北章村，明代属平堈社。弘治《保定郡志》记载：“黄金台，郡治正北一百三十里，属定兴县平堈社（按：今平堽村）。按《通鉴》：七国时燕昭王卑身厚币以招贤者，问于郭隗。隗言：必欲致士先从隗始。于是王乃筑台而师事之。旧《图经》云：昭王置千金于台上，以延天下士，遂以名台。”康熙《定兴县志》记载：“黄金台，燕昭王筑，礼郭隗以致士。乐毅、剧辛先后至。故址在县西三十里北章村。年华旷邈，风雨崩摧，于此愈彰深古，触人远怀。······在陈村者，形稍亚。旧名燕王台，庙祀昭王，以郭（隗）、乐（毅）配食。”乾隆《定兴县志》记载与之类似。光绪《定兴县志》记载：“金台禅院在北章，即兴隆寺黄金台故址。”

金台陈村黄金台，遗址位于村东南部，原有昭王殿、招贤馆、钟鼓楼等建筑。明代隆庆万历年间已经见于记载。万历《保定府志》载：“黄金台在定兴县西北，燕昭王筑，或云郭隗台。今传亦谓大台为乐毅台，其南小台为郭隗台。······时疑在陈村者亦是。”乾隆《定兴县志》收录《燕昭王庙碑》载：“邑故有黄金台，由燕昭王感黄金骏骨之言筑宫，师郭先生隗，士争趋燕。”明代曾于正德二年（1507）、万历二十七年（1599）、崇祯十二年（1639）重修昭王殿。崇祯十二年（1639）重修碑尚存，上刻有“黄金台，燕昭王拜郭隗而建，其谋略也大，其心志也深，其立业远”。1997年出版的《定兴县志》中，关于定兴县黄金台的位置，采用了金台陈村的说法，“黄金台亦称招贤台，位于高里乡陈村西南隅，是战国燕昭王为延请天下士而筑”。

此外，清代典籍中，曾记载安肃（今徐水）也有黄金台分布。嘉庆《大清一统志》记载：“都城、定兴、安肃、满城及易州皆载有黄金台。”光绪《畿辅通志》载：“今都城及定兴、安肃皆有黄金台。”不过，在乾隆《安肃县志》以及民国《徐水县新志》中，未见黄金台相关记载。

为何易水流域出现诸多黄金台？鲜明的意象与模糊的原型，为黄金台景观的塑造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前文已述，唐人李善给鲍照《放歌行》中的“黄金台”作注时，引用隋代《上谷郡图经》之语：“黄金台，易水东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于台上，以延天下之士。”《上谷郡图经》关于黄金台位置的记载，被唐宋及此后各类典籍引用，如唐代《文选》《河东集》、宋代《杜工部草堂诗笺》《诗话总龟》《玉海》、元代《翰墨全书》《群书通要》等。实际上，《上谷郡图经》对黄金台的记载相当模糊。“易水”作为一条典型的北方河流，有着多徙善变的特点。其“东南十八里”的位置并不确定。凡位于“易水东南十八里”的古老高台，都有可能被视作“黄金台”。如明代钟芳《登黄金台记》认为易县黄金台，“据《图经》得名耳”。民国《定兴县新征志料》亦认为该县黄金台，“据《图经》得名耳，现土阜高数丈，仅存址而已”。可见，这两处黄金台是因为在易水东南十八里，与《上谷郡图经》记载的黄金台位置吻合，所以被称为“黄金台”，是先有文献记载，后有“黄金台”之名。

嘉庆《大清一统志》曾解释易水流域众多黄金台出现的原因，认为“或当时昭王延访心切，置台原不一其处”。笔者推测，围绕燕下都分布的多处黄金台，包括金台陈村、北章村等地，很有可能是围绕燕下都分布的烽燧遗址。战国时期燕国防御齐、赵，筑燕南长城，从今河北易县西南起，穿过北易水，沿南易水向东，经过汾门（今保定市徐水区西北），再沿着南易水和滱水（今大清河）走向东南。考古工作者在今河北易县、徐水、安新、文安、雄县、大城以及子牙河西岸都发现有长城遗址。此外，在大城、文安两县燕南长城沿线还发现多个烽燧遗址。金台陈村、北章村的烽燧在废弃之后，历经历史沧桑，原本面貌模糊不清，只剩突出地面的高台。其大致位于“易水东南十八里”的位置与遍地的战国遗物，为后世留下想象空间，于是被附会为“黄金台”所在。

地方记忆的强化与地域认同的建构，是易水流域黄金台景观塑造的直接动力。作为地方记忆书写的重要文本，明清方志的编纂常由地方士绅完成。在地方知识精英眼中，战国时的燕下都为易水流域的“高光时刻”，为地方文化打上了鲜明的历史标签。对这一历史记忆的强化，是表达地方文化意识、构建地方认同的重要选择。如弘治《易州志》编纂者记载易县：“燕故都，形胜之擅，厥维旧矣。然昔人谓之天府，亦一都会”；乾隆《定兴县志》编纂者认为定兴“实古燕赵之名区”，“如名胜督亢、金台、易水、拒马河之类，如名宦名贤乐毅、郭隗、高渐离、祖逖之辈，皆灼灼震耀人耳目者。使其略载于史册而其详未登于邑志，顾令山川风土人物之精英，埋没于郊草村烟、明沙濯浪中，岂非贤士大夫之过欤”。

从传播的角度看，地方记忆在方志中被演绎与强化后，需要借助鲜明的符号与实体化的景观进行表达，从而赋予“文本历史”更为强大的生命力。段义孚《恋地情结》中提出：“恋地情结里有一项很重要的元素就是恋旧······为了强化忠诚感，人们建起有纪念性的景观，让后人可以看见历史。”将“黄金台”在地化与景观化，以“黄金台”作为易水流域燕都历史的重要承载者，成为强化地方认同的理想选择。

明清以来数百年的历史也证明“黄金台”深度参与了地方记忆，在明清以来数百年的演进中，大兴、定兴、易县等地均有“黄金台”民间故事的流传。定兴县《黄金台传说》还被列入河北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尽管此后多地“黄金台”之说逐渐得到澄清，“黄金台”原型不在当地，但经过数百年积淀，“黄金台”也成为当地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民国《固安县志》编纂者认为：“按易水、金台均在今易县。《水经注》所谓固安者，即北魏之固安，今易县东南境。金台市骏为十景之一。燕京八景亦有金台夕照之称。然金台虽非在我县境，而古今先贤遗著不忍抛弃，姑置之以备参考。”

近年来在地方文化认同与文旅发展等因素的驱动下，北京及周边地区有“黄金台”记载的朝阳、大兴、易县、定兴、固安等地，不断强化“黄金台”记忆，出现了一些新的“黄金台”景观，如北京朝阳金台夕照站、易县燕都古城“黄金台”复原景观、河北定兴黄金台博物馆、固安文博馆“黄金台招贤”历史场景等。

（二）地名漂移、地名联想与景观塑造：固安等地黄金台

历史时期地名漂移带来的历史景观重塑，是黄金台多地分布的另一重要原因，其中以今固安黄金台的形成为典型。

固安黄金台位于县域北部的东、西坨头村附近。康熙《固安县志》记载：“黄金台，燕昭王于易水东南筑黄金台以延天下士。后人慕其好贤之名，亦筑台于此。又《水经注》有云：固安有黄金台。”金台市骏为明清时期固安十景之一，邑人秦士奇曾为十景作诗，其《金台市骏》写道：“离离台畔草如烟，感慨当年思惘然。白骨侠传犹郭隗，黄金价重忆昭燕。骅骝已遂边尘暗，苜蓿空随战血芊。一望台高双眼泪，絷维空负主恩偏。”

固安黄金台景观的塑造，文献依据于郦道元《水经注》对“故安”金台的记载。《水经注·易水注》记载易水分支濡水（今河北易县西北之北易水）：“屈而东转，又分为二渎。一水迳故安城西，侧城南注易水，夹塘崇峻，邃岸高深。左右百步，有二钓台，参差交峙，迢递相望，更为佳观矣。其一水东出注金台陂，陂东西六七里，南北五里，侧陂西北有钓台高丈余，方可四十步，陂北十余步有金台。”这一记载是后世寻找“黄金台”的关键文献。宋代《齐东野语》、明代《帝京景物略》《三才图会》《图书编》、清代《天下郡国利病书》《历代诗话》以及明清各版本的《固安县志》中均有引用。但后世“固安”与郦道元所载“故安”位置有着巨大差异。

郦道元《水经注》所载“故安”，为汉代所设之“故安”，治所在今易县高陌乡贯城村附近，“贯”即为“故安”的连读。北魏时，故安县之“故”改为“固”，属幽州范阳郡。北齐天保七年（556）大规模省并州县，废固安县。隋开皇十六年（596）在原固安县置易县。原位于易水流域的“固安县”地名向东北方向迁移至今永定河流域，以汉代废方城县旧境置固安县，治所仍在原方城故城。《太平寰宇志》记载：“固安县，本汉方城县地，属广阳国。隋开皇九年自今易州涞水县移固安县于此，属幽州。取汉固安县以为名。”为附会《水经注》“固安县有黄金台”的记载，永定河南岸、东西坨村北面高地，被附会为“黄金台”所在，“燕昭王筑黄金台在易水。后人慕之，亦筑于此”。

由地名引发的联想，也是各地黄金台景观形成的重要原因。地名学理论认为，地名往往会从词的惯用意义联想抽象出来，建立起个性联想，并“附加”到一定的事物上。今大兴区礼贤镇，元明时期曾名里险社、李贤社。清设礼贤镇。以镇名“礼贤”，遂与燕昭王礼贤相联系，被附会是“黄金台”所在。民国《固安县志》记载：“黄金台，旧志云在大兴东南，今名礼贤镇。”礼贤镇西原有一黄土高阜，《大兴县地名志》记载“相传高阜为春秋时燕昭王招贤纳士所建，后人称为‘黄金台’”。与之类似的还有满城黄金台。满城黄金台位于贤台村，明清时期“贤台夕照”为满城八景之一。民国《满城县志略》载：“贤台，在县东二十里贤台村。昔燕昭王筑台，置千金于其上，以延天下士。高二丈余，周围阔六十步。巍然特立，一名黄金台······县八景之一所谓‘贤台夕照’是也。”

结语

文化生产形塑现实，而非仅仅是模仿现实。“黄金台”作为一种“象征性风景”（landscape of symbols），突出的是其意境和对历史的追慕。作为战国时期燕昭王招贤纳士的文化符号，其文化意义超越了招贤功能，成为人才理想、家国情怀与历史记忆的复合载体。

“黄金台”故事既与燕昭王纳贤相关，其地域范围自然应在战国时期的燕国，且应发生在燕国统治核心区。因此，燕国最重要的两大政治中心——燕都蓟城与燕下都，成为后世寻找“黄金台”最主要的区域。金元以后，北京成为都城，“黄金台”所具有的“明君贤臣”的政治符号，与都城地位相契合。历代帝王为彰显“重才”姿态，在都城景观体系中不断强化黄金台的位置。对各地进京的士子而言，“黄金台”是他们怀揣经邦纬国之志、积极入世、治国平天下的精神寄托。在“明君贤臣”的双向政治表达中，都城黄金台景观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出现了众多实体景观。其中，朝阳门外黄金台凭借临近都城“东门孔道”的优越位置，成为乾隆帝钦定的“金台夕照”所在，也折射出大运河系统对明清北京城交通体系的重要作用。

河北易县、定兴县等易水流域的黄金台景观是地方记忆不断演绎与强化的结果。《上谷郡图经》关于黄金台“易水东南十八里”的模糊记载，使易水东南出现多处黄金台。明清以来易县、定兴等地方知识精英通过方志编纂不断强化当地的“黄金台”记忆，塑造黄金台景观。通过实体的黄金台景观，普通民众也接受并认同了当地的“黄金台”故事。于是“黄金台”成为易县、定兴等地的集体记忆。地名漂移也是黄金台景观塑造的重要因素。隋代固安县由易水流域东北迁移至今永定河流域，“黄金台”历史也随之转移并在当地寻找新的承载实体。此外，由“礼贤”“贤台”等地名引发的联想，也是各地黄金台景观形成的重要原因。

总之，历史时期“黄金台”的景观塑造，是文化想象、历史记忆、政治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遍及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黄金台，虽是后人托古之作，但鲜明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生生不息的求贤好贤、知人善任的精神，反映了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叙事中的整合、传承与再塑。

作者：王洪波

选稿：耿 曈

编辑：汪鸿琴

校对：杜佳玲

审订：汪依婷

责编：宋柄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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